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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民在丝路上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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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学刊》2017年第4期

[摘要]海南岛先民对航海的探索可溯至石器时代,并创造了海洋文化。先秦时期海南渔民已拥有了一定的海洋知识。秦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初期,海南岛的紫贝、玳瑁、“广幅布”等都已成为“南海丝路”的贸易商品和贡品。唐宋时期,海南渔民已经在西沙群岛住岛。明清时期,海南渔民对南沙群岛持续开发经营,《更路簿》记录的海南渔民在西沙、南沙生产作业与“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段”航线海相重合。渔民自古为“南海丝路”的形成、发展和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海南;渔民;南海;海上丝绸之路

形成于秦汉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对于传播中华民族先进文化,促进南海周边国家的文明发展,增进文化交流和民族团结,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这条陶瓷之路、友谊之路、文化传播与交流之路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它的形成、发展和繁荣过程中,海南渔民扮演了什么角色、起到了什么作用,却鲜有论述。

一、海南岛先民在海上丝绸之路形成前的探索与积累

南海因有众多的沙滩、沙洲、暗礁、暗沙和古代经常难以预测的强台风袭击,被称为“最危险的海域”,特别是在西沙和南沙群岛深海和远海海域中航行,必须在造船和航海技术方面有克服大风大浪的能力,对南海诸岛的地理、自然等天文和地文知识有比较多的了解掌握。这是一个长期的积累和探索的过程,也是一个由近海到远海深海的航海过程,完成这一过程的重要担当者,应该是居住生活在南海北岸的先民,他们从原始社会时期就在海南岛生产生活。

(一)旧石器时代

海南岛已有人类居住古人类学和考古学均已证明,至少在距今20000年前,海南岛上已经有人类居住,并以捕捞近海湖泊、河流蚌蛤之类的水产及采集、狩猎为生。海南岛境内已经发现两处位于西部昌江县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遗址(钱铁洞、燕窝岭遗址)①和八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旷野遗址及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展序列大致为:燕窝岭和混雅岭的旷野遗址(距今20000年左右)→五勤岭山脚下的洞穴遗址(距今11000年左右)→三亚落笔洞遗址(距今10000年左右)→三亚仙郎洞遗址(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8000年左右)②和昌化江南阳溪右岸的人类活动营地。地质学家杨光河提出,海南岛是2400万年前从中国北部湾分离旋转飘移出去的,彻底分离大陆的时间大约在8000年前③。这就有可能说明,在距今20000年至8000年以前,海南岛上就有原始人类生活居住,而琼州海峡形成之后,他们便留在了海南岛。从三亚落笔洞遗址的位置和出土遗物分析,虽然他们居住在离海边不远的洞穴内,与大海还没有亲密的接触①。但他们长期居住在河流两岸的入海口处,以捕捞河流、湖泊、沼泽地的鱼类和采集、狩猎为生,应该有了海洋文化的萌芽。

(二)新石器时代黎族先民的贡献

距今7000年至3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海南岛海边,已普遍有人类居住,因此有密集的遗址群分布,最著名的便是陵水县新村港附近的桥山遗址②,分布面积达5万平方米。遗址内出土有丰富的陶器和石器及墓葬、居住遗址等,为海南岛沿海史前考古建立了一套体系,证明了在整个新石器时代(如东方新街贝丘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陵水石贡遗址是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海南岛周边沿海都有人类居住。从这些遗址的文化内涵可知,他们与同时代广西和广东境内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都有密切的联系和交往(如双肩石器是这一时期岭南地区的代表性器物)。换句话说,这些遗址的主人有可能是从两广地区迁来。有文献记载,在原始社会时期,海南岛上居住生活的黎族先民是岭南百越人的一个分支———骆越人。骆越人从新石器时代至春秋战国时期不断地迁来,在海南岛上经历了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父系氏族和部落联盟各个阶段。战国时期还在岛上建立了“儋耳国”③。骆越人被誉为南海“海洋文化的先驱”,善于航海和造船④。1986年在广西南宁市武鸣县马头镇出土一座商周时期的墓葬,墓坑形制形似一只独木舟造型,专家认为是骆越人的墓葬。“从形态上观察,骆越当时设计制作的独木舟技术含量较高,两端上翘,利于破水,有较高的航速”⑤。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西汉墓出土的铜鼓上有一幅双身船纹。该船双首双尾,有六个羽人划桨。有人就考证罗泊湾一号西汉墓的主人是骆越人。“早在新石器时代,南越先人就开始与东南亚和南亚有了交往。……战国时期,中国海上之路已经开通。……且自战国开始,海上丝绸之路世代相承,以至于斯。历史证明,岭南越族不仅是一个‘以采海物为生’,‘以射猎为业’的古老民族,而且具有海上航运的悠久历史,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开拓者。南越文化是中国古代海洋文化的先驱。”⑥

