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游击队的爱国主义精神范文

《伦理学研究杂志》2015年第五期

一、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和地位

“九•一八”事变，尤其是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强行侵占中国大片领土、残暴奴役中国人民、血洗中国大好河山、粗暴干涉直至控制中国内政外交，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最危急关头。作为华南重镇的南粤大地同样不能幸免，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日军就把武装侵略的魔瓜伸向广东，最初以空中轰炸的方式对广东全境进行疯狂地破坏，据1941年《广东年鉴》统计，从1938年8月31日至1941年底，日机袭粤共19281架次，投弹20842枚，总共炸死7153人，受伤11838人，20031栋房屋被毁。无耻的日军公然践踏国际公法，经常轰炸人口稠密的平民区，杀人毁业于瞬间，给广东民众制造至为惨烈的损失。夏衍在《广州在轰炸中》记述了“广州街上尽是半疯狂状态地号哭着的失去了丈夫和儿子的女人，尽是装在运输汽车上的一列列的白木棺材，残砖碎瓦……”的惨烈情景，“广州最繁盛的街道，全被炸成瓦砾场了，沙车站附近，已经是一片平地了，文化街的永汉路、惠爱路、长堤，每走十步不是一堆焦土和残砖，就是一排炸成碎片压成血浆的尸块……路上散碎着人的肉，毛茸茸的小孩的头盖，灰黄色的脑浆，炸到十几步远的紫蓝色的肚肠。”

相对于空袭的残暴，日军侵占广东后展开了更加血腥的屠杀，如1938年4月11日，日军6000多人在今日珠海市三灶岛莲塘湾登陆，随即在三灶岛进行大屠杀行动，2891名村民被杀害，另外有3500多人饿死。日军在这里还将由横琴等地抓来建飞机场的3000多名民工秘密杀害。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南京国民政府终于有了清醒的民族危机意识，如所言，“鸣乎！国势至此，何以为人？凡有血气之伦，黄帝子孙，其将何以雪此奇耻！若不图自立，复有何颜立于天地之间！”中国共产党更是多次力陈民族危亡的严重性“，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国既丧亡，身于何有？”号召停止内战，国内各党各派一致对外，“我中华最大敌人为日本帝国主义，凡属食毛践土之伦，黄炎华胄之族，均应一致奋起，团结卫国，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国既丧亡，身于何有？建义旗于国中，申天下讨于禹城。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智识出智识，以一当十，是我精神，以十当一，是我实力。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必倒，胜败之数，不辩自明。”

虽然远离华北抗日主力战场，但是有着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广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在南粤大地创立了东江纵队、韩江纵队、珠江纵队和琼崖纵队等人民抗日武装，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游击战争，奋勇杀敌，积极抗战，八年来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其中，东江纵队先后粉碎了敌军“万人扫荡”、“铁壁合围”等多次进攻，对日、伪作战3000多次，毙伤日、伪军9265名，俘虏3749名，受降1665名，缴获枪炮6700支（门）；东江纵队转战东江两岸，深入港九敌后，挺进粤北山区，开拓建立了总面积约9.7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过千万的庞大根据地和游击区；东江纵队自身也经历了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的发展过程，抗战胜利时发展成为1.2万多人的队伍，民兵也有1万多人。珠江纵队先后对日伪军作战1400多次，毙伤日伪军6000多人，俘虏、投诚3500余人；在中山、顺德、番禺、南海、三水等8个县的部分地区，建立了拥有40万人、近1000平方公里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及近100万人、3000平方公里的抗日游击区，有力地牵制了日伪军数以万计的兵力。韩江纵队也先后组织100多次战斗，毙伤敌伪近2000人，缴获各种枪支1000多支，严重动摇了日伪在粤东的统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长期持续作战有力地牵制着华南日军既不能“南进”，更不能“北上”，成功把华南敌后战场发展成为全国敌后三大战场之一。对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指出：“你们全体指战员在华南沦陷区组织和发展了敌后抗战的人民军队和民主政权，至今天已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使我党在华南政治影响和作用日益提高，并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所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共产党的领导、广东人民的英勇战斗、有利的地理位置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等多种因素，但是卓有成效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工作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组建的抗日统一战线

