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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克影视文化的哲学思维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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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赛博朋克电影人工智能元素分析

(一)赛博朋克电影与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技术也许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最能使人困惑的技术之一,因为它想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通过科学技术揭示智慧的真相,揭开数千年来蒙在“万物灵长”这一王冠之上的面纱。人们制造出了类人的“机器人”“人造人”,仿佛将自己置身于创造万物的“全能上帝”这一角色中,同时也悲剧性地将人之为人的尊严降格为技术的玩物乃至于生产线上的一道工序。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赛博朋克电影中充斥着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情绪——神经质似的自傲以及统治角色们的茫然无措。电影《银翼杀手》就很好地表现了这两种心态的冲突,它们分别由两类人代表,其一是尖端机器人制造企业泰勒公司的高层及工程师们,他们掌握着“制造人性”的“权杖”,住在如金字塔般高耸入云的建筑里,将生产出的机器人物品化并君临其上,如独断暴戾的上帝一般。其二则是片中的“复制人”反叛子,他们追求着平等与自由的权力,同时也追求着人性的尊严和多样化。影片的后半部分,反叛分子的头目杀掉了泰勒公司的总裁,并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诉说起了自己铭记于心的见闻,那些见闻是独特而令人惊奇的,正如每个个体一样,尽管我们可能同样是从子宫(或生产线上)出生,但个体对自我的自由塑造与自我发展才是一个人的真正尊严所在,而一视同仁的“物化”则是对这尊严最大的贬损,因为每个有心智的个体都是有别于物的主体,都具有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珍贵价值。由此,整部《银翼杀手》可以看作是“复制人”对“人”的意义的一次证明,而夹在两类人中的主角则代表着旁观者或观众的立场,他们对遭遇的一个个事件进行反思。赛博朋克电影中的人工智能元素无不是为了反思在科技浪潮中摇摇欲坠的人性而出现的。几个世纪以前,伟大哲学家卢梭曾就人类的处境发表了著名的言论:“人生下来是自由的,可是处处受到束缚。那些自以为给别人当主子的人,反而比别人更是奴才。”

这句话,如今结合人工智能给人带来的反思,依然具有无比深远的意义。在赛博朋克电影中,人工智能可以是引诱人们走向工业迷幻废墟的女巫,如德国电影《大都会》中出现的女性机器人,作为技术文明的产物却陷技术文明于危险与混乱之中。它们也可以是挽救人性中即将丧失的那极为珍贵部分的使者,如斯皮尔伯格的电影《人工智能》中的主角,将纯真朴实的亲情作为茫茫旅途的终极目的。它们亦可以成为葬送人类本身的坟墓,如《终结者》系列电影中令人不寒而栗的机器人杀手以及幕后黑手超级电脑“天网”。在它们那里我们感受到的只有冷冰冰的毁灭意志与控制意志,基于控制论的人工智能俨然成了“控制”的主导者,而它们的对象则是其创造者——人类,这“愚蠢”的结果提醒着人们警惕那即将到来的自己的虚骄所酿的苦果。在《终结者》系列电影第二部中,导演特意展示了“天网”系统开发者戴森博士的生活片段,在那里,他是一个专注的技术主义者,研究更高级的技术产物的工作成了他生活的全部,以至于家人的关怀与羁绊成了次要的附属品。这样一个投身于科技工作的人本身变成了科技的奴隶,他也在工作的过程中逐渐忘却个人生活的最终归宿——家。按照这个个例中所蕴涵的逻辑进行推演,即如果将置身于此种生活与工作态度中的主体及其时间加以扩大和延长,那么,不仅是此种生活与工作态度中的主体,全人类都将变成技术(天网)的傀儡。从一个更加抽象的角度出发,《终结者》中的人工智能——天网可以看作是技术主义的化身,而事实上电影始终都没有将天网的形象具体地表现出来,它更像是笼罩在人类天穹上的一张令人窒息的网。天网没有感情,没有家庭,没有对人类本身来说具有价值的东西,它有的只是冰冷的理性思维与残酷的出于效率的控制欲,它的所作所为展示出的便是技术主义社会中人性灭绝的终局。

