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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教育实践路径探索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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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社会科学杂志》2015年第五期

近代中国社会,一方面封建社会的精神根基发生了倾斜,另一方面西方社会思潮不断涌进,新的社会价值导向没有真正确立,国民精神领域出现无所适从、迷茫飘忽现象。而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中出现的气象值得关注:大师如云,其爱国情志由内而外。他们有着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往往又是西学的精英。从内质上说,他们本能地继承和创新传统文化,并吸收西方文明中的现代性内容,他们中不少人要么致力于实业救国之路,要么独辟蹊径走教育兴国之路。蔡元培属于教育救国之列的代表。他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探索提升国民素质问题,提出“厚生”为人生之所需。在道德教育方面,他受康德的影响较大。但是他和康德的区别是蔡元培注重国民教育实践路径探索,而康德试图解决道德形而上学“纯粹思想的特殊活动和规则”[1]。蔡元培的思想比较接地气,实践性也较强,对开启民智、进行国民精神培育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近代国民教育实践内容的构架

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教育注重教人做人、教人立身。蔡元培的修身思想继承了传统文化的精要,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内容构架,对引导近代国民践行修身之要、塑造完善人格有一定的指导性。

1.“修身”目标:人格和谐关于近代国民的修身目标,蔡元培有比较明确的目标和要求,即德、智、体、美几方面和谐发展,不可偏废。由于近代社会积贫积弱,要改造如此社会需要想办法“赶快应付上去”,“逼讨一个清楚、明白的解决”[1],那就是从提升国民素质入手,寻求一个可接近的目标,导向国民修己强身,促进其德、智、体、美“兼顾”发展。这里所说的兼顾就是强调修身内容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不可偏废;同时,要求国民修身不仅要达到基本目标——全面发展,还要追求终极目标——实现人格和谐发展。对此,可以从三个维度去理解:一是蔡元培国民教育目标有明确的指向,即国民修德进智,养成健全的人格,以复兴民族。二是昭示近代知识分子富强国家的情怀。民强则国家强。提升国民的综合素质利于增强国家的软实力,增强民族自信心。这也是蔡元培辞官“委身教育”、寻觅教育兴国梦想的动力。三是注重人的发展和素质的提升。青年人格发展关系到日后国家的康强。蔡元培十分关心青年学生的成长,要求他们德、智、体、美协调发展。在德、智、体、美中,“体”之首的意义关涉到修身主体“康强其身”的自觉程度,关涉到是否能早日改变当时民族“病夫”形象和文明大国的地位。强健身体更要修学。“其高尚者,非知识高尚者,不能行也。”[2]国民拥有知识是增强判断和行为选择的前提和基础。拥有知识还需要养德。国民有才而无德对社会的危害会更大。“知识富矣,技能精矣,而不率之以德性则适以长恶而遂非。”[3]因此,健体、修学、养德相互联系、互为统一。国民人格和谐发展离不开“循良知”。蔡元培赞同儒家的性善说,强调国民修身可以激发其内在向善的潜能,促进“良心之能力”的提升。国民通过修身实践可以促进其与“现实世界”的经验结合,养成和造就国民“完全”人格。“盖国民而无完全人格,欲国家隆盛,非但不可得,且有衰亡之虑焉”[4]。蔡元培的修身目标合道德教育目的,但由于受当时的客观条件限制,其路漫漫。

2.“修身”之道:内外中和蔡元培认为,国民的修身需要在无限的实践过程中遵循一定的原则。如,蕴含着道德意蕴的“中庸”、“践履”、“内省”等既是比较好的方法,也是重要途径。(1)“中庸”之道。“修身之道,在于中”。蔡元培要求近代国民在修身实践中把握好“中庸”的原则,更好地由外而内、再由内向外表现和延伸,达到两个向度的合一。他通过例证阐明其见解。如,关于财产问题,只知道由外向内不断地赚取,但是如果道德约束力弱,便不知如何由内而外把握消费行为,做到合理消费,而往往随心所欲乱消费。中庸之度的道德把握有利于人对欲望的控制,便于坚守取财有道的本分,以防纵欲误入歧途。蔡元培还通过对义务与权力、文明与奢侈、互助与依赖关系的分析,得出极端失德、中庸美德之道理,要求在修身实践中把握好中庸之度,处理好“此在”与“非在”的关系,从而悟道、得道。(2)“践履”之道。“履,德之基也。”修身是一个知、情、意、行统合的过程。以知为前提和基础,加上情感认同和意志支撑,才能在道德“实行”中,内化修身内容,外显修身之德。践履是修德之基,也是修身之要。修身需要有一定的知识,同时通过实践中介,“转识”成“德”,形成做人为事的智慧。这个过程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化、体验过程,更是一个内生、创新的过程。人生只有通过践履过程的涅槃,才能接近道德修身的目标,达到利人、利社会的效果。(3)“内省”之道。蔡元培认为,孔子的“内省说”对国民修身实践很实用。内省是国民修身的路径,也是有效的方法。通过内省,促使修身者自我省察、自我提醒,做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自省”。国民个体能正确地看待自我、恰当地评价自我,方能有针对性地进行“修正”。“善莫大于改过”,内省方可不断改过,以完善自身,回向本体,“立于现象世界,有事于实体世界”[5]。国民自我省察、自我教育能力的提升正是修身效果的昭示。修身需要“内省”和“践履”,运思“中庸”由外反观内心,由内而外显现“必然”接近“自由”的真际。

