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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治理与党的建设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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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摘要: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努力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政党治理与党的建设的结合具有了更多的必然性和紧迫性。两者虽然有着不同的理念和逻辑,但又存在紧密的联系,特别是政党治理对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在管党治党中实现政党治理与党的建设的有机结合,党的建设要增强借鉴政党治理规律的自觉性,学习借鉴政党治理要理念先行,在党的建设中不断提高政党治理能力,发挥政党治理在促进党的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政党治理;党的建设;有机结合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努力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党的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实现这一总要求,除了坚持运用传统有效的党建方法和途径,我们还要借鉴和融入政党治理的理念和方法,已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政党,其治理问题尤其重要[1](P4)。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一、政党治理与党的建设的区别和联系

政党治理与党的建设看似两个不同的事物,有着不同的理念和逻辑,但实际上,在治理理念被普遍接受的今天,两者的区别虽仍然显著,但联系也日益紧密。从一般意义上讲,治理也就是统治、管理,但相比于传统型的管制、管理,治理具有更广泛的适用范围,权力主体更多元、广泛,手段更多样和注重互动及强调沟通和协调等特点[2];但是从国家层面看,治理则体现为国家统治,尤其在阶级社会中体现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进行剥削和压迫的规矩和秩序,其目的是在追求善治和弥合矛盾中最大限度地巩固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在国家治理中,政党治理尤其是执政党治理又居于核心地位,一方面,政党是实现阶级统治的最主要工具,国家治理主要是靠执政党推动立法、制定政策、任命官员实现的;另一方面,政党本身的重要地位又决定了对自身进行科学管理的必要性,只有把政党尤其是执政党的权力运行和政治生活纳入法治的轨道,有序推进,政党才能真正履行好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不犯或少犯决策失误、滥用职权、贪污腐化等错误。随着政党政治在世界政治生活中日益普遍,政党治理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治理不善导致执政党下台的事例也屡见不鲜,一些国家执政多年的大党老党相继失去执政地位的事实也给政党治理敲响了警钟。党的建设是政党为了保持自己的本质属性和执政地位而开展的各项工作,当然这一概念特指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

与一般意义上的政党建设不同,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建设的系统性科学性,更加注重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形成了自身无与伦比的政治优势、思想优势和组织优势,使党成为一个目标明确、思想统一、纪律严明、步调一致的强有力政治组织,从而能够承担起实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重任。相比较而言,许多国家的政党则治理不善,存在较突出的思想不一、派别林立、组织软弱、纪律松弛、内耗严重等问题,其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也就非常有限。当然也有少数政党靠内在的强大压力实现政党的高度统一,但如何长期维系这种压力则成为问题。从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及其实践可以看出,两者有着明显的区别,其一,从现实性来说,政党治理是当代世界政党管理的基本模式追求,尽管在治理的认可度和水平上往往有着天壤之别,党的建设则主要是针对中国共产党而言的;其二,从价值追求上讲,政党治理以追求所谓善治为目标,而党的建设更注重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其三,从手段看各有各的重点,政党治理的最主要手段是法治,是规则,世界各个政党都制定有自己的制度和规则,有的国家还从国家法的层面对政党活动进行约束,这都是政党治理的基本规矩,也是保障政党活动的基本框架,党的建设虽然同样把制度建设放在突出位置,但我们更强调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有机统一[3],这样才能不忘本来和初心。

当然,两者的联系也是极为密切的,第一,无论政党治理还是党的建设,都是试图通过切实可行的手段完成科学管党治党的任务,使党发挥政治组织的应有作用;第二,政党治理与党的建设具有互补性,政党治理从一般意义上强调政党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程序化,而对不同性质政党治理中的差异性缺乏关注,相对而言,党的建设既重视治理中的民主、法治手段的运用,同时时刻不忘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特殊性,注重运用政治、思想等建设的手段保证党的性质。有鉴于此,从中国共产党的角度既运用传统手段和方式开展党的建设,同时又融入和借鉴政党治理的理念和方法,这无疑会使党的建设有更宽广的视野,也便于收到更好的效果;第三,从发展趋势看,西方以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政党对中国共产党的关注和学习预示着相互融合的趋势正在逐步形成。2017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在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全球120多个国家、近300个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首度齐聚一堂,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政党的责任”为主题共同思考政党责任与人类未来,世界政党从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功中更加关注中国共产党,期望从中得到教益,这本身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经验所具有的世界意义,同时也预示着党的建设将更多地融入世界政党治理的进程之中,带给世界以新的启发。

