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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过程研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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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杂志》2014年第ZA期

一、概念定义和测量

压力过程研究至今仍保有旺盛的生命力离不开它对于量化研究的重视,而概念的定义和测量又是后者得以科学的、系统的推进之基础,所以理应成为本文对于压力过程范式探讨的起始点。

(一)压力源(Stressors)一般地,压力源被界定为对个人健康构成挑战或威胁的潜在因素。压力过程研究往往聚焦于以下三种压力源:生活事件(LifeEvents)、慢性压力(ChronicStrains)及日常生活烦恼(DailyHassles)。作为压力源的生活事件。豪尔曼斯和瑞赫(HolmesandRahe,1967)将生活事件界定为导致行动者对自身行为进行广泛调整的重大生活转变。为了测量压力水平,豪尔曼斯和瑞赫设计了一张由43个生活事件组成的量表,该表后来被人们称为“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SRRS)或生活事件清单(Life-Eventchecklists)。SRRS主要用来衡量人们对重大生活事件需要进行何种程度的调适,该量表的内容涉及了人们社会生活的主要领域,包括婚姻、家庭、工作、教育、人际关系、宗教、财务和健康,其中所包含的事件也被赋予不同的分值。被试在填答完该量表后,研究者将各项分数加总,从而得出被试总体生活转变程度的得分。豪尔曼斯和瑞赫的统计分析显示,生活事件会使行动者因负担过重而在面对生理疾病、伤害、死亡时变得更加的脆弱。尽管豪尔曼斯和瑞赫的研究结论在后续研究中得到了证实,但仍有学者认为“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并没有涵盖所有重要的生活事件。为此,他们发展出了更为详尽的量表(Dohrenwendetal.,1978;Tausig,1982)。另一些学者认为,在制定量表的过程中必须把生活事件对个体的意义纳入考虑,那些对个体而言属于“不合意的事件”理应更好地预测精神健康(George,1980;House,1981)。总之,生活事件具有如下特点:它们是离散的、可观察的、具有相对清晰的始点和终点并且它们代表了个人日常生活的转变。作为压力源的慢性压力。所谓慢性压力指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要应对的各种问题、矛盾和威胁。与生活事件不同,慢性压力并非离散性地分布在不同的时间点上,而是在某一特定时间段内持续显现。换言之,慢性压力的发展较为缓慢且隐匿,因而成为一种长期植根于社会环境和角色之中的问题源。那么该压力源又为何产生呢?泊林(Pearlin,1999)认为,不利的社会地位、角色规范的冲突或情境失调均可能成为诱发条件。有关慢性压力的经验研究亦如生活事件研究一般呈现出分化态势。有的研究者倾向于考察某一特定类型的慢性压力及其作用,如工作压力、经济压力、人际压力或社区贫困等(Krause,1987);而另一些人则采用了整体性的研究路径分析各类慢性压力对精神状况所施加的总体影响(Ye,2000)。至于测量方法,有学者发展出了一种较为简明有效的方法。打个比方,若研究者意图测量被访者所承受的“家庭生活压力”,他可以让被访者对“家庭成员”“家庭生活”“邻里关系”等作出满意度评价。满意度越低,则慢性压力就越大。总之,鉴于慢性压力与心理健康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将该领域研究从生活事件研究中划分出来还是很有必要的。作为压力源的日常生活烦恼。日常生活烦恼顾名思义指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让人倍感压力的事务,它们通常被视为一种长期的压力源,但在强度上低于生活事件和慢性压力。肯纳(Kanneretal.,1981)率先发展出了日常生活烦恼量表。该量表由117个日常压力项构成,内容涵盖了家庭、人际关系、工作、环境等方面。在完成量表制定后,肯纳访问了100位中年男女,并要求他们报告自己是否在调查前一个月遭遇到117种压力源。对该调查所进行的回归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日常生活烦恼与心理症状之间存在正相关。尽管统计分析给出了鼓舞人心的信号,但其他同行认为该研究并不令人信服,因为日常生活烦恼量表中的诸多压力项通常被研究者划归到生活事件或慢性压力的范畴之中。若硬要把这些项目纳入新的范畴,回归系数难免有虚高的嫌疑。

