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福德女性技术哲学的理论范文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杂志》2014年第四期

一、女性技术在考古学上的困境

这一时期的技术常常被当今的技术史家忽略了。当今技术史学家们只把男性技术如武器、机器等作为人类技术发展的主线，女性技术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芒福德对技术史家的批评是对的。确实我们现在流行的技术史书一般是按照对自然进攻性的男性技术为主线的。例如我们把技术史划分成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等，就是以对自然的进攻改造能力划分的。而且，女人在机器技术上的贡献也被忽略了。例如在技术史上备受争议的伊莱•惠特尼(EliWhitney)轧棉机的发明和机械收割机的发明。在后者的发明中，本来是曼宁(Manning)夫妇在麦考密克(McCormick)之前共同发明了机械收割机，但在技术史上，只有丈夫威廉•曼宁(WilliamManning)一人独享荣誉。芒福德虽然仍然沿用“新石器时代”的历史分期，但他更愿意把这段时期称为“花园文化时代”，因为这个时期对植物的培育是主导技术，花园是当时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心，而且“花园－家－母亲”是紧密相连的。芒福德试图通过对历史的重建，揭示出技术的社会构造性，以增强现代人摆脱巨机器的统治，重新成为自主的人的信心。在这一点上，芒福德对女性技术的历史重构是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的，但是芒福德构建的女性技术历史，却存在着考古学上的困境。首先，尽管芒福德力图在考古学上证明女人在新石器时代的技术发明中占主导地位，但是证据却不足以支撑他的观点。他所列举的容器技术和村庄在考古学上确实是存在的，如果因为那些容器被制造成女性身体的某部分而认为是女性发明创造的，这是非常可疑的。因为根据现代心理学的一些发现，这或许恰恰是男人性幻想的产物。况且，女性使用的技术并不一定是女人发明的。在技术史上最鲜明的例子是电话。电话被誉为“女性化的技术”，但电话却不是女人发明的。还有很多被称为“厨房革命”、“家庭革命”的新发明如微波炉、电磁炉、洗衣机、吸尘器等，使用的主体也是女性占大多数，但这些技术的发明者都不是女人。芒福德因此饱受批评。思坤科尔(KennrthR．Stunkel)认为芒福德对史前历史的构建存在着“过度类推”。［4］费舍尔(DavidHackettFischer)在《历史学家的缪误》中认为芒福德把部分历史事实拓展为整个历史是很成问题的。［5］确实，新石器时代的某些技术可能是女性发明使用的，但是如果说女性在整个技术发明使用中占主导地位，甚至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一时期几乎所有重要的技术都是女性发明的，这就很成问题了。其次，芒福德的另一个错误在于，他在构建历史事实的时候，是本着利用的态度，而不是求真的态度。在构建女性技术的时候，芒福德像其他一些男权主义者一样，本着对“女人－生育－母性”之间的关联和想象，认为女人发明的技术一定是和生育相关的，与母亲的功能相对应的。但这并不一定是真正的历史事实。根据柏拉图的神话，最初存在着男人、女人和两性人。每个人都有两张脸、四只胳膊、四条腿和两个连在一起的身体。他们在某个时期分成了两部分，此后每一半都一直想和对应的另一半重新结合。后来众神判决各不相同的两半结为夫妻。［6］7芒福德也经常引用太阳神的神话，太阳神能用自己的精液而不用和女人结合而使自己怀孕生育后代。这些虽然只是一些神话，但它们的存在却说明某些远古时代的人们并不把女人和生育、母亲必然地联系在一起。而把“女人－母性”天然联系在一起，也受到了诸多女性主义者的批判。里奇(A-drienneRich)指出，父权制通过威胁、直接施压、仪式、传统、法律和语言、习惯、礼节、教育和劳动分工，不仅决定了妇女的社会性别行为，而且决定了妇女的社会性别身份;如果成功是从父权的这种决定能力来衡量的话，那么生物性母亲的制度化正是父权制压倒一切的成功。［7］芒福德的传记作者米勒(DonaldL．Miller)作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婉转地评价芒福德的史学著作:“可能是过分说教的，而且也的确包含了一些对历史记录非故意的扭曲，因为芒福德不总是像他应该做的那样关心事实，并且没用标准的学术文献资料去证实他的发现。芒福德的著作也不想成为那些不带偏见的学术著作。”［8］

