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贫困社会工作的优势思考及反思范文

【摘要】社会工作的邹形源于英国《济贫法》的实施，随着我国脱贫攻坚工作进入啃硬骨头的关键时期，社会工作的服务参与变得更有意义，本文试图将近年来学者们在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做一个新思考，反思社会工作在反贫困领域中的成果和不足，以做出社会倡导，引导社会工作这个行业将视角投入贫困者身上，将资源带入贫困地区，将更好的“活着”的理念、方法和技巧与贫困者一起分享。

【关键词】反贫困；社会工作；优势视角

一、反贫困社会工作成为重要“焦点”的理由

工业革命的发展同一时间地孕育着社会问题的产生，造就了农村的破产，懈怠了大量的失业人群和贫困人群。1861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颁布“济贫法”规定，1788年德国汉堡市实施救济制度，1869年英国建立的慈善组织会社致力于协调民间各种慈善组织活动，1884年兴起的睦邻组织运动则致力于发挥社区在助贫救困中的作用，1896年，在美国受英国的影响下，美国纽约慈善学院对“友善的访问员”进行培训，一个要求有服务系统的社会工作专业及其方法与技巧就这样应运而生，这个专业正是立足于贫困而逐渐进入到社会公众的视眼当中。2018年2月，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和《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会议指出：“着力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着力夯实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基础，着力加强扶贫领域作风建设，切实提高贫困人口获得感，确保到2020年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好基础。”贫困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也是历史性的问题，但更是人类最基本的最应该被提上日程的首要问题。按照“木桶效应”的原理来浅显的分析一下中国目前整体的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潜力的情况，木桶效应重点强调一只木桶能盛多少水，并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若将中国每个家庭的年收入分为十个层次来统计作比较，这十个层次是组成木桶的十块木板，家庭年收入处在最高的那个区域和处在最低的那个区域无疑将会出现极大的差别，中国经济宏观上迈进一个新纪元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来自贫困阶层的制约，虽然富人群体或龙头企业可以装点中国整体发展的门面，但是贫困问题却是成为棘手地、制约中国经济腾飞发展潜力最关键的因素。贫困无所谓存在城市和农村的差别，只存在穷人和富人的差别。社会工作作为一种新的带动社会整体效益发展的新型行业，有新的理念并且有责任要将工作视眼投射到贫困群体身上，和他们一起走出困境，不仅提升贫困者自身的生命力，也补缺了“木桶”的最短的缺陷，如此才能在真正意义上提升社会整体的发展。社会工作更大的意义在于提升每一个人生命力，马歇尔认为公民权是一种赋予人们在一个共同体内正式成员的地位，所有拥有这种地位的人在权利和义务上的一律平等，这种权利和义务是该地位所赋予的。我们试图阐述贫困群体应该成为社会工作重点关注对象的依据，对于贫困的说明可以归纳为两组主要命题。一组理论认为穷人个体应该对自己的贫困负责。另一组理论认为贫困是社会中的结构力量生产和再生产的结果。笔者认为自身作为社会补偿机制角色之一，有责任提供社会资源投入该群体以及相关联群体能力建设作为理论依据。

归咎受害者”认为穷人要为自己的劣势位置负责的看法由来已久，比如19世纪的济贫院就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贫困是因为个体的缺陷或病态所造成的。穷人被看作是一群没有能力的人，或者能力低于一般水平，而无法在社会上取得成功。“归咎制度”认为贫困是更为广泛的社会过程制造了个体难以克服的贫困处境。支持对贫困进行结构性说明的学者认为人们常把穷人缺乏抱负看成是“依赖文化”，但事实上这不过是他受处境遭遇造成的一种后果。他们提出，减少贫困并不只是改变个体资源的问题，而是需要致力于在全社会更加平等地分配收入和资源的政策措施。在此种分析框架下，社会工作为贫困群体发声成为必须要做的工作。大多数有关贫困的研究都把焦点放在人们如何陷入贫困的，对于贫困有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认为它是一种持久的状态。然而，成为穷人并不一定意味着陷入贫困的泥沼。无论什么时候，能够指望有朝一日可以摆脱贫困。尽管脱贫确实面临重重挑战和障碍，但研究的发现表明，入贫和脱贫的流动通常要比想象的更加活跃。贫困并不只是诸般社会力量作用于消极被动的人口的结果。就算是处于严重劣势的人，也可能抓住机会来改善自己的处境。人类行动促成变迁的力量是不应该被低估的。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弱势个体和社群的行动潜能，社会政策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基于优势视角对人的潜能的肯定，认为有能力生活的人必然有能力使用与发展自己的潜能，并且可以取得资源；人类行为大多取决于个人所拥有的资源，这是对人有绝对的相信与肯定，优势视角肯定人类内在的智慧和蜕变的能力。所以经过改变个体的处遇，个体脱离贫苦环境是可被操作的、可实现的，而至关重要的是需要贫困群体对他所拥有的潜在资源要有所察觉，使得他们有意识地选择从社会关系中获取社会资本，使自身实现正向社会化。那么社工提升贫困者的生命力就显得尤其重要，因为他们已经在资源或者社会机会等领域丢失了所谓的平等了，就应该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贫困群体中，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对他们的一种补偿，也是对经济发展的要做出巨大牺牲的承受着的一种反思和关怀。

