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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翻译下小说英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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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

[摘要]作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代表,莫言小说在英语世界得到了广泛关注。在莫言小说英译中,葛浩文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翻译大家。他在践行追求忠实、关注读者、创造性叛逆等文化翻译观念基础上,采用了彰显主体性、化解“悖论”、积极改写等文化翻译策略,为莫言小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文化翻译;莫言;葛浩文

一、葛浩文与莫言作品英译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春夜雨霏霏》登上文坛以来,凭借着笔耕不辍的精神,莫言(1955-)相继创作出《红高粱家族》(1987)、《天堂蒜薹之歌》(1988)、《酒国》(1993)、《丰乳肥臀》(1995)、《生死疲劳》(2006)、《蛙》(2009)等一大批耳熟能详的作品,他也一跃成为当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折桂更是大大提升了莫言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使其迅速成为一个世界广泛关注的中国当代作家。依靠强大的影响力,莫言的作品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出版,其中翻译成英语的作品最多,莫言1988年以来的许多作品都被翻译成了英语。虽然伴随着“莫言热”的不断升温,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加入到了莫言作品英译的队伍中,但是很多翻译局限于语言层面的翻译,一味追求所谓的“对等”,忽视了“文化”元素的传递,结果造成翻译作品在英语世界接受不佳的状况。在众多莫言作品英译者中,葛浩文(HowardGoldblatt,1939-)堪称一个深谙“文化翻译”之道的大家。从1993年翻译《红高粱家族》(RedSorghum)开始,葛浩文翻译了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TheGarlicBallards,1995)、《酒国》(TheRepublicofWine,2000)、《师傅越来越幽默》(Shifu,You’llDoAnythingforaLaugh,2001)、《丰乳肥臀》(BigBreastsandWideHips,2004)、《生死疲劳》(LifeandDeathAreWearingMeOut,2008)、《变》(Change,2010)、《檀香刑》(San-dalwoodDeath,2012)、《四十一炮》(Pow!,2012)、《蛙》(Frogs,2015)等作品。[1]基于对莫言作品英译的巨大贡献,葛浩文不仅获得了学术界的至高评价,被誉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推手’”[2]、“莫言作品在西方世界开花结果的‘接生婆’”[3]、“西方首席汉语文学翻译家”等,[4]而且获得了莫言本人的高度认可:“一个才华横溢、作风严谨、为我的原著增添光彩的翻译家”。[5]葛浩文翻译莫言作品的最大成功之处是在保留浓郁地方文化特色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向英语世界读者展示出原文风貌。[6]本文就从文化翻译的视角,以葛浩文译本为例,对莫言小说英译进行分析,期冀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的“走出去”提供一点思考。

二、文化翻译理论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苏珊•巴斯内特(SusanBassnett,1945-)就提出“翻译的过程是源语文本和译语文本之间文化观念进行转码的过程”,[7]这堪称翻译文化转向的一个发轫事件。20世纪90年代,在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wLefevere,1945-)和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Venuti,1953-)等人的助推下,翻译的文化转向开始成为一种热潮,并逐渐成为与语言维度等量齐观的新维度。在文化翻译观念框架下,译者应当关注翻译过程中不同文本所蕴含的不同文化功能,强调文化因子的保留和移植,最终实现翻译的文化功能对等。[8]具体来讲,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深入了解译出语的文化传统和作品所依托的具体文化现象,不能局限于以单词、句子、语篇为翻译单位,而要形成以文化为翻译单位的大局观。换而言之,文化翻译观要求译者不能把翻译理解为简单的语言交际,而要把其理解为突破语言障碍的跨文化交流,其实质是译者借助译入语通过文化移植、文化交融等策略,重现原作的文化活动。[9]文化翻译观的提出不仅颠覆了传统的语言翻译观念,而且赋予译者充分的主体地位,使其翻译过程中的“创作性”得以进一步显现。当然,译者主体性或创作性的发挥必须建立在对译出语和译入语所在国家民族文化了解的基础上,特别是要对翻译过程有着重大影响的政治倾向、审美意识、伦理道德等跨文化因素进行准确理解。[10]

三、葛浩文翻译

莫言小说的文化策略作为一个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巨擘,葛浩文虽然很少宣称钟爱某一翻译理论或者翻译思想,但从其翻译实践来看,他基本遵循了文化翻译观念,而且他在翻译实践过程中也不断思考翻译策略,正如他在《华盛顿邮报》上发文所言:“翻译是背叛、是重写、是跨文化交流活动,但是在翻译实践中第一位的是‘忠实’”。[11]这样看来,葛浩文基本认同了苏珊•巴斯内特等人的文化翻译观念。他所谓的“背叛”、“重写”其实是基于文化移植和文化融合的“改写”策略,而“忠实”则是包含语汇、情感、语气、内涵、外延等多元素在内的文化功能对等。整体来看,在翻译莫言作品的过程中,葛浩文在践行追求忠实、关注读者、创造性叛逆等文化翻译观念基础上,采用了彰显主体性、化解“悖论”、积极改写等文化翻译策略。

