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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果树商品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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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文学与文献》2016年第0期

摘要:明朝“永不起科”政策的推行,为关中陕北陕南土地开垦特别是果树种植面积扩大提供了良好的基础。陕西果树商品化在明清时期继续得到发展,与良好的农业政策、优越的自然条件、丰富的技术经验积淀有关,与果品销售市场密不可分。然而,海外殖民采略严重制约了明清陕西果树商品化进程。

1明清时期陕西果树较为集中形成商品化的基础

陕西地域狭长,跨越纬度近9°,境内地形起伏多变,北有干旱少雨的黄土沟壑区,南有温暖湿润的秦巴山地,被司马迁称为“天府之国”的关中盆地位居正中。地形、纬度的多样化为陕西果树大集中、小分散栽培状态奠定了良好的自然条件。现据雍正《陕西通志》及各府县州志,对明清时期陕西果树栽培大集中小分散状况加以分析:

1.1关中以梨、李、石榴、柿、核桃、桃等6种为主

其中梨涌现了许多优势产区和优良品种。如耀州梨在明代已有一定的名气,被李时珍录进《本草纲目》。渭南县的“香水梨”则显然是一个香气扑鼻、鲜美多汁的品种。朝邑县王谦村梨的产量高、名气大,是清代少数以某种物产闻名的乡村;盩厔县出单果在0.5kg的大梨,但难以贮藏。为解决梨产量高、生产季节性强的问题,邠州人发明出秘密的贮藏办法,能够将梨保鲜至翌年2月。李以咸阳县、渭南县、邠州3地的名气较大。渭南有“御黄李”良种,邠州则“李异他处,供用颇多”,为李的名优产地。石榴的优势产地有礼泉昭陵、渭南、盩厔等地,按种子的颜色已分为红、白2种,《渭南县志》载“子软而色淡者佳”。柿子广泛分布于咸宁县、三原县、渭南县、华州,主要用于加工柿饼后出售或贮藏备荒,华州多在土壤硗薄、山石嶙峋的南部山地种柿子树,充分利用土地,增加收入。核桃主要分布于关中南北沿山地带,如渭南县、咸宁县、麟游县都是核桃产地。清前期,陕西桃树整体属于庭院树种,较少有专门果园生产,文献中仅见三原县张村桃果产量品质较佳。此外,木瓜、枣、樱桃、杏、柰、松子、无花果、枳椇(拐枣)、葡萄、银杏在关中也有稀疏分布。

1.2陕北以枣、郁李、文冠果等3种为主

陕北与晋西北同属狭义的黄土高原,以“安邑千树枣”而著名于《史记》。明清时期黄河、延河流域的清涧、佳县、吴堡、延川都是枣的盛产地,当地甚至出现了种植、经营的专业户。郁李的果仁在明清时期是陕北的重要贡品,明初以同官所产最为有名,中期后供品范围逐渐扩展到甘泉、鄜州、洛川、宜君等地,虽“每年额供二十斤送司解部”,却是一种宫廷必备的中药材。文冠果在陕北至今还以半栽培管理为主,当地人没有采食的习惯,一般都用其种子榨油。此外,受人口迁徙及临近关中果区的影响,桃、李、梨、柿也偶有发展。绥德的玉黄李,延安的木瓜、樱桃,延长的林檎都有一定的名气。另有分布较为广泛的野葡萄,作为景观树种被引进庭院栽培。