(三)先秦时期海洋文化的积累

对于海南岛沿海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双肩石斧⑦,以往我们常常用定居的农业生产工具解读。笔者认为,它应是海洋文化的生产工具,原因是这种石器经常和蚝蛎啄、石网坠等渔业工具伴出。这种工具既可以用于制造渔船,又可用于剖贝、牡蛎、蚌蛤等海洋生物,用途非常广泛,也是岭南沿海一带渔民先民经常使用的工具,所以成为岭南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典型的最富有地方特色的石器,故有专家说:“由于珍珠一般生长在海洋贝壳动物的体内,所以可以推测数千年前环北部湾沿岸的原始先民在经常使用‘蚝蛎啄’、石斧等工具开启文蛤(音各)、魁蛤等海洋贝类动物的外壳以采食其肉的时候,就有剖出珍珠、认识和食用珍珠的可能。”⑧经常与双肩石斧同出的“蚝蛎啄”也是先秦时期沿海居民用于剖出蚌肉和珍珠的工具。从造船史来说,木板船的发明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⑨。在广东珠海宝镜湾的一幅相当于夏商时期至春秋战国时代的岩画上,已有木板船的造型,是越人的发明,这可以说已进入木板船时代。骆越人长期在海边、近海航海与采集海产中,发现了近海的岛礁沙滩,探索出了近海的航线,并积累了对海浪、潮汐、季风等自然知识的认知,为南海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海丝”)的形成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南海“海丝”首次正式开辟时,还雇用广西境内的渔民来驾船,并承担向导的任务①。如《汉书•地理志》记载,南海“海丝”开通时“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②。这些“应募者”可能是合浦、徐闻一带的渔民。

二、汉代至三国时期海南渔民对海上丝绸之路的贡献

两汉时期,是南海“海丝”形成的初期阶段,朝廷在海南岛周边设置郡县。一些郡县便以盛产的珍珠、玳瑁、紫贝等海产品命名,珍贵海产品成为朝廷的贡品,也是当时南海“海丝”形成时期的主要商品。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开始派军平定南越。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始在海南岛上设立珠崖郡、儋耳郡及16个县,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此后,随着大批汉人迁来海南岛③,对海南岛的珍贵海产品需求大增,海南岛成为汉代“海丝”的重要商品来源地。他们还将自己独有的“广幅布”和捕捞的海产贡献给南越王④。

