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结合部外来人口的空间实践范文

《山东社会科学杂志》2014年第六期

一、城乡结合部外来人口的空间实践

外来人口在城乡结合部的生活一度被视为城市的污点，被荒蛮的想象所遮蔽，随着民生帷幕的拉开，城市马赛克的任意涂抹早已失去合法性的支撑。当下，人们关注的是，这一曾被刻意忽略的沉默世界在适者生存原则下的生活样态到底怎样。如果说，外来人口在城乡结合部的空间实践是对优势空间权益的争取，那么，在原初空间推力与现有空间拉力的合力下打破差异空间分配的同时，进入城乡结合部的当下选择将会带给他们怎样的身份际遇?进城之后面临的是居住空间的生产，他们与本地人在租赁互动中形成怎样的邻里关系?有居住的空间并不等于立足，他们如何获得就业空间以实现融入城市梦想?这种城市生活的梦想在他们消费世界中是否真实?环环相扣的四个问题可以总结为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城乡结合部外来人口的这些空间实践努力与自我身份再造的光荣抑或阵痛主要体现在那些方面?本文将以东北C市东村这一城乡结合部的外来人口作为研究对象，希望通过对个体的口述历史研究拆解秩序背后隐秘的空间实践逻辑，无论是被剥夺还是被赋予，外来人口在城乡结合部的生存史充斥的是个体多样的生存策略与生存智慧，我们需要在明了他们空间诉求及其所作努力的基础上探索充满个性张力的城市融入路径。

(一)进城:差异的空间分配与个体的身份际遇空间与资源匹配的相关性决定着进入城乡结合部这一流动方式代表的社会意涵，外来人口进入城市的边缘地带可视为追求平等公民权的空间诉求。伴随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城镇化日新月异的进程，城乡结合部正潜移默化地成为这样一个为个人生命历程带来诸多改变的空间，它也往往成为弱势人群实现向上跃迁的首选空间。多样的向上流动渠道为外来人口外部与内部世界的平衡提供了一种可能，这也打破了原初户籍制度与城市权益相捆绑的空间区隔，空间自由流动权力的获得，成为外来人口身份再生产的重要前提。所以说，“只有把问题视作城乡迁移者如何获得市民权的问题，而不是视作外来人口的权利问题时，外来人口才可能真正获得身份认同”。③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城乡结合部成为探讨外来人口实现城市融入的关键空间节点。带有差异的空点分配的消解，需要赋予外来人口“用脚投票”的空间权力，即使这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被抛弃在历史尘埃中“收容遣送”时代的“盲流”标签，被涂抹着二等公民的劣等形象，这些以属性差异为不平等根源的空间排斥，需要在进程资格的开放中予以摒弃。允许进入与否是一个问题，能不能生存下去是另一个问题。城乡结合部外来人口进城与以往相比带有更多的冒险精神。以往人们进城往往会有很多顾虑，户籍制度就是其中之一。“户籍是影响中国城乡流动的最为突出的制度障碍，它不仅对推拉发生一般的影响，而且还使得推拉失去效力。这样，中国的人口流动将不再遵循一般的推拉规律。推力和拉力之所以失去效力，是因为流动外来人口在长期户籍制度的影响下心理发生了变形”①。这种心理积压在当下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下呈现出集中爆发的态势。借助强关系社会网络的构建来启动进城之行不再是大多数外来人口的选择，他们回归到传统的推力与拉力的模型解释，在自身利益的权衡过程中，迈向有利于生活提升的身份际遇。另一方面，对于城乡结合部的外来人口，生存需求和安全需求是他们目前最迫切的需求，只要满足这一基本需求，其他的需求对他们来说，尚属骛远之举。在C市东村，城市底层群体窘迫生活的映照，使得外来人口对于城市户口并没有那么向往。外来人口凭借对自身的信心进入城乡结合部，正在这片空间上演着一幕幕双城记，这里是“失望的冬天亦是希望的春天”。一代代进入，有留下也有离开。以出生在80年代为界，进入城乡结合部的外来人口可以分为两代，第一代外来人口往往是以城乡结合部为过客匆匆的驿站，在城市的逗留是为了故乡中家庭生活的改善，他们也想停留于此，但外部与内部的障碍也只能使他们以“叶落归根”来平衡体验中的不平等。随着社会转型的日渐深入，新生代外来人口进城的目的发生转变，他们在寻求融入城市的可能，这也是他们非常注重就业环境和生活环境的原因。“他们不再满足于能够进城务工，而是要求真正成为一个‘城里人’。他们不喜欢城里人对他们的‘外来工’、‘外出务工人员’等称呼，而希望被像城里人那样称呼为‘市民’、‘居民’、‘工人’”②。渴望身份认同实际隐含着一个愿望，那就是从新移民到新市民，左手“命”，右手“运”，将命运握在自己的手中，不仅要在城市文明的进程中印上自己的足迹，更要在社会流动的过程中实现代际的向上流动，获得自身价值的实现。进城为外来人口带来人生际遇的同时，也让他们的生活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如何创造容身之所，进而构建新的社交网络，使自己的生活丰富起来，是他们需要解决的第一个空间实践问题。