二、反贫困社会工作在理论层面上的研究

基于阿玛蒂亚•森提出“贫困是权利体系的函数”这一命题，郑智航认为贫困问题事实上意味着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结构性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如此看来，国家仅从宏观角度采取一系列福利政策来实现反贫困是不充分的，必须将视角投射到每一个贫困者身上，关注贫困者的公民权利意识、文化素养意识、精神健康意识，社会工作专业方法的“自下而上”和政府宏观扶持的“自上而下”两种路径相结合，将会呈现一个有利于从根本上消灭贫困的良性效果。“自上而下”的宏观制度与政策是概化的、具有普遍性的、抽象的，虽然在整体上必定有扶贫救济的社会效果，但是它的弊端在于不能灵活的落实在每一个个体的身上。不能解决由于贫困和社会排斥造成的精神上的创伤和心理上的无助，更不能从根本上激发贫困者自身的潜能和他们自身摆脱贫困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解决反贫困政策和制度造成的“贫困陷进”问题。这在赵丽宏、薛新娅的那里得到了实证性的批判，并且他们认为我国现有城市反贫困措施除了众所周知的侧重宏观忽视微观、侧重物质忽视心理等问题以外，更重要的是缺乏社会工作专业理念的指导与应运，如反贫困主体的单一性，忽视挖掘社会资本；救助手段缺乏专业性与技术性；救助主体与受助者之间是单项互动。在批判的同时他们也建构了社会工作介入反贫困工作领域中的新型框架模式，即政府担任购买服务的角色，各NGO和社会工作者队伍担任具体的反贫困措施的实施者，开展社区试点——理念运行的载体，但是能够让整个建构的系统良性运行的前提条件是有社区发展基金作为保障，这为自下而上的反贫困社会工作搭建了一个完美的理念和模式，并且符合现在社会倡导的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基于社会工作自身发展历程经历了一个从“问题视角”到“优势视角”的转变，反贫困社会工作亦是如此，在近几年社会工作介入到反贫困领域中，政府和学者齐心倡导“增能型”、“合作型”农村扶贫模式，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优势，营造当地内生源动力，创造一个有利于整合当地居民优势能力、优势文化、优势发展的一个全新的模式，立足于向贫困者提供资金、技术、培训，提高贫困者的健康、知识、技能及生计基础。张和清已经将优势视角社会工作方法运用到云南省贫困山村——“绿寨村”，并总结出一种优势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现在被称为“绿寨模式”，试图以能力建设和资产建设为核心，发掘农村当地社区和民众所拥有的资产和能力，从而使得当地社区和民众成为农村发展的真正主体。有效的扶贫需要解决村民的贫困文化与社会排斥问题，而社会工作正是这样一种能够化解贫困文化与社会排斥、带动村民发展生计的力量。社会工作方法与理念的介入使得村民发生观念和技术上的改变，并且增长了能力，在生活上更具有主动性。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外在的力量与贫困者在资源上的合作，真正能够使得与贫困者本省相结合的最好的方式是，既能在资源上进行“合作”以增能，又能在管理上进行“合作”以打破贫困文化与社会关系的排斥，将村民的内生性能力与政府的扶持相结合逐渐发展成一种新的“合作型”关系。

