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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社会学的现代化理念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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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逻辑起点:“第四种国家”

第一类国家工业发达,农产品大都不能维持本国人生活,以工业产品销售利润从他国购进粮食。第二类国家从事农业者虽少,但农产品不仅可以自给,且有盈余可供出售,其生活方式令人羡慕,农业生产大都采用机器,农场面积很大,生产效率极高。譬如美国,从事农业者1000万人左右,但1926年所产小麦占世界小麦总量的22.8%,玉米占60.9%,棉花占62.2%。吴景超认为,没有哪个国家的生活程度可与美国相颉颃媲美,一是因为美国人—地比例适中,二是因其职业中构成“甚为得法”,故而能够做到农业既足自给,工业也很发达。各业民众彼此交易货品与服务,生活程度因而得到普遍提高。在他看来,俄国存在的问题不在于人—地比例之不当,而在职业构成不合理,也就是农民太多,尤其是在“五年计划”以前,俄国农业与美国的最大差别在于机械化水平太低。贫穷系第四类国家之共同特点,“他们主要的谋生方法,既然是农业,但以国内人口繁密的缘故,所以每家分得的农场平均便不很大。他们辛辛苦苦,靠自己的劳力,在农场上做工,一年的收入,最多只有做到温饱两字。一遇凶年及灾乱,便有冻馁之忧。他们的收入既然不多,所以除却衣食住的消费之外,便没有别种享用可言。他们终年碌碌,所为何来,无非为自己要吃饭,一家人要吃饭而已。吃饭这一件事,在生活程度高的国家,虽然也占一个重要的位置,但他们除去吃饭之外,还有别种享乐。”在吴景超看来,第二类国家人口密度与职业构成堪称典范,第一类国家人口密度和第三类国家职业构成需要努力改进,第四类国家人口密度与职业构成均需改良。中国既然属于第四类国家,所以中国问题最难应对,对于改良工作亦当特别努力。吴景超曾将其单篇论文结集出版,以首篇论文“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作为书名。他在该书“自序”中声称,“第四种国家的出路”是“全书的要义”,其他内容“不过发挥这些要义”。因此,中国人口密度与职业构成,显然系其现代化思想的逻辑起点和历史基点。

二、路径选择: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都市化

(一)农业现代化:制度、技术、人口

人口密度高,农民比例亦较高,中国现代化自当关注农业。据吴景超分析,中国农民之所以生计困难,要因不外六端,即:农场太小、生产方法落后、交通不便、副业衰落以及遭受奸商剥削和子女剥削。针对农村普遍破产的历史境况,他认为实现乡村现代化需从制度、技术和人口三大维度切入。

从制度层面来看,首先必须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将大量佃农转变为自耕农,实现“耕者有其田”。由于中国佃农过于贫困,无力依靠自身力量变为自耕农身份,政府必须设法相助,具体而言,效法丹麦,政府帮助农民购地,使佃农转为自耕农;效法爱尔兰进行减租,促使地主出售土地;借鉴东欧各国办法,由政府公平规定土地价格,避免地主囤地居奇。在他看来,此一方案既借鉴了欧洲国家农业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又考虑到了本国国情。其次是建构公平的分配制度。吴景超认为,所谓公平分配,亦即承认各人收入存在差距,但差距不能太过悬殊。公平分配的实现有赖于政府采用税收手段,如所得税、遗产税等。他从边际效用视角出发,认为运用税则手段实行财富转移,虽可导致富人奢侈生活受损,但政府利用税收兴办教育卫生娱乐等社会事业,民众生活却可普遍性提高,故而此种办法,对于少数人有损,而对于大多数人却有利。就技术层面而言,必须大力推行农业机械化。