(二)资源(Resources)在压力过程范式下,资源被定义为那些能够缓解压力源对心理健康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的因素。社会支持(SocialSupport)和应对(Coping)是资源的两大构成要素。作为资源的社会支持。作为最早研究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关系的学者,柯布视社会支持为个人感知到以下三方面的信息的一种或多种:第一,使主体相信自己是被关爱的信息;第二,使主体相信自己是被尊重和珍视的信息;第三,使主体相信自己属于某一沟通网络并承担其中的义务的信息。简言之,社会支持即指个人明晰地感受到自己是被关爱、被珍视的并且自己有困难时候也能够得到他人帮助的(Cobb,1976)。如今,多数学者认为社会支持是一个包括结构性和功能性面向的二维形构(Lin,YeandEnsel,1999)。所谓社会支持的结构性层面(StructuralSupport)即指,与个人相关的社区、组织、社会网络或密友的特征。为了对结构性的社会支持进行测量,研究者发展出了“关系强度”“网络密度”“同质性”和“离散性”等测量指标。对于功能性社会支持(FunctionalSupport),它在内容上可以是“工具性”的,亦可以是“情感性”的。前者与一些物质帮助相关,诸如帮忙料理家务、照看孩子、借钱等;而后者则涉及了满足情感需求的行动,例如交换意见、寻求理解、发泄情绪以及建立自尊等。进一步地,以上这些具体支持既可以是人们头脑中构想的,也可以是实际获得的。由此,我们又可以将功能性社会支持按照两个标准划分为四个子类型:感知工具性、感知情感性、实际工具性及实际情感性支持。总之,研究社会支持的不同面向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审视它所发挥的具体作用。作为资源的应对。这里的“应对”是一个复合性概念,它包括了“应对策略”(CopingStrategies)和“应对资源”(CopingResources)两部分内容(PearlinandSchoo-ler,1978)。所谓“应对策略”意思是个体为了预防或避免压力源及其后果所采取的相应行为。由于人们所面对的压力源多种多样,因此要将所有的应对策略一一枚举出来是不切实际的,但我们至少可以辨别出以下几种主要的类型:自我依赖、寻求帮助、控制性反思、情感宣泄、积极对比、斡旋、自作主张、选择性忽略。相关研究表明,在遭遇高强度的压力时,行动者往往采取多种应对策略以使状况得以改善。“应对资源”又被称为“心理资源”或“掌控感”(Mastery),它的意涵是行动者对自身在多大程度上具备控制外界压力源的能力的一种主观评估。特纳通过研究发现,掌控感越高,则压力源所造成了负面影响就越小(TurnerandNoh,1988)。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自证预言”使然。在概念测量方面,研究者往往以一组自我评价语句来表征自我效能感。

(三)后果(Outcomes)选择什么样的变量作为结果变量对于压力过程研究而言显得格外重要,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其他两个变量的预测效应的大小。除了理论上的考虑外,测量工具的可靠性和研究的可比较性是研究者在选择结果变量时考虑的另外两大因素。研究者不希望自己始终处于“发明轮子”的状态,同样他们也不愿意去研究一个读者寥寥的议题。鉴于以上三方面因素的影响,我们不难发现:在压力过程范式指导下的大量经验研究将精神失调作为研究的因变量,而抑郁(Depression)又是最为研究者所“青睐”的一种失调症状(PearlinandBierman,2013)。对于抑郁的概念化和操作化存在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方式是测量抑郁情绪,也就是考察是否存在各种抑郁症候;另一个办法是用精神病学的诊断标准来衡量抑郁水平。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采用第一种操作化方式。在具体的测量过程中,研究者运用“抑郁症自评量表”(CES-D)测定被调查者的抑郁程度。尽管这种测量法所得的数据十分便于进行统计分析,但因它所得出的结果尚未与临床医学的诊断结果进行互相对比而欠缺可信度。

二、压力源与健康后果

在较为详细地阐述了主要概念的定义和测量方法后,笔者将对概念之间的关联模式进行深入探讨。本文的第三部分即体现了这样一种努力,它主要聚焦于以下几方面议题:第一,不同类型的压力源互相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第二,压力源又是如何作用于心理健康的?第三,哪些压力源对健康后果有着更显著的影响?

