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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道德与人性下浅析荀子的人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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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与文明》2018年第0期

摘要:哲学是对人类终极的关切,所探讨的对象是永恒。无论古今中外的任何哲学家都提出过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人性”,只是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不同。本篇文章尽力消除以西释中或者以中释西的嫌疑,以中西对比的研究方法来探讨荀子的人性论。人性不外现于人的内在,是通过行为表现出来的道德,道德的探讨始终离不开人性的研究,因此,本文从道德与人性的关系出发来具体探讨荀子的人性论。

关键词:荀子;道德;人性;康德;道德的形而上学

1道德与人性的关系

在研究荀子的人性论时,首先需明确中西方哲学的最大不同在于对同一问题解决方法上的差异。西方的哲学可以称为哲学,其最大的特点在于有一套系统的体系,讲究“逻格斯”和“努斯”(超越性);中国的哲学我认为最贴切的称谓应该是“哲思”,中国哲学讲求“悟”,如老庄哲学不太需要像西方哲学那样去抠字眼,儒、道、佛都认为语言是不可靠的,如果学习中国哲学还是用学习西方哲学的方法,岂不是剑走偏锋,中国哲学需要我们读完文本后去冥思苦想,这个“想”就是靠“悟”和“思”来实现的。“悟”和“思”是自发与能动的,从这里来看中国哲学在努斯方面更胜一筹。同时,回答了中国文化之所以长久的根本,在于要求人们学会向内收敛以摄取培养生命力的生生不息,正如《周易》中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1]。超越性是中西哲学所共同追求的,哲学不能局限于某一特殊现象,它追求的是无所不包的“一”,这一结论是中西哲人达成的不谋而合的真理;为真理而真理,为自由而自由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因此,在研究荀子的人性论时,能看到康德的影子,正如在学习胡塞尔的哲学思想时看到了康德的思想一样,因为,胡塞尔就是从康德主义走出来的。当然荀子不可能学习过康德的哲学,康德也不可能学习过荀子的哲思,他们只是对同一个哲学问题进行了研究,但是,方法上略有不同。对于人性的探讨,实质上是在探讨人性何以可能的问题。人性是内在的,需要通过某种行为来体现它的善恶,表现出的行为被我们用道德标准来评价,这时候道德标准的好坏就体现了人内在之性的善恶,由此观之,道德是人性的外在表现,而人性是道德的内在根据;也就是说,我们在探讨人性的同时离不开对道德的探讨,换言之,人性何以可能其实也是道德何以可能,二者是辩证的关系。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所要建构的是道德的形而上何以可能的问题,中国哲学也对此有所探讨,唐君毅、徐复观和牟宗三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认识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中认为,道德实践行为依赖于人的内在心性。“心性”是否具有“合理性”(这里指逻辑与理性)是中国哲学所没有探讨过的,需要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注意。本文在人性与道德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运用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奠基》对比研究荀子可善可恶的人性论和人性善恶何以可能之问题。

2荀子人性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传统认为荀子的人性论是“性恶论”,孟子在人性方面是“性善”的。但是在荀子的《礼论》篇中,他认为“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2]。人性是自然本来的样子,而自然的样子荀子认为是恶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2],正是这种自然本性的恶,才体现了人对善的向往。这里需要明确的是荀子在他所有的专著里所说的“伪”并不是“假”的意思,而是指通过后天的教化学习来对人性最初的自然属性进行改造。人的属性分为自然和社会两个部分,荀子的“性者,本始材朴也”说的是人的自然属性。荀子认为人性的自然属性是“恶”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荀子并没有否定人性向善的社会属性,他认为,那些被称为善者之人是经过“伪”这一过程来实现去恶存善的,“伪”在这里可以看作是去掉人的恶的自然属性的社会属性,即自然属性是可以通过社会属性来进行改造的。哲学的根本任务在于教化,也称为教化之学,在荀子的哲思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点。教化可以等同于学习,但是,并不等同于有专业学识,这与当今以高考为指挥棒式的学习是截然不同的。荀子在《劝学》篇中之所以强调“学不可以已”,正是看到了人在自然属性中的缺陷———恶,才从社会属性方面强调通过“学习”这一社会行为来弥补人先天自然属性之不足。这种思想与《性自命出》里的“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是一样的。性是天生的,无论是性善的,性恶的,还是不善不恶的,哲学家们都强调人需要后天外在的改造方能达到天人合德。人性存于人的内在,如果不通过外在之物,是表现不出来的,即行为是人性的外在表现。反之,如果行为的表现是不道德的,那么所折射出的人性自然也是不善的,因此它需要后天的教化过程。荀子《劝学》篇中用车轮设喻,阐明即使人最初是不善之人,经过学习之后也可以变成完全合乎道德规范之人:“木直中绳,輮(煣)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又)槁暴(曝),不复挺者,輮(煣)使之然也。”[2]因此,关于荀子的人性论,我们不能只看到他所阐述的人性自然属性的那部分,也要看到社会属性那部分,要把他看作一个完备的体系,这样才完整。中华五千年文明,之所以没有断过,正在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雄浑的灵魂存在于我们的文明之中。“性”是天所赋予的,每个人都具有,他本身是不动的,而心是没有定志的,需要外物刺激,性才能发动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心性之学亦是了解天人合德的真正原有所在。再者,荀子在《修身》篇中写道:“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恶也。”[2]荀子在这里强调的善是指行为表现出的善,他说,看到他人善的行为我们要自省,看到他人不善的行为我们要自己反省,他人的人性都有“善”和“恶”,我们需要从他们所表现出的行为来观己。他人行为所表现出的性正是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荀子在《正名》篇中认为,“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2],强调人性乃人之本质属性,我们对行为具有善与不善的价值判断,从侧面说明我们的内心是具有善和恶的内在依据的,否则又用什么标准来判断行为的善与恶,正是有这种内在的依据,我们的心才能崇善,才会明辨,并且通过“善假于物”这一社会行为来完善人的本性。因此,我们在研究荀子的人性论时不可只看到他关于人性的自然属性的一面,也不可只把人的外化行为内化于自身从而当作我们的人性,即社会属性那一部分。古往今来有太多的哲学家常常把一面的东西定义为两面的,如,马克思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之和。这里他是从人的社会属性去阐释,从社会性来说这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在做研究时应该更为系统地分析,这样才能尽可能地追求“一”的普遍真理。