(二)容身:居住空间的交换与社会关系的再造城市融入的关键在于城市空间中“容身之所”的获得。这种“容身之所”是多元的，不仅指的是居住空间，还有交往空间，甚至包括想象的空间，也就是所谓的“第三空间”。东村也有外来人口真正扎下根来的个案，实现个人命运的根本性改变，但这往往属于少数人的传奇。在房价日趋高涨的城市中能够有经济实力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产，这对于城乡结合部的外来人口来说，还是需要不断努力的梦想。所以，一般来说，“租房”成为绝大多数外来人口拥有容身空间的选择。这也成为外来人口与本地村民交往的基础，作为本地村民的房东成为外来人口日常生活中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个重要角色，最初的交往围绕“租房”这一带有较强经济交换的空间实践行为展开，在不断的演绎过程中实现交往关系外延性的拓宽。外来人口与本地村民的这种交往关系不能仅仅用强弱关系理论来分析，这种关系更像一种复合的动关系:“它是社会群体、阶层之间的一种强弱兼有、若即若离、互相繁衍的关系。用形象的话说是一种‘分’没有刻骨铭心的痛，‘合’没有亲密无间的情。从它的强度看，强关系中包含弱关系，在弱关系中蕴含着某种强关系的因素，它们之间可以互相繁殖和派生，关系强度会随着时空变化而演变，从它的关系边际看，是动态的、模糊不清的，从他们关系的基础看，主要是经济利益关系的交换”。③外来人口在城乡结合部租房过程中频繁的空间切换加深了邻里互动关系的理性化倾向，但是，外来人口与本地村民在空间交换的过程中，也促成了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两者在利益一致的指向下，形成了相互依赖的、表面无序但内在有序的、亦城亦乡的新型社会关系网络。在他们相互磨合的过程中，城乡结合部以宽容的姿态容纳了社会关系的多样化构成。东村的本地村民对外来人口的总体素质虽然依旧带有惯常的非议，但在经济利益唇齿相依的社会生态构成下，对外来人口进入城乡结合部一般都持有欢迎或者无所谓的态度。外来人口对于能够在城市中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寻得立足之地，在没有高要求的情况下，一般而言，他们对城乡结合部本地村民的态度都是相当满意的。“共生工栖”新共同体的生成也让充满流动性的城乡结合部空间渐渐从无序走向有序，杂乱的空间形象正随着多样性人群的再整合逐渐改变，并形成混住型社区的典型。一方面，带有传统村落的熟人社会的特征，邻里之间倡导守望相助的传统伦理;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关系的空间容器，城乡结合部空间正由封闭走向开放，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当然，外来人口与本地村民的交往在带来空间机遇的同时也面临一定的困境。毋庸讳言，在城乡结合部中，以道义为先的传统交往模式正受到功利主义的冲击，贺雪峰曾经提到过这个问题:“人口流动使农民可以摆脱村庄舆论对自己的压力，从而更容易摆脱道德义务和选择交往空间，贫困化则使他们将较少的资源更多地用于投资那些可以带来经济回报的人际关系而不是由血缘决定的人际关系之中”①。另一个问题是，表面的和暂时的邻里交往使得外来人口更难以形成家园归属感，他们在城乡结合部的体验带有消极的与边缘性的一面:“我们感受到的光彩与琐碎、财富和贫困、智慧和无知、秩序和混乱之间强烈的对比。争夺空间的竞争如此激烈，我们竭力让每一块地方都有使用价值，使之能产生最大的经济回报。工作场所与居住场所分离，这是因为工业和商业设施彼此临近，使该地区在经济和社会意义上无法满足居住要求”②。工作的去处在城市的中心，居住的归所在城市的边缘，在归所没有强有力的邻里关系网作为生活的解压阀，那么，在工作的空间中，他们是否能找到生活的支撑，在职场中营建人际关系，从而超越本体性的焦虑，实现本体性的安全。

