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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场域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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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学刊》2017年第6期

摘要:拉克劳与墨菲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表面梳理以及通过对葛兰西、阿尔都塞思想的继承和批判性吸收来说明后马克思主义的出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逻辑必然,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促使后马克思主义得以形成的真正的思想资源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以后现代主义为主而搭建成的多重融合的理论场域,其中现象学、后分析哲学、后结构主义等才是促成后马克思主义出场的最真实的思想诱因。

关键词: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话语

对于后马克思主义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其理论渊源如何梳理,其思想性质如何定位,学术界目前依然存在较大的争议,而上述问题也成为研究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难点问题。要想突破这些学术难题,就需要深入到后马克思主义真实的理论场域中,才能将其破解,以还原后马克思主义真实的思想身份。

一、多重理论场域的融合是后马克思主义出场的思想诱因

学术界认为缘起于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等的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在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就已经终结,或者说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止于阿尔都塞。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出现了后现代的转向。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转向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有着广泛影响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对后马克思主义的界定,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是指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借鉴了后现代主义的有关概念、观点和思维方式,并运用到马克思主义研究上而形成的一群思想和理论的集合体。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则仅是指由英国政治哲学家拉克劳和墨菲在1985年出版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中所表达出的思想观点,以及针对左派对该书的批判,拉克劳、墨菲在理论回应时所形成的一系列的理论主张。本文是从狭义上来使用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这种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其最基本的理论观点是,由于当今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使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革命理论不再符合西方社会实际,传统的革命动力从原本的经济地位之争越来越让位于话语权的斗争,于是革命主体越来越演化成不同的话语主体,传统的阶级对抗话语正在越来越被多元主体的激进政治民主话语所置换。这些基本理论观点显然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存在差异,甚至是对立,故而西方传统左派一直拒绝承认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马克思主义,但拉克劳与墨菲本人则认为,后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在马克思主义之外,或反马克思主义”[1]5。

他们之所以这样认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他们看来,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并非空穴来风,它早就隐匿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逻辑中了,只是当今更加复杂社会阶级关系、政治环境和多元的社会斗争现状,促使后马克思主义及其探讨的理论问题在当今时代愈加凸显出来。“当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特征不可改变地消解了那些政治虚构的最后基础”,加之“当代社会斗争的极大丰富性已经导致了理论危机,正是理论与政治之间双向运动的中间点上,我们自己的话语才得以定位”[1]2。因而拉克劳与墨菲坚决地认为,后马克思主义不仅不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而且恰恰是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有益探索,继而极力主张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必然延伸,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一种合法性的书写。但事实果真如此吗?纵观《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拉克劳与墨菲表面上确实是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视角来梳理后马克思主义的发生路径的,但我们千万不要被拉克劳与墨菲对所谓的考茨基、伯恩斯坦、索列尔三种马克思主义危机反应方式的历史梳理,以及对所谓的包括卢森堡、列宁、葛兰西在内的马克思主义霸权谱系的历史考察所迷惑了。笔者认为后马克思主义得以形成,除了拉克劳与墨菲对身处其中的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社会斗争、意识形态等现实状况作了较为深刻的思考外,以后现代主义为主搭建而成的多重融合的理论场域,才是促发后马克思主义出场的真正的思想诱因。

