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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重返亚洲战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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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月刊杂志》2015年第二期

1多管齐下:重建亚洲“美国化”框架

面对亚洲格局的变化,美国政府采用军事、政治、经济多项措施“重返亚洲”,重新巩固亚洲盟主地位。

1.1重新巩固美国为中心的美亚同盟美国政府一边巩固传统盟国关系,同时又依靠实力拉拢东盟国家。美国扩大亚太的军事存在,主要是通过盟国和伙伴国的合作来实施的,这种军事存在,是以美国为中心,以五对正式的双边同盟和若干非正式的安全关系为主体,构成了一个“轴辐式”结构,[6]美国就是凭借这种军事同盟和驻军,构成了影响亚太地区安全格局的关键力量,这就在客观上构筑了一种美国主导下的战略平衡。在这种同盟中,美日同盟是美国东亚战略的基石。[7]2010年9月的“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给了美国强化同盟主导地位的契机,进而将已有“脱美入亚”倾向的日本安抚下来,继续充当牵制中国的“马前卒”。在美韩同盟方面,每次半岛危机后的美韩军事同盟也会愈发巩固,由两国防长、外长参与的“2+2”安全对话,将原有关系升级为全方位战略同盟,同时将交接该同盟战时指挥权的时间,由2010年4月推迟到2015年。在对中国关系方面,美国利用突发事件引发的地区紧张局势,大肆渲染“咄咄逼人、不负责任”的中国形象,积极促成组建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8]在亚洲的南面,美国加强了美菲、美澳、美泰等传统的双边同盟关系。在菲律宾对我国黄岩岛提出非法的领土要求时,美国指责中国关于南海问题的正当合理立场,声明所谓的国际公海航行自由化,美菲军事合作因此呈现快速增加的势头。2011年11月,奥巴马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宣布美国将在达尔文港部署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9]这意味着美军填补了南太平洋的军事真空,并大大提升了美军的战略机动能力,包括B52轰炸机、F18战斗机和全球鹰等在内的尖端军事力量将会更频繁地出入亚太的“南锚”。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美国与越南关系迅速升温,2012年7月国务卿希拉里在东盟地区论坛上首次支持越南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并声称“南海航行自由事关美国国家利益”,接着爆出两国正在谈判民用核能合作协议,不久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又访问了金兰湾。而对于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在内的其他东南亚国家,美国通过港口访问、舰船设备的维护、训练和联合演习,强化新型军事关系。

1.2通过军演军援军售提升在亚洲的影响力美国不断提高军演的频次,加大对地区国家的军售军援,从而提升在亚洲的影响力。传统同盟关系的存在,使得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演习异常频繁,尽管有些是按照安全合作条约年度例行,但演习的目的和影响却已大不一样。其中美韩“乙支自由卫士”针对朝鲜的倾向十分明显;钓鱼岛事件之后,美日联合演习的内容是模拟三军重夺岛屿控制权;美菲“肩并肩”军演,则打着“维护战略水道航行安全”的旗号。2011年6月到7月,美军在黄海和南海的附近海域,连续上演了大规模环太平洋军演,加剧了南海局势紧张的同时,也释放出一个强硬的信号,表明自己仍有能力同时应对两个不同地区的武装冲突。尽管每一次宣布军演消息时,美方都会重复“不针对中国”的说辞,但实质上对中国的防范却越来越强。针对南海争端,美国更是积极介入并且声称,南海问题的处理,不能局限于中国与几个有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的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外交协商,而必须依赖于多边解决机制。这种频繁地威慑性军演,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感受到威胁的国家纷纷加紧国防力量,为美国大肆兜售军火提供了由头,大买家包括印度、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等。这与当局近几年在亚太地区刻意制造矛盾、散布冲突理论的行为相呼应,新一轮大规模的军备竞赛正在扑面而来。以菲律宾为例,近年来美国对其军售力度加大了一倍,从原来的1500万美元增加到3000万美元,提供了包括两艘“汉密尔顿”级巡逻舰在内的军事援助,并承诺帮助装备落后的菲军提升飞机、雷达水平。美菲还将加强“实时信息共享”的合作,升级两国同盟关系。根据美国的新军事战略,确保合作国能够共同应对军事危机,加强区域合作,对成功应对威胁与挑战、保证区域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

