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教的人文启示与现代价值范文

摘要:中国自古就是诗教。诗教在于培养丰富的精神。本文从传统诗教作为寄托国家教化和民众教养的文化事业以及现代诗教在人文启示下的价值所在阐释其意义与影响，力图在当今的教育实践中，吸取传统文化的精华，提升人文素养。

关键词:诗教;人文启示;现代价值

在传统语境中，“诗教”特指《诗经》之教，举凡后世之乐府、唐诗、宋词、元曲，其历史厚度和社会认同都承担不了单纯教化的职责，《诗经》后之诗词末流，甚至被指斥为“淫邪之作”，大端也无非抒发情怀、沉吟唱和，于世道人情、教化众生并没有明确而显然的意识。但《诗经》之道德本位的确立，更多在于其道德化、政治化的解读模式，本身也在于传统语境中对《诗》的经典化，抛开历史的园囿去重新解读，发现《诗经》中很多的篇目也无非表达了人们对和平、爱情、幸福生活的追求，平凡而真诚，浪漫而具体，几乎不涉及“道德叙事”的内容。但正是这种“唯道德”的《诗经》经典解读模式，让诗教在传统社会中兼具了文学之外的意象，这种意象有超越的社会功能，甚至有了宗教的价值和意味。这种价值的逻辑历史化征象与儒家文化及其文化理想完美契合，使诗教在传统社会具备了重要的道德价值。我国被称为诗的国度，是因为由《诗经》始，历各朝各代，均有优秀的诗作流传，写诗不仅是知识精英、政治精英的普遍表达方式，也是普罗大众广泛接受、爱好的文学乃至生活形式。这种历史的流传和积淀，造成一种广泛而深入的文化存在。如果说《诗经》之教是单纯精英分子的精神琼浆，汉代以来，随着政治权力/知识向平民的开放，诗的内涵进一步扩展，形式也进一步多样，诗也开始深入民间，成为一种人们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艺术形式，并最终成为一种文化生活的样式，成为流淌在中华民族体内的一种文化基因。从传统与现代的代际转换而言，诗教显然有着更为宽广的历史和现实内涵。在本文中，诗教之“诗”泛指一切形式的旧体诗，而其“教”之所在，则在于意境是否优、语言是否美、意旨是否高，基础在用字、词，进而在意义，再进而在精神。但另一方面，作为这种转换的代价，在语言、文字以及两者构筑的意义世界里，都存在着在一个更广阔意义的转换世界的“再生”问题。这涉及诗的现代价值的问题，在对其传统价值的追索中，我们也可以发掘其人文启示。

一、诗教的传统价值

“诗教”一词，出自儒家经典《礼记•经解》，原文是:“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另还有一句为:“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孔子的前一句话，意指一个国家或城邦的文化教养，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出来;如果一个城邦的民众普遍地有待人温和、处世宽厚的品格，就说明这个城邦是有“诗教”的表现。孔子的后一句话，可以看着是对前一句话的必要补充:“温柔敦厚”但又心智开发，不至流于愚蠢，这才是深得“诗教”之地。孔子有关诗教的言论，在传统社会是极具代表性和指导性的。我们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言论进行解读，以此阐发诗教的传统价值。第一，诗广为流传，是重要的文化传播形式。在传统社会，诗教的重大存在价值和重要的流传方式在于，凡诗皆可歌。宋代大儒朱熹在《诗集传序》中有言:“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朱熹的论述单就《诗经》中风类诗而言，虽然带有很强的道德审视的色彩，但也很好的佐证了诗教的强传播学效应———它是民众中间的“流行”歌曲(“男女相与咏歌”)，是抒发人们思想情愫的重要途径。从传播学的角度而言，在传统社会信息传播渠道稀缺、传播速度不畅的前提下，诗教以一种口耳相传的形式，以人们喜闻乐见、低门槛的信息接收模式，大大彰显了其作为广义教育的存在价值。在另一方面，孔子讲“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君子之德要像风一样发挥广泛的影响力，必须借助良好的传播途径和手段。很明显，诗教的强传播效应是社会道德教化的重要保证。另外，歌诗的传统一直传承不断，发展到后世，对音韵的追求更是只增不减，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规整细密的音韵规律。现在我们读古诗，依然可以强烈的感觉到其朗朗上口的节奏感。第二，诗教是个体成长的重要知识途径。孔子曾劝告弟子学诗，说道:“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段论述很好的诗教对个体成长的价值和作用，大致上讲，诗教兼有知识上的作用，即所谓“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也有人格培养、社会教育、情绪管理的功效。王阳明就论及诗教在改善人格上的作用:“古之教者，教以人伦……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王阳明进一步论述道:“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王阳明的这些论述，可以作为诗歌“兴发”生命，使人“趋向鼓舞”、“中心喜悦”，达到“发其志”的人格启发意义。这些论述是“诗教”中“诗可以兴”作用发挥的重要体现。而诗教之可以观察社会和自然;可以“群居相切磋”(孔安国注)、“和而不流”(朱熹注)砥砺切磋，结交朋友;以及“怨刺上政”(孔安国注)，与现代流行文化所托付的人们的期望是一致的。第三，诗教要与现实结合，才能促进人的人文化成。孔子曾对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又对弟子说过:“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强调诗教在修炼内隐人格的同时，同样需要与外界发生关联，这种关联一是与人交流沟通，交流需要渊博的知识和良好的语言技巧，这些在诗歌中可以获取到。二是施政之用。清代学者袁枚提出“六经皆史”，认为《诗》、《书》、《礼》、《乐》、《易》、《春秋》都是夏、商、周典章政教的历史记录，中国社会很早就建立了道德化的文官治理体系，这种传统一脉相承，先前的经验和历史记载可以为后世施政提供借鉴。三是广博的人文知识。诗中大量涉及礼仪仪轨、外交战争、自然风物、地方风俗、草木虫鱼等人文知识。诗教强调学以致用、人文化成。这种强调教育经世致用的现实主义取向，正契合《周易》的《贲卦•彖传》中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描述，而“人文化成”也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所在。在传统语境中，所谓的人文化成，在根本上就是社会的道德化，这也是儒家知识分子的自命。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所谓诗教，是自古以来通过诗教化民众的方法。在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五经》系统以诗作为五经之首，并探索形成了出一整套通过学诗，写诗来进行知识和能力教育的卓有成效的方法，为传统社会文官选拔体制打下了基础。