3.“修身”境界:万物一体把握修身目标,体悟修身之“道”使国民修身有方向,同时修身还要不断追问终极价值、澄明为人的意义,使人事于“实体”又超越“现象”,达到人物相通、物我两忘的境界。第一、“私德”与“公德”境界。蔡元培认为,国民个体需要“公德”、“私德”两方面兼修。“私德”包括个人的道德规范和基本素养,也包括家庭之风和家族文化。修私德利于提升个体之德、培育优良家风、形成国之大德。公德具有鲜明的利他性,反映了群性和集体的诉求,具有符合一定社会、集体和人类要求的大德。国民修身要兼顾公德与私德。言私德不离其公共效应,论公德需要从个人做起。通常情况下,公德与私德并不相冲突。如果在特殊情况下发生冲突,“私德以从公德”、“屈私为公”[1]。私德维护个人利益,公德体现的是社会整体利益。国民修身的意义在于促进其涵养整体大于个体的情怀,坚持国家、社会整体利益至上,当二者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须服从整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第二、“积极道德”与“消极道德”境界。消极道德是为人的基本道德境界。所谓消极并非低俗、颓废之意,而是做人的基本的、基础性的道德层次,属于为人的低限、底线道德。积极道德与消极道德形成对应,指人格的品性与能力发展状态。积极道德以消极道德为基础,是建立在消极道德基础上的高限的、高层次道德境界。蔡元培认为,国民修养消极道德是促进其“独善其身”的底线道德,但仅停留在这个层次还不完全,还需要进入积极道德层次,“兼济天下”。只有兼修好“消极道德”和“积极道德”,才能在打牢道德的基础上,扩展视界,达到道德的新高度。近代国民坚持修养消极道德和积极道德,在益己的同时利他,不仅利于个人融入社会,还能逐步“觉解”人的意义,达到物我一体、天人合一的境界。

二、蔡元培修身实践思想分析

蔡元培探索的近代国民教育实践路径对人格培育、提升国民素质具有开新和转型意义。可贵的是,面对当时西风东进的潮流,他能从“我”性特点出发,探索符合近代国情实际的修身实践路向。

1.中西融贯,兼容并包(1)立足本土,融贯修身思想。蔡元培曾援引孟子“性本善”的观点论证修身的意义。他认为,人性有向善的潜力,通过教育可以将人的潜力引至善和真的方向。不过,蔡元培并没有完全“照着说”,他还对孟子良心本原论的思想进行了充实和扩展,提出了“良心说”,即良心的潜能与现实世界结合才会发挥具体、有价值的效用。另一方面,蔡元培将在留学期间习得的亚里士多德、休谟、康德、培根等人的哲学思想融进本土文化,提出具有本土特点的修身思想,谋求教育兴国的路径和目标,试图激发国民人性中积极、高尚、智慧的潜能,尽可能放大人性中向善的能量。然而,和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由于时代和社会的制约,其实践过程并不很流畅。(2)面向当下,融贯修身内容。蔡元培认为,孔子的智、仁、勇最为精粹圆融,但是为了切合国民修身的需要,必须从人的身心发展规律出发,重知、情、意合一。蔡元培还重视国民“公德心”的培养,以在道德践行中增进群性观点和集体意识。“兼通新旧、融合中西”的蔡元培十分赞赏西方科学家的勇敢精神和科学态度,但又认为不可模仿前人、外人,要注意将传统的“智、仁、勇”与现代科学精神培养相融合,既弘扬民族精神,又培育现代特质。应当说蔡元培的国民修身内容针对性、本土化特征比较明显,但没有后续深入、具体的行动方案。(3)反观自身,融贯修身方法。传统文化中的“每日三省吾身”的方法对国民修身仍然实用。国民需要掌握修身理论,但是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还不够,还要将理论在实践中去“实行”,切不可用来绕圈子,自我陶醉。蔡元培敢于挑战传统的方法,不赞成那种走不出书斋的老法子,而是鼓励人们进入生活实际去体验和感悟。“内省”可以检验实行的效果,“实行”可以检验内省的程度。道德涵养需要反观自身,求得内外应和、知行统一。