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所以，“抗日救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恢复中国的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和重建秩序就成为中国社会各阶级、各党派、各阶层的共同诉求。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等派呼吁，“一切革命的党派，在目前民族生死的最后关头中，应该放弃其宗派的偏见，在反帝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两大原则下，形成巩固的联合战线。”在大敌当前和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求同存异，适时调整了其斗争目标和方向，明确提出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积极倡导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神圣的全民族抗战。同志在抗战初期就指出“：中国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党组织遵照党中央“要把广东建设成为统一战线模范区”的指示，依托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结合广东实际，广泛地开展统战工作，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参加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极大地促进了抗日战争在广东的蓬勃发展。

1.动员组织爱国侨胞参加到抗日战争的战线中来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广东是海外华侨的最主要来源地，一方面，家园故国的荣辱兴衰时时刻刻牵动着这些漂泊海外的游子的心，另一方面，祖国的积贫积弱使远离祖国的海外华侨备受帝国主义的欺凌和侮辱，所以，海外侨胞向来有着更为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怀。血浓于水、家国情仇，日本帝国主义在广东的暴行极大伤害了海外侨胞的利益和感情，积极动员这些海外侨胞参与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中来就成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重点工作。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借助毗邻港澳（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在国际上有特殊的地位，而澳门在抗日战争期间并没有被日军占领）的有利条件，采取多种形式，如积极促成妇女、教师等各界救亡团体的成立和发展，运用方言歌谣、戏剧、歌咏、美术、新闻报道等多种手段，利用学校、夜校、识字班等阵地，在港澳地区广泛宣传抗日，积极动员组织港澳同胞和东南亚华侨展开多种形式的抗日斗争。首先，在香港组织并领导了了港九地区的抗日游击队———港九大队的成立和战斗，港九大队由共产党员、游击队员，中华书局、洋务工会等社团和企业的进步青年和香港爱国民众等600多人组成，灵活机动地运用游击战的原则，参加了上百场战斗，海上中队先后经历较大海战十多次，缴获敌船13艘，击沉10艘，并截获数百吨货物。其次，积极动员香港澳门同胞以及侨胞直接回国参战。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宣传鼓动下，大量港澳同胞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热情纷纷回国回乡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如出身于华侨家庭、毕业于澳大利亚悉尼商业学院的曾生，1936年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香港海员工委组织部长，1938年10月，曾生遵照党的指示，从香港回到广东坪山组建抗日武装，后长期担任东江纵队司令。据统计，仅在东江纵队，华侨子弟和港澳爱国青年就达1500多人，对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建立和发展壮大作出了巨大贡献。正是出于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参加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海外侨胞英勇奋战，不惜为国捐躯，如东江纵队中队政委、泰国华侨钟若潮牺牲时新婚才3天；著名的“东江游击队之母”李淑桓带着七个子女从香港回广东参加抗日部队，七个子女全部牺牲在战场上，李淑桓后来也被捕，虽经敌人严刑拷打，坚决不供出游击队情报，被敌人残忍杀害。再次，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组织领导下，海外侨胞不仅派出大批优秀儿女直接参加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抗战，在物质上同样不懈余力地支援祖国，侨胞组织各种义卖活动、发行抗日公债，想方设法筹集捐款，正如东江纵队司令曾生所言，“广大华侨和港澳同胞不仅从精神上、财力物力上大力支持我们，而且把儿女送回来，参加我们的游击队。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经济来源，全部靠港滇同胞和海外侨胞的支援。1939年初，海外华侨经宋庆龄同志转给我们游击队的捐款一次就达港币30万元。”据统计，1939年华侨义捐款项就占中国战费三分之一，1940年上半年，华侨捐助总数更是超过8亿元。另外，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积极策划拯救大批港澳知名人士，促进了抗日统一战线的稳固壮大。抗战初期，香港聚集了大量重要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界人士，他们在香港出版进步报刊，如宋庆龄主办《保卫中国大同盟》、范长江创办《华商报》，邹韬奋主持《大众生活》，金仲华编辑《光明报》，茅盾主办《笔谈》等等，积极宣传抗日。日军占领香港后密谋把将他们“一网打尽”，东江纵队对这群被困在日寇魔爪下的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开展秘密抢救，以极大的力量，派出武工队，开辟交通线，经过近3个月的努力，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夏衍、戈宝权、千家驹等困留在香港的重要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界人士全部安然脱险。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作出的特殊贡献，受到党中央的表扬，赢得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赞誉。