(三)谋生:就业空间的生产与生存伦理的选择外来人口来到城乡结合部寻找到容身之所后，最为紧迫的空间实践是寻找生存支点，一份工作，是他们在城市立足的基础，也是他们心中想要实现梦想的蓝图。他们追求更高的待遇，更充实的精神享受，更体面的人生，这一切都寄托在他们对工作的憧憬之中。由于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缺失，他们最初的选择往往是在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实现就业。③他们只是初级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力量，他们进入城市的第一份工作往往带有脏、累、枯燥的特征，这也决定着他们的工作环境不尽如人意。外来人口对非正规就业空间的生产，以主体的能动性，在生存伦理的选择制约下，实现对城市空间的占据。他们在城市的就业环境中，受着现代性的洗礼，能够更直接地快速适应城市文化。但积极的职业体验往往与身份认同危机相伴随，他们游走于城市之中的漂泊感是他们需要面对以及跨越的严酷现实。刘先生对鸡毛场的环境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他面临的不仅仅是工作强度以及工作时间等方面带来的压力，更是工作环境所造成的心理落差和阴影。身体嵌入于一个新的场域中，就业空间的再生产一方面是他们获得生活的基础，另一方面造成他们在找工作期间和就业之初的认知失调，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中，他们通过频繁更换工作期望获得较好的工作环境。每一份工作也都可以为他们带来新的社会资本，他们换工作的原因多是感觉工作无聊、没意思，或是工资低、待遇不好，或是工作量太大、太累，或是与同事发生矛盾。这些社会资本在相互交换着找工作信息时发挥着作用。但就业的转换一般都是水平的流动。比如从高工资、低待遇向高待遇、低工资工作流动，水平流动对于自己个人的能力、知识、技能、等方面的提高有限，对向上流动帮助不大。大多数外来人口都希望以非正规就业为跳板，增加自己的资本，实现向上的流动。但实际上，频繁的试错过程让他们一直怀揣着梦想在跳板上徘徊。在就业空间生产的过程中，外来人口对人际关系的感受主要包括与同事的交往关系、与上级之间的关系，以及与朋友之间交往关系的感受。初入职时，大部分外来人口在新的工作环境中脱离了地缘性和亲缘性的群体，进入纯粹以业缘为基础的人际关系，这就导致了与同事之间只是处于单纯的合作关系，与上司之间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工作一段时间后，人际关系方面最突出的变化是与同事的交往关系的变化，如果关系处理得当，那么就能缓解在工作之初的孤独感，也会对今后的职业生涯带来更多的信息与利益;如果和同事相处的过程中引起冲突摩擦，随之而来的将是不信任所带来的隔膜。除同事关系之外，从事销售或服务业工作的外来人口能够接触更多不同类型的交往对象，这样他们能够通过工作关系拓展自己的交往圈。在工作的过程中与上级的交往、能否得到上级的赏识与认可，都会影响外来人口的感受。外来人口的自我认同正是在与他人交往中形成的，他们的尊严感、自豪感甚至耻辱感都在发生着变化，这些内心感受与变化其实也是对自我的反思和自我认同的塑造。在非正规就业的外来人口工资普遍不高，一般在两三千左右。靠着这些工资如何在城市中生存?这始终是使外来人口焦虑的问题。

(四)消费:空间的区隔符号与底层的自我诉求在对东村的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城乡结合部的外来人口谈到不想重返过去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已经很难适应原初的生活方式了。城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外来人口来到城乡结合部首先对其产生冲击的就是城市的消费方式。尤其是对于在城市第三产业工作的外来人口，由于他们工作环境与工作条件的原因，他们和这个城市接触的机会更多一些。他们会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模仿他们的顾客以及身边的城市人。但更大的可能是缺乏相应的购买能力，对此，他们选择沉默防御。在波德里亚看来，消费并不是简单的物与物的交换，它是隐喻社会地位的一套符码体系，他认为:“消费主体在文化实践中趣味的区隔以及特定的消费方式的差异，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权力关系。文化消费主体的消费行为受到结构上的约束。每一日常生活言行都是区隔的，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有意无意地突显性格，标新立异。品位、嗜好、生活风格成为场域中的‘区隔符号’”①。一言以蔽之，对于东村的外来人口来说，他们的消费能力固定了他们的消费空间。访问编号:wl18冯女士:我爸妈不用我养，我还是每个月会寄回家1000块钱，我平时不化妆也不怎么买东西，我就是想让爸妈知道我能过得很好的，再过一段时间自己想攒钱在这座城市买个房子，虽然好像是不太可能，但我真想等爸妈养老的时候可以把他们接过来。外来人口在城乡结合部的生活不仅是满足自身需求，也在于能够承担起家庭责任。城市处处充满消费的潮流，城乡结合部也概莫能外，生活在此间的人们在被诱惑的同时，却被消费的世界排斥在外，外来人口游离在光怪陆离的现代城市空间之间，以未来生活的幻想消除内在世界的失衡。不能切入城市的消费，也就不能真正融入城市之中。城乡结合部外来人口生活的艰辛画面正为当下城市的发展敲响警钟:“警惕底层生存生态的恶化，要保护底层生存的社会生态。”②这种社会生态系统的关键就是要为弱势群体营造一个开放以及可以保持适度生活的消费空间。外来人口身处城市的兴奋，对自己认同的模糊感和漂泊感，在他们身上复杂地交织着，但外来人口依然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对城市生活充满了热爱和期待。外来人口已经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力量，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都需要他们，只有让他们在进城工作的体验及感受中得到较好的自我认同，并顺利完成再社会化的过程，给社会带来的才能不是一系列的外来人口问题，而是一股巨大的力量。这就需要使外来人口通过城乡结合部顺利地融入城市，让他们在陌生的城市里享受到应有的权利及待遇，并获得家园的归属感，然而，这一美好的理想图景更需要国家与社会提供可能的路径选择。