1.3陕南以柑桔、栗、核桃果树为主,相对栽培体系更复杂

根据栽培果树的种类不同分为2个亚区:其一是汉中中南部的常绿果树区。其二是秦巴山地的板栗核桃区。常绿果树区柑子、桔子、柚子、橙子等芸香科果树都有分布。明清时期,因城固柑子相比附近各县品质更好而获得良好的发展机遇。沔县的柑子味苦,便转向桔柚一类的种植,另外,还培育出一种“金色而肥甘”的优质枇杷。明清时期秦巴山地的移民依据来自不同的地区,栽培习惯也有所区别。因而秦巴山地的板栗、核桃分布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如明代后期,商洛原本是绵苹果的优势产区,《山阳县志》更是冠以“极佳”的评语,可惜李自成起义军入关以来,频频征集此物,百姓纷纷伐树逃避贡赋,令其几乎绝种。镇安县十分重视利用野生或半野生状态下栭栗、毛栗、油栗等,既捡来鲜食,也晒干后用来煮食备荒。洛南县则重视核桃的利用,整个商州的核桃及木材几乎全部来自此县,“果之最盛者无如核桃”,吃不完卖不掉的部分甚至用来榨油点灯,令人咋舌。山阳县则重视石榴的种植,每村每户都种,春来繁花似锦,秋日硕果累累。陕南地区由移民栽培习惯发展起来的果树还有:桃、梅、杏、柿、枣、葡萄、木瓜、枇杷、梨、樱桃、银杏。野生猕猴桃(《洋县志》为“羊桃”)当时仍没有受到重视,致使陕西人再次与“水果之王”擦肩而过。明清时期寺观庙宇等场所栽植着具有宗教象征意义的果树,也保存了不少古代果树。据《陕西省古树名木信息网》的查询[2]:(1)银杏。共11株。主要分布于关中的西安、咸阳(树龄800年以上)和陕南的安康、汉中(清末栽培居多)4个地区。(2)杜梨。吴起县2株,栽于清末。铜川印台区1株,栽于清中期。(3)文冠果。清涧县1株,栽于北宋。米脂县2株,栽于清中期。(4)酸枣。子洲县1株,栽于西汉。横山县2株,栽于明初。(5)核桃楸。商洛商州区1株,栽于清末。(6)栓皮栎。洛南县1株,栽于明初。(7)枣。吴堡县2株,韩城市1株,均栽于清初。此外,明清时期的野生果树也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种植财富。据张亮成先生等人1983~1987年的调查,陕西秦巴山区的野生果树有20科151种[2]。另据白岗栓等1999~2001年的调查,渭北黄土高原沟壑区有野生果树113种,隶属25科48属[2]。因为野生果树相对栽培果树体系具有更高的稳定性,由此可见,明清时期陕西野生果树种植资源的丰富和宝贵。

2明清时期陕西果树生产经营的商品化趋势

明清时期,商品化程度最高的是陕北的枣。综合清涧、佳县、吴堡、延川等地及临境山西、河南各地方志来看,黄河沿岸分布着一个狭长弯曲的产枣胜地。清道光《延川县志》记载:“红枣……沿黄河一带,百里成林,肉厚核小,与灵宝枣符。成装贩运,资以为食”实际调研与这些记载相吻合。这个优势枣产区的形成有温差大、雨量适宜、干枣耐储存储运输等因素,而明清时期水上运输的便捷和低廉是其交通原因。关中商品化程度较高的果树有梨、绵苹果、李、石榴等,通常布局于“附郭之地”的城郊,以便靠近肥源和消费场所。至于桃、葡萄、杏、柿、山楂等,大概由于好种易活,系农家庭院的常见栽培果树,其商品化程度反而较低。陕南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只有柑桔,枇杷偶见优良品种的售卖。其它如洛南的核桃用来榨油燃灯,各种野生半野生的栗子晒干救荒,说明商品化程度极低。综上不难看出,影响陕西果树商品化的主要因素是交通条件,如洛南山高路险,许多地方飞鸟难过,当时核桃很难贩运。在陕北黄河沿岸,关中、汉中各地城郊分布着较多精心经营的果树区。商洛、安康等地则受人口、交通等条件的局限,果树商品化程度较低,管理也较粗放。一般来说,商品化程度越高的果树越费功力,其生产管理也就越精细。但对于明清时期陕北的枣来说,因其管理相对简单[2],如育苗时分株即可(《齐民要术》《农政全书》《豳风广义》3部农书均没有提及枣的嫁接);只需除草、开甲,无需水肥管理(《齐民要术》甚至指出枣适合种植在高阜干燥水肥不能运达的地方,后出农书均赞同贾氏学说);采后只需干制拣选即可贩运。可能是枣这种“用力少而著功多”的特点,才使其配合明清“永不起科”的政策,成为当地的农业经济支柱之一。关中的果园是一个极为完整的系统,其精细程度较之今日有过之而无不及。据《豳风广义》记载,建造果园大致可以分为选址、作墙、备水储肥、果树配植等环节。

