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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发展前景论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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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尔库塞的科技发展前景论

1.新感性马尔库塞认为,超越工具理性,恢复快乐原则是构建非压抑性新技术的基础,而把工作化为娱乐,用新理性构建新的感性和理性关系,是构建非压抑性技术的关键。马尔库塞说:发达社会的“控制已深入到实存的本能层面和心理层面,所以,发展激进的,非顺从的感受性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同时,反抗和造反也必须于这个层面展开和进行。”只有异于理性的感性和艺术审美才能超越工具理性。一直以来,理性就被看成是压抑人的本能的工具,而作为理性的对立物,感性一直受到理性的排斥和压制,正是在压抑感性的情况下理性才得到发展,文明才得到进步。但是,感性并没有绝迹,理性的统治也不是滴水不漏。康德把审美和快感当作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中心。新感性能够破除理性的压制,建立感性与理性的新关系,实现非压抑性文明。新感性形成的基础是审美和艺术活动,它彻底摆脱了理性的束缚,取得了彻底的自由,最大限度的解放人的本能。新感性象征着人类的解放。新感性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新感性的支配原则是快乐原则。这是新感性与旧感性的一个显著区别。旧感性受到理性的压迫和排斥,丧失了自由,是机械的、被迫的、不愉快的和压抑的。新感性是不受理性压迫的,是自由快乐的,它的原则是快乐。第二,新感性的基本动力是想象力。以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为起点,马尔库塞考察了人类文明进程中想象力和快乐原则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想象可以提供解放的图景和完整的人性画面,连接感性和理性,当它化为实践后,就具有现实的改造力量。第三,新感性是解放了的感觉,它对对象的感受是全新的。它反映的是人的本真需要,获得的是真知识。第四,新感性是以价值理性为指导的合理的感觉能力,而不是盲目的。新感性的来源是艺术和审美。艺术需要想象力,因而艺术里也蕴含了无限的潜能,包藏着解放的希望。“艺术作品从其内在的逻辑结构中,产生出另一种理性、另一种感性,这些理性和感性公开对抗那些滋生在统治的社会制度中的理性和感性。”艺术源于生命的本能,反映的是人的真实需求。美是感性的感官的,它表达了爱欲对快乐原则的追求,对压迫的反抗。艺术在激发人的创造潜力的同时也激发了人内心深处被压抑已久的反抗性和批判性。艺术的使命就是解放。艺术通过想象的新形态来与现实对立,变革人们的感性世界,推动现实的变革力量———大众的变革意识的形成,因为艺术提供的是与现实不同的新的生命体验,艺术作品从自身的逻辑结构中推演出新的理性和新的感性对抗现实生活中的感性和理性。

2.爱欲解放马尔库塞认为,新的非压抑性技术文明的目标是把性欲转变为爱欲。在发达工业社会里的科学技术是一种为执行统治而进行的特殊设计。科技要真正成为人类解放的希望就必须首先要在整个社会实现一种爱欲的解放,因为科技并不是与社会制度无关的中立者。技术中立主义是站不住的。技术的性质由它所存在的那个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科技的转变有赖于社会的转变。首先,爱欲预示着解放的可能。尽管弗洛伊德的爱欲观念暗藏了解放的逻辑,但他没有科学的区分二者,反而把爱欲看作性欲的扩大。不同于弗洛伊德,马尔库塞严格区分了爱欲和性欲。性欲是一种对异性肉体的占有欲望,而爱欲除了性欲还包括食欲、娱乐等,它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都要比性欲高;性欲是短暂的、局部的快乐,只关系生殖活动,而爱欲克服了性欲生殖至上的狭隘性,化为创造新文明的力量,它追求的不是身体局部的快感而是整个机体的整体快乐,它的驱动力是文化。爱欲要维持快乐的客观基础整个身体必须不断改善机体功能,加强接受性和感受性。要达成维持整个身体这个目标,爱欲还需要其他一些计划:消灭繁重劳动,改善生活环境,抵抗疾病和衰老,营造和谐的生活。在爱欲的实现过程中,存在着一个爱的完整的上升路线。其次,爱欲解放将使压抑性文明的解放成为现实。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奴役社会,它完全背离了人性,发展为压抑性文明的巅峰。它所造成的是人类本质的灾难。要解放人、解放人性、获得自由,就要用革命打倒现存社会秩序。这场革命是整体革命,革命要发生在社会的所有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都要进行彻底革命,不仅在国家、社会等宏观层面进行,还要在家庭、个人等微观层面进行,并创造新文化。从科学走向乌托邦是革命的路径。科技的发展已经出现从乌托邦走向科学的解放可能性。乌托邦不再是代表不可能的社会阶段,而是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要努力去实现这种可能性。革命的力量是“新左派”。科技发展让无产阶级被物化,失去了革命性不再能担当革命的重任。所以革命只能由新左派来完成。新左派一部分是流浪汉等,一部分是大学生等,而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和全面解放是革命的目的。