吴景超认为,美国农民耕种所得,除交税和满足基本生活所需之外尚有盈余,以资教育、卫生、娱乐、旅行和交际之用,而中国农民耕种所得却不能解决温饱问题。美中两国农民生活水平之所以存在巨大差异,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前者普遍采用机器耕作,而后者反之。因此他断言:我国农民如想步美国农民后尘,享受他们那种愉快生活,非扩大农场利用机器进行生产不可。换言之,要使乡村复兴并最终实现现代化,必须改良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业生产技术,使中国传统农业生产逐渐转向西式机械化生产。变革生产制度与提升农业技术,可以扩充经济增量,改良分配制度,则能够实现经济存量的优化配置,但尚需控制人口数量,避免经济增量为新增人口所吞噬。作为一名职业社会学家,吴景超对中国人口问题有着清醒认识,一直将人口众多视为农村破产的重要原因,极力鼓吹实行节育政策。他强调指出,提高民众生活水平业已成为社会各界之共同诉求,欲图实现此一目标,“有好些事是非做不可的,其中有一件便是节制人口”,“如不立行节制政策,将来一定要产生较现在还要严重的局面”,因此,节育政策乃系“各种救国事业之中一种最重要的事业,是建造新中国的各种办法中一个最有效的办法。”

(二)工业化:“歧路”与“活路”

20世纪的世界,工业化潮流弥漫到全球每一角落,“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吴景超在美留学长达6年,亲眼目睹美国工业化的巨大成就和迷人魅力,深刻体会到工业美国与农业中国之间的深刻反差,认为“对于人民福利上的贡献,无论从哪一方面着眼,都不如机械的方法”,美国与中国恰好站在两个极端,前者人均可以驱使13.38马力的生产力量,而后者则仅0.45马力,他认为这是美国富而中国穷的主要原因。基于此种理解,他强调,中国要想图存,舍工业化之外别无他途,因为“惟有一个工业化的国家才能在现代的世界上生存,惟有一个工业化的国家才能使人民的生活优美繁荣。”

20世纪20年代以降的中国,以农立国论此起彼伏,乡村建设运动风生水起,但以工立国论与之颉颃相抗,亦不落下风。吴景超是以工立国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疾声呼吁:“生存在今日的世界中,我们只有努力走上工业化的路,才可以图存,我们只有一条路是活路,虽然这条活路上的困难是很多的。大家不要再在歧路上徘徊了。”所谓活路,即工业化道路,而所谓歧路,亦即种种反对工业化的论调。吴景超将工业化之反对者分为四派,即夸大派、禁欲派、因噎废食派和畏难退缩派,逐一予以驳斥。夸大派认为中国文化每一方面均比西方文化高明,“都是好的,都是应当保守的”,故而“不必学别人,还是以农立国为佳”,同时常用笼统名词来指称农业国家的优点和工业国家的缺点,“以自圆其说,以满足其夸大的欲望”。吴景超运用最新统计数据,指出民众收入与工业化水平恰恰呈现正相关关系。农业国家缺乏财富积累,人民生活必然穷苦,因无法接受教育而愚笨,因无力讲究卫生而短命。中国人之穷、愚及短命,“是一件可怜的事,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禁欲派强调农业生产虽然不能满足人类衣食住行等基本欲求,但解决方法不在于增加生产,而是节制欲望。

吴景超斥责此种主张是懒汉态度,认为人类追求物质享受之量多质好与花样新鲜,恰恰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采集经济时代信奉禁欲主义,决不会产生渔猎或畜牧经济,渔猎或畜牧经济时代信奉禁欲主义,也决不会产生农业经济。因噎废食派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工业化带来的利益,对于英美工业文明持鉴赏态度,但是欧美经济大萧条导致的大规模失业、劳资间冲突尖锐化等现象,促使他们对工业化本身产生怀疑和恐惧,认为中国“还是不走上工业化的路为妙”。在吴景超看来,与工业社会中的失业等问题相比,农业国家的灾荒等社会问题有过之无不及,性质更加严重,危害更加巨大,“每隔若干年必来光顾一次。光顾的结果,是农民暴动,是内乱发生,是死于饥馑者若干万人或数十万人,是人相食。”况且,工业化与失业并不具有因果关系,工业化也不必然导致劳资冲突。

畏难退缩派高呼中国工业化之路走不通,认为“工业已经给帝国主义包办,市场已为帝国主义垄断,关税已受帝国主义支配,在这种种的压迫之下,本国的工业,实无发展的余地。假如要走这一条路,前途真是艰险万状,不如回转头来,整理我们的农村,过我们固有的农民生活。”吴景超则强调,新工业国遭受老工业国之压迫,乃系世界例,美、德两国并不因有英国这一劲敌,便放弃工业化企图,日本也不因市场上已有英美各国货物而退缩,苏俄也并不因为四周已有许多工业国便取消五年计划。吴景超将上述诸种反工业化主张视为“经济上的复古论”,明确宣称“对于一切的复古运动,都不能表示同情,对于这种经济上的复古论,尤其反对。”