(一)压力源之间的相互联系越来越多的研究已不再满足于研究单一压力源在某一特定时点的作用,而转而探究不同类型压力源之间的相互影响。压力源之间的联动作用被研究者们形象地称为“压力递增现象”(StressProliferation)。严格地讲,所谓压力递增指的是行动者在初始阶段所经受到的“初级压力源”增生“次级压力源”的现象。这里的“初级压力源”可以是不合意的生活事件,也可以是慢性压力。失业往往是一种最为典型、最被广为研究的“初级压力源”。当行动者遭遇到失业以后,他的个人财务状况将会陷入困境,甚至他的婚姻关系也会变得紧张。同样地,离婚这一不合意的生活事件则通常导源于多种慢性生活压力。而一旦男女双方选择结束婚姻关系,他们还会相继遭受一系列额外的压力源,诸如社会疏离、经济窘困、单独照料子女所产生的负担等(PearlinandJohnson,1977)。除了可以沿着时间序列进行传播以外,压力源还可以在人际间进行传递。例如有研究表明,子女所面临的生活困境同时也构成了威胁父亲身心健康的压力源,并且这一现象在非洲裔美国人家庭中体现的尤为明显(Milkieetal.,2008)。此外,还有研究者发展出了更为复杂的研究框架,采用长时段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位于不同时间点的压力源相互作用的模式(Ye,2000)。该研究表明:第一,童年的生活事件与成年早期的生活事件、近期生活事件、不合意的生活事件、慢性压力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二,成年早期的生活事件与近期生活事件、不合意的生活事件之间存在正相关;第三,近期生活事件、不合意的生活事件、慢性压力之间亦存在正向关联。压力递增现象是否在不同社会群体或社会阶层中存在变异是研究者所关心的另一个话题。目前比较一直的看法是,那些处于优势群体或优势阶层的行动者通常不为压力增生所困扰。也就是说,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调节的作用。