2.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正确区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积极支持反法西斯联盟的抗战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全世界各国民族解放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夺取胜利的关键因素。中国在长期抗战中牵制和消耗了日本陆军和空军的大部，大大减轻了日军对太平洋战场美、英等同盟国的压力，形成了中国的爱国力量与世界反法西斯势力互相支持、互相配合的反法西斯阵线。爱国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坚持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统一，是无产阶级爱国主义的重要特征。曾明确指出“：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同时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呢？我们认为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支持盟友的反法西斯斗争，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爱国主义抗战的应有之意。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支持盟友的斗争主要出现在情报合作和拯救美军战俘两个方面。一方面，应美方情报组请求，在香港、广州等日军占领区建立了情报网络，游击队通过秘密电台向美军太平洋舰队提供了一批重要情报，该情报站得到陈纳德将军和驻华美军司令部的赞誉，他们在电报中称赞说，“（情报）质与量都非常优秀”、“对美军战略部队在中国的组织成功，有着决定性的贡献”。另一方面，积极营救落入日军之手的盟军军官士兵，如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特设国际工作小组，由熟悉英语、与盟国人士有较多社会关系的黄作梅、林展、谭千等负责，与英军服务团合作，深入到港九市区和敌军集中营里开展营救工作，帮助被俘盟军逃离集中营。据不完全统计，至抗战胜利，营救护送到大后方的盟军人士上百人，其中有英国的赖特上校、摩利上尉、戴维斯中尉、比斯尔中尉等。此外，东江纵队还在曾生的领导下，开辟了著名的“飞行员安全通道”，救护对日作战遇险的美国飞行员8人，如美第14航空队克尔中尉、依根中尉、美第三舰队飞行员是克利汉上尉等。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与盟军的合作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反过来支持壮大了广东的抗日力量。

3.建立日军战俘反战同盟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还对日军战俘展开教育转化工作，对日军进行政治瓦解。东江纵队政治部于1944年8月设立敌工科，对日军战俘和投奔来的日军人员交待政策、上政治课，敌工科把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冈野进在延安组织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的消息和《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宣言》向战俘传达。1945年6月，以山上、田中、中山、中岛和第一批到敌工科的日本海军水兵为骨干成立“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华南支部”，盟员们主动编制日文反战传单，通过部队和抗日民主政权向日军散发，他们还到阵地前沿向日军喊话，号召日军反战，对日军起到一定的宣传瓦解作用。

三、对广东国民党军政当局和地方实力派开展统战工作

敌强我弱，中国要想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实现各阶层、各党派齐心协力共同参与的全民族抗战“，抗日的利益包括一切人民的利益，除汉奸外，全国上下，不分党派，无间朝野，为民族利益计，为自身及子孙计，都应牺牲其特殊利益、财产生命，团结一致，共同向战胜暴日的一个目标前进。”组成最广泛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重点对象，毫无疑问，是当权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队。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从根本上威胁了国民党当权派的既得利益，所以，当权派也有着抗日的要求。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遵循党中央遵循着“积极发展进步势力，团结争取中间势力，孤立打击顽固势力”的统战工作方针，积极对广东国民党军政当局和地方实力派开展统战工作，并取得显著的成效。抗日战争时期，广东国民党军事当局的主政者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和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虽然表面上听从的指挥，但是作为广东地方势力的代表，他们对存有很大的戒心，为了巩固自身利益，试图利用抗日时机联合抗日民主进步力量，抵制势力在广东的扩张。1938年4月，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看准有利时机，明确提出“利用广东当局部分上层人物比较开明的有利条件，以余汉谋、湛小岑、钟天心等为主要对象，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中共广东省委动员和派遣八百多名大、中学生和知识分子到十二集团军（其中共产党员有120人），帮助国民党军队组织政治大队、战地工作队，帮助他们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军队官兵的爱国热情和抗战决心。中共广东地方组织不失时机地与余汉谋、张发奎等广东国民党军事当局进行协商对话，制定开展广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策略和部署。先后促使余汉谋、张发奎同意我党提出的成立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等群众团体，允许在广州建立八路军办事处。最重要的是，在统一战线的前提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得到广东国民党当局的默许，能够以公开合法的形式发展革命力量，组织抗日武装。如潮汕青年抗日游击队经过与国民党独九旅谈判，在保证党的领导和队伍独立性原则下，改用“国民革命军陆军独立第九旅游击队”的番号，11月下旬又改称“独九旅搜索大队第一中队”，取得了公开合法的地位和武器、给养来源，得以进行合法公开的抗日活动。东江纵队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和统战工作，取得了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的统一番号，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改为“第四战区东江游击指挥所第三游击纵队新编大队”（简称新编大队）；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改为“第四战区东江游击指挥所第四游击纵队直辖第二大队”（简称第二大队），这就极大地推动了广东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壮大成长。