2.推己及人,循序渐进国民修身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经过这一过程的历练,可由小及大、由己推人。修身是“内圣”之功夫,它首先要求修好私德以成己。“己所不欲不欲人”。修身之要在修德,修德可固本,固本强身方能提升人的觉解能力,体悟生活世界的真际。因此,修私德是基、是本,也是为人的底线、底限道德。同时生活在关系世界中的人须修好共有道德和公德,二者不可偏废。修身还要推己及人,达到“外王”。作为国民要超越消极道德、超越第一层次,在积极道德境界中让个体变得更优良、人格更健全。个人的优良之德融入更大的范围,形成社会公德、大德,以小见大、推己及人。再者,修身不仅是为了独善其身,还要体悟个人与他者的联系。蔡元培的开新之处不完全是论述个人修身如何与社会大德建设统合,而是探索如何通过道德实践去完善人格,并认为国民的修己只局限于私德、满足于消极道德是不完善、不完全的。他大力倡导国民要培育公德心、发展积极道德。通过具体的行为扬善抑恶,促进国民身心协调、人格和谐。

3.回归生活,追求和谐无论是修身内容还是修身效果的体现都离不开“道德实践,并通过道德实践形成、巩固和发展”[1]。在修身方面,蔡元培重视在日常生活中践履美德。(1)在践履中增进道德心。蔡元培的修身内容、修身目标是动态性、过程性的。他的“五育”思想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后期的蔡元培更强调“四育”,突出德育,凸现美育的重要性。“四育”的思想特点是:第一,教育内容有时代性。蔡元培高扬孙中山“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但他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问题的本质认识还比较模糊。第二,实践方式有所创新。蔡元培明确指出,新时期的道德实践不能完全按前人的路子走,如果“照前人的预定的格言去做”行不通,要在生活中体悟和觉解。第三,修身途径不断拓展。蔡元培倡导不同学段的学生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践美德。他在北京大学创办了“进德会”,鼓励青年学生在参与健康活动中培育群性和集体意识,增进社会良知。(2)在践履中转识成慧。修身要着力提高认知水平,才能在丰富的世界中进行正确判断和选择。蔡元培认为,大学以学术为本,而不是求官职的阶梯。他刚进北大时给自己提出“三不”以框正校风,对学生约法三章以浓郁学风,目的是“明明德”,关怀人的终极价值。他要求学生要对学业发生“兴趣”,提倡培养科学精神。而老师要关注学生的发展,在适当时候为学生“助一臂之力”。只有在生活实践中,才能从多方面“增进学生的发展”,发达其智慧。(3)在践履中提升美育水平。美育可以陶冶情操,成就道德,是国民修身的重要路径。它与德育、情感教育并不等同,但是美育离不开情感这一“最具深沉、稳定和核心的特质”,有这一基础,利于粘合诸育达到教育的“最佳”状态[2]。我国古代美育讲究诗、乐、歌、舞一体。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强调美育促进人的情感合度,行为合规,怡情益性,修德成人。蔡元培竭力呼吁美育。他亲自创办各类艺术社团,发展艺术专业,成立艺术院校;撰写美育讲义,讲授美育课,为近代中国培养了大批杰出的艺术人才。他坚信,美育可以提高审美水平,促进人的德、智、体全面发展。他更坚信将来“美育可以代宗教”。