二、政党治理对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但其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则具有更长的历史,从第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算起已逾170年,党的建设理论也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列宁推向成熟到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接力创新,成为一个从思想到经验均较科学完备的理论体系,正因为如此,才使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世界第一大党在科学党建理论的指导下,保持了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并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前无古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但是,在新的形势下,特别是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日益严峻,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空前加剧的条件下,党的建设也面临新的挑战,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如党员理想信念不够坚定,干部作风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执政能力不强,党的建设存在虚化、弱化、边缘化等等,因此,围绕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我们党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解决党的建设突出问题的根本性措施,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直抓住不放、驰而不息,通过出台大量管党治党的新办法新举措,狠抓制度落实,系统推进改革,使党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特别是反腐败斗争形成了压倒性态势,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有了新的提高。这充分说明,党的建设为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发挥了重大作用,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是符合新时代党的建设实际的。实际上,在党的建设经验中,强调依规治党,完善以“1+4”为基本框架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大力推进党内民主,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出台党内法规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坚持科学、民主、依法执政,使党的领导和执政走上科学、民主、依法的轨道;加强党内监督,把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结合起来等等,所有这些,既与党的建设传统一以贯之,又体现了我们党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对如何建设党进行的新思考新探索,同时也预示着党的建设与政党治理相融合的基本方向。政党治理对党的建设的重要意义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党治理为党的建设提供新的理念。从一般意义上说,治理的理念和过去我们所习惯的统治、管制、管理具有不同的含义,许耀桐教授在《治理与国家治理的演进发展》一文中指出了其中的五个不同,一是主体不同。治理的主体远远要超过统治、管制、管理的主体。二是权源不同。在权力的来源上,统治权、管制权、管理权都统一来自国家权力机关的自上而下的逐级授权,治理权则来自公众认可或社会契约赋予,甚至由人民直接行使,由此表现为自治、共治。三是对象不同。在统治、管制、管理时代,政府控制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治理对象范围则带有很大的伸缩性,并可以取代政府的控制,渗入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四是手段不同。统治、管制、管理采取的手段和方法主要以具有强制性的行政、法律手段为主,有时甚至是军事性手段,以实现对社会的强力控制。而治理的手段除了国家的手段和方法外,更多的是强调各种机构之间的自愿平等合作,其手段是复合的、合作的、包容的、协商的。五是运作不同。统治、管制、管理的层级是金字塔形的,权力自上而下垂直分布,以政府的权威对社会事务实行单向度的、强制的、刚性的控制,其作用的对象只能表现为接受和服从。而治理的层级是扁平化的,强调公民和社会机构的参与,其权力运行是多元的、相互的。和统治、管制、管理相比,治理显然具有更大的优势,一是更能够发挥人类处置自身公共事务的正能量;二是更能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三是更加的科学、民主、有效率[2]。换句话说,政党治理的理念表现为自治、共治、法治、德治等的集合,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积极性形成治理的共识、达成善治的目标为追求。对于政党来说,政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正常延伸,是政党管理的必由之路。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显然有着自己的特点和追求,我们不可能完全追随治理的理念和目标,在普遍性中失去意识形态上的特殊性本质,但是又必须在党的建设中把握政党发展的方向。由于我们在长期的党的建设中难免有些认识和做法会趋于固化,如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具体的党建工作开展、传统方法的运用等等,而这些固化会影响我们在党的建设中的工作创新和质量提升,此时就需要我们既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出发开展党的建设,同时又要研究世界政党政治、政党治理的大势与方向,从中找到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借鉴。因此,政党治理理念的融入对党的建设具有重要价值。