二、哈贝马斯科技发展前景论

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技固然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对社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科技的误用使得科技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新型意识形态,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提供统治的合法性。科技伤害了人类的实践兴趣,把人类社会等同于客观自然界进行管理和控制,以管理替代民主,造成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产生很大的负效应。科技的发展不能没有边界,科技理性必须置于交往理性的控制之下。要让科技发展造福人类而不是异化为压迫人的工具就必须实现交往合理化,让科技走向民主对话。

1.交往合理化哈贝马斯认为首先要在劳动与相互作用的崭新框架中重新理解科学技术,把它看成既是一种工具性目的性的手段,又是一种目的理性行为的规则系统,同时对科技的手段和规则体系进行分析。这项分析的前提是区分制度框架与技术系统。制度框架是进行统治的权力体系,也是进行文化传承的体系,它的结构变化很缓慢。而技术系统的发展遵循的是目的理性活动的规则,所以变化很快。制度框架被技术系统拖着走,其中的历史文化因素就消失了,反思缺位了,制度与文化断裂了。人类的解放,个体的自由,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公正的社会秩序,都要靠交往合理化才能得以实现。交往合理化克服了传统合理化的片面性,工具理性恢复它原来的位置,劳动和相互作用各得其所并行不悖。首先,要用合适的语言进行对话和交流。“所谓交往行为,是一些以语言为中介的互动。”交往行为不同于目的行为,它的主体是两个及以上的具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人,它的交流媒介是语言,它的目标是达成相互的理解与合作,它遵循的是主体间约定的规范。交往行为理论把语言的互相理解视为其能够协调行为的关键,而不是简单的中介。从本质上说,交往行为是一种语言行为,它联系不同的参与者,指向共同的目标,促进相互的理解与合作。其次,确立共同的规范标准。哈贝马斯认为,人们之间良好秩序的建立离不开共同的规范标准的建立。这些规范标准影响和约束着每个人的行为,维持着社会关系的稳定。共同规范标准的确立应遵循普遍化原则和话语原则。普遍化原则要求规范实行的影响被所有与其利害相关的人接受。话语原则要求规范必须得到人们的同意,而这些人必须是所有受影响的且有能力对规范论证的人。再次,建立话语民主的社会。话语民主就是发挥公共领域的作用,维持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紧张关系,让民众发出自己的声音形成社会舆论,干预国家事务,用交往合理化模式改造政治生活,拯救被系统侵占的生活世界。话语的民主能对公共官僚体系施加影响。而这个施加影响的方式是围攻。要实行围攻就要有宪法对人民权利的保证、要有政治权利的分工还要有公共领域的压力。