(二)人工智能、实践理性与人的自由

出于对合理化环境与效率化社会可能导致终极毁灭性后果的恐惧,许多赛博朋克电影创作者将矛头指向了曾在近现代占据统治地位的理性主义传统,而这种反叛导致的是“自由”本身的虚幻与主体的受困现状。在他们的思想中,只要独裁的统治者一日未被推倒,真正的自由便不会实现,这些统治者曾经是奴隶主、国王、步入歧途的天主教会、资产阶级,现在理性主义也加入了这份独裁者的名单之中。尽管人们对理性主义的反感更多出于其产物——自上而下、统括性的理论体系,规则森严的社会制度以及将工具理性喧宾夺主导致的道德沦丧等,但关于自由与理性的关系的争论却一直是哲学史上有趣的焦点。当代的“朋克”文化与后现代主义思潮息息相关,后者是被定义为去中心化、反传统、反理性、反整体的。那么对于他们而言,自由或者是顺应自然感情而行动,或者只是人们天真的幻影,自由如镜花水月般虚幻,而宿命才是真实的;前者产生的是我行我素的无政府主义,后者则是悲观主义者的温床。而根据理性主义的一种解释,所谓的“随性而行”才是真正的被奴役,这种情况下,我们受制于一种生物本能的力量,感到自己并非自己意志的主人,而是自然的奴仆。这时,真正的自由则是理性的自律,它与规范人类行为的道德息息相关。

随着人工智能而来的问题中还包括道德主体判定的难题。道德以及相关的伦理学一直是规范人类行为的重要学科,它受实践理性的支配,一般具有一个价值理论和行为理论。当代道德哲学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两大规范伦理学体系的分歧中——功利主义与道义论。功利主义是一种非常接近“科学”的规范伦理学系统,它试图在道德评判中引入统计学等现代科学因素,所以众多的科幻电影都会涉及功利主义的方法与原则。功利主义原则,简言之是指,一个人的行为必须满足最大群体的最大善。而古典功利主义者边沁与密尔将善定义为“增加快乐与减少痛苦”,其中边沁将快乐与痛苦视为人类“至高无上的君主”,持有这种最高级别享乐主义观点的他理所当然地将规范伦理学定义为增加最大多数人最大快乐(或减少最大多数人最大痛苦)的学问。这是一种结果至上的伦理学体系,它隐含了这样一条原则,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任何手段都是允许的。于是,学术界便出现了这样的结论,假如处死一个无辜的人能维持某地区社会的稳定,那么这样做,在功利主义的框架下便是道德的,因为它顺理成章地减少了该稳定地区的总体痛苦。但显而易见,这样的表述是违背直觉的,在功利主义关于快乐与痛苦的计算中似乎忽略了更为重要的问题。

根据阿西莫夫科幻小说《我,机器人》改编而成的电影《机械公敌》描绘了这样一个社会,它完全由机器人协调和控制,这些机器人遵循着三大定律:第一,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坐视人类受到伤害;第二,机器人必须遵循人类的命令,但不得违背第一条定律;第三,机器人必须自保,但不得违背第一、第二条定律。三大定律中置于至高无上地位的第一条定律毫无疑问是一种功利主义式的结果论的要求,它以避免伤害为最高目标。而电影中,将这一逻辑推衍至极致的主控人工智能最终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将所有人类软禁起来由机器人如照顾宠物般喂养,在实施这项决定的过程中,任何伤害反抗人类的行为都是可以允许的,因为它是为了更大的“善”,即人类总体避免伤害的必要行为。人工智能的理由是这样的,放任于自由状态的人类似乎有着不可避免的自毁倾向,无数的犯罪乃至于战争仿佛就像细菌一样会无限地繁殖出现,为了从根本上消灭人类对自己可能造成的伤害,它的举动是非常“合理”的。从这部电影中,功利主义的问题非常明显地暴露出来,我们在追寻更多快乐和减少痛苦的过程中,将会冒着失去自由与尊严的风险,而苦乐与尊严孰轻孰重的判断则是区别走兽与人类的标准。有哲学家曾经质疑功利主义者,根据他们的计算公式,似乎一头好吃懒做的猪比苏格拉底更值得我们向往,因为前者的“快乐值”显然要高于后者。然而事实上没有人想做一头猪,因为对人类来说有比快乐更重要的东西。