二、女性技术与男性技术划界的困难

芒福德在文中并没有对女性技术和男性技术做明晰的界定，他在模糊的意义上使用这些定义，或者说这更多是一种隐喻。芒福德把他所谓的第一次“性别革命”时的自然性别分工作为标准，把一些围绕生活的技术如编织、容器制造、食物栽培和制作等归为女性技术，而相对的则是反映男性特征的，围绕权力争斗的技术武器制作、航空技术、机器技术等归为男性技术。芒福德大力倡导的“女性技术”和20世纪70年代后期激进女性主义反过来倡导性别差异，宣扬女性所独有的、具有普遍性的女性气质及其巨大价值的潮流相一致。但是用这一标准来区分女性技术和男性技术存在着两大困难。首先，用这一标准来区分女性技术和男性技术完全忽略了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这种划分否认了女性在分工上受到压迫、被贬低、被男性剥削的历史事实。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9］44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家事的处理丧失了自己的公众的性质，它变成了一种私人的服务，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参与社会生产了。”［9］61正因为女人被男权社会限制在家务劳动的范围内，不得参与社会分工，使得女性的劳动普遍被贬低，这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女性的屈从地位。［9］70在西方20世纪兴起女性主义运动以来，女性受到男权社会的压制已被越来越多的女权主义者以各种形式揭示出来。芝福德所认为的以家庭生活为中心的女性技术恰恰是女人被压迫的结果，因为女人无法在更广阔的社会公共领域施展自己的才华。如果除去这些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因素，我们很难界定哪些技术是“女性的”，哪些技术是“男性的”。其次，就算芒福德对女性技术和男性技术的划分成立，现代技术的模糊性使我们很难对一项技术做出性别判断。例如芒福德认为计算机是典型的男性技术之一，是典型的以权力和工作为中心的巨技术。它为现代统治者控制大众思想、确保命令上传下达提供了可能，是一种对社会进行总体控制的技术。芒福德比喻计算机为巨机器的“大头脑”(TheBigBrain)。［10］芒福德对计算机等现代通讯技术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芒福德由此也和麦克卢汉等一起被称为媒介环境学(mediaecology)的先驱和奠基人，该学派还专门设立了“刘易斯•芒福德奖”。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计算机是一个强大的信息储存器，可以算作容器技术的一种，从这一点看来计算机似乎也可以归为女性技术。特别是计算机发展到个人电脑阶段，电脑成了人们生活的助手，计算机的“女性特质”也越来越明显。芒福德作为机器技术的反对者，他认为机器技术也是现代典型的男性技术之一，机器带给社会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自从自动化的机器发明后，人就过分依赖机器，把自己的命运都交给了机器，人逐渐丧失了自主性，成了机器的螺丝钉。但一些女权主义者却从机器身上看到了女性解放的希望。她们认为机器的大量运用有利于消除男女在体力上的差别，一些家庭用的机器更能把妇女从家务中解放出来。正如哈拉维(DonnaHaraway)著名的《赛博格宣言》所宣称:“我宁愿做赛博格，也不愿做女神!”其实要划分女性技术和男性技术是非常困难的，技术作为一种社会建构，不可避免地具有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这关键是社会建构的结果。

三、一些女性主义理论对“女性”的解构

女性主义运动兴起以来，众多女性主义者都对“女性”进行了解构，这使芒福德提出的女性技术也面临着解构的风险。首先，芒福德的女性技术是建立在女性的生理基础上的。因为女性担负着生育的任务，她必须是一位完美的母亲，于是女性天生具有温顺、细致、耐心、慈爱、感性等特性。以生理作为性别分工的基础，遭到了现代女性主义者的强烈反驳。波伏娃(SimonedeBeauvoir)、瓦克曼(JudyWajcman)等女性主义者都指出女