(三)都市化:“更深的都市化”与“都市意识”

都市化乃是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的重大差异之一。吴景超认为,都市化至少包含两层意义,从人口空间分布来看,乡村人口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而都市人口却逐渐增加;就人口职业构成而言,从事农业者逐渐减少,而在其他实业中谋生者则逐渐增加。19世纪以降,世界都市化进程迅速推进,他认为其中原因大致有三,即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商业革命。农业生产机器化,剩余劳动力逼迫转移到都市谋生,导致都市人口膨胀。农业生产科学化,可以不扩大耕地面积而增加产量,从而为都市提供食粮。都市化也是工业革命的产物。现代新式工业之所以集中于都市,主要在于都市交通方便、金融机构完备,同时因为大量工人聚集,都市也是消费品的大好市场。近代商业的发展,使商人大大增加,而商人和商业又多集中于都市。根据英美两国都市化的历史进程,吴景超得出结论:唯有乡村与都市的人口比例适当,国家方能富强,民众生活水平才能提高。反观中国。吴景超援引1933年的统计,中国虽有上海、天津和北京3个百万人口以上的都市,120个10万人口以上的都市,但都市人口仅占总人口的6.4%。英国超过10万人口的都市为42个,但都市人口却占总人口的44.2%。美国10万人口以上的都市为93个,都市人口亦占总人口的29.6%。不仅如此。中国都市之组织很不完备,不能充分行使都市应尽职务,即使是天津、上海、汉口、广州等,在国内虽可称雄,但与伦敦、纽约相比则明显幼稚,离“成年”尚远。因此,他强调,将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乡村人口显然太多,而都市人口则太少,“中国的穷,中国人的贫与弱,这种不合适的人口分配,要负一大部分的责任。”因此,中国必须“更深的都市化”,而“欲达到此点,并无别条新奇的路,只有步先进国的后尘。”

“农村破产”乃是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一。诸多有识之士秉持城乡二元对立的思想理念,认为都市对农村不但毫无贡献,反而加剧农村破产。吴景超则极力呼吁“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强调欲真正救济与复兴农村,唯有发展都市这一途径。在他看来,通过“兴办都市工业”、“发展交通”、“扩充金融机关”等办法,则可实现救济农村之目标。兴办都市工业可以吸收都市附近剩余劳动力,解决乡村人口生计问题,用他的话来说,“中国农村中人口太多,嗷嗷待哺者众,是农村中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农业中已无路可走了,我只有希望全国的都市,从发展工业上努力,那么一部分的农民,迁入都市,固然可以有立足之地,就是那些留在乡下的农民,因争食者减少,生活也可略为舒适一点了。”发展交通则能沟通城乡,便利农产品流通,“都市交通发达,就是市场”,而扩充金融机关、广设支行或代理分处于内地农村,既能吸收内地资金以便发展都市生产事业,又可放款于内地,减轻农民利息负担,资助农民购买机器设备,从而推动农村工业化。吴景超强调,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都市化,方系“解决中国经济破产问题的一剂起死回生的妙药”。要想提高中国的都市化程度,都市精英必须树立“都市意识”。吴景超认为,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各界精英亦集中于都市,但他们似乎缺乏“都市意识”。在其都市社会学理论中,存在都市与都市附庸两大区域,两者之间共生共荣。都市商界精英不能正确划分该市“势力范围”,亦无法全力经营它,都市与附庸便无法共存共荣。在他看来,假如都市精英均有此种都市意识,那么即使经济萧条和农村破产,将来终有繁荣之日。