3荀子人性论何以可能

人性的终极发展其实是道德的价值追求,人活着并不是只有一个自然的过程,还有人自身赋予的意义,这部分是需要在后天的社会属性里去改造的。中西方哲学都不在乎人性究竟是天生善的还是不善的这个问题,伟大的哲学家最终解决的问题是人应该怎样生活才有意义,这个意义必须是道德的。在德文里“Bil-dung”本意是一粒种子的生长过程,引申义就是“教化”。威廉•洪堡说:“教化的目的是自我的完善,是人的能力的提高。”荀子认为人性在自然属性方面是恶的,正是这种对人性恶的认识才使我们有意识地通过后天的“善假借于物”来改变人性在自然属性方面的不足,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2],这样即可为善。通过人性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方面可见,荀子是肯定善的,而保证它的可能必须是建立在道德实践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要“借物”;同时,荀子还认为,“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表明人性的完备性随着道德实践的深度而加深,这种道德实践还需具有教化性,通过这种教化使善内化于人心,从而完善自身的性。这种教化具体到荀子的哲学思想里就是他所提倡的“隆礼重法”,他的“礼”与“法”就是“伪”具体实现的途径,“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2]。对于荀子来说,“善”是要假借于外物的,因此,它是外来之物。但是,要弊除人性先天的不足,我们必须把“善”内化于人自身,而要使这一过程得以实现,只有通过“教化”来内化善,从而达到真正的道德。换言之,人的外在行为成就人的内在精神之修养,荀子的人性论是以人的自身为出发点去改造人性先天的不足,从而达到人之内心道德的修养,实现天人合德。

从荀子人性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来看,他的人性论是既可善也可恶的,真正使人性善与恶的是人的心,因此,我们说:“能尽心知性则知天,人之存心养性亦所以事天。”于此观之,人德即天德,尽性成德之事皆天地之化育,亦是天人合一之所在。这种哲学观点我们既可以看到儒家的影子也可以看到康德的影子。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人性的善恶都是通过道德的行为外现出来的,导致无论荀子还是孟子判断人性善恶的标准就是人的道德行为的好坏;而这种到处存在且发生的“道德行为”分两种情况,我们对此的理解是:对于第一种我们理所应当的认为那是找到答案的,因为,人对于好消息产生的原因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对于该发生而未发生的道德失控,我们归结为多种原由。我最为认可的是人的有限性,这种有限性可以分为若干方面。正是人的这种道德实践的局限性导致了荀子等人对人天生的性的定义。正因为如此,为了确保道德的必然性,“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根基来自自身的自由意志对理性的把握”[3]。也就是说,意志要服从自己立的法,即服从具有理性的人性,在这里康德认为人性的自然属性是具有理性的,这与荀子有所不同,因此,康德认为人性是可靠的,但是,意志并不总是按照自己立的法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为了确保道德的形而上学的可能性,他又设立了“道德公设”,从这点看来,康德并不认为人性总是理性的,它自身也存在着感性。同样如此,自知人性的不足的荀子为了完备人性的恶提出了“隆礼重法”这一具体主张来“伪”人性的恶,从而达到善的道德;“伪”这一过程实质就是“教化”的过程,才有了“学不可以已”,即要“善假借于物”,这个“物”必须是指向善的。无论是中国的荀子还是德国的康德,他们所说的教化或是意志立法追求的都是人的自我完善提高,也就是说,他们的终极关怀都要回归于人自身,人的自身就是思考如何完善自己;在这点上,无论哲学语境是否相同,我们所关切的问题是一样的。这个问题对于康德而言就是人的自由意志如果能控制理性,就会实现自我的完善;荀子则认为要善于假借外物来提高自身,但是,这种善的外物并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邓晓芒先生认为,“拿来主义”是使我们民族与国家逐渐丧失创造精神之所在。当代社会的各种民族虚无主义和民族解构主义无不是把五千年文明踩在脚下,当下最为可怕的是一些受各种利益驱使而无病呻吟、装腔作势的所谓文人所写的神剧,通过大众传媒每时每刻都在传播着不切实际的道德导向,如此一来,荀子的人性善恶何以可能?必须假借外物这一过程来“伪”人性的自然属性,并把社会性的善内化于自身,把它作为自己人性的一个部分,才能实现自我的完善,最终达到天人合德。

参考文献:

[1]姬昌.周易[M].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12.

[2]荀子.荀子[M].北京:西苑出版社,2016.

[3]邓晓芒.道德形而上学奠基句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作者:郑露璐 单位:贵州师范大学

儒学与文明杂志责任编辑:张雨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