(一)海南岛的特产之一———珍珠珠崖和儋耳郡治都在离海边不远的地方。其中,珠崖郡治在近海口市境,“珠崖”一名的来历是因珠崖郡治“在大海中崖岸之边,出真珠,故曰珠崖”⑤,也有说“以其地位于海中崖岸之上,历来以出产珍珠著称而以珠崖为名”⑥。所谓的“真珠”,即珍珠。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玉部》记载:“珠,蚌中阴精也”,而“玑,珠不圜者”。故这里的“珠玑”泛指珍珠。珠崖郡盛产的珍珠,成为汉代著名的珍珠采捞基地两个之一(另一个在琼州海峡北岸的合浦郡)⑦。古代的采珠人称为“珠户人”或“嬴夫”(即采珠夫),应是现代所称的渔民的前身。他们以在海边采珠为业,将珍贵的珠贝之类再贩往大陆。但珠崖郡设立后,渔民所采珍珠受到朝廷的控制,官府还在交通要道设立关卡,严禁私人贩运和买卖。西汉朝廷曾在珠崖郡治设有管理贸易的海关。如西汉刘向的《古烈女传•珠崖二义》记载:“珠崖生大珠,大珠华且丽。内珠入于关,时法则当死。珠崖令有女,后妻为之继。……继母连大珠,大珠成系臂。令呜呼哀哉,奉丧臂珠弃。……送丧方至关,得珠海关吏。必有当坐者,关吏问所以?坐法即当死,良策不可觅。女恐母私藏,争坐无所避。……巾帼珠崖女,直在其中矣!”大意说:珠崖令遗属奉丧过关卡,误携珍珠,被关吏搜出,几被处死。有专家认为:“汉代合浦郡的郡治位于今北部湾的东北部海岸,珠崖郡治位于今海南岛东北部地区,珠崖郡出产珍珠的地方应属靠近今琼州海峡的北部湾东部海域。因此,汉代珍珠采捞主要在今北部湾东北和东部一带的浅海海域,而尤以今北部湾东北部沿海最为有名。”⑧三国时海南岛属吴国,在此置珠崖郡珠官县。“珠户人招集嬴夫,割五大牲以祷,稍不虔洁,则大风翻搅海水,或有大鱼在蚌蛤左右,珠不可得。又复望祭于百龙池,以斯池接近交趾,其水深不可得珠,冀珠神移其大珠至于边海也。”①《太平御览》引《吴录•地理志》还记载:“朱崖朱官县,出夜明珠。”海南地方史志记载:“汉初朱崖郡地,后置朱卢县,属合浦郡。后汉曰朱崖县。三国吴复曰朱卢县。”

(二)海南岛的特产之二———紫贝珠崖郡下辖有紫贝县,治在今文昌市文城镇②,因县盛产紫贝故名。汉文帝时,赵佗曾给皇帝的贡品有“白璧一双,翠鸟千,犀角十,紫贝五百,桂蠧一器,生翠四十双,孔雀二双”③。这里所说的“紫贝”,可能就是来自海南的贡献。如《太平寰宇记•琼州》记载:文昌县“汉紫贝县地”。

(三)海南岛的特产之三———玳瑁玳瑁是南海的珍贵名产,汉初时即成为内地社会上层崇尚的珍宝,如《淮南子•泰族训》记载:玳瑁乃“天地所包,阴阳所呕,雨露所濡,化生万物。瑶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润泽若濡;摩而不玩,外而不渝,奚仲不能旅,鲁般不能造,此谓之‘大巧’”④。汉文帝时因提倡节俭“后宫贱玳瑁而疏珠玑”⑤。汉武帝时奢侈之风盛行“宫人簪玳瑁,垂珠玑”⑥。这些珍贵的玳瑁应是海南岛渔民捕捞的,所以,西汉在海南岛设置珠崖郡时,就辖有玳瑁县。据《大明一统志•琼州府》载:琼山县“本汉玳瑁县地”。专家考证:“‘玳瑁’产于大海,本县既然以‘玳瑁’为名,则说明其位置应当在沿海地区。今府城北北至大海约十里,在汉代显然属沿海地区,应当盛产‘玳瑁’。”⑦其他还有珊瑚、砗磲等,都是海南岛渔民捕捞的对象。海南设郡县后,随着大批内地汉人的涌入,珊瑚、砗磲等成为富商大贾的贸易商品,故《汉书•地理志》说:粤地“处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⑧三国时期的康泰在《扶南传》一书中记载说:“涨海中,倒珊瑚洲、洲底有盘石,珊瑚生其上也。”到晋代的张勃已在《吴录》中记载了捞取珊瑚的方法“交州涨海有珊瑚,以铁网取之”。海南岛黎族发明的“广幅布”布已达宽五尺,而大陆中原纺织的布宽才二尺二,所以深得海内外的喜爱。这种布便作为海南岛的特产远销东南亚。