三、根本依归:富民与强国

按照美国比较现代化研究者布莱尔之洞见,现代化乃是人类社会最具革命性的历史变迁。人类现代化的追求,根本依归在于增进每一个体之福祉。吴景超关于中国现代化根本依归的认识,以卢沟桥事变为界点,前后稍有不同。此前,他着重强调富民,而后则声称“先强而后言富”。吴景超认为,中国民众追求衣食住行四大欲望的满足,“乃是做人应有的权利”,即便是追求教育、娱乐、交际、卫生和旅行等方面的享受,也不能被视为逾矩过分,故而他大声呼吁改良生产方法,极力提倡工业化。同时,忽视大众福利,也是他批驳禁欲派的重要理由。他说,禁欲派反对发展工商,“未免太忽视了大众的福利。中国的大众,并不是纵欲的。他们终日孜孜,并非在那儿想过奢侈的生活,想得逾分的享受,乃是在那儿设法,满足生活上的基本需要,还时刻的感到力不能济,时刻的受冻饿的苦痛。”改善民生,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实际上成为吴景超现代化思想的基本指向和根本依归。在《提高生活程度的途径》一文中,他指出,提高生活程度乃是各种派别的共识,“我们整天整月的忙,目的虽然不只一端,但有一点是大多数人的心中所共有的,便是提高生活程度,便是想法使我们现在所享受的,比以前要丰富一点。”

农民无疑是吴景超眼中的社会大众之主体。在《农民生计与农村运动》一文中,他分析了中国农民生计困难和农村破产的主要原因,指出“救穷”实为各种农村运动的主要目标,但在他看来,农村运动对于农民生计问题虽然不无改善,但肯定不能根本解决,因为中国农民数量庞大,受惠于农村运动者为数甚少,而且对于兵匪、地权、交通和苛捐杂税等问题,私人团体根本无力解决。因此他强调,农民生计问题乃是经济建设这一大问题的一部分,不能单独解决,只能与工业、矿业、运输业、交通业、商业等问题一同解决。在《中国农民的生活程度与农场》一文中,吴景超运用恩格尔系数,指出中美农民生活程度差距巨大。单个家庭的零用支出一般包括食品、衣服、房租、燃料、杂项等费用,收入越高,前4项花费所占比例愈低,杂项花费则愈高。提高中国农民的杂项费用,亦即改善其生活水平,成为吴景超农业改良主张的基本初衷。在《多福多寿多男子》一文中,吴景超对国人的传统人生观进行诠释,认为民众多福多寿的追求并未实现,唯有实现国家统一和国防巩固,才有幸福生活的基础,而“有了幸福生活的基础,还要在上面盖起幸福生活的建筑,然后幸福的生活,才可实现。”他将“幸福生活的建筑”明确视为“物质文化”,认为“衣食住行等等根本的欲望,如不能满足,人生便无幸福可言”,“如欲中国的大众,都能满足以上的根本欲望,只有采用先进国的机械生产方法,来开发中国各地的富源,才能办到。等到物质的文化,已经开花,结下的果子,自然是精神文化。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都发达的国内过日子的人,自然是多福的。”近代以降,各种救国主张此起彼伏,其核心无不指向中国现代化这一根本问题,或者说,均关涉如何实现中国之富强问题。1938年,吴景超明确指出中国工业化具有双重目标,“中国如何可以由贫弱到富强,乃是过去百余年来,多少志士仁人日夜筹思的一个大问题。”他强调,工业化是实现中国由贫弱到富强的必由之路。由贫弱而富强,实则意味着工业化必须实现两重目标,即富与强。