(二)压力源对精神健康的作用机制①如前文所述,压力源与心理疾病之间存在正相关很早就被研究证实。然而,有关前者如何作用于后者的研究则是较为晚近的产物。概括地说,压力源可以对健康后果施加三种不同类型的作用(如图1-3所示②):独立作用③(IndependentEffect)、中介作用(MediatingEffect)和交互作用(InteractiveEffect)。压力源的独立作用。威廉姆森及其合作者在一项纵贯研究中考察了生活事件、社会支持、身体状况与精神健康之间的关系(Williamsetal.,1981)。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运用38个测定焦虑、抑郁和积极性的相关条目来衡量精神健康水平。此外,生活事件的测量工具是一份包含20个项目的事件清单,而对于社会支持的考察则兼顾了社会交往和社会资源两方面内容。为了收集研究数据,威廉姆森及其合作者调查了2234个被访者,并要求他们分别在两个不同的时间点(间隔一年)报告自己在生活经历、社会支持、身体情况和精神健康方面的信息。最终的统计分析表明,无论社会支持是高是低,生活事件与精神健康之间的负相关强度始终保持不变。威廉姆森及其合作者之所以认定生活事件具有独立效应基于两方面理由:其一,社会支持回归系数的绝对值仅是生活事件的一半;其二,交互分析表明在不同支持水平下,生活事件与精神健康的相关性没有出现大的波动。压力源的中介作用。当压力源发挥中介作用之时,它与精神疾病之所以呈现正相关部分是因为压力越高的个体其社会支持也就越少,而社会支持越少则精神失调水平也就越高。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研究者所谓的压力源的中介作用是等价于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的,究竟采取哪种说法视研究需要而定。贝尔等人的研究证实了中介作用的存在(Belletal.,1982)。该研究的主要资料来源于一项样本量为5000的截面调查,其分析单位为美国东南部的成年人。在概念测量方面,研究者采用抑郁症候法评定被访者抑郁水平,压力型生活事件的测量则运用了经过改良的“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而社会支持水平主要由社会参与度来衡量。在具体分析过程中,贝尔等人为了验证中介作用是否存在采用了“详析模式”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社会支持每上升一个单位,尽管生活事件与抑郁水平之间的正相关保持不变,但后者的平均值会随之下降。压力源的中介作用由此得证。在《压力过程》一文中,泊林及其合作者报告了同样的发现,但他们采取了不同的分析方法(Pearlinetal.,1981)。在统计分析的开始阶段,泊林等人首先对抑郁水平与破坏性工作事件作了回归分析,后者的回归系数为0.34。在随后的分析中,他们又将心理支持和社会支持变量纳入回归模型,破坏性工作事件的回归系数也因此下降为0.21。还有一些研究者报告了同样的发现,鉴于篇幅所限,笔者就不一一报告了。压力源的交互作用。压力源对健康后果施加交互作用意味着那些在压力源发生之前就掌握丰富心理、社会资源的行动者具有较低的心理不适感。对于该效应的研究更多的停留在理论演绎的层面(如Lin,1986),而鲜有实证分析。塞缪尔•卢与阿维森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了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NohandAvison,1996)。这一研究以常住于加拿大的韩国移民为研究对象,意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对于韩国移民而言,来自本民族的社会支持是否比一般性的社会支持更有效?在笔者看来,该论文的立意远不止于此。塞缪尔•卢与阿维森的研究在设计上拥有两方面优势。首先,研究者测量了自变量的各个维度。具体地说,压力源被分解为慢性压力和生活事件两个指标;同样地,资源也涵盖了心理资源(包括自尊和掌控感)和社会资源(包括本民族和一般的社会支持)两方面内容。其次,研究者在两个不同的时点上详细地记录了被访者在压力源、资源和健康状况方面的信息。以上两大特点使得塞缪尔•卢与阿维森能够对各种作用模型进行逐一检验。在对交互作用模型进行检验时,他们首先对两个时点下的所有自变量与健康结果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并以此为基础依次考察不同时点的压力源与资源的交互项的相对作用大小。数据结果表明,第一时点的掌控感与第二时点的生活事件的交互项与结果变量呈现负相关,压力源的交互作用由此得到证实。

(三)各类压力源的相对作用力相比前两个议题,研究者对不同压力源作用的孰重孰轻持有不同的看法。阿维森和特纳(AvisonandTurner,1988)运用来自加拿大安大略的抽样调查数据检验了生活事件和慢性压力各自的作用力大小。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第一,与生活事件相比,慢性压力对心理症状有着更强烈的影响;第二,就不同性质的生活事件而言,近期经历的事件的作用力大于早期事件。在《压力源、压力和精神紧张》一文中,惠顿及其合作者考察了相似的内容(Wheatonetal.,2010)。这项研究的数据资料分别来自于“压力测量研究”“多伦多精神健康与压力研究”“全国人口健康调查”。尽管这几项调查的考察指标各有侧重,但它们均将“近期生活事件”和“慢性压力”包含在内。三份数据资料的统计分析结果均支持阿维森和特纳的论断,“近期生活事件”和“慢性压力”在作用力上的最大差值为1.94倍,最小差值为1.47倍。由该研究可得到的另一个结论是,日常生活烦恼的作用力比生活事件和慢性压力都要来的更小。然而,有学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Ye,2000)。该研究发现,不合意的生活事件的作用力远大于慢性压力,两者差距为4倍。但近期的生活事件仍被认为发挥着比早期事件更显著的影响。

三、资源与健康后果

压力过程范式的基本立论让人一目了然,然而一旦我们逐条梳理具体的研究结论时就立刻发觉这其实是一种错觉。本文第三部分的内容已经清楚地表明,不同压力源互相之间以及它们与健康后果之间呈现出多样化的关系模式。这一判断同样适用于这一部分的讨论。