二、三种西方现代哲学思潮是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来源

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中,拉克劳与墨菲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梳理,尽量显示出后马克思主义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但在1990年由拉克劳独立撰写与出版的《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中,拉克劳则直言不讳地指出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次“断裂”。为什么拉克劳对后马克思主义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的态度会发生如此的转变呢?这主要是缘于《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出版后,遭到了杰文斯、密里班德等英国传统左派的指责,甚至被斥责为“修正主义”。但拉克劳与墨菲并不认同传统左派的非议,特别是拉克劳决心要与传统左派进行更加彻底的理论上的辩论,在经过一段时期的深思熟虑后,拉克劳表示要无怨无悔地拥抱后马克思主义,并且道出其走向后马克思主义真实的理论发生学基础,即后马克思主义其实不是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生发出来的,后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延伸,而是在借用马克思主义有关概论、命题、论断和分析问题的框架的同时,又淡化与疏离马克思主义,但这种淡化与疏离在拉克劳看来,并不预示着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无关,也并不表明后马克思主义存心要拒绝了马克思主义,而是其不再从整体上全盘接受马克思主义,只是碎片化地选择马克思主义中某些所谓的“好的方面”来加以继承和进一步进行理论演绎。拉克劳之所以不认同传统左派对他与墨菲的批判,是因为拉克劳从内心认为他们其实是在“守护”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是一种“放弃式”的守护。此话怎讲呢?联系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国际政治环境和世界政治思潮的实际情况来看,拉克劳与墨菲认为要使马克思主义在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横行以及后现代主义大行其道的境遇下仍然能以某种方式存活下来,就必须不惜“放弃”某些他们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局限性”的东西,因为若固守这些理论中的“局限性”不放,马克思主义可能会在当时环境下连最后存活的希望都没有了,甚至真的可能走向后来福山鼓吹的那个“历史终结”的局面,而这个局面确实是拉克劳与墨菲内心里不愿意看到的,也是不能接受的。正是如此,拉克劳与墨菲对那些批判他们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人相当反感,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所创立的后马克思主义恰恰是在马克思主义遇到危难之时对此进行的一次有益的“援救”,是以“破釜沉舟”的方式来打一场马克思主义的守护战。

拉克劳认为传统左派并不理解他与墨菲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中所表现出的良苦用心。为此,拉克劳在《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中不再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视角来梳理后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路径,因为这种梳理并没有,也不可能得到传统左派的认可,于是,拉克劳改变了理论阐发的路径,着重论述他与墨菲本人是如何步入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道路上来入手,从而更加明确地来阐述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立场与理论要旨。拉克劳认为他的后马克思主义之路与墨菲之间既存在明显差异又有着相似之处。拉克劳指出,早年墨菲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和理论观点主要受到阿尔都塞的影响,而他的有关马克思主义最初习得则源于阿根廷左派的政治实践。当墨菲将阿尔都塞的有关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用到拉美政治分析上时,经历了拉美政治实践运动洗礼后的拉克劳也在深入研究阿尔都塞的思想。此时无论是拉克劳还是墨菲都认识到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在理论上新意跌出,但无法与实际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实践切实地结合起来,即使在理论上,阿尔都塞所主张的多元决定论,其背后依然隐藏着的大量的经济主义的残余。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二元划分也人为地制造出一种理论上的“紧箍咒”。另外,阿尔都塞的思想还存在着对意识形态的阶级主体的沉迷与执着,这些在拉克劳与墨菲看来,都严重地窒息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为了跳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藩篱,拉克劳与墨菲几乎同时将目光投向了葛兰西,因为在葛兰西那里存在着革命主体多元思想的萌芽和革命文化领导权的思想,而这些都是拉克劳与墨菲所重视的理论主张。至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后马克思主义其实并不是从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生发出来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中有关卢森堡、考茨基、伯恩斯坦、索列尔、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人的思想谱系的考察,只是结论在前,材料论证在后的一种“学术游戏”,这种谱系考察有违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真实情况,至少存在偏颇之处。