二、结语:城市融入与机会空间

伴随社会的总体性变迁，当下外来人口的城市化进程发生了“脱域机制”影响下的一种转向，那就是由原有的候鸟式流动转向蒲公英似的落地生根，来到城市不再是只关注产出的“异域嫁接”，而是生命历程的深度嵌入。这种嵌入指向的是城市的生活方式，而非某一地点的驻守;是对城市空间的动态适应，而非某些城市融入指标的静态达成。交通的畅通与信息高速公路的无远弗届，外来人口的城市融入不再是一道明确界限的突破，而是如同种子般的生长发芽，需要在进城、容身、谋生、消费等空间实践过程中实现多帧日常生活图景合成似的阶段性成长，他们展示的是一种以战养战、运动化、学习型的成长过程。在这一视角下，我们可以将外来人口在城乡结合部的这些空间实践视为一种自发自为的现代性谋划。他们对于城乡结合部的进入可以视为一种重要的改变自身命运的社会运动。苏黛瑞对于外来人口在城市中争取公民权的看法是:“城市暂住者在官方没有提供服务和好处的情况下，只能利用初级劳动市场来参与书写城市生活新规则，它迫使绝大部分城市流动者建构着他们自己的封闭世界”①。表面上可以为外来人口提供城市融入机会的城乡结合部空间，却让他们面对无根的漂泊境遇。重建的前提是要明确到底是什么力量拔除了社会之根?海德格尔曾经充满忧虑地警告世人，构成现代性之动力的科学技术力量正在把我们人类从这个大地上“连根拔起”。这种“连根拔起”在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者眼中看来，在于资本的空间再生产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空间再生产所造成的城市空间结构在城乡结合部的单向度复制与空间异化。这样重塑社会之根就需要国家对城乡结合部以社会建设取向抑制资本空间再生产的冲动力。田毅鹏认为，这种面向基层的社会建设应当重构流动的公共性，“将处于流动状态的农民纳入到组织体系之中，在这一过程中，除加强各级政府主导的、依托于城乡空间的正式组织建设之外，还应关注非正式、非制度化、流动性的系统和群体的建设，以形成一种具有社会和情感支持的‘虚拟社区’，为流动中的村民提供真实的社会保护和屏障。在制度政策层面上，政府在出台与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相关的各种制度、政策时，都要考虑到其实施对象的流动性特点，例如流动农民的社会保障关系是否可以跨越地域的限制‘随人流动’、‘随地转移’等等。”②也就是说，在集体意识失落与个人空间权益弱化的空间里，国家应当通过流动公共性构建和新集体认同重构等社会生根工程，逆转外来人口原子化动向，实现对其发展平台的重塑。在社会生根工程中土壤的提供下，外来人口在城乡结合部积极的空间实践使自身实现初步的“着床”，国家亦当注意外来人口城市融入需求的阶段性与多样性，以免制度设计与个体发展错位。进城途径的宽窄、居住条件的好坏、就业机会的多少、消费能力的有无，在先赋因素客观存在的前提下，应当最大程度地决定于外来人口自身的努力与付出。相对他们在城市边缘空间的所采用的弱者抗争甚至自我退隐，国家需要抑制城乡结合部空间形成过程中的资本逻辑，采用空间正义的社会性规划以实现他们个人现代性的培育与养成，从而让为城市发展同样做出贡献的公民享用城市发展空间权益的文明果实。

作者：张霁雪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