三、唐宋时期海南渔民对海上丝绸之路的贡献

唐代海上丝绸之路最为突出的成就,是“广州通海夷道”的形成。此时的主航线从广州始发西行,经海南岛的东北角(九州石),沿海南岛东部海岸(文昌、琼海、万宁、三亚)等地,经西沙群岛直抵东南亚国家,远至东非沿岸,成为将东亚、东南亚、南亚、波斯湾、阿拉伯半岛和东非国家之间的洲际海上大动脉,也是当时世界上线路最长(14000公里)、连接国家最多(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航线⑨。宋代时更达到了历史上的繁荣时期,经海上丝绸之路与宋朝来往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达到140多个瑏瑠,特别是西沙群岛已成为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华线段。那么,这一时期海南渔民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史书最早记载西沙群岛有人居住的,是晋代左思的《吴都赋》“穷陆饮木,极沉水居”,唐代人李善作注解释:“饮木,朱崖海中有渚,东西五百里,南北千里……”“饮木”就是椰子树。同代人刘欣期在《交州记》中也有记载,说“椰生南海”。有专家据此考证,此时,已有渔民在此生活,并种植椰子树瑏瑡。但这些椰子树是否人工种植的,没有材料证明。唐代时居住在海南岛的黎族先民开始有了“黎”的称谓,并有了靠岸边采珠为生、再向外贩卖的记载:“儋振夷黎海畔采以为货。”①“儋”指儋州,唐代的儋州州治在今儋州市;“振”指振州,州治在今三亚市崖城镇,都在海边不远。黎族先民在海边以采为货,史书没有说明采什么,有人说是采“紫贝”②,也可能是采珠。

《新唐书•地理志》载:“崖州珠崖郡下。土贡:金、银、珠、玳瑁、高良姜。”唐代的珍珠已有“南珠”的记载。南珠即南国之珠的简称。如唐代人马总在《意林》中记载“必须南国之珠而后珍”③,说明南珠已经成为南方珍贵的特产。宋代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书中记载了多种采珠方法:“合浦产珠之地,名曰断望池。在海中孤岛下,去岸数十里,池深不十丈。蜑人没而得蚌,剖而得珠。取蚌,以长绳系竹篮,携之以没。既拾蚌于篮,则振绳令舟人汲取之。”④而且他还介绍了采珠的季节、卖珠的价钱:“所谓珠熟之年,蚌溢生之多也。然珠生熟年,百不一二,耗年皆是也。珠熟之年,蜑家不善为价,冒死得之,尽为黠民以升酒斗粟,一易数两。既入其手,即分为品等铢两而卖之城中。又经数手乃至都下,其价递相倍蓰,至于不赀。”⑤宋时,海南岛归广西管辖,合浦之珠的买卖情况同样适用于海南。清初岭南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记载:“凡采生珠,以二月之望为始。……采之之法,以黄藤、丝棕及人发纽合为缆,大径三四寸。以铁为耙,以二铁轮绞之,缆之收放,以数十人司之。每船耙二、缆二、轮二、帆五六。其缆系船两旁以垂筐,筐中置珠媒引珠。乘风张帆,筐重则船不动,乃落帆收耙而上,剖蚌出珠。”⑥我国渔民在南海的捕捞产品与技术在很早的文献中便有记载。唐代刘恂的《岭表录异》记载有鹦鹉螺、红螺、红蟹等捕捞方法,还有用这些海生物的壳制作成各种饮器或工艺品。如刘恂记载:鹦鹉螺“壳内光莹如云母。装为酒杯,奇而可玩。又红螺,大小亦类鹦鹉螺,壳薄而红,亦堪为酒器。刳小螺为足,缀以胶漆,尤可佳尚”。“红蟹,壳殷红色,巨者可以装为酒杯也。”⑦宋代时有了捕捞砗磲的记载:“砗磲,似大蚌。海人磨治其壳为诸玩物。青螺,状如田螺,其大两拳,揩磨去粗皮,如翡翠色,雕琢为酒杯。鹦鹉螺,状如蜗牛壳,磨治出精采,亦雕琢为杯。”⑧周去非也有记载:“南海出大螺,南人以为酒杯。螺之类不一,有哆口而圆长者,曰螺杯;有阔而浅,形如荷叶者,则曰潋滟杯;有剖半螺色红润者,曰红螺杯;有形似鹦鹉之睡,朱啄绿首者,曰鹦鹉杯。”⑨