2.科技走向民主对话科技发展对于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意义在传统的历史哲学那里是不言而喻的。“技术的进步同摆脱压迫、同摆脱自然与社会的压制成了一回事。”但是,哈贝马斯认为,在技术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传统的历史哲学过时了,科技进步未必就能体现社会进步。技术与实践之间界限的消失,这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科技进步最明显的实践后果。原本属于交往行动领域和文化领域的生活世界被技术系统侵占,直接导致批判思维的丧失,交往行为的异化,实践问题技术化了。哈贝马斯仍相信科学技术的合理化潜能,这种潜能就是把科技纳入交往实践,实现交往的合理化。经验科学作为人类理性精神的体现,原本没有什么实践意义,只有当它作为技术发生实践的作用才有意义。如此一来,问题就变成了如何沟通技术知识与实践意识,如何反思和解决技术进步与生活世界的关系问题。哈贝马斯认为,技术手段或传统规范都不能解决生活世界的实践问题,经验科学不可能转化为真正的实践,生活世界的实践问题的解决要靠平等的对话和讨论。技术必须放在民主对话实践的框架中理解。唯有技术实践化,在全社会建立普遍的对话机制,才能消除晚期资本主义的技术统治,重新建立一个合理化社会。哈贝马斯很关注科学与民主的关系问题,认为必须对民主实践的科学化现象进行反思和批判,处理好科学与民主二者的关系问题。有三种关于科学与民主关系的传统观点:抉择主义认为,民主代表公共意志,科技只是实现民主意志的手段,所以二者互不相干;技术统治论认为,国家就是技术统治机器,政治观念可以用科技模式进行合理化;实用主义认为,专家与政治家是平等的互动关系,二者之间可以构建相互交往的平台。哈贝马斯通过研究发现,只有实用主义模式可以保证民主。只有在这种模式下,科技与民主才是互动的关系,二者的基础都是日常交往活动。实用主义模式要求科学家能对科学研究成果的实践后果进行反思,还要能与政治家和社会大众展开讨论与对话,唯有如此科学才有可能实现民主化。公众舆论是哈贝马斯眼里科学与政治对话的理想模式。在资本主义早期,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公共领域,民众通过公共领域把意志与诉求传导到国家,国家也可以通过公共领域在民众间贯彻自己的意志,二者保持合理的张力。科技对公民的实践意识产生作用也是通过公共领域的自由讨论。然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窒息了科学与政治对话和交流的可能,社会舆论不再表达人民的意愿,更多的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所以,哈贝马斯理想的未来社会是开放的社会:科技成果可以自由交流,人们可以充分地沟通和讨论,科技、政治、社会三者之间可以建立依靠公众舆论进行民主对话的机制。尤其是科学家要担负起技术合理化的重任,让技术同生活实践紧密相连。

三、比较分析

哈贝马斯的科技观受到马尔库塞的重要影响。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前辈,马尔库塞影响了哈贝马斯的理论兴趣和科技思想。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哈贝马斯从马尔库塞的观点出发来构建自己的科技观。但是哈贝马斯对马尔库塞的批判本身就存在问题。正如著名技术哲学家芬伯格说的“马尔库塞终究是正确的,他提出技术是受社会决定的,虽然他不能富有成效地逐步展开他的深刻见解”,“虽然哈贝马斯思想的各个方面仍具有说服力,但他对现代性的辩护现在看来似乎对技术自主论让步太多。”