但是当全国抗战已经进入了相持阶段之后，广东国民党顽固派露出其反共的本来面目，配合全国的反共高潮，把枪口对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针对广东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逆流，广东人民抗日武装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对国民党顽固派所制造的军事磨擦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部队虽然接受了统一的番号，但仍保持原来的党组织和独立的编制，在作战行动、军政训练、干部任免和经济上均独立自主，不受国民党的限制，拒绝其拉拢腐蚀，坚决依靠人民群众，坚持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处理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关系，拥护国民党政府抗日的积极主张和举措，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和倒退逆流，对于其制造反共磨擦事件则进行针锋相对的坚决斗争。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就企图消灭东江纵队，先是企图用封官许愿的手段收买利诱东江人民抗日武装的领导人曾生、王作尧，随后又企图把游击队在大亚湾前线的部队调到惠州，以集训为名一网打尽，阴谋被识破后，“广东国民党顽军纠集一八六师和地方武装3000余人，向我们两支人民抗日武装围攻，企图一举消灭我们。”曾、王两部遵照党中央的“五•八”指示，坚持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并且决定把原来的“新编大队”和“直辖第二大队”的国民党番号改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和第五大队，在组织上完全摆脱了与国民党的关系，以人民军队的面目出现在人民群众的面前，部队反而发展到1500多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战斗的胜利和不断发展，根据地不断扩大，越来越引起了广东地区国民党顽固派的不安，他们按照集团反共指示，加紧进行消灭抗日游击队的阴谋活动，先后几次调集兵力大举向我根据地进犯。1941年9月初，国民党军一千余人进犯游击队阳台山区根据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五大队配合作战，消灭国民党陈禄大队大部，缴获武器若干。

1942年6月国民党顽军五千余人再次大举发动疯狂的进攻，一八七师师长张光琼狂妄扬言，要在三个月内消灭我东江人民抗日武装。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采取了积极防御的方针，既以分散对付敌人的集中，又相机集中兵力歼灭敌人，并从内线转移到外线作战，深入敌后，开辟新区。经过6月25日到29日的几次连续战斗，给敌人造成重大杀伤，粉碎了顽军对宝安地区的进攻，大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斗志。除了张发奎、余汉谋等大军阀，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在广东也还存在着不少相对开明的地方实力派，日军的侵略侵占直接威胁甚至剥夺了他们在地方上的利益，激发了他们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他们也有着抗日的要求，东江纵队遵照中共中央关于“争取中间势力”的指示，对地方实力派莫雄、骆风翔、伍观奇、李伯球等开展形式多样的统战工作，都取得不同的效果。如国民党北江第二挺进纵队司令莫雄，向来同情、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具有明显的抗日倾向，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就通过各种关系派遣大量共产党员进驻莫部工作，同时在莫部里培养和发展党的力量，既为建设强大的北江党组织提供了培训干部的合法场所，又为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提供了便利。再如，原国民党退伍团长陈友芳1944年组建成立约有1000人枪的大鹏联防自卫大队，经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努力，把这支队伍改编为大亚湾人民抗日自卫总队，政治委员由中共党员担任，成功将该总队编入东江纵队战斗序列，成为人民的抗日武装力量。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还动员、利用国民党爱国官兵对抗日游击队的同情心理发展壮大队伍，如东江纵队王作尧领导的东莞县抗日模范壮丁队白手起家，没有武器，当地党组织注意到东莞县政府掌管壮丁工作的“社训总队”负责人颜奇赞成中共的团结抗日政策，就对他进行了很多工作，颜奇成功说服东莞县长给游击队发了40多支步枪，每支枪配15发子弹。后来王作尧利用同乡同宗关系与第四战区第四游击纵队司令王若舟取得联系，使游击队取得公开合法的地位，并得到一定数量的给养。同样，曾生领导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也以相同的方式从国民党军罗坤支队、独九旅旅长温淑海处要来20多支步枪武装自己，并且通过国民党第四战区第三游击纵队司令骆风翔的参谋长的关系把游击队改编为骆部“直辖新编大队”，取得公开合法的地位。

总之，抗日战争中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之所以能够在敌我力量悬殊、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创造出“战争史上的奇观”，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根本上在于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弘扬了中华民族悠久的爱国主义精神，正是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促成了南粤大地各派政治力量的团结，凝聚了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力量，激励着抗日军民的浴血奋战，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和取得最后胜利的基本因素。

作者：袁洪亮 单位：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