第一,彰显主体性。翻译莫言作品,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都是彰显葛浩文作为译者主体性的具体表现。早在求学时期,葛浩文就对中国当代文学青睐有加,而经过研究之后“选择”翻译文笔与影响力兼具的莫言作品当属“明智之举”。对中国文化、中文、中国文学、莫言作品的了解使葛浩文坚定了长期翻译其作品的信念,这完全是译者自我意志的外化表现。在微观层面,葛浩文把自己对中国文化和英语世界文化的深入了解转嫁到作品翻译中,使译作散发出独有的个性光芒,其中采用拼音音译就是一个尝试。在翻译《檀香刑》中的“爹爹”“公爹”等具有中国地方文化特色的词汇时,葛浩文没有按照英语文化思维,译为“father”、“father-in-law”,而是译为“dieh”、“gongdieh”;在翻译《红高粱家族》中的“炕”这一高密东北乡的“特色”物件时,没有译为“bed”,而是译为“kang”;在翻译《酒国》中名字“李一斗”时创造性地译为“LiYidou———OnePintLi”,堪称神来之笔。这种“画龙点睛”式的拼音音译不仅与其它“正统”英文语言产生错落有致的形式美,而且很好保留了莫言原著的中国文化特色,对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具有很好推动作用。葛浩文的贴心之处在于他一般都在作品后面附上了专有名称翻译对照表,避免让译入语国家读者产生“误读”、“难懂”等现象。

第二,化解“悖论”。由于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翻译中经常出现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矛盾,也就是所谓的翻译悖论。作为一名译者,一定要找到方法去化解悖论,否则就无法准确传递文化信息。葛浩文在翻译莫言作品时,充分利用文化智慧,巧妙化解了一个个“悖论”。《红高粱》中频频出现的颇具中国文化特色的词汇为葛浩文的翻译制造了不少难度,比如“三寸金莲”“黄泉”等词汇对于广大中国读者来说几乎没有任何理解障碍,但是对于没有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英语世界读者来说就很难理解。在翻译中,如果不悉心考量,直接译为“tinyshoes”、“hell”,原文则顿失声色。作为一个严谨的译者,葛浩文把其译为“three-inchgoldenlotuses”、“YellowSprings”。这种方式不仅与原著保持了形式对等,而且可以激发英语世界读者探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当然,很多悖论的化解是基于对原文的深刻理解,比如在明白了《红高粱》中罗汉“被剥皮剔骨”的惨剧之后,葛浩文没有把“罗汉”这名字译为“Luohan”,而是以隐喻形式译为“Arhat”,从而很好向译入语读者传递了人物命运发展的关键信息。

第三,积极改写。学界曾一度,甚至时至今日依然在谈论葛浩文的“改写”策略,其实我们应当理性看待译者的改写。在翻译莫言的小说时,葛浩文完全是在取得莫言许可的前提下,出于读者需求和出版社要求,对部分内容进行了改写。比如西方世界对“食狗肉”是不认同的,觉得该行为过于残暴,因此在处理《红高粱》中余占鳌像英雄一样豪迈地吃狗肉这一情形时,葛浩文采取了省译法,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文化冲突。在《蛙》中,对于“一对夫妻一个孩,是铁打的政策,五十年不动摇”中汉语俗语“铁打的政策”,葛浩文采用了替代翻译法,用与汉语意思接近的英语俗语“setinstone”来替换,最大程度上减少了译入语与译出语之间的期待差异。葛浩文还采用了不少增译策略来处理一些难以处理的翻译现象,比如在《蛙》中“……决不能因为发生了一起偶然事件就改变政策”这一句时,葛浩文译为“……notbechangedbecauseofanunfortunateaccident”,即通过增加“unfortunate”一词来弥补文本中“盲点”,并与文本中主人公妻子因为流产而死的悲剧形成契合。

[参考文献]

[1]何明星.莫言作品的世界影响地图———基于全球图书馆收藏数据的视角[J].中国出版,2012,(11).

[2]何元媛,张冬梅.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的历程分析[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

[3]张晓娟,苏新连.莫言英译作品译介研究[J].海外英语,2015,(9).

[4]高峰.被誉为“西方首席汉语文学翻译家”葛浩文,帮助莫言得奖的功臣[J].环球人物,2012,(28).

[5]莫言.我在美国出版的三本书———2000年3月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校区的演讲[J].小说界,2000,(5):170-173.

[6]孙宇.文化翻译视域下葛浩文对莫言小说英译的启示[J].学习与探索,2017,(5).

[8]陈丕.全球化语境下译者的文化自觉意识———苏珊•巴斯奈特文化翻译思想的启示[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

[9]杨仕章.文化翻译观:翻译诸悖论之统一[J].外语学刊,2000,(4).

[10]王东风.论翻译过程中的文化介入[J].中国翻译,1998,(5).

作者:弓慧雯 单位: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责任编辑:张雨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