据海南明代人唐胄《正德琼台志•海寇》载:南宋咸淳三年至十年(1265~1274),自号“三巴大王”的海盗陈明甫、陈公法,率领有几十艘组成的船队占据崖州临川镇(今三亚市崖城镇),从事海上贸易,横行地方数十年,“掠数百人入外番贸易”。宋代是大批福建莆田地区的渔民迁来海南,开始大规模在西沙群岛海域捕鱼的时期。南宋初期,宋朝皇室贵族和富豪受金兵逼迫,一路南迁至莆田,之后又有大批渔民来到海南岛东北岸,居住在海南岛最大的河流———南渡江两岸,因“宋室南渡”,故名“南渡江”。据统计,在今海南的迁琼始祖中,来自福建的有147位,占总数的55%,其中来自莆田的就有108位,占福建总数的73%。瑏瑠而据笔者近几年对海南渔民的调查,80%以上的琼海、文昌、海口渔民的家谱和传说,都称他们的祖先都来自莆田。莆田渔民大批地迁来海南,不仅带来了当地的宗教信仰(如妈祖),而且也带来了先进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他们开始在海南岛东北部近海捕鱼,后来就远涉西沙群岛捕鱼,成为早期西沙群岛的开发渔民。1974年,广东省博物馆和海南行政区文化局(时海南归广东省管辖)联合在西沙群岛的甘泉岛考古调查和试掘时,发现一处唐宋时期的文化遗址,出土有铁锅残片和质地比较粗糙的盘、碗、瓶、罐,“全部瓷器都没有被海水和珊瑚冲刷磨擦的光滑痕迹,也没有粘上珊瑚,说明它们没有在海水中浸泡过,是我国古代居民直接携带到岛上,而不是先落在海里后被海潮冲上来的。……是他们在岛上生活、居住的见证”①。除这些生活用品外,还有“吃剩的鸟骨、各种螺蚌壳以及烤煮食物的炭粒灰烬。陶瓷器的特征与唐宋时期广东窑厂的产品相同。可见使用这些陶瓷器的主人是广东沿海一带到那里去的渔民”②。正是因为海南渔民出海捕鱼和“外藩”停泊的船只增多,海南岛东北部和南部海域在宋代时就形成了几个名港。如海口市的“神应港”形成于南宋淳熙十五年(1188)③,琼海市潭门港、万宁市港门港、三亚市崖城镇保平港等也多在唐代至宋元时期形成。宋乾道(1165~1173)年间在海南岛还设立市舶,隶属广州市舶司,以管理海上贸易。

四、明清时期海南渔民对海上丝绸之路的贡献

明清时期是南海“海丝”由巅峰到衰落的发展时期。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船队无论从规模、人数、航行范围、持续时间等方面而言,在世界航海史上都是空前的。郑和下西洋之后,南海“海丝”逐渐衰落。1840年后,南海古代“海丝”完成了历史使命。但直到民国时期,海南渔民仍在南海诸岛开发经营,继续为南海“海丝”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郑和船队的后人继续

在南海诸岛航海作业郑和船队七下西洋时,每次都经过海南岛东部海域,并常在海南岛东部沿海港口停泊。然后经西沙群岛前往越南东部海域。1974年,文物工作者在西沙群岛的北礁进行考古调查时,清理出8万多枚铜钱,其中有149公斤、49684枚明代的“永乐通宝”铜钱④,结合其他证据,专家认为“我们将这只沉船的时代、出发地点、航线、规模、性质等和同时期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事件进行比对分析,可以看出它很可能是郑和船队中的一只”⑤。1977年,韩振华在文昌市铺前镇调查,蒙全洲老渔民传说“《更路簿》是三宝公时传下来的,三宝公即明朝的郑和”⑥。2015年,笔者在对陵水县新村镇渔港一户姓郑的疍民调查时,他也说是郑和的后裔。虽然不可能是郑和真正的后代,但是郑和船队的后人,则是有可能的。

