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复古和史学复兴研究范文

中国的文学发展经历了先秦时期的文史哲交融阶段，魏晋时期文学独立阶段和唐宋时期文史混合与逐渐走向独立的阶段。文学经历这些发展阶段与社会时代的发展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中国长期以来的大一统思想使得文学的功利性极强，而影响其独立发展，加之不同时期文学创作者不断地强调文学特征和文学情感，使得文学呈现出多元化，使得文学独立性成为一种发展取向。明代出现了文学复古运动，其主要的目的是对中国文学以复兴。从文学的角度而言，文学复古可以摒弃存有功利色彩的文风，恢复秦汉时期优良的文艺思想，将文学恢复到盛唐时期的雄浑气象。

一、史传文学占有重要地位

(一)文章统系的建立“道统说”占有统治地位时期，史学空间要远远超过文学空间。道统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文学要改变学术地位，就要以史学作为载体。明朝初期，朱右将文章统绪建立起来，认为经是“千万世之常经”，文章则有志于斯文，直到韩愈实现“本经参史”。明朝时期对于文学的看法，受到元朝重视史学研究的影响，将开放的文章统系建立起来，其中的史学则为文章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史学和文学附属于道学而存在道统至高无上的地位，决定了史学研究和文学研究都没有突破道统而存在，而是在道统的影响下，使文章融入到道统研究体系中，导致文章作为道学研究的附庸而失去了独立性，史学研究则是作为补充的形式而存在。比如，《左传》《战国策》等等著作在学术研究领域中都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六经才是根本，对于所有文学著作和史学著作的研究，都要以六经为参考展开。

(三)史学地位削弱，文学独立性增强明朝初期，史学研究理学化方向发展，以朱熹《通鉴纲目》为代表，将史学的地位确立下来。明朝初期对于史书的编纂存在着政治性倾向，其所存在的价值仅仅局限于借鉴。但是，史学的研究处于政治干涉下，其所存在的价值以社会价值为主，体现为训诫，发挥教化的作用。这就意味着史学研究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而逐渐走向衰落。史学的理学化研究随着道学的衰落而逐渐地失去了社会文化的引领作用，文学的独立性增强。

二、反对理学而建立复古文学理论

(一)文学复古形式的存在树立了文学的独特地位进入到明朝时期，史学和文学逐渐衰落，但是随着文学复古形式的出现，使得人们对于史学研究的态度发上了转变，随之出现了史传文现象，推动史学研究基础上的文学复兴。以《左传》的研究为例，王黎提出学习《左传》是在于“其词婉而畅，直而不肆，深而不晦”。史学家司马迁、文学家、思想家韩愈和欧阳修，在文学创作中，都从《左传》中获得了启发。另外，《左传》具有独特的取向，其内容的描述上，不但重视“文辞”，而且并不流俗于对道统的尊崇，而是树立了自己独特的学术地位。

(二)文学复古思想促进了文学发展之所以出现史传文的复古运动，是因为其可以借鉴的资源都趋于枯竭，只有从史学的角度发起，才能够将文学延续下去。晚明时期，复古运动是建立在文艺新思潮的基础之上的，其在复古运动中表达了追求真情的文学思想，修正了理学中所存在的不足，由此而使得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发生了动摇。晚明时期文学复古运动的代表包括李贽、汤显祖等等，他们建立了新文艺思潮的开端。但是，针对复古思想，相互之间依然存在着差别。以儒学态度为例。李贽是明代文学复古运动中的“异端”思想家，他在抨击宋明理学的同时，还要将儒家传统摒弃，要求在文学创作中，要摆脱儒学的束缚，“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以使文学获得绝对的自由。李贽的文学思想对于后续的中国文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但是，儒学的神圣地位并没有因为复古运动而动摇，以教化为本的儒学所具有的功利性文学观念依然是文学发展中主导。

(三)史传文学建立起史学与文学的沟通文学复古派对理学的反对成为复古运动的核心内容，经过考察就会发现，复古派对于理学的反对是建立在史学研究的基础上的。通过对史学资源的合理利用，已获得论证效果。对于此，李梦阳认为运用史学开展论证可以发挥其“忠焉质焉”的特点。李梦阳提出，儒家所言虽然令人耳目一新，但是重视说理而不切合实际。由此而将理学之害解释出来，即理与实相背离，无法诉诸于行动。由此，理不再高高在上，而是史传文学逐渐被重视起来。史能够成为给人们以教会，还提供可借鉴内容。史传的叙事性，使得其内容展开而将文学与史学建立起沟通。