1.3介入争端推进亚洲“美国化”借助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介入亚洲国家之间争端,进一步推进亚洲“美国化”。由于历史、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中国和美国在东亚地区都有各自的伙伴,美国更是延续了冷战遗留下来的地区性盟国集团,构成了影响中国关系的第三方因素。美国经常以保护盟友安全的名义,干涉东亚地区国家间的领土争端。夹在中美之间的国家,会拥美国自重或利用中美之间的摩擦作为生存和发展的筹码,换取自身利益最大化。多数情况下,这些第三方因素会对两国关系带来负面影响,不论是朝核问题还是东北亚地区岛屿和领海纷争,一旦这些问题升级,就必然会把中美两国牵扯其中。[10]美国全面“重返亚洲”后,推行所谓“国际化、多边化”的解决框架,其实质就是“美国化”,为美国进入亚太,甚至直接插手南海问题制造合理依据。美国作为一个强大域外势力的介入,一方面宣称“不采取立场”,另一方面密集出台倾向性明显、甚至军事色彩浓厚的举措,直接导致东亚局势风起云涌。美国借助南海问题,以及中越、中日、中菲领土争端问题,使得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在强化。美国在这些本该是中国与当事国双边问题上的表态,也被当事国利用,自恃背后有人撑腰更加有恃无恐,从而充当恶化中美关系的第三方因素,使得菲律宾在南海黄岩岛制造事端,日本就东海钓鱼岛上演“购买”闹剧,越南国会通过《海洋法》,把中国西沙和南沙群岛包含在所谓越南“主权”和“管辖”范围内。美国对于这些与其毫无关系的岛屿争端公然介入,将钓鱼岛和美日安保条约挂上钩,以及支持一些东南亚国家将南海问题国际化的主张,不仅仅损害了中国国家利益,还影响了东南亚区域稳定与发展。

2太平洋上不太平:东亚地区秩序的摇摆

作为二战后的霸权国,美国将国际制度作为对外战略的工具,在政治、经济、军事各领域和世界不同地域进行了广泛强势措施,达到了控制盟国和应对外部威胁的双重目的,形成了“美国治下的和平”。加拿大国际政治学家罗伯特•考克斯(RobertW.Cox)认为,任何一种国际秩序都是权力的分配、制度的作用、规范行为界限的认同与意识形态三种力量的结合。[11]美国此番“重返”并不是只是单纯作为一个地区秩序构建的参与者,而是试图充当一个“规则制定者”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重构以美国为中心的跨太平洋秩序,美国这一举措,非但没有解决亚太地区的固有矛盾,还引发了一系列更严重的新问题,以至局势更加混乱。首先,美国的“重返亚洲”,使得东亚国家外交上形成了“二元分裂”。所谓的“二元分裂”,指的是东亚区域内国家经济依靠中国、安全仰仗美国的外交倾向。东亚各国在综合国力上都无法和中美相媲美,普遍采取了实用主义策略,在大国之间寻找平衡,经济上想搭中国的快车,军事上想靠美国来制衡中国。冷战结束后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在东亚地区通过双边和多边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塑造了积极、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对地区事务的解决和地区局势的演变施加了一定的影响力,更显著的是在经济上与东亚国家形成了相互依赖的格局。中国已经成为亚洲最大、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是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的最大贸易伙伴国,也是东盟第一大伙伴国。实践证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互利互惠的,2011年东盟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3628.5亿美元,比十年前增长了5.6倍。

地理位置的相邻决定了中国和东亚地区国家的交往方式,无疑这些国家离不开中国,将继续把发展对华关系作为重要任务,但是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并不会使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销声匿迹。随着中国实力的变化冲击着地区力量结构,加之意识形态的不同和文化上的差异等因素,他们对华战略动机的疑虑也与日俱增。美国确立的非武力的“仁慈霸权”,以及长期的军事存在,已经将亚洲地区安全制度化,东亚国家已经习惯美国发挥一种“地区稳定器”的作用。当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扩散到政治领域之后,安全议题的重要性上升,东亚地区相关国家扩充军备、通过军事合作的方式,与美国防务联系进一步加强。这和美国军事上意欲战略东移不谋而合,这已经不单是美国的盟国加紧“抱大腿”的力度,还出现了东亚地区国家联合抗衡中国的迹象。与中国存在纠葛的日本、菲律宾、越南在防务合作上日益走近,印尼、新加坡这些国家暗地里也对中国既接触又防范,两面下注。他们通过这种措施,抓住中国崛起带来的宝贵机遇发展自己,同时又通过双边接触和多边框架来规制中国,通过加强军事联盟和发展军事力量来制衡中国,美国的“重返亚洲”的战略,将会使这种“二元结构”成为一种常态。其次,美国的“重返亚洲”,促成东亚地区格局呈现一种复合型结构。东亚既存有冷战遗留问题,又是大国博弈的焦点,现有的地区安全模式无法有效缓解局势紧张。重构中的东亚秩序实则呈现一种多层次的复合型结构,主要体现为中国作为新兴大国与地区各种力量之间关系的持续调整,美国作为域外强国在该地区的历史影响力持续存在,区域经济整合与权力结构调整对东亚秩序的共同塑造。

