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水平对人口流动的影响范文

一、研究背景

人口流动可能会对流入地的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往往可以从人口流动对于劳动力输入地区的经济总量扩大具有促进作用，以及人口流动有利于加强中心城市与其他地区的联系沟通，从而促进区域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角度立论。而考量人口流动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则多数能够从流动人口整体素质不高，以及人口流动可能造成输入地城市基础设施服务趋于紧张，从而影响城市正常社会经济生活秩序等方面找到经验证据。一言以蔽之，在协调人口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过程中，要追求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就必须要力争实现各地区之间人口、资源与环境等要素的分配格局在空间结构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均衡状态。在研究人口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过程中，由于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兼而有之，学者们并不囿于某种特定的研究方法或分析工具。普遍而言，学者们多使用计量经济分析方法来支持自身的经验研究。然而，对于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可能影响，也有部分学者尝试使用经济学以外的分析方法如运筹学等纯粹意义上的应用数学工具开展研究。

马金龙和李莉利用来自宁夏固原市的样本，通过计算灰色关联度等方法针对人口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无独有偶，刘美蓉和蔡果兰也尝试运用灰色系统理论研究流动人口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关性。通过对于既往研究结果的回顾不难发现，中国的人口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是研究人员长期关注的重点议题。但是国内学者在思考二者的关系时，往往出于针对经济增长模式或经济发展结构阐发政策建议的考虑，而更多地将目光集中到人口流动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所可能产生的影响上。总体而言，国内研究人员对于流动人口在微观层面的迁移决策机制缺乏足够深入的经验分析，而更加倾向于作出某种政策判断，即针对某一地区的人口流动政策加以调整，以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善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尽管如此，依然有不少国内外学者试图从各个层面（尤其是微观层面）剖析迁移状态发生改变的原因，并产生了一系列极具价值的研究成果。概括来看，影响人口迁移决策的因素可以总结为制度因素、经济因素以及个人和家庭特征因素等三大类别。

围绕着制度因素对于人口流动的影响，学者们普遍试图从户籍制度、工资制度、土地所有制度、教育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角度出发展开探讨。蔡昉研究了制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认为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安排对于潜在的劳动力转移行为起到了抑制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预期收入还是人力资源禀赋的差异，其对于转移劳动力的解释都是不够充分的。朱农的研究表明，由于城市的初始资本存量较少，对于政策制定具有绝对操控权的城市会在发展初期对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的过程持抗拒态度。然而，随着城市资本持续积累过程的推进，转移自农村的劳动力能够为城市创造的产出也在相应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允许更多的农村转移劳动力进入城市将取代后者原本的政策选择，而成为新的最优策略。事实上，这恰恰与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演变过程以及人口流动规模的变化倾向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一致性。经济因素对于人口流动的影响较为明显，基于研究收入差距对迁移影响的需要而构造的理论模型表明，在可以对迁移决策产生正向影响的诸多因素中，收入差距往往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但受限于之前提及的原因，目前直接研究收入差距对迁移决策影响的实证研究依然相当有限。蔡昉研究了本地农村人均收入与全国农村人均收入的比率对于迁移的影响，结果表明这一比率的上升将对迁移决策起到较为明显的抑制作用。

此外，人均生产性资本将可能对迁移持续的时间产生影响。经验结果表明，人均生产性资本每增加100元可以使迁移的持续时间增加约2%。在现有的研究中，学者们或多或少地都会考虑到个人和家庭特征对于人口流动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性别被视为决定迁移决策的重要变量之一。事实上，与女性相比，男性通常更倾向于迁移。赵耀辉发现相对于男性，女性迁移的概率可以减少约7%；与上述结论相近的研究表明，相对于女性，男性可以增加30%左右的迁移概率。类似的观点得到了大量来自经验证据的支持。婚姻状况是决定迁移决策的又一重要变量，很多学者都观察到已婚状态对人口流动的负向作用，这主要是由于相对于未婚人口而言，已婚者往往要面临更高的迁移成本。从既有的研究结果来看，其影响的大小介于2.8%到10%之间。