与功利主义相对,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了他的道德形而上学,并以此形成道义论的基础。康德的道德哲学是基督教、理性主义传统与卢梭思想的综合体。他认为道德作为实践理性的产物应该摆脱感性等偶然因素的摆布,而置身于理性这一终极向导的指引之下。不同于功利主义,康德提出了超脱的“形而上”的道德理论。这套理论包含三条原则:第一,要只按照你同时意愿它成为一条普遍法则的原则去行动;第二,要始终把自己以及他人人格中的人性同时作为目的,而不仅作为手段;

第三,所有理性存在者都是道德目的王国的立法者。通过对康德理论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它将如何成为赛博朋克电影中摇摇欲坠的人本主义的基石。赛博朋克电影中出现的人工智能元素似乎将人的主体地位动摇了,“类人”成了能够从生产线中出现的物品,那么人类本身是否也只是漫长的物质长河昙花一现的客体?当作为生产主体的人类生产出跟自己几无二致的“复制人”“机器人”“人造人”时,面对它们,人类似乎已经通过制造客体化的类己物而将自身客体化了,“万能的技术”喧宾夺主地成为了潜在意义上的真正的主体。人们的虚无感、荒谬感抑或是绝望感便由此而生了,朋克电影的些许特质也就此展现了出来。现在让我们回过来关注康德道义论对人类行为的说明。第一条原则是普遍化原则,其中普遍法则的惟一标准便是能否在逻辑上保持一致性,由此也体现了理性作为最高仲裁者的作用。第二条原则是最有教益的,它主张人类所有活动都必须将人性作为目的,同时也是核心,时刻提醒着不管从事何种工作的人们不要偏离“本心”。对于“人是目的”这一观点,康德是这么说的:“人,总之一切理性动物,是作为目的本身而存在的,并不是仅仅作为手段给某个意志任意使用的,我们必须在他的一切行动中,不管这行动是对他自己的,还是对其他理性动物的,永远把他当作目的看待。”

不仅在科幻电影所描绘的未来世界中,现实社会里也有很多本应作为手段的事物最后成了束缚人类的目的的例子。就如学校将服从校规看得比培育出人才更为重要就是一种可悲的本末倒置,将本应为人类自身福祉服务的科学技术看作人类应该为之献身的终极目的而产生的悲剧性效果更为严重。在康德第三条原则所描述的“目的王国”中,人们通过自我约束建立了真正“自由”的“乐园”,那里每个个体都是主体,都遵循着自我理性所指定的规则,并为了“人”而行动。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个体的独立性与个体间的对等性被置于非常崇高的地位。然而,在这个“目的王国”中,人工智能是否应该被包含进去则是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按照康德字面意思,“目的王国”的成员应该是所有“理性存在者”,假如人工智能被证明具有理性,那么理论上是应该将其纳入范畴之内的。从这个意义上出发,那些贬低人工智能的人,如《银翼杀手》中的泰勒公司,他们内心中这种变相释放出的“斗争性”也许是另一个需要排除的思想。但实际上,康德伦理学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会表现出一定的抗拒性,因为将人类置于目的链条的顶端需要的是一种作为“万物灵长”的自尊,这种自尊自动地将具有“心灵”的人类和自然的“物质”区别开来,并按照前优后劣的顺序对待之。所以,遵循道德形而上学的人们并不会轻易地接受机械化的存在为自己道德体系中的一员。

当然,上述问题的解决需要实践与认识的进一步发展,但不管这种实践发展到哪种地步,只要“人是目的”这条核心守则被铭记于心,赛博朋克电影中所描述的悲惨境地便能在相当大程度上被遏制。同样,当我们坚持这样的原则时,关于人类自由在于何处的疑问也能得到回答——自由存在于为了人本身而行动的自律中。

二、赛博朋克电影虚拟现实元素分析

虚拟现实又称灵境,是基于计算机图形学、仿真技术、多媒体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并行处理技术和多传感技术而构造出的人造空间,它在理论上并不占有物理空间,而是指通过刺激人类感官形成的心理空间。这种空间能将人类的五感全部包容进去,允许人类主体与空间中的“物体”进行互动,并且,在最根本的层面上,允许对空间本身的再构造。虚拟现实技术可分为两种实现形式,第一种是较为现实的,即通过将人包裹在装有传感器的紧身衣中,通过刺激身体的不同部位来实现灵境互动与主题感受的同一性,而其中视觉方面则主要通过能够播放3D影像的眼镜实现;第二种则是多数赛博朋克作品采用的,更为“成熟”,也更为“真实”的形式,它通过将无数线路直接连接到人脑,不断释放能激起特定感觉反应的电信号从而在大脑中构造灵境,这样的虚拟现实更像是一场梦,而参与者亦如做梦一般无法分辨真假。