性的这些特点并不是和生理结构相一致的，也就是说这些女性特质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一种以男性为主导的男权文化建构的社会产物。所谓的“女性”更多是社会形塑的结果。所以，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女人不是一个完成的现实，宁可说是一个形成的过程。”［6］31要定义纯粹的女性是什么是很难的。如果按照传统把女性局限在所谓的“女性技术”的职业里，其实只是男人对女人的一种期望和对女人个性的禁锢。对此，认识到女性气质的建构性、历史性和差异性，瓦克曼对于倡导基于所谓的女性气质建立科学或技术的设想保持质疑态度。［11］一些女性主义者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生理基础和生育分工的事实，但他们却认为要达到女性的解放的目的不是要现代技术回归女性技术，而是要用更激进的手段消除因生育而导致的分工。例如，费利斯通(ShulamithFirestone)在《性的辩证法:为女权主义革命辩护》一书中认为，产生于两性生育分工的父权制，使女性处于社会分工的劣势。费利斯通声称，基于人类生育的再生产，社会成员分离为两个明显的生物阶级。生育分工使男性对女性有支配权。生不生孩子，什么时候生，男人有绝对的决定权，女性成为了男人的生育工具。但费利斯通却认为这种性别分工是可以改变的。人工生殖技术、节育避孕技术的产生能减少生育分工的不平等。而且，在发达的工业社会里，男女共同抚养子女的现象已经出现。所以，费利斯通坚信女人要得到解放，关键是采用技术手段把女人从她们的生理命运中解放出来，尽可能结束生育分工带来的不平等。所以，在一些女性主义理论看来，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文化构建的结果。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就无所谓“男性技术”或者“女性技术”了。其次，芒福德认为，技术作为人的潜能的展现，是人性的一种外显。也就是说，技术源自于人性，女性技术之所以具备女性特质是因为发明使用它们的女人具有这些特质;男性技术之所以是进攻性的是因为男人本质是好斗而充满进攻性的。也正是这些男性技术给世界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如原子弹的发明和使用。所以，在芒福德看来，要走出现代技术困境，关键在于回归女性技术。要转变男性技术的弊端，就需要男人具有一定程度的女性特质。芒福德也正是按照这样的逻辑，提出了“平衡的人性”的标准。所谓的“平衡”就是适度，过度的男人气质和过度的女人气质都是不可取的。因而，在芒福德看来，完美的人应该是一种理性的中性的人。这和20世纪60—70年代波士顿和纽约的激进女性主义所倡导的“雌雄同体”(rogyny)似乎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他们的根本区别是，这些女性主义者希望女人表现出男人气概，以消除男女之间的差异达到平等，而芒福德则希望男人能变得女性化一些，对于女人表现出来的男性气概，他却无法接受。他认为，在新石器时代的女统治者就表现出像男人一样的权力欲和控制欲，他称之为“女人统治的黑暗面”(adarksidetowoman’sdominance)［2］149，他认为男性化的女人很难成为一位平等的伴侣。芒福德提出了女性技术和男性技术的分类，但他最终的目标却是让这两种技术都融合为“人性的技术”或“生活技术”。

四、结语

芒福德除了在1967年出版的《机器的神话———技术与人的发展》中重申了1961年在《城市发展史》中详细探讨过女性技术之外，在1970年出版的第二卷《机器的神话———权利的五角形》中几乎不再谈论女性技术。后来，芒福德发现心理问题才是现代技术问题的根本，这和性别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一些严重的心理问题，不论男人女人都同样必须面对。当然，这除了以上提及的理论困境外，更重要的是，芒福德自身并不是女性主义者，他无意于女性主义的各种政治或生活上的诉求，也几乎不参加女性主义的活动，他的著作也不涉及女性主义理论问题。他的女性主义技术哲学旨在解决现代技术带来的问题。但是如果要建立一套女性主义技术哲学而不把它和女性解放的实践和诉求结合起来，这样的哲学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此外，正如易显飞批判生态女性主义者时所说，生态女性主义者只是在感性的意义上探讨女性的本质、力量和美德，而没有从理性的意义上或者更深的哲学意义上反思女性与技术，也不能在更深层次上变革传统的女性文化，变革生态和变革技术。［12］芒福德只把女性主义当作其构建技术哲学的一个工具，自己不致力于女性主义的理论构建，而当现有的女性主义理论不足以让他更进一步批判现代技术的时候，他很快就放弃了其女性主义技术哲学。尽管我们认为芒福德对女性主义技术哲学的构建存在着一些困境，但是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启发。芒福德强调女性技术的重要作用，让我们认识到女性的从属地位并不是人类一开始就注定的，女性也可以在技术史上写下重要的一章。在分析后来男性技术取代女性技术的原因时，芒福德认为“强大有力的男性活动方式以绝对的强壮和精力胜过女人特有的养育生命的消极活动方式”［3］26是历史必然。这留给我们的启示是，要想取得和男人平等的技术地位关键在于女性要在技术发明和使用上、在经济上锐意进取。芒福德对女性技术史的重构，让我们看到了技术和性别、政治、经济之间的复杂关系。他并不是要我们返回到新石器时代，而是让我们看到了技术发展的另一种可能，对技术自主论的悲观论调做了反驳，让我们重新思考现代社会对技术的定位。性别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当今技术哲学的研究焦点之一，两者的关联还有待进一步的澄清和阐述。芒福德的女性主义技术哲学也有待我们进一步改进、拓展和深化。

作者：侯潇潇练新颜单位：人民大学哲学院 广西大学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