二、模型构建

在研究人口流动的可能性时，劳动经济学家往往诉诸“推力—拉力”理论。该理论认为，迁移行为发生的原因是迁出地与迁入地的推力和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埃弗雷特（EverettS.Lee）。他认为，影响劳动者迁移的因素包括四种：迁出地的因素、迁入地的因素、中间阻碍因素和个人因素。每一个地区都同时存在某些吸引人的因素和排斥人的因素，劳动力的迁移正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在实际的经验研究过程中，由于数据获取的难度和研究方向选择的不同，学者们多将目光集中于“推力”或“拉力”因素中的某几个甚至某一个。本文在研究人口流动的过程中，尝试探讨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前者所造成的可能影响，即更多地着眼于影响人口流动的推力因素。如何衡量经济发展水平是研究人员在尝试进行此类经验分析时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具体而言，在涉及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研究中，学者们大体上采用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部分学者直接采用衡量经济发展的绝对指标（如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增长率等）构建模型，这种处理方式多见于依据宏观加总数据所进行的研究。利用全国范围的宏观数据来反映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往往可以使研究对象的特征得到更为直观的呈现。就基于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而言，学者更多地通过引入虚拟变量的方式将经济发展水平转化为分类变量或次序分类变量来加以考虑。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微观调查，因此考虑引入表示不同地区的指示变量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从而便于同其他类似研究的结论进行横向比较。在研究人口流动的实证研究中，放入回归模型的主要自变量包括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人均耕地、人均生产性资产、城乡收入差距等。值得一提的是，在研究农村户籍人口的流动问题时，研究人员之所以试图将人均耕地等涉及农业产业的指标放入回归方程，目的在于以此作为衡量过剩劳动力的变量。基于微观数据特征和经验分析的具体需要，本研究考虑将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受教育年限以及婚姻状况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之所以要加入年龄的平方项，是考虑到龄对于迁移状态改变的影响有可能呈现出某种非线性的关系。此外，受限于样本结构等制约性因素，刻画婚姻状况仅使用了一个旨在衡量是否有过婚姻经历的虚拟变量。而对于有过婚姻经历的被调查者所可能存在的细分状态（如离异、丧偶等），模型不再过多给予讨论。由此可见，在估计流动概率的过程中，选择logit模型抑或是probit模型，主要依据在于对εi所服从分布的不同假设。而在实际的经验研究过程中，学者往往同时采用这两种不同的模型进行分析，以期对于它们的回归结果进行比对和相互印证。总而言之，在考虑人口流动的状态时，无论采用哪种模型，关键在于对影响观测个体流动概率的因素加以把握。考虑到本模型的研究变量和必要的控制变量，式（4）和式（8）中的βX可以表示为：本模型所选取的解释变量及其处理依据如前所述，这里进一步加以明确。X1、X2并非根据主观评价标准分类，而是以中部地区为对照组，参考东、中、西部地区的分类方式呈现，以增强与其他同类研究的可比性；X4代表年龄的平方项，用以控制年龄与迁移决策之间所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考虑到样本的代表性，X7作为虚拟变量在反映婚姻经历方面较为简约，并未也无必要将数据所可能反映的不同婚姻状况完全呈现；此外，模型没有特意加入任何农业产业指标，同样是出于样本结构考虑，即数据观测值并非同质，其同时包含了城镇户籍和农村户籍的被调查对象。

三、数据与实证分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2001年进行的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调查（CULS）。调查的时间跨度为2001年11月至2002年1月，调查地点涉及上海、沈阳、武汉、西安以及福州等五个大中型城市。受必要的数据清理过程影响，实际分析中所使用的样本，观测值总数为9128条记录，其中流动人口2975人，非流动人口6153人，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3。通过对于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不难发现，东部地区人口在非流动人口中所占比例最高，而中部地区在流动人口中的比例首次超过了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人口无论是从流动人口来看，还是就非流动人口而言，其比例均相对较小；年龄方面，平均来看，流动人口年龄相对于非流动人口要年轻23岁以上；就性别比例而言，男性占到了流动人口的六成左右，且占比份额超过了其在非流动人口中所占比例；受教育年限通常视为人力资本积累的变量，从这一角度看，平均来讲，流动人口在受教育年限方面要低于非流动人口约3年；就婚姻状况而言，从未有过任何婚姻经历的人口在流动人口中的占比，要明显高于其在非流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根据2001年的调查数据，利用logit模型对人口流动状态的改变进行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回归结果显示，模型所涵盖的研究变量及控制变量均高度显著，且方向基本与人口流动理论的经典解释以及既有的经验研究结论相吻合。但是，回归结果中依然存在值得注意之处。年龄对人口流动影响的回归系数为正，而年龄的平方项系数为负。这表明年龄对于人口流动的影响确实存在着某种非线性关系。具体说来，随着年龄的增加，人口流动的可能性存在着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然而年龄平方项的回归系数虽然显著性水平很高，但其绝对值相对较小，这说明上述非线性趋势势必要在一个相当长的年龄跨度中才能得以显现。而当我们将注意力集中于某些年龄的组间差异不甚明显的观测对象时，这种趋势有可能被平滑掉从而不易捕捉。