二、诗教的现代价值

著名儒家学者陈明说:“如何对待诗教这样一种古老的文化保存、发用的方式方法，判断它的前景命运，确实颇费思量。首先是现代性有它的必然性或合理性，所以它要求传统与自己匹配接榫。但诗教之内容与形式不仅是古典，也与人格、人性、人心相勾连契合，因此仍然有存在的必要与可能，否则在网络时代也不会有人呼唤诗和远方了!”传统诗教依然可以予当代文化教育的发展以现实的启示意义，这不仅在于诗歌本身内蕴的美学和文学价值，也在于诗歌蕴藏的民族习性、审美趣味和语言魅力，更在于诗教本身的特殊价值。第一，诗教有利于美学精神的传承。诗教在本质上有着美学的内在要求。文学的本质就有着美的自我规定性，有着审美化的价值趣味。英国诗人华兹华斯说:“诗起于经过沉静中回味来的情绪，”这种诗意的对诗的阐释表达的就是一种美学化的生活沉思和存在感悟，传统语境中，诗也寄托着历代中国人的希望和梦想，具有崇高的地位，所以诗在中国其实起着和宗教相类似的作用。这也是把这种教化体系称为诗教的原因。这种类宗教的存在当然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土壤，但作为一种审美化的生活趣味，作为一种美学意义上的存在方式，依然可以遵循和传承。诗教对于当代中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急需抢救的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现代社会的大多数人，本着生存需求，也很爱学习，且学得多而杂，技能型内容比较受欢迎，管理性质的学科也包含在内。人们以为学了管理学就会管理，就有了安身立业的资本。然而我们却常常感到焦虑苦闷，生活压抑空虚，无处安放精神之需。而在传统诗教看来，通过学“诗”可以管理我们的性情和心灵，这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大法。管理好自己的性情、情感、性格、心态，才可以活得好，活得美。这种审美的或者诗意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态度有益于健康人格的长成，并解构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潮导致的人的单向度化，赋予人的全面发展，从而使人格康健丰满。第二，诗教有利于兴发生命的律动。孔子说诗“可以兴”，《四书集解》引孔安国注:“兴，引譬连类。”朱熹《四书集注》:“感发志意。”这两种解释，应该说较好的契合了孔子思想的内核。“引譬连类”，是指通过某一具体的、个别的、形象生动的比喻，通过人们的联想，领悟这一具体、个体、形象生动比喻相关的某个带有普遍一般性的有关社会尤其是人生的道理、结论和解释。在孔子看来，具体的诗或者具体的诗教虽然可以作为说明某一带有普遍性道理的例证，但孔子更强调诗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可以诉之于人们的社会性情感，唤起个性道德性的自觉，这也就是朱熹所谓“感发志意”的作用。在孔子看来，这种感发生命的方式，不是借助于知识的、理性的、抽象的说理，而是借助于情感的、自觉地、非理性的艺术形式。这正是诗教的立意所在。传统社会的安身立命之基，在于道德的日进日成，所以诗教的道德化的阐释路径，也是这种语境的自然要求。但这种兴发生命的特性，在当下依然可以从道德化和非道德化的层面展现出来，并现实的生成一种融合的生命视域，交互出一种新的存在体验。非道德化的诗教是当下诗教的新的格局，可以扩展延伸传统诗教的狭义视野。在传统语境中，“兴、观、群、怨”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读者理论，但同时也涉及到了诗的本身，清代文学理论家王夫之说:“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游于四情之中，情无所窒。”这个“四情”，指的就是“兴、观、群、怨”。这四个方面，“兴”是总揽性的，也是根本所在。第三，诗教有利于夯实德育的基础。上文分析可以看出，传统社会为诗教赋予了极其重要的道德定位，这种定位甚至贯穿于诗教的各个方面和整个过程。在当下，我们重提诗教的道德功效，却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回归或者效仿，而是将诗教的具体内涵接驳于当下的人的发展。从一种泛道德化的知识立场而言，知识教育本身就暗含价值。这种价值也就会导向道德判断。而诗教的特殊性在于，诗本身承载了儒家文化的宇宙景观、抒发了儒家文化的价值信仰、构筑了儒家文化的圣人形象、描摹了儒家文化的处世之道，这一切，都导向于诗教的人格塑造模型。正如陈明所言:“恢复诗教也好，重建诗教也好，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从整体上确立儒家文化的主导性地位。儒家文化中有一个天道的信仰，在《周易》中贯穿了这一点，在《诗经》中也完全体现了这一点。在儒家文化体系中，对天道的信仰是它的中心，或者核心。由此出发，才有诗教，才能够作用于人格最基础的方面。所以，这是很重要的，缺了这一点，诗歌教育只是一般的文学、美、情感、性情的抒发和表达，这和诗教不太一样，诗教和一般的诗歌教育的区别，正在于它是一种对人的塑造和提升”。这种观点当然尚有可商榷之处，尤其是对诗教预设先期价值(信仰)。笔者并不认为这种预设可以产生必然的效应。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德育只有在建基于精神之上时，德育的基础才是最稳固的，德育才是水到渠成的。在多元化的需求面前，这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同时，人文知识本身就暗含道德化的诉求，它们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诗教佐以儒家知识的教育，可以相互激发，达到道德教化的效果;一些传统诗歌本身就有道德教化的内容。