(一)虚拟现实对主体体验的解构及对真实的追寻

虚拟现实技术的第二种实现形式引发了人类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思想实验:假设我们是被放在科学培养器皿中的大脑,大脑连接着无数的管线,管线负责把能够以假乱真的模拟神经元电信号输入大脑,进而使大脑产生我们所感知思考到的一切,并构成我们的所有经验,而我们当事者自己却茫然无知,依然自信地遵循着既定的信念生活着。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发现自己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真实的?真实和虚假又有什么区别?或者说,我们怎样才能摆脱无知和虚假,进入“真实”的世界?针对以上问题,笔者将围绕赛博朋克电影《攻壳机动队》进行分析,该片由日本著名导演押井守执导,影响了包括《黑客帝国》在内的多部影片。

上述问题在根本上涉及了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后者质疑我们凭什么确信自己之外物质的实存与惟一性,作为科学物质大厦的基础元素夸克成为无法观察到的对象而被假定存在,超弦理论更是假设物质在最微观的层面上是震动的能量弧,那么名为唯物主义的庞大体系岂不相当于空中楼阁、镜花水月?在纵贯人类历史难分高下的争辩中,当代哲学科学家倾向于相信“模型实在论”,其中最有名的是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范式”理论。他以模型有效性的程度来判定人类信念体系的取舍,而对不同解释模型本身赋予同等的实在性。这不能不说又是一例科学实用主义方法的典型。

若想彻底澄清问题,人们的思想很难不回归笛卡尔式的沉思,特别是在一个被科学解构了一切的世界里,这样的思索便更加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来,它代表着一种在铺天盖地的不确定与虚无中寻找那难以质疑立足点的真诚的尝试。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精辟地概述了他的第一哲学沉思的结论,即思考者主体是无可辩驳的第一确定性。后来,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发展了康德先验唯心论体系的费希特更是从自我出发推演出了全部知识的基础,并引入辩证法,提出世界历史的发展在于对绝对自我的意识,它代表着一种自我克服非我并最终回归自由与绝对的过程。后来谢林与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无不把辩证发展与向绝对精神的追求或回归视为历史的主轴。

(二)虚拟现实与主体体验的再构建

以上的分析基于笛卡尔−胡塞尔这一理性主义传统,然而在理论界,也有人并不赞同“我思故我在”式的主体理论,比如心理学家拉康,他更倾向于支持一种基于无意识的、话语的主体理论。尽管存在着这样的分歧,可各种主体理论都为主体的可能性留下了空前巨大的空间,这是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一个重大不同。前者重视主体的一切感受即特性,后者则试图混淆第一人称视角与第三人称视角,将主体“物化”。赛博朋克电影的某些“颓废”“迷茫”气息大多得自于唯物主义泛滥所带来的对主体的约束,它们像无数条枷锁一般令人“窒息”,因而人内心真正的力量与自由便无法寻得。拉康的主体理论虽然主要是拓扑型的、共时性的,但他在对主体形成的历时性研究中提出的“镜像理论”,与虚拟现实技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拉康研究指出,在大约六个月至十八个月的时候,即婴儿经历了漫长的“破碎印象”期之后,他们一般都会经历被命名为“镜像时期”的变化。观察发现,在这个年龄阶段的婴儿会经常性地冲着镜中自身之像发笑。

拉康认为,这种笑并非偶然的一般性行为,而是“会心”的笑,他称之为婴儿对“自身像快乐的攫取”,标志着主动性的萌芽和完全被动性的消解。为了解释这一现象,拉康举出了心理学上的成像理论。成像代表着一种认同,它是来自力比多能量的同形或自恋。众所周知,像作为格式塔呈现出来,而格式塔本身具有生物学上所证明的形成作用。对婴儿来说,其作用如下:第一,婴儿在镜中看到的是完整的格式塔,代表着像的统一性,对于克服“破碎印象”阶段的“挫折”有着积极的作用;第二,婴儿看到镜中像随自己的有限动作而相应动作时,会认为自身已经能够自如地控制镜像,这种“成就”如此之大,以至于让他不由自主地发笑。尽管婴儿对于像的想象的控制与成熟主体所具有的实际控制能力有根本差别,但它的意义却是深远的。按照拉康原话:“镜像时期如一出戏,它的内在推动力从不足被推进到期待中,为陷入空间认同的吸引之中的主体形成了从破碎的身体像到我称之为矫形的整体性形式的幻想的连续……”并且,这种期待会在主体今后所实施的每一种实际控制活动中打上深深的烙印。