(一)资源之间的相互联系压力源是具有时间属性的一种概念,有些类型的压力源(如童年的生活事件)先天的就比其他类型(如慢性压力)更早发端。故而压力源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是沿着时间顺序展开的,也较容易把握。与此相对,资源是一个时间属性不那么强的概念,这意味着资源之间存在双向互惠关系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譬如,应对资源和应对策略之间的关系就被认为是一种双向关系。具体地说,那些自尊感、掌控感更强的人在遭遇到压力时更倾向于采取“问题导向的应对策略”,而那些视外在压力为不可控因素的人更易采用“情感导向的应对策略”。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应对策略是否有效也在很大程度上也反过来增强或减弱了行动者的自尊感和掌控感。同样地,应对资源与社会支持之间的作用方式亦是互惠型的。例如,格林和罗杰斯(GreenandRogers,2001)对一项以美国低收入者为研究总体的纵贯调查数据资料进行分析后就得到这样两点发现:首先,初始阶段掌控感越高的个体在后续阶段会得到更多的感知的和实际的工具性支持;其次,早期获得更多社会支持的个体在后续阶段也拥有较高的掌控感。然而,不同类型社会支持互相之间则呈现出了单向关联。林南等人(LinandWestcott,1991)通过研究发现,网络规模越大,个人所获得工具性和情感性支持也就越多;网络中的密友数量越多,个体则更易获得工具性支持。除了网络规模和密友数量外,关系强度也被认为是功能性社会支持的一项重要预测指标。此外,还有研究者(Uehara,1990)指出,在无其他附加条件的情况下,实际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会使行动者感觉自己能够涉及更多的社会资源。

(二)资源对精神健康的作用机制大体地说,资源亦可对精神健康施加三种不同作用(如图4-6所示)。它们分别是独立作用(Independenteffect)、中介作用(Mediatingeffect)以及缓冲作用(Buff-eringeffect)。以下部分笔者将对三种作用进行界定并介绍相关研究。资源的独立作用。所谓独立作用是指无论压力源存在与否,资源与心理疾患的负相关性始终不变。继柯布之后,林南及其合作者所发表的《社会支持、压力型生活事件和疾病》一文无疑又将社会支持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Linetal.,1979)。该研究的意义在于“社会支持”变量被纳入到传统的“压力源—疾病模型”之中;与此同时,社会支持与生活事件的作用效应孰大孰小的问题也得到了严格的统计检验。该研究的数据资料来源于1972年在华盛顿进行的一项针对美籍华裔群体的抽样调查,该调查的样本由121名男性和49名女性构成。在变量测量方面,压力源被“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衡量;精神状况则通过询问被访者在过去半年中对24种精神症状的感受强度来加以评定;对社会支持的测量考察了被访者社会参与和认同感两方面内容。在统计分析方面,该研究首先采用逐步回归法检验“婚姻状况”“职业声望”“生活事件”和“社会支持”的净作用及其对模型的贡献度。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对模型的总体贡献度最大,而且它对精神状况的作用力大于生活事件。随后,林南等人又分析了生活事件与社会支持之间的两两关系。详析模式分析显示:外界压力每上升一个单位,社会支持与精神症状的负相关保持不变且后者的平均值也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动。以上的统计结果证明了独立作用的存在。资源的中介作用。当资源中介作用于精神疾病时,前者与后者之所以呈现出负相关是因为:资源越丰富,所经历的生活事件也就越少;而那些不常为压力事件困扰的行动者的心理不适水平相对较低。较少有研究者关注这一问题,前文所述的塞缪尔•卢与阿维森的纵贯研究是一个例外(NohandAvison,1996)。为了对这一效应进行验证,塞缪尔•卢与阿维森采取了路径分析法。具体的分析被分为两个步骤。首先,研究者将第二时点的精神抑郁水平作为因变量对前后两个时点所涉及的各资源、压力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绝大多数第一时点变量的作用效应不显著,而第二时点上的生活事件、来自本民族的社会支持、自尊感和掌控感对结果变量施加了显著的影响。随后,研究者又依次将作用显著的这四个变量作为因变量对第一时点上的各资源、压力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前后两个时点上的变量以错综复杂的方式相互联系。最后,研究者用路径图表示出了变量之间多层次的作用模式。通过解读路径图,塞缪尔•卢与阿维森发现第一时点上的民族支持减少了第二时点上压力水平,而后者又进而降低了行动者的抑郁水平。资源的缓冲作用。若心理疾病的状况并未随着压力源的不断累积而发生恶化,那么我们一般认定这两者之间存在资源的缓冲作用。与压力源的中介作用一样,资源的缓冲作用长期以来一直是压力过程研究的一个热点。尽管这方面的研究已有比较丰富的积累,后继者们仍想方设法推陈出新,例如有研究者就试图考察资源的缓冲作用是否在不同的性别和年龄群体中存在变异(Ye,2000)。该研究的数据资料来源于1993至1994年间在大纽约地区进行的一项针对当地居民的抽样调查,该调查的样本由936名33岁以上的成年人构成。对全样本分析表明,感知性社会支持发挥了缓冲作用。具体地说,当感知性支持存在时,个体所遭遇到的不合意的生活事件越多,他的精神状况并不会发生恶化。然而该论断有相应的限制条件,它在不同性别组、老年人群体中成立,但不适用于年青人群体。