第二,政党治理为党的建设提供新的手段。多年来,我们一直注重运用历史上行之有效的基本手段开展党的建设,也收到了明显成效。比如,运用集中教育的方式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为此我们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等,虽然落实一些新的要求当然要开展相应的教育,但是我们必须经常开展全党性的集中教育从一定意义上也表明,教育的长期效果仍有待切实提高,这种教育的方式和手段也有其局限性。那么,从政党治理的角度看,在思想建设方面我们应该借用哪些新的手段才能提高效果呢?治理理论告诉我们,激发主体的内在积极性是其中的关键,也就是说必须变“要我学”为“我要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何才能实现这一转变呢?必须从组织发展的角度对需要学习的内容在组织中以一定形式进行充分讨论形成共识,使其成为组织成员的必备条件,成为大家的共同需要,才能激发学习的内在动力,形成不断学习的机制,达到学习的目的。与之相比,我们在党员思想教育中往往注重总体要求、整体部署,搞整齐划一、千人一面,缺乏对总体要求与具体党组织、党员需要的精准对接,从而使一些学习流于形式。也就是说,政党治理采用的共商、共担、共治、共享和约束、激励手段都应该成为党员思想教育中的重要手段,在组织中体现个体价值,在个体价值中实现组织目标,实现个体与组织的共生共荣,这也正是党的建设应该得到的重要启示。虽然在党的建设中我们也在注重运用各种手段,提高党的建设的质量,但是终究还是从创新的角度来理解和运用的,而没有作为党的建设的基本手段。在党的思想建设上是如此,在其他建设上也是如此。

第三,政党治理为党的建设指出新的方向。这里所谓的方向不是与党的建设相悖,而是其实现更有助于党的建设方向的明确。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其中特别强调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明确了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构建了“六大建设”的总体布局,创新性地提出了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的要求。在这个总要求中,包含着多方面多层次的具体要求,如何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在党的建设中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一个难题。比如,以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为主体构成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新布局,其中政治建设居于统领地位,什么是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如何发挥这种统领作用?把制度建设贯穿于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之中,这意味着制度建设具有更重要的本原意义,那么以什么制度贯穿、如何贯穿其中?此外,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各自内涵如何?相互关系怎样?如何在党的建设中协调处理好各自的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要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辅以政党治理的思维和理念。要从治理的目标出发,协调处理党的建设中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分清区别联系,确定轻重缓急,基于组织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加以解决,不能总是使党的建设陷于“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境地,导致党的中心工作与党的建设“两张皮”,难以充分结合。