如前所述,仅从马克思主义传统来说,后马克思主义最多可以说部分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观点,同时对以阿尔都塞为主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必要的反思,其身上所具有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基因并不多。如果后马克思主义真的像拉克劳与墨菲所言的那样,是对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继承与发展的话,那么鉴于葛兰西和阿尔都塞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中的地位,以及葛兰西和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秉持的坚守态度,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身份在西方传统左派那里应该不会产生那么多的质疑。而事实上,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身份从其出场的一开始就受到传统左派强烈质疑,这只能说明,传统左派并不认可后马克思主义导源于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思想。那么,后马克思主义主要理论来源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葛兰西、阿尔都塞的思想只是拉克劳与墨菲后马克思主义发生学的理论触点,真正为拉克劳与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铺开了相对完整的理论场域的却是异常复杂的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正如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伍德所指出的那样,《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实际上是把欧洲左派中具有右倾倾向的那一个小派别的核心立场一股脑地撂在了一起”[2]47。对此指责,拉克劳在《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中并没有给予反驳,反而更明确指出,“有三个来源激发我工作的灵感:现象学、后分析哲学,以及其它总体上成为后结构主义的思潮。”[3]256墨菲也曾指出促使她与拉克劳合作撰写《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的“更重要的因素是尝试着把拉康、德里达、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思想家所阐发的政治理论运用到我们的研究中和政治实践中”[4]169。如此看来,拉克劳与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确实不是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事实与逻辑的本身出发所构建出的一套政治哲学理论,而是想方设法将西方现代哲学理论嫁接到马克思主义中来,并试图激活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社会的活力,努力尝试让马克思主义与各种新兴思潮进行碰撞,避免其患上时代失语症,应该说拉克劳与墨菲的主观愿望并没有过错,本意也不在于要否定马克思主义,但客观地讲,这些激活方式、努力尝试及其和在所难免的部分思想主张已经过多地越过了马克思主义的底线,其所以招致了传统左派的非议和责难,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三种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对后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具体影响

下面我们具体来考察一下,拉克劳所言说的三种思潮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到底起到了何种作用。首先是现象学。胡塞尔现象学认为对任何事物的意识呈现都是不全面的,都存在一定视域问题,总体性地把握事物其实是不可能的,并认为“第一,外部实在事物在意识中显现;第二,在想象中被综合起来的、虚构的对象在意识中显现;第三,在反思或范畴直观中,观念对象在意识中显现;第四,情感、欲望和意愿在意识中的显现等等”[5]9。结合上述主张,我们不难看出,现象学具有强烈的反客观主义倾向,并以反客观主义为基础呈现出了对总体性的质疑,而这与后马克思主义对总体性、客观主义的批判具有一致性。拉克劳承认他的反客观主义主场和强调偶然性、非总体性的思维受到胡塞尔的影响。另外,现象学中的“加括号”思想,即对本质、基础等具有形而上学本体论色彩的问题进行“悬置”,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思想的确立起到了推动作用。其次是后分析哲学。后分析哲学的代表人物是维特根斯坦。在《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中,拉克劳主要论述了维特根斯坦反“硬性规则”思想对后马克思主义接合思想形成的影响。“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如果每一个规则的应用情形如此这般地修改了规则,那么就不能说正在运用这个规则,但可以说,在正不断地建构和重构该规则。”[2]251拉克劳认为维特根斯坦反对把抽象规则“硬化”“固化”,主张每种抽象规则的应用的背后都有其特殊的背景,抽象规则的应用过程其实就是对规则的重构过程,因此抽象规则与其应用之间不是对应性的映射关系而是某种具有偶然性的接合关系。正是接合关系才使得某些抽象规则在具体的情况下虽然具有“家族相似性”,但具体的规则意义已经发生了改变。这说明抽象规则就如同漂浮的“能指”,它的意义只有在与问题、事实等具体“所指”的接合中,才能呈现出来。另外,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对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启发作用也不容忽视。“维特特斯坦所谓的语言游戏的一部分,是我们称之为话语的东西的一部分”[1]119。后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一种恰似游戏般的拆解和重新组装,虽然看似其与马克思主义还存在某种“家族相似性”,但确实已面目全非。另外,“对于维特个斯坦来说,语言游戏是连接语言法则、客观情境和生活形式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6]21,因而语言游戏是直接面向日常生活的,同样,拉克劳与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所言说的“话语”也包含了其对日常生活的一种体验。最后是后结构主义。