(三)各类资源的相对作用力对于各类资源作用力大小的探讨既有争议,也有共识。研究者争论的焦点在于:究竟是社会资源还是心理资源有着更大的功效?以泊林为代表的一派学者认为心理资源的作用力更大。他们的研究显示,社会支持的作用力不但仅相当于自尊感和掌控感的不到三分之一,而且它在统计上也不具显著性(Pearlinetal.,1981)。然而,这一论断受到了恩赛尔和林南的质疑。在1991年的一项研究中,林南等人发现,社会支持的作用力是心理资源的2.56倍,并且后者的作用系数在统计上不具显著性(EnselandLin,1991)。在探讨社会支持各子类别的净作用时,研究者所持的共识则远大于分歧。有相当数量的研究证明了感知性社会支持的重要性。它的相对作用力不但大于结构性社会支持的各个维度,如亲密关系的数量(Lin,YeandEnsel,1999),而且也胜过实际获得的社会支持(WethingtonandKessler,1986)。

四、结语

至此,通过对压力过程研究的理论渊源、核心论点、基本概念和作用机制的探讨,我们从整体上把握了该理论范式的全貌。在笔者看来,作为一个已经主导了美国心理健康社会学研究30多年的理论范式,压力过程研究之所以经久不衰有两方面原因。首先,它所倡导的从行动者所嵌入的社会情境出发考察心理健康的理念是对病理学、心理学研究取向研究的重要补充;其次,它关注健康不平等的社会性根源,并试图通过政策建议或实地干预改善底层群体的健康状况。在国内社会学界,压力过程研究长期以来一直被边缘化。近些年来这一局面已有些许改观,一些研究者开始涉足这一领域。然而,由于该研究领域在国内尚处于初创阶段,因而存在三方面较为突出的问题。首先,主要变量的测量有失偏颇。以社会支持为例,国内相关研究往往只考察结构性社会支持(如社会参与水平、社会网络特征等),而对功能性社会支持只字不提。今后的研究不但要考察社会支持的不同维度,还需分析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其次,研究设计缺乏时间向度。鉴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国内的研究者对截面研究有着独特的偏好。然而这种研究设计对于时间性较强的研究议题有着致命的缺陷。如前文所述,压力源是一个时间性很强的概念,它对行动者产生何种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他所处的“生命阶段”。例如,“亲友亡故”这一生活事件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会出现多次,但此类事件在不同的时点上是具有不同意义的。为了突显压力源的时间属性,有必要更多地采用纵贯研究设计。第三,作用机制揭示不够充分。国内学者更倾向于将“心理健康研究”看成是“劳工研究”或“农民工研究”下所包含一个子领域,因而他们只满足于解答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关系,而无视它们之间是如何相关的这一议题。在前文中,笔者曾较大篇幅地讨论了主要概念之间的复杂关联,其目的就是希望今后有更多国内学人在不断完善统计方法的基础上对这些关系的存在条件进行系统研究。

作者:叶子单位: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前沿杂志责任编辑:杨雪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