三、反贫困社会工作实务现状

反贫困社会工作的实务开展得益于高校学者一反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尝试，一反以往总是持守缺乏视角看贫困者的问题和需要，作为主体的贫困者被个体化了，他们本身所具有的生命质地的能量被忽视了，而今学者们都开始从优势的、以贫困者为主体的视角去探索新的脱贫思路，和他们一起尝试走出一条反贫困的另类出路。2005年，由史铁而牵头，湖南省第一家村级社区活动中心在湘西自治州古丈默戎镇中寨村成立，由此开启了“湘西模式”，在服务5000人次后，收获的效果明显，贫困者权利意识的增加，有了自己的声音，村庄的生计呈现多样化。村庄社会资本得到增强，当地的民族文化得到逐步恢复，在试点的有效成果上总结出“以社区活动中心为平台、社会工作方法为手段、能力建设为理念”的新型社区发展模式。2007年初，张和清等人在云南绿寨开始推动“城乡结合”项目，在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环境保护三方面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下，寻找另类的发展醒目——“另类市场，就是为城市和农村搭建“公平贸易”的平台，这种的新型的模式既有利于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保护当地的农耕文化，又可以为城市居民提供绿色食品，在实践领域中也确实产生了效果，走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绿耕社会工作中心在持续不断的反贫困工作中，2018年2月致力于以传统农民为主体的互助共学自组织----仙娘溪乐民田间学校的成立了，这是一个阶段性工作的总结也是新的开始，绿耕社会工作中心反贫困社会工作模式多年来付出的心血是有巨大价值和社会意义的，它承载着社工人期待实现的公民性。2008年6月开始，广州市大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接了广州市社会救助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在广州市荔湾区花地街开展“扶贫与扶志，救助与就业”城市反贫困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依据以“扶贫”为目标，“扶志”为辅助，“救助”为保障，“就业”为根本的工作思路，在城市贫困家庭中开展能力建设与社会支持网络构建工作。钟耀光边做边反思道，城市反贫困社会工作离不开家庭，更离不开社区，参与式培训是工作的首选。2017年11月，全国社会工作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主办的中国社会工作教育扶贫动员大会在成都召开，研讨会对过去贫困社会工作经验做了讨论和总结，同时联动113所高校对口援助77个部级贫困县，反贫困社会工作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投入到贫困需求群体中。

四、反贫困社会工作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一）反贫困社会工作研究的不足

1.社会资源投入力度不够相对于1861年还在研究的贫困问题而言，不是问题的停留，而是贫困问题依然存在，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现如今我国国情面临的更严峻的问题是国家的发展问题。从世界发展趋势来讲，只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足够的强大，这个国家才可能有一个稳定而安乐的生活，也正因为我国还处于继续发展但存有局部不平衡的问题，即便很清晰的认识到我国现在依旧存在很多的贫困问题，但却没有办法给予能够完全满足贫困群体需求的投入，每一种国家视角的投入都是社会资本的二次分配，对于目前中国的发展而言，这一问题存在着客观性，但绝对不能成为“搁置”问题，即使没有充足的社会资源，却有更多的主体视角，更多的爱心人士想要真正的去帮扶贫困群体，目前要做的就是用社工的力量发动有志人士，开启他们的解救贫困群体的视眼，改变社会贫困问题。2.社会制度制定方式有待改进从本质上说，不同区域、群体和个人之间的分配方式是由制度决定的，一个有效的制度体系不仅能够为社会群体提供强大的利益激励和自由选择权，而且能够产生强有力的约束机制，从而搭建起社会群体之间公平、公正的利益分配机制，实现共同富裕。正如有关城市反贫困的政策和措施基本上将焦点聚集在宏观的制度层面，主要关注反贫困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建设，重点从促进就业、提供保障和物质救助方面开展反贫困运动，很少涉及微观层面的、具体的、针对每一个贫困者的社会服务，所以“微观”领域服务也应该是制度设计所思考的。3.专业队伍资源配置不合理社会工作整个行业本身处在发在的起步阶段，就目前的发展状况，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呈现畸形发展，大部分社工人才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反而真正需要社工帮扶的贫困地区却没有社工人才，这是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

（二）反贫困社会工作研究的未来展望

人们不能被发展，除非他们来发展自己，所以摆脱贫困，必须是贫困者和政府的双向行为。贫困群体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于他们习惯了贫困，没有改变贫困的希望，更没有改变贫困的能力。从本质上说，是缺乏改变的“灵性”。笔者一直认为社会工作存在的很大的价值就在于各方面资源的链接，通过个案、小组、社区工作方法给贫困者一天或是一个小时的机会，让他们享受一下富饶的生活，这是一种心理刺激，也是一种真实的生活体验，可以有机会让他们抛弃他们习惯于贫困的思想困境中，从改变他们的灵魂开始，改变他们的人生轨迹。国家在兼顾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紧抓贫困问题，将部分资源和贫困群体一起分享，一起与贫困者探索如何能够生活的更好、如何能够提升自身的生命力、如何能够让自己的价值有更大的发挥、如何能够活的更加有意义，与国家的整体发展一起腾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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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郑智航.论免于贫困的权利在中国的实现——以中国的反贫困政策为中心的分析[J].法商研究,2013,(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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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和清.优势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以能力建设和资产建设为核心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J].社会学研究,2008,(6):174.

作者：李建霞；王志中 单位：山西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