三、诗教的人文启示

作为一种非理性的情感表达形式，诗一般只是作为单纯文学的形式存在，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起来的诗教，将一种单纯文学的体式转化成为一种社会教化的叙事。教化叙事将诗作为一种政治的、社会的、情感的征象，并作为一个逻辑起点，将诗的起源作为政治－社会同构的意象，这种同构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性，这被后来的经典解释者们广泛阐发，并将之归为政治上的王权至上和道德主义的取向。孔子的圣人化让其对诗的删减的道德意味得到了强化。同时，他的有关试教的论述也得到了加强。这种价值的树立，使诗承担了其本身并不必然具备的功能，但当一种预设价值持续强烈输出时，诗的非理性的特性可以在意义的不确定处附加确定的价值，这是诗教的立意所在。前文所述诗教的宗教属性，就在于其国家设教，社会整合、教化的功能。在中华民族这个复杂的族群中，诗教成了治愈这个民族众多精神痼疾的治世良方。诗经之教泛化为古诗之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诗经的阐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古代诗歌经过历史的筛选，也保留了很多的经典。在现代谈诗教，可以让现代人回看诗歌予这个民族的生命的诗意，并继续这一历程;也可以在价值上进行筛选，作为我们前进的精神脊梁;或者，只是单单去感受文字的美好。尼采通过挖掘古代文化中的酒神精神，并认为这种非理性的精神可以而且应该继续存在并去重构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单单理性精神构筑的不是完整的人。另外，诗教或许还启示我们追寻适合自身的普世价值，即简单而诗意的生活。尊崇自然，敬畏生命，不过度开发，与自然和谐相处。“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十亩之间》)诗歌中传达的那种生活的安然与恬静，人与自然的相融相和，无疑是安顿疲惫心魂的一剂良药。其实生活本身就是疏淡的。诗，透过生活的万花筒让人看到那最深处的纯净与安稳。诗教的另一重要启示在于培养后世丰富的精神，培养诗意的心和诗意的眼。人的一生，绝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而是活得更好、更美，能够欣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朦胧之美，体会“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无邪之美，“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旖旎之美……三千年读史不外功名利禄，九万里悟道终归诗酒田园。我们的祖先早已用诗勘破生活的奥秘。在那文明的核心，我们有最早的“诗心”，见证这个民族的灵性———简洁、率真、思无邪以及对生命的最高的敬意与感激。诗教是中国人几千年形成的一种精神传递方式，这种方式并不具备显明的知识学内涵，但是却承载了中国人的价值彼岸和精神真谛。它隐而不发，却乾乾有为，塑造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人格完满，品德高尚，乐天知命，奋发有为的生命气象，元气淋漓，矢志不渝。在当今的教育实践中，我们要积极吸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和传统教育文化中优秀部分，取长补短，为当代文化的发展和当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诗教在传统社会一以贯之，影响深远，挖掘其优秀的元素为当下所用，是非常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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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妮 单位：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