三、从经史关系探讨史学复兴

(一)经学与史学之间的关系关于经学与史学之间的关系，王阳明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即“以事言之谓之史，以道言之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其道同，安有所谓异乎?”当史学与文学建立关系，并以此为切入点，则是阳明心学产生后，明代七子派借鉴史学对文学发展进行深入研究，对于经学与史学之间的关系重新定位。王阳明所建立的经史关系与力学有所不同，其主张万物皆为“道”，强调日常化，与“理”的抽象化相对立。同时，王阳明还主张，经学与史学之间虽然存在着不同，但是两者之间并无差距，而是在史学的基础上道学得以延续，因此而提出了“史不传则道没，史既传而道亦系之以传”。朱熹从理学的角度，讲究先经学后行事，道学高于经学。

(二)道系于史王阳明则将尊重经学而轻视史学的理论打破，注重经学与史学并重。在王阳明的理论基础上，王世贞提出了“道系于史”的观点。王世贞身为文学家和史学家，其对于经学与史学的研究是建立在理与辞的关系基础上的。理学家认为，将理与辞的关系建立起来，就会顺其自然地发展为理、气、辞三层关系，而王世贞对于这个论点予以颠覆，将“事”加入到理与辞之间，构成了理、事、辞，其中的“事”独立存在，将经、史、文融入到理、事、辞当中，并对于“事”与辞之间的关系足够重视，不免存在“辞而不能胜则归理，理穷而无所得则复趣辞”的失衡状态。

(三)史学复兴文学复古运动的最终用以在于史学复兴，在复古运动过程中，明代七子派文人给予了热忱，特别强调儒学复兴。七子派开展文学复兴运动，而强调具有较强功利性的儒学浮想，事实上是对程朱理学的不满，试图采取这种方式对于理学的统治地位以松动。文学复古运动对于理学的抗衡，是打破理学的文统论，即将文学研究和史学研究截然对立起来。主张先秦两汉文学，可以促进文学与史学之间的结合，很显然是对文统合法性的对立。借鉴史学资源开展文学复古运动，是从文学研究范畴中，将史学剥离，实现史学复兴。

四、明代文学复古所存在的缺陷

(一)明代文学复古旨在对抗理学明代文学复古旨在对抗理学，而并不是诉诸于对史学的深入研究，因此明代文学发展中对于史学的借鉴仅仅局限于语言层面，并没有对于史学精神深入思考，也没有深层次研究史传的叙事特征。关于明代史传文学，钱钟书认为，明代的文学复古与阳明心学之间所存在的关系是值得思考的，文学复古阳明之心学之间存在着“齐驱不倍”的现象［7］。也就是说，两者之间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对于古代的文学创作者而言，文学与儒学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依然没有完全摆脱儒学的束缚。

(二)明代文学复古是旨在借鉴史学而兴起王世贞提出明朝时期文学对史学的借鉴，更多的是对于章法句式的模拟，正如其在《史记评林序》中所言:“姑傅会以文之，不得于旨则姑穿凿以逆之，眯法于篇则姑摸其句，眯法于句则姑剿其字。”可见，文学复古借鉴了史学而兴起，却不能获得《史记》之轨辙。王阳明认为:“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关于经学与史学之间的关系，又重新回到了“心即理”，由此而使得史学研究进入到晚明时期，使得史学心学化方向发展。关于史学的研究，龚一柱在《叙读史四集》中将研究方向推向了极端，在他看来，古今的记载都是历史，出于历史。古人先懂得其中的本性，后人对古人的思想予以借鉴，而文学对于史学的运用，则是更为关注词藻之美，而没有对于史学深入研究，文学创作者要获得史证心的效果，则从主观角度出发，以个人兴趣对于史学内容进行选择。

(三)明代文学复古弱化从反理学化的角度而言，明代文学复古与史学复兴一致反抗理学的权威，将文学和史学之间的关系重新建立起来。文学的发展途径则是选择了史学资源的借鉴，展开了文学复古运动。由于文学复古对于史学的借鉴，仅仅局限于史学的语言和结构，而没有深入地对史学思想进行研究，使得史学的发展呈现出心学化，逐渐向文学方向发展。文学复古由此而逐渐弱化。

五、结论

综上所述，明代文学复古是建立在经史关系的基础上的，以史学研究为借鉴，推进文学发展成为明代文学复兴的途径，甚至于当时的研究学者将文学划入到史学研究范畴。固然，文学创作者虽然倡导独立，并逐渐与道学相分离，但是，并没有摆脱儒学功利的影响，那么，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兴起，虽然对于史学以借鉴，也仅仅是浮于字句音节的表层学习，而没有对于史学进行深入研究，由此而促使史学心学化方向发展。

作者：王艺潼李丽单位：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