除此之外，受教育年限的估计系数为负，且绝对值较小。这表明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其对于人口流动的可能性存在微小的负面影响。受教育年限往往被视为人力资本积累的变量，受教育年限长的个体通常被认为流动的可能性更大，原因是人力资本质量的优势可以帮助其在更大范围内的劳动力市场中保持竞争力。然而必须注意到，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经历从二元经济结构向新古典世界转型的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影响人口流动的首要微观因素显然并非个体的人力资本质量。恰恰相反，人力资本积累较为薄弱的个人反而会因难以在本地实现正规就业或出于谋求自身物质福利水平改善的诉求而选择流动。就模型的研究变量而言，表示地区的虚拟变量被视为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并以中部地区为参照组。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相应影响的前提下，相对于中部地区而言，来自东部地区的个人选择流动的对数发生比要低0.58。具体而言，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条件下，东部地区个人流动的发生率约相当于中部地区的56%（二者的发生率之比为0.56：1）。而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前提下，西部地区的个人，在以中部地区为对照组的前提下，其流动的对数发生比要较后者低1.01。西部地区个人流动发生率，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影响后仅相当于中部地区的36%左右。回归结果显示，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人口流动的可能性，中部地区居首，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人口流动的概率最小。东部地区的人口，因其所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故而流动的意愿相对较弱，这在理论或经验解释上均比较明显。但西部地区尽管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表现更加不容乐观，其人口流动的可能性反而较中部地区小，这一结果是值得关注的。

我们知道，自然环境与资源禀赋的劣势是制约西部地区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约束性因素。然而利的环境条件又会反过来导致必要的物质基础建设变得更加困难，从而降低包括人口流动在内的一系列可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方式得以实现的可能性。加之配套的政策建设与制度安排在短时间内难以一蹴而就，这就进一步降低了西部地区人口———尤其是确实存在流动意愿的人口———流动的可能性。因此，如何通过必要的物质建设与政策倾斜使得经济较不发达地区的发展进程提速，优化跨区域的劳动力市场配置人力资源的能力，必将成为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务必直面的重要议题。此外，由于logit模型与probit模型比较而言，主要差异仅仅在于二者对随机误差项统计性质的理解不同。logit模型假设误差项服从逻辑斯蒂分布，而probit模型则对于误差项的分布作出正态假定。因此，根据2001年的调查数据，本研究同时利用probit模型对人口流动状态的改变进行估计，其结果由表5加以呈现。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其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与logit模型相比方向均相同且数值差异不大，显示出模型的估计结果较为稳健。在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中还加入了解释变量对人口流动概率边际效应的呈现。值得注意的是，连续型变量的边际效应是通过均值来加以计算的，而对离散型变量而言，其边际效应衡量的是与对照组流动概率的差异。通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口流动选择的边际影响来看，在以中部地区为对照组的前提下，“身处东部地区”这一因素使得个人选择流动的可能性降低了约8%，而来自西部地区则导致流动的概率下降了11%左右。这一数字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上述logit模型的分析。换言之，分别使用这两种不同的模型在研究区域经济发展影响人口流动的过程中得出了相类似的结果。

四、结论及相关探讨

本研究由实际调查数据出发，从微观层面探讨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于人口流动的可能影响。研究发现，在全国范围内，中部地区在流动人口输出面占有最为显著的份额。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给予中部地区人口较为可观的推力影响，促使其出现流动现象；另一方面，来自地理位置方面的优势以及日益改善的交通运输条件，同样在客观上提升了将人口流动意愿真正转化为人口流动过程的可能性。但不容忽视的是，长期的人口流动，尤其是人口输出过程对于这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持续改善而言，其影响未必总是积极和乐观的。因此，中部地区意欲在长期内实现对于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的赶超，同时谋求自身经济的长远发展，就必然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方面寻找着力点。

从西部地区的情况来看，尽管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而言处于较为不利的位置，却并未表现出更具规模的人口流动。除本身的人口基数较少以外，究其原因，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以及政策帮扶导向力度不够是较为明显的限制性因素。当然，由于人口分布格局的形成与持续存在惯性，加之自然资源与环境条件的种种制约，传统的依靠人口流动改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经验对于西部地区而言是否独立适用，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命题。然而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讲，惠及民生的投资建设和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制度安排对于实现西部地区的跨越式发展而言，其所能够发挥的长期性和基础性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诚然，本研究在方法论意义上亦不可避免地存在进一步改善的空间。由于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微观调查，因此对于流动人口宏观特征的把握难免会存在代表性有所欠缺的遗憾，因而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尝试引入更多的宏观加总指标，以期更加直观地反映人口流动影响因素的结构性特征。此外，受限因变量模型固然可以通过分类原则使得关键变量的信息得以较为清晰的呈现，但在这一过程中也会同时面临降低数据精度的风险，因此在面对以连续变量刻画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研究需要时，势必要诉诸于更加细致的定量分析过程。

作者：李邢西单位：北京物资学院思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