富,便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强,便是增强国防力量。他宣称,只有努力实现工业化,“人民的生活程度才可提高,国防的力量才可增进。中国的人民,如不愿老过穷苦的生活,老受敌人的压迫,非急起直追,设法使中国于最短期内工业化不可。”对于中国工业化的两大目标,不少人主张“兼筹并顾、不分轻重”。吴景超对此并不赞同。他认为,如果中国工业化所需的的财力与人力都很充裕,那么民生工业与国防工业当然可以同时进行,但事实恰恰相反,中国的工业化资源非常缺乏,民生工业“多花一分财力,一分人力,国防工业便要吃一分的亏”,故而对于富与强这两大目标,实有必要权衡轻重和区分先后缓急。在他看来,在外患严重的抗战时期,如何使中国由弱而强,远比如何使中国由贫而富重要。身处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国防需要高于一切,必须优先发展国防工业,应当多设炼钢厂、炼铜厂、机器厂、飞机厂、枪炮厂、弹药厂、汽车厂、汽油厂等等可以供给国防军需的工厂,以便增加国防力量。而提高生活程度之民生目标,无疑必须置于次要地位。吴景超强调,“如把这个根本态度决定之后,就得准备在最近一二十年之内吃苦。都要立志在国防还没有巩固之前,不预备提高生活程度。提高生活程度是一个很好的目标,但在目前还有更急迫的需要,所以不得不把提高生活程度一事,退迟一二十年,再去设法实现。在最近一二十年之内,人民的生活程度,自然要设法维持,使其不要下降,最好还要使现在呻吟于贫穷线以下的人,能略为提高生活的水准。但除此以外,不要另存奢望。只要工业化真的开始了,美满的生活,是终可以实现的,但实现的时期,无妨使他展迟,使他稍缓,以便全国人民的精力,都可集中在国防工业上面。”众所周知,在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中国丧师失地,大半个中国沦陷。吴景超甚至认为,武器不如人,乃是抗战不能胜利的主要原因。与敌人比较,中国并不缺乏勇敢、纪律,也不缺乏天时、地利、人和等条件,而是缺乏飞机、大炮、坦克及一切机械化设备。中国之所以缺乏机械化武器,原因在于没有实现工业化,而日本工业化的启动比我国早数十年,制造武器的能力比我国强大得多。

因此,他强调,抗战初期敌强我弱的态势,显然与中国此前的工业化目标密切相关。抗战之前,我国沿海大都市的工业大部分是民生工业,而非国防工业,也就是此前工业化“倾向于富的目标,而忽略了强的目标”,但是“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事业,在敌人的炮火之下,大部分化为灰尘。”吴景超从中得到的教训是:“一国的财富,如不是建筑在强的基础上,那种财富,是没有保障的。”因此他认为,“以前谈富强,总是把富字摆在强字前面,以后我们应当矫正这种错误,应当先强而后言富。我们应当把国防工业,看得比民生工业更为重要。我们的财力人力,当应大部分放在国防工业上面。”抗战的需要,无疑是吴景超思想发生重大转向的重要缘由,而苏、德两国“后发型”工业化的成功经验,也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因子。他自己承认,自己此前的学术着眼点主要在于工业化与民众生活程度之关系,但1937年“在欧洲游历了半年,走了许多国家,其中德国与苏联,给我的印象最深。”据他观察,苏德两国工业化目标并不是提高民众的生活程度,而是为了增进国防力量,“因而回顾中国目前的处境,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虽然是重要的,但增进国防的力量,则尤为迫切。卢沟桥事变的发生,使我觉得这种态度,有提倡的必要。中国现在需要工业化,还是不易的真理,但我们目前所急待建设的工业,应为国防工业及与国防工业有直接关系之重工业。民生工业的建设,应居于次要的地位。”

四、结语

从一定程度上看,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也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化史。现代化追求、探索与实践,成为贯穿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红线之一。吴景超对当时中国国情的判断,也就是对中国现代化基点的认知,无疑是客观和精准的。现代化追求的本旨在于提高民众福祉,现代化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此种认识对于正确区分发展和增长,避免陷入经济主义陷阱,至今仍有重要的价值。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实现路径,近人大多偏执一端,或主张以农立国,或强调以工立国,而吴景超虽有所偏重,但显然主张一种整体化的路径,反对偏废一端,诚如他所言:“对于发展中国的实业,改良生产的技术,是主张各方面同时并进的。农业固然重要,工业也不可忽视。乡村固然要复兴,都市也应当发展……喜欢注重农业而忽视工业,赞美乡村而咒诅都市……是一种危险的倾向……都市与工业的畸形发展,固然是不足取……应当欢迎有志人士来创造新工业,创造新都市,为乡下的过剩农民,另辟一条生路……不但农业的技术要改良,别种实业的技术也要改良,不但农业的生产,要赶上欧美;就是工业、矿业、商业、交通运输等等实业,都要设法去赶上欧美。要各方面的生产技术都有进步,然后中国各界人民的生活,才可平均的提高。”

作者:杨棉月周石峰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档案馆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

社会主义研究杂志责任编辑:田老师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