三、在管党治党中实现政党治理与党的建设的有机结合

党的十九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特别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4](P91)。而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无疑是题中应有之义。在此背景下,把政党治理与党的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便有了更重要更紧迫的意义,也是党的建设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一,党的建设要增强借鉴政党治理规律的自觉性。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政党,从性质上有资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政党、民族主义政党,从地位上有执政党和在野党,从组织上有严密型和松散型政党,等等,不管是何种政党都有一个如何科学管理以发挥作用的问题,如果管理失败,政党形象不佳、能力不强,就难以得到民众拥护,也难以取得执政地位,已有的执政地位也会丢掉。经历近年来民粹主义思潮泛滥之后,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因自身问题相继失去执政地位,虽然有些后来又先后上台,但是却给各国政党提出了警示,并促进了政党治理水平的提高。比如,在保持执政地位问题上,执政党连任的情况有明显改进;在反腐败过程中,通过公开揭露、从严惩处,一些政党党内腐败缠身的问题有所好转;在应对民意支持问题上,不少国家执政党保持了较高的民意支持率;在应对突发危机问题上,大事化小甚至变危为机也屡见不鲜[5]。重视政党治理以提升政党能力、应对各种风险正在成为世界政党的共同选择。与之相比,我们对于政党治理还缺乏足够重视,仍然普遍从党的建设的角度讨论管党治党问题,实际上,政党治理对党的建设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表现在,一是政党治理具有全方位的特点,它把政党的所有主体客体、各领域、各要素都纳入治理的视野之中,相比较而言,党的建设往往关注几大建设,虽然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总要求中提出了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等要求,但限于党的建设的传统,我们仍难以关注到管党治党的各个方面,这显然是一个缺陷。二是政党治理特别注重各主体的广泛参与,强调运用多种激励手段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但是在党的建设中,虽然我们2017年也制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内功勋荣誉表彰条例》及其他相关制度,但是党员干部对党的建设的主动参与仍然不够,特别是存在好人主义、看客心态和等靠思维,责任意识相对淡薄。三是政党治理注重基于本党实际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如情感交流、思想说服、制度约束、职务激励等等,而且效果良好。在党的建设中,虽然我们相对更有传统上的优势,但是实际上,由于市场经济的影响和组织手段的过分运用,导致其他传统手段已难以有效发挥作用,也使党群干群关系亟待改善和加强。这些告诉我们,从政党治理的角度思考党的建设问题,既合乎政党政治的大势,又有利于弥补我们的不足,是非常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第二,学习借鉴政党治理要理念先行。党的建设从来是开放的,对于一切有利于党的建设的理念、方法、措施,我们都要在有利于党的先进性的前提下加以吸收和借鉴,在学习借鉴的过程中,要理念先行。由于政党治理不同于党的建设,两者的区别很大程度上在于理念不同,因此在学习过程中,要充分考虑政党治理在理念上的特殊性和价值意蕴,把它和党的建设相比较,并融入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全过程。政党治理的基本理念包括善治、自治、共治、法治、德治等等,这些词的内涵解读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其体现出来的全方位、多主体、重协商、软约束、高自觉等特征是显而易见的,也体现了其优势,这些优势和我们在党的建设中往往存在的重领导、强组织、硬约束等形成较鲜明的对比。虽然我们的管党治党理念和方式也有其合理性和先进性,但是从政党治理的大势来看,我们一方面要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本质,做到不忘初心和本来,但另一方面,也要学习借鉴先进的治理理念和方法,用治理的视角审视管党治党问题,把我们一度忽视的短板补齐补好,把我们传统的优势发挥好,特别是要注意填补管党治党中的一些空白点,比如我们党内的信息管理、资源管理、危机管理、组织结构整合等都应进一步加强,以适应科学化的要求,但这些方面并非党的建设的传统范畴。此外,我们党的党务管理机制也有待进一步完善,要注意借鉴党务管理的经验,构建起党务管理的完整体系,以弥补管理中的不足[6]。因此,面对问题,思路往往决定出路,只要我们及时转换思路、改变观念,解决问题的办法也会随之而来。

第三,在党的建设中不断提高政党治理能力。不管是政党治理还是党的建设,能力都具有决定意义,要把两者结合起来,同样要不断提高能力,尤其要提高政党治理能力,因为这对全党而言还是一个新事物,普遍存在能力不足的问题。我们党一直重视能力建设,每逢历史转折时期都把提高全党尤其是干部和与之相应的能力放在突出位置,如夺取全国政权前夕要求提高经济工作能力、管理城市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要求全党紧紧围绕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切实提高科学判断形势、驾驭市场经济、应对复杂局面、依法执政、总揽全局的能力。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我们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进一步把党的执政能力明确为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五个方面。党的十九大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重大判断,要求全党全面增强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这八个方面执政本领的要求赋予了执政能力以新的内涵。与之相适应,我们党在强化政党治理中也要注重能力的提高,这些能力更具有综合性、基础性,如政治引领能力、教育引导能力、议题协商能力、情感交流能力、依法办事能力、危机处理能力、社会动员能力、示范带动能力等等,要具备这些能力,没有较高的政治素质、文化素质、道德修养都是难以胜任的。

总而言之,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推广治理理念、运用治理手段以调动每一个主体的积极性正在成为社会的共识,而管党治党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任务,以政党治理促进党的建设、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的坚强核心正体现出其新的价值。

参考文献:

[1]张晨.大党治理:党建标准化建设的重要意义[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7,(8):4-5.

[2]许耀桐.治理与国家治理的演进发展[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6,(9):4-12.

[3]韩强.把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高度结合的几点思考[J].理论探索,2016,(6):5-9.

[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5]韩强.执政党治理的中国方案及其世界意义[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14-20.

[6]韩强.美国政党党务管理对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启示[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6):124-129.

作者:韩强1,2 单位:1.宁波诺丁汉大学,2.北京联合大学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责任编辑:张雨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