果园选址于城市近郊,以便靠近肥源与消费场所。选址近郊,民风不似偏远村落淳朴,因此要作围墙防盗。明清时期关中最常见的围墙是土墙,西北方略高,以抵御冬日强劲的寒风。约7000㎡以上的大型果园则采用酸枣编织的篱墙,冬季稠种为三垄,约合0.5m,春来生苗后,每隔约合0.25m留1株端正旺盛者,三垄相错如“M”形,历经2年就能编织出严密的篱墙,可防盗,也可防野兽破坏。此外,柘树(Cudraniatricuspidata(Carr.)Bur.exLavallee)和枸橘(Poncirustrifoliata(L.)Raf)与酸枣拥有类似的柔枝和尖锐的枝刺,也被用来制作篱墙。由于关中气候干旱,果树对水的耗费量又十分巨大,营建的果园都有备水抗旱的习惯。果园里大多挖有很深的旱井,缺水的生长旺季便用水车汲取浇灌。每逢冬季大雪,即扫雪堆在果树根下,起到水肥兼施的效果。果园中蓄积大量的人畜粪尿,拌土腐化,避免生粪伤根以及引来害虫。榨油后的菜籽饼在当时也是受欢迎的果园肥料。从多种地方志中的风俗记载来看,明清时期陕西还有一种浇冷却煮肉汤汁的施肥方法。《豳风广义》称这种方法“浇肥一次,可旺数年”。明清时期关中果园“极尽地利”,其果树配植十分精细,可以用“二圈一心”来概括。“二圈”的外圈是篱墙,在发挥防盗的基本功能之余,还兼具经济利用价值。如柘树叶可用来养蚕;枸橘所结的枳实供入药,也能用糖腌制成蜜饯果子;酸枣仁可入药,且产量和价格都很高,按7000m2果园的规模计算,能收酸枣仁约合70.8kg,所得收入在缴纳田亩税赋后,还能用于雇佣园丁的开支。“二圈”的内圈是桑树,修剪成伞盖形,用于饲蚕收丝。果园中心以梨为主,中国绵苹果(苹果、槟子)次之,二者间作。中国绵苹果口感不如梨,但对干旱及虫害等的抗逆性较强,当梨树歉收时能够止损,也能替补因虫害死亡或产量不丰的梨树。在果园尚未郁闭成林时,可以种十几架葡萄,将味美但易烂的吐鲁番品种和口味稍逊便于储藏的山西品种混种。红果、白果(可能是中国绵苹果类群中2个原始的品种)也被种来防止其它果树灾年歉收。

从上述果树配植的防灾止损意识来看,明清时期陕西病虫害防治的鲜明特点:首先通过构建多元树种组成的复杂生态系统来培育高质量的果品。对于关中商品化程度最高的梨,还采取了很多精心的防治措施。如对付天牛等在树身上蛀孔的害虫,可以用铁丝勾出虫体,灌入桐油闷杀,还可以利用中药百部的毒性杀灭。除这种手段外,很多地方志和专门农书还记载了冬季采取用火把燎烤果树枝桠,杀死虫卵的预防措施。《豳风广义》中特别强调,春季的清明时节,害虫开始活跃,此时用火把烘杀幼虫,效果更好。由于火把烘杀虫卵和幼虫只能对付浅表害虫,陕西先民又在长期的实践中摸索出冬季用镰刀刮去老树粗皮的做法。刮皮与燎烤相结合,起到了比二者分别单独使用更好的防治效果。如果出现果实遭受金龟子等虫害,为防止其传播,则通常摘除有虫的梨果,挖坑深埋。鸟雀有啄食破坏果实的天性,为降低损害,每到即将成熟的季节,果园设有驱逐鸟雀的园丁或童子。此外,打死1只高挂树梢,也是先民摸索出来的一种防治鸟雀危害的办法。明清时期陕西商品化程度较高的果树有陕北的枣、关中的梨和葡萄,因此,其贮藏和加工受到的重视程度较高。在贮藏和加工方面受到重视的另一部分果树是含水分少糖量高的柿、板栗等古代常见的“救荒果树”。陕北以加工、贮藏、运输干枣为主,其方法自《齐民要术》以来,古今并无太大改变,都包括曝晒、翻搅、摊晾、拣去烂果等基本环节。关中以梨为“百果之宗”,因此十分重视,采摘时遵循成熟程度次序采摘,对于高枝采摘不变,则制成“捕蝶网”样式的采摘工具,在割断果柄时使梨果坠入其中而不伤外皮。梨的鲜贮与《农政全书》里枣的鲜贮十分相似,但更加精细,采取1层麦麸(或米糠)1层鲜果的方式,为防止腐烂杂菌传播,还采取5~6d翻开查看,梨上一旦生出斑点就立即售卖。为保湿保鲜,还发明出用白萝卜皮包裹的办法,据说可以将梨贮藏到翌年的4~5月。葡萄则已吸收新疆、山西等地窖藏越冬的经验,并创新性地砍来粗大柳枝,钻孔后插入葡萄蒂。柿子多在采收后旋去外皮,制成柿饼。也有酿成柿子醋,以备饮食添加。渭南、富平等地街头,成熟后3~5个月内,有一种以柿子果酱与面粉搅拌后油炸而成的点心,称为“柿子饼”,至今仍是深受当地人喜爱的一种风味食品。