1.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科技发展前景论的相同点首先,他们都是在分析科技在发达工业社会发生异化的基础上展开对科技发展前景的展望。马尔库塞看到科技在发达工业社会演变为一种对人的统治,一种特殊的用于维护统治的工艺设备。工具理性的操作原则提供了一种控制手段。技术控制通过对人们物质需要的满足来窒息人对自由的渴望、对否定性的寻求,整个社会是一个由技术整合起来的一体化社会。科技不是技术中立者认为的那样清白,而是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哈贝马斯也同样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技靠着巨大的力量成为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执行操纵功能、辩护功能、压抑功能,为现代资本主义提供合法性的基础。正是在对科技的异化进行批判的基础上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才提出要限制工具理性,防范科技的负效应,提出了科技发展的新前景。其次,他们对科技解放的新前景都提出了构想,都致力于探讨一种不同于工具理性的新型理性。马尔库塞的解放前景是爱欲解放,新感性的建立,把感性从理性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构建一种不同于发达工业社会压迫人奴役人的工具理性的新理性。新理性具有与工具理性不同的特点,它具有现实性、否定性、辩证性、自由性、批判性。新理性与旧的工具理性的不同就在于它是一种辩证理性,恢复了理性的本来面目,更加符合人类发展的实际。哈贝马斯的解放前景是交往合理化,建构交往理性,建立社会实践领域平等交流的机制和平台,科技与民主互相交流。交往理性可以克服工具理性的独断性,保证生活世界的本性,实现人类的自由。交往理性和工具理性并行不悖,各自遵守自己的活动原则,在各自的活动范围内运动。再次,他们都指出了解除科技负效应的可能途径。马尔库塞指出,科技异化的原因在于政治统治的需要。根据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物质资料的匮乏是造成了对性本能压抑的原因。马尔库塞通过细致分析发现,如果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存在着解放的可能,因为如果物质匮乏是造成对人的压抑的原因,那么发达工业社会科技发展物质财富增多,人们可以免于匮乏,对性本能的压抑就可以解除了。为什么还是继续存在压抑呢?因为发达工业社会政治统治的需要。通过爱欲革命和爱欲解放推翻压抑性的发达工业文明就可以获得解放,解放的可能是存在的。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殖民化是科技异化的主要表现,而发生的原因在于系统对于生活世界的入侵。系统遵循的是技术规则,生活世界遵循的平等交往规则。把技术规则不加分析的盲目运用于生活世界就会发生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价值合理性的丧失。要解除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重建合理性就要让系统回到它自己的领域,系统与生活世界各得其所。

2.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科技发展前景论的不同点首先,他们的科技发展前景论的不同在于,哈贝马斯更多偏向于科技的中立性,而马尔库塞则反对科技中立主义。哈贝马斯认为科技本身是具有中立性质的,可以为不同的社会所用,科技反映的是人类的类的兴趣。科技系统与生活世界是两个不同的系统,遵循不同的原则。正是科技对生活世界的入侵才带来科技负效应,要解除科技负效应,只需让科技退出生活世界回归本身的系统。马尔库塞则认为科技并不是中立的,它是一种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特殊设计,发达工业社会里的技术不仅不会带来人的解放反而会加深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对人的奴役与压迫。当前的科技与资本主义统治紧密相连。要使科技成为解放人而不是奴役人的工具就要建立一种新的技术、新的理性。其次,他们的科技发展前景论的不同点主要在于他们的拯救维度不同,马尔库塞是审美解放,哈贝马斯是交往合理化。马尔库塞的解放是美学的,哈贝马斯的解放是社会学的。马尔库塞认为,要消除技术社会对人的压制从根本上就是要对单向度进行否定,重建否定批判的向度,实现双向度的良性互动。而艺术作为对现实的暴露和瓦解,正好代表了肯定性的现实缺乏的那一个向度,艺术里面包含着解放的逻辑。要解放科技造成的单向度世界就要依靠审美和艺术。哈贝马斯则认为,现代社会的病症在于工具理性原则同化了生活世界,系统的入侵造成生活世界殖民化,所以要寻求科技解放就要解放被系统压迫的生活世界,加强其整合能力,而手段就在于民主对话。最后,他们的科技发展前景论的不同点还在于他们拯救的手段和主体不同。马尔库塞认为,科技要解放就要实行“大拒绝”大鸣大放。马尔库塞寄希望于社会的边缘人,希望他们起来革命。而哈贝马斯认为,科技要解放就要重建民主与对话,科技工作者们要发挥作用。总之,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都不是彻底的科技悲观论者,都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科技的负效应可以得到解除,在科技负效应压迫下的人类存在着解放的前景。虽然二者的解放维度不同,但都是把科技发展纳入价值理性的规范之下,都希望让科技发展真正成为人类幸福的源泉。

作者:鲁力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科学时代杂志责任编辑:田老师    阅读: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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