美国对东亚国家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体现在军事、经济领域和外交影响力上。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虽然对沿海岛屿国家拥有完全的支配力,而在幅员广大的东亚大陆,美国的掌控能力则十分有限。不断增长的财政赤字导致国防预算的压力倍增,美国已经逐渐衰落为不完全霸权,底气不足的败象也日渐显露。冷战结束使东亚地区从根本上消除了营垒阵线分明的局面,虽然各国间在利益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但在它们之间并没有明确的敌友之分。这使得各国可以运用多边合作的方式消除疑虑建立互信,预防和遏制由于历史遗留问题以及新的矛盾而造成的地区动荡。[14]东盟的目标是效仿欧盟,从地区经济一体化入手,在东南亚建立包涵安全和文化的共同体,此外,东盟积极推动整个东亚地区的多边合作,东盟地区论坛、东盟—中日韩首脑会议、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东亚峰会等,以及亚太经合组织、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博鳌亚洲论坛、东北亚合作对话、湄公河流域开发计划等也在促进地区多边合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提出新安全观并积极介入地区合作的多边机制建设中,有效地化解了各国原有的自助心理。东亚地区发展多边主义在组织上和形式上,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且基础比较脆弱,但地区多边主义仍是影响东亚国际关系和局势演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前,亚太地区的主要力量伺机正在展开新一轮博弈,很难建立一个能够同时容纳中国和美国的综合性地区安全架构,但形成中美对抗的两极体系的可能性也不大,因而更可能出现的是一种包括中、美、日、俄、印度,以及东盟的多极体系。

3剪不断、理还乱:中美关系将何去何从

中美关系好比一个“跷跷板”,有时翘起的是合作共赢的一面,有时则是竞争博弈的一面翘得更高。套用一句老话,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差也差不到哪里去。在美国政策制定者的眼中,中国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因素,既有可能在崛起过程中挑战美国利益,又可能充当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负责任的合作伙伴,所以美国对华一直奉行“两面下注”,接触和遏制两种手段并用。2011年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Clinton)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中,称与中国的关系是“最复杂和影响最重大”、“最引人注目”、“最具挑战性”的关系。[15]笔者认为,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国渴望的和平与稳定的发展环境受到严峻挑战。美军在军事报告中指出,为保护美国及其盟友的国家利益,美国将展示意志并投入必要的资源,以应对海上、外空和网络空间的中国挑战。[16]由于美国因素的作用,亚太地区部分国家在处理对华关系问题上方式发生改变,甚至与美国联合共同对中国施压,导致中国周边环境有所恶化。美国对我国安全环境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前沿军事部署的动态存在,二是构筑离岸制衡的战略体制,三是背后鼓动对抗行为。美国将亚太作为实施“空海一体战”的主战场,[17]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强化军事同盟关系,扩展军事基地,增派濒海战斗舰、预警巡逻机等先进的侦察和实战装备,扩大与完善反导系统,有对华进行“新月型”战略围堵态势的意图。美还将第二岛链中心的关岛建成其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与第一岛链的战略打击力量衔接能力大幅提升。随着地缘战略压力显著增大而来的,是中国领土主权遭受窃取的威胁。正是在美国的推动下,围绕南海问题的争端此起彼伏,从而使无端声索国敢于与中国公开军事对峙。而南海局势的变化,促使一些有所图谋的国家向美国表示,希望美国加强在西太平洋的存在以制衡中国。

美国在战略重心东移的同时,妄图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限制中国在南海的能力扩展。利用联合军演和向一些国家提供有条件援助等方式,拉拢它们亲近美国,用赤裸裸的挑拨手段,在中国与友好邻国之间打进楔子,以产生“合力制华”的效应。在各方都不让步的紧张形势下,我国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声明也难以推行下去。一言蔽之,美国仍还在延续几十年前的冷战思维,全力限制中国的发展空间,挤占中国的应得利益。第二,中美之间的战略定位趋向负面。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华的定位一直缺乏连贯性,从克林顿时期的“中国威胁论”、“中美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到小布什时期的“战略竞争对手”和“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内,通过元首互访,确定了两国“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虽然基调听起来甚为美妙,但从中美两国的民调显示来看,两国在对方国家的形象却越来越负面,中国人普遍认为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的态度比布什政府还要恶劣,主要表现在华盛顿重返亚洲的种种举措,特别是加强其在亚洲的军事同盟和安全关系。[18]中国曾过于理想主义,希望美国能顺利接受中国“和平崛起”,但是,和平崛起的中国,也必然会影响到对方的利益,尤其是中美之间势力转移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体现在亚太地区。在经济领域,中国的GDP从占美国的1/8到今天的近1/2,只用了短短10年的时间,“老大”和“老二”的关系使得双方的疑虑会越来越深。在国际关系领域,守成国与崛起国、霸权国与挑战国的关系是根本的结构性矛盾,事关整个体系格局的变动。