(二)明代海南岛东部沿海港口的繁荣

明代时,海南岛东部沿海的港口空前繁荣,如海口港进入历史上的繁荣时期,既有域外的番船停泊,又有渔民的始发。明代海南人丘濬在《学士山庄》中形容“帆樯之众,森如竹立”。文昌清澜港还在明初洪武二十五年(1392)建有所城,以扼控入海口。琼海市在明代有两大著名的港口,一个是博鳌港,可泊船200余艘“船可航香港、南海诸岛和南洋各国”。另一个是潭门港,在明代时“已是会同县之商港,今为渔港”。明清时期附近的渔船多从这些港口出发,驶往西沙和南沙群岛。

(三)明清时期对南海诸岛的发现和航线的实践

海南渔民在西沙群岛捕鱼来往于各个岛礁、沙洲之间,形成网状(这一点与丝绸之路呈线形的不同)的航线布局,他们无疑是这些岛礁、沙洲的最早发现者。海南渔民的《更路簿》是他们世世代代在西沙和南沙群岛航海的指南和智慧的结晶,里面记载了南海诸岛的300多个用海南渔民方言命名的岛礁、暗沙、暗礁和沙洲,记载西沙和南沙群岛各个岛礁之间的航线300多条,呈网状的密集分布。特别是在南沙群岛岛礁较集中的海域,形成了海南渔民传统的捕鱼作业区,如专家通过研究海南潭门镇王国昌渔民的《顺风得利》(更路簿)发现,在清代海南渔民已将南沙群岛海域“分为五大环礁间的航路大增,大有渔业集中此区之势。由此中心区向东、西、南分出三片作业区,并已有最佳更路的形成。中部环礁区也有‘中线’之名,即把南沙分为四个作业区了”①。海南渔民在南沙群岛传统作业区的形成是中国人自古开发和经营南沙群岛的重要标志。一些形成于清代晚期的《更路簿》里,都有“南洋更路”航线,记载了海南渔民从南沙群岛的西头乙辛(日积礁)或墨瓜线(赤瓜礁)开往越南、泰国、菲律宾的多条航线和外国地名。他们每年农历四月在西南季风刮来之前,都要将珍贵的公螺、海参等运到新加坡去卖,然后买来日常生活用品(如煤油、大米等),有时一边航行,一边捕鱼,许多渔民长期在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居住生活,后来成为华侨。渔民和商人虽然职业不同,但二者身份可以互相转化。清末时,一些在南沙群岛捕捞公螺(马蹄螺)的渔民一边捕鱼,一边将珍贵的海产沿着“海丝”运输到东南亚贩卖,再换回所需要的商品。这些人致富后就成了“船主”,既将渔船雇用渔民捕鱼,又做运输生意。文昌和琼海市在清末至民国时期都有这样的大船主。如文昌市文教镇后田村人黄学校生于1870年代,开始时在南沙群岛捕鱼,“运到新加坡售卖,偶然在海南岛人黄卓如所开办的‘九八行’(即经纪行———代客买卖,赚九八佣金)”②,发现运送公螺能赚大钱,便专门做起了这行生意,将自家的三艘三桅杆大船每年都到南沙捕捞公螺,然后到新加坡出售,“估计其家资有三十余万(银)元”③。

综上所述,由于海南岛位于南海“海丝”的前沿,无论是在南海最早的“海丝”(合浦、徐闻航线),还是在南海“海丝”的繁荣时期,生活在海南岛的渔民为“海丝”的航线探索、商品贸易,乃至海洋知识积累、南海诸岛名命名等方面,都发挥了特殊作用,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意义。

作者:阎根齐 单位:海南大学

南海学刊责任编辑:张雨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