它对拉克劳与墨菲后马克思主义思想最终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福柯、拉康、德里达等后结构主义大师对拉克劳与墨菲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格外显著。在此主要谈谈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对拉克劳与墨菲的影响。笔者认为福柯与拉康对拉克劳与墨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微观的技术层面上,所以拉克劳与墨菲在文本中有时还要对福柯、拉康的理论进行一番交代和具体论述,而德里达的影响则是宏观的、根本性的、原则性的,因而在文本中并没有过多的具体论及到德里达的思想,但诚恳地表达出对德里达及其解构思想的认同。抛开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出版晚于《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这一客观情况外,就思想实质而言,我们甚至可以判定拉克劳与墨菲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中所要构建的话语政治学与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所要打造的解构政治学具有思想一致性,二者所共同拥有的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大胆解构、尽力抛弃是多么惊人的相似!两者对当代资本主义采取了一样的批判态度,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价值追求表现出了同样的敬重情怀。但我们也必须要指出的是,德里达的解构思想虽然对拉克劳与墨菲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但就两者的还是存在着重要的差异。首先,德里达重在解构之本身,建构之维被其消解在解构之中,因此,主观上德里达并不想建构什么马克思主义,而拉克劳与墨菲在主观上是要通过解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来建构马克思主义,形成一种“解构与建构”并重的后马克思主义范式。其次,德里达毕竟是从解构主义切入到马克思主义上的,因此,他在解构、抛弃马克思主义时几乎没有顾虑,只要站在一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就行了,解构后的马克思主义也成了一种“幽灵”性的存在。而拉克劳与墨菲无论如何还是割舍不掉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的情结”,在解构、抛弃马克思主义时还是有所顾忌的,总想抓住他们自认为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中好的“理论碎片”,并试图加以继承和弘扬,也就是说在他们内心深处还存有某些想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愿望。

四、如何评价多重融合的理论场域下的后马克思主义

如何看待拉克劳与墨菲将现象学、后分析哲学、后结构主义等与马克思主义关联起来,创立后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呢?首先,拉克劳和墨菲对上述理论资源的运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即不是简单的拼凑,而是有机的融合,尽量使其整合成一套激进的政治话语体系。其次,拉克劳和墨菲对上述三种思潮的运用既是一种理论自觉也是一种思想上的无奈之举。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他们在主观上确实是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也曾试图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谱系中探寻理论资源,但无论是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等人的思想都无法满足他们的理论诉求,因此才使他们将目光更多地投向现象学、后分析哲学、后结构主义等现代西方哲学,应该说这种理论投向或者转向并不是随意自发的,而是具有明显的自觉意识,同时也包含着对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存在着的理论缺陷的某种反思,甚至可以看成是一名后马克思主义者在探索马克思主义道路上的一种无奈之举。最后,拉克劳与墨菲对上述思潮的理论资源的使用是有很强的目的性的,那就是想通过现象学、后分析哲学、后结构主义等思潮来激活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探寻在西方后工业化时代,阶级主体高度分散,甚至破碎的情形下,革命如何可能、革命道路如何构建等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应该说这些方面探索的答案,未必正确,但其探索精神还是应该值得肯定的。

综而论之,把握拉克劳与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比其他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思想困难,针对别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思想,我们重在理解与评析即可,因为其观点的不足之处、错误之处往往是一目了然的。即使不理解,也往往不是因其思想深刻、艰涩造成的,主要是缘于对其运用的一些概念不甚了解所造成的,这只是一个技术层面的原因,在实际的学术研究中并不是最困难的。而要把握拉克劳与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观除了要解决因某些概念方面的技术性问题所造成的理论难题外,其困难还在于一方面要求我们必须深入到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逻辑中来考量其理论得失,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考虑他们曾经的左派运动经历,同时又要深入到当代西方多元的理论场域中考察其思想上的是是非非。也许这些也并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他们提出的一系列与马克思主义发展有关的重要问题是我们这些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度中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所无法回避的,同时也必须作出积极的理论应对,而这则需要我们不断进行更为艰辛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

参考文献:

[1]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3]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4]墨菲.尚塔尔•墨菲谈竞争主义、卡尔•施密特以及激情在政治中的作用[A]//周凡,李惠斌.后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5]俞吾金.现代性现象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对话[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6]墨菲.政治的回归[M].王恒,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作者:蔡正丽1;李明2 单位:1.安徽建筑大学,2.安徽大学

岭南学刊杂志责任编辑:张雨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