3海外殖民采略抑制明清陕西果树商品化发展

明清陕西果树如果按照上述商品化发展,可以发展到东南沿海,壮大规模,和江南水果争高低,与岭南水果决雌雄,直至畅销世界。然而,这时正是海外殖民疯狂扩张的时期,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荷兰等殖民主义者纷纷来到我国采集各种植物,有些借植物采集刺探军事经济情报。中国这一时期有数以万计的植物包括果树资源流失海外,陕西也不例外[2]。可以说,新航路开辟后海外殖民者对包括陕西在内的中国各省区果树资源进行了疯狂采略,造成包括陕西在内的中国果树长达400多年的浩劫。16世纪初期,葡萄牙征服了马来亚后,葡萄牙人便逐步在我国开始贸易和商业活动,将中国的柑桔引入葡萄牙并传播至整个欧洲。直到清初,即17世纪中叶,欧洲国家基本依靠天主教神父传教及考察活动,搜集、掌握中国各地植物资源状况,期间或有一些商人、游人来中国旅游考察。将中国的荔枝、龙眼,陕西的桃树、柿子、杏树、葡萄等果树采集并带到欧洲。大约于1520年,葡萄牙人由中国将甜橙引入欧洲,又从欧洲转引至美洲、北非和澳大利亚[2]。17世纪中叶到鸦片战争前,欧洲诸国掀起了前往中国采集植物的高潮,先后来中国采集植物的不仅有神父、商人、旅行者,还有植物学家、园艺学家、博物学者、外交官、间谍、特务、学生、医生、船长、军人、职员、工人等,这些植物采集者的身后一般都有政府的支助。鸦片战争前30年,英国人更加肆无忌惮地采掠中国植物,成为西方的领头羊。将中国的香蕉、枸杞、油茶、海桑、枇芭、柚子,陕西的木瓜、榛子、梨、文冠果、核桃、梨、栗子等掠夺回国。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趁火打却,变本加厉,更加疯狂地盗掠中国植物资源。直到解放前,从沿海到边疆,从农区到草原,陕南陕北,八百里秦川,所到之处的中国植物资源都遭到殖民者践踏蹂躏,疯狂盗窃,果树包括金桔、海棠、金丝桃、番樱桃、猕猴桃、芭蕉等,几乎竭泽而渔,所剩无几[3]。

综上论之,明清“永不起科”政策的推行,为关中陕北陕南土地开垦特别是果树种植面积扩大提供了良好的基础[3]。而陕西果树商品化在明清时期继续得到发展,与良好的农业政策、优越的自然条件、丰富的技术经验积淀有关,与果品销售市场密不可分。然而,海外殖民采略严重制约了明清陕西果树商品化进程。400多年的殖民疯狂采略,中国流失了数以千种的珍贵果树,陕西流失了几乎全部果树品种资源,严重扰乱了陕西果树发展的市场秩序,阻断了陕西果树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市场,成为陕西果区萎缩,果业长期滞后的根本原因。

作者:郭风平1;刘得腾2;郭新荣1;安鲁1 单位: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渭南市非遗保护中心

明清文学与文献杂志责任编辑:张雨    阅读: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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