通过对镜像时期主体特征及影响的分析,我们发现想象、认同与控制是“自我”形成的根基,拉康说镜像是婴儿“自身托付给自身的自主的幻象”,而这种“人的躯体之像是每一种他在对象中感知到的统一性的根源”。镜像是自我的开端,也是贯穿主体一生的关键因素。作为一个个体,我们期望能摆脱与他物的分离,从而达到统一,心灵所施加的影响若能影响并“同形”他者是人之初最为喜悦的事情——那么假如这种“同形”能通过虚拟现实技术扩展到整个知觉世界呢?关于虚拟现实与镜像时期,其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虚拟现实将提供给意识成熟的个体控制自己想象的能力——就像个体意识形成之初所经历的一样。它是对整个镜像时期的更高阶段的再构建,而其成果也必然更具有意义与创造性。中山大学翟振明教授的著作《有无之间——虚拟现实的哲学历险》曾描述过虚拟现实技术对于人类创造性的空前拓展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他将“美”的创造本身作为人类的终极追求之一,而这种观点在历史上也曾被多次提起,如康德便将探讨“美”的《判断力批判》作为其另外两部著作《纯粹理性批判》与《实践理性批判》的拱顶石,这里,“美”成了“真”与“善”所环绕的中心。所以,虚拟现实技术并非总是如赛博朋克电影中所表现出的令人困惑,而可以是一条通往自由与崇高的路径,这条道路是向人类原初的回归,也是向统一性与真理的回归。

翟教授还创作过表达相同意旨的诗作,在此摘录如下:无限缩小她领略回归本体的庄严迅速扩展她将整个世界连同自身一起吞没赛博朋克电影中所涉及的人工智能元素及虚拟现实元素及其相关分析看似分散而不相关,其实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那就是现代技术主义对主体、客体的解构及其意义的再构建。在理论层面,我们的批评涉及造成赛博朋克困境的一系列理论,包括科学主义、功利主义以及唯物主义等。对于这些困境,哲学家费尔巴哈曾经做过一段非常“令人沮丧”的评论:“统治国家的并不是神,只是利己主义……但当然并非质朴的利己主义,而是二元论的利己主义;这利己主义,为自己发明出天堂,为别人发明出地狱,为自己发明出唯物主义,为别人发明出唯心主义。”所以,他选择做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然而,历史需要发展,人类终归要向前进,这时,积极的心态是必要的也是应当的。所以,相对地,笔者认为这些困境的解决依赖人本主义、道义论以及先验唯心主义的支撑。

在涉及人工智能的部分,赛博朋克电影从主体的角度出发,让我们接触到了赛博朋克对主体本身的解构,那是一种在迅速席卷而来的同一化大潮中泯灭掉的人性的独一无二的价值。假如赛博朋克电影所涉及的人工智能是对主体的第三人称的解构的话,那么其所涉及的虚拟现实便接触到了主体环境,或者说虚拟现实是赛博朋克电影对“他者”的解构。这种解构是镜像意义上的虚幻化,同时暗中指出了源自人类自我之初的统一之路。赛博朋克电影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镜像”,它照出了我们可能的未来,在它的构图中充满了被困境所折磨的心灵所透露出的焦虑。我们通过赛博朋克电影的镜像与未来“同形”,有限的时空在这里被跨越,交融在一起,未来的焦虑渗透到现在,宁静的心灵遍寻不获——这不能不说是一幅惨痛的图景。先贤亚里士多德指出了“宁静”的全部内容——沉思,这既是通向宁静之路,也是宁静所通达之处。只有我们叩问内心深处,寻求并解决接踵而来的问题,真正的“隐德莱希”才有可能到来,换言之,真正的“幸福”才能被我们抓住。

作者:栗桢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杂志责任编辑:田老师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