当前中美之间的几大突出矛盾,诸如战略互信问题、台湾问题、人权问题、经贸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美国人既抱有深深的霸权心态,又一直存在着某种“战略焦虑症”,担心强大起来的中国,会实现亚洲版本的“门罗主义”,将美国逐出亚太地区。竞争与合作并存,是中美关系的常态,问题在于两国舆论与社会精英对竞争的一面往往印象深刻,而对合作的一面了解不多。美国已下决心从伊拉克、阿富汗的泥潭中抽身,表明其安全战略重点正从大中东地区转向亚太地区,采用预防性战略应对新兴大国的威胁。可以预见的是,在美国仍占据力量对比优势的时期内,不会放弃对中国的打压,态度还可能更加强硬,甚至滑向一种“假想敌”的战略定位。第三,中美在地区层次的合作空间缩小。美国是现有国际制度的建立者和维护者,中国则由原来的挑战者变为现在的合作者、支持者。在后金融危机的形势下,中美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相互依存度继续提高,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反对恐怖主义、维护自由贸易体制、保证地区局势稳定以及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等诸多领域,中美有着十分广泛的共同利益,合作理应是两国关系中的主要面。但近年来中美两国在该地区竞争的一面加强,矛盾和摩擦增多,双方对未来开始产生战略上的不确定感,甚至一定程度的悲观消极情绪。奥巴马上台后。中美以共同应对金融危机为主要合作点,打破了历任美国总统“低开高走”的怪圈。但好景不长,从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开始,中美关系迅速失控,谷歌管控事件、美国对台军售、奥巴马会见达赖、天安舰事件、制裁叙利亚、中日渔船钓鱼岛相撞、南海岛屿等问题集中爆发,以及人民币汇率、对等贸易、碳排放等领域讨价还价,使得中美关系呈现空前的敏感性、全面性和高风险性。对守成的美国而言,它对中国综合国力提升后的战略动机和政策举措高度敏感,[19]战略互信缺失因两国力对比变化而有加重的趋势,直接导致了中美之间合作意向和动力的减弱。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及和平稳定是中美共同的利益,由于对各自核心利益的定位不同,中美之间一直为此龃龉不断,美国指责中国暗地里偏袒朝鲜,没有承担国际责任,中国则认为美国火上浇油破坏了半岛地区的稳定。美国与日韩在黄海的联合军演都有项庄舞剑的性质,中国不惜以军演对军演表示强烈反对。在东南亚,美国宣称自己在南海有利益,支持周边领国对中国发难。中美的共同利益交汇点在金融危机之后的许多领域都弱化了,在地区危机的合作空间变小,冲突的可能性增加。

4小结

在博弈复杂化的形势下,中美之间不可能回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那段“蜜月期”,但爆发正面冲突的可能性也不大。中国军事实力的增强是综合国力提升的必然结果,并不意味着破坏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优势地位,因为中国既无主观意愿、也无足够实力去挑战美国的传统地位,中国已明确表明,不反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而且欢迎美国在亚太地区发挥积极作用。但东亚地区毕竟是中国生存发展的依托空间和主要活动舞台,必须阻止其他国家危害自身的核心利益。奥巴马的第二任期内,美国继续从三个层面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第一大平衡是战略与安全方面的“再平衡”,包含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武装力量结构、美国的地区战略,及其相关军事方面的硬件、系统和技术投入;第二大平衡是巩固和更新同盟关系,创建新的伙伴关系与同盟;第三大平衡是经济领域的再平衡,比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就是美国实现经济再平衡的“抓手”。[20]美国对外战略的变化趋向务实,强调动机与总体实力相匹配,更注重“巧实力”的使用,体现在基于地区力量制衡的前提下,在离岸平衡与选择性介入之间摇摆,以保持战略的灵活性和综合性。中美政府换届后,双方将不可避免进入一段试探和调整期,如果协调得当,中美在东亚地区的利益将相得益彰;反之如果战略互信继续恶化,对抗的代价是双方都难以承受的。在美国的介入下,虽然打破了前期亚洲局势平衡,造成亚洲区域性失稳,其实,这种失稳是暂时性,有利于营造新的亚洲局势平衡,对中国来说其实也是一种机遇,更加有利于中国自己营造自己的安全发展的环境,中国应该紧紧抓住这一机遇,发展自己经济,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以更进一步维护自己的国际核心利益,尤其是在亚洲的核心利益。

作者:何良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理论月刊杂志责任编辑:杨雪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