三、蔡元培国民教育实践路径探索的启示

早年蔡元培辞官去欧洲求学试图探索振兴民族、增强软实力的路径。在此问题上,他更强调国民修身路径,在修身路向、方法和途径等方面对今天公民教育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1.把握修身悟道的正确路向(1)本土化的坚守。蔡元培修身实践探索的主要启示是,立足传统文化,吸收世界文化中有益的内容为我所用。在对待道德文化的态度上,蔡元培达到“兼容并包”的境界。冯友兰称此境界为“传统的东西保留地盘,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3]。今天的公民道德建设需要沿着前人开辟的路延伸下去,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既要立足本土特征,也要大众化。本土化,就是弘扬中华文化、借鉴世界文化,形成“我”性特色。大众化,就是使确立的修身思想为大众易于接受、可操作。坚持正确的修身路向,美德践行才能取得一定的实效。(2)本土文化的梳理。“中国传统道德中,勤、俭、信、廉,是大多数人民所共同肯定的,可以成为传统美德,时至今日,也还有其重要价值,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不可缺少的。”[1]今天,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公民修身立德、行事为人有了遵循。但还需要根据时代和国情实际,对当下美德教育进行再凝练、再抽象,尽可能使修身内容为大众津津乐道、易说易行。大学生群体是国民群体中具有特性的群体。这个群体所进行的道德教育在内容设计、活动安排、相关评价等方面,要适合其文化气质和生活特点。系统梳理本土文化,凝练修身德目,进行不同层次的道德教育,利于促进个体与群体的良性互动、共同发展。这一过程正是“思齐”和“齐他”的实践过程。(3)本土文化的创新。蔡元培的国民修身思想既注重“全面性”,也强调“协调性”。他的“五育”关注德育和世界观教育,重视发展知识和能力,也重视强健体魄、倡导美育。蔡元培的国民教育方针意在塑造国民完全人格,提高国家的软实力。梁启超曾提倡“道德革命”,旨在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实现民族精神的整体“更新”[2]。前人的探索在当时已是一种创新,今天的学习和借鉴也是一种创新。如今的公民道德教育正在实现转型,即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需要注意的是在学习借鉴时要弘扬进步之处,同时敢于挑战新情况,采取合适的措施使公民道德建设切合当下实际。越是在复杂的形势下,越需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使之为大众乐意接受、容易接受。当大众道德主体的作用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时,将会促进道德建设整体水平的提升。

2.创新知行统合的有效方法道德主体将获得的道德认知通过一定的环节结合到具体的场景和情境中,或者体验,或有感悟,获得化育效果。其方法为知行统合,其特点鲜活、生动、有个性。而我们所要做的是力求创造、创新如此环境和条件,让道德主体尽可能多地通过结合去体验和感悟。(1)鲜活性。习总书记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生活。”道德教育的鲜活性就是在生活中渗透道德教育,让其“立”起来、“动”起来。“真要学儒家道术,是活的,不是死的,只须在此点用功。”[3]儒家注重入世,强调在生活世界中安身立命、活出人的价值和意义。弘扬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就要在丰富的生活中创新学习、创新研究、创新应用,统合知行。身边的典型、模范是“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旗帜”,要通过他们的力量激励人们崇德向善,弘扬真善美。只有贴近生活的教育才能增进鲜活感、崇敬感,也只有心怀敬意,敬重平凡,才能在平凡的生活中体现人的崇高和意义。(2)生动性。教育活动越真切便越生动。教育的生动离不开关爱和关心。例如,大学文化场的优势不仅昭示着理论的魅力,还体现出人文关怀。它可以通过教学活动、学术研究和社团组织等,释疑解惑,也可以通过校园文化、师德精神和人格影响等,浸染化育。教育有了“依据”,道德主体有了情感和理论认同,实行就有了“依照”。系统的、生动的教育在爱的滋养中慢慢生长出蔡元培所期待的道德“种子”。而教师正是种子的培育者、引航人。无可置疑,学问之师与品行之师的影响生动,且有魅力。(3)个性化。道德教育的个性化是指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古人的高招是因材施教。这个材从窄处去理解有个体、个别的特殊性之意,从宽处去理解不仅有个人、个别之意,还有区域、国情实际的含义。就国家而言,公民教育要符合国情,有地方、区域特色,还要符合道德主体的身心规律和特点。因此,“坚守在中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是个性化教育的前提和基础,同时又要根据不同情况发挥道德主体的积极作用。高等学校的核心价值观教育要渗透到学术高地、课堂阵地和新媒体生活,引导青年学生把握和处理殊相与共相、个体与他者的关系,让道德教育生动活泼又有个性特点。实践证明,有个性特点的中华道德文化正对世界文明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3.寻求人格完善的合适路径美育是指依据审美理论在道德实践中培养人们认识美、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教育,蔡元培称之为美感教育。作为“现代中国艺术教育、音乐教育、美感教育(美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2],蔡元培提出的“利用一切事物对一切人进行”终身美育的观点对今天的国民修身实践仍然有着一定的借鉴性。(1)美育,陶冶情感的桥梁。“人人都有情感,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要使人的情感变得健康高尚,离不开美育途径。通过“陶养的工具——美的对象,发生陶养的作用,产生美育”[3]。美育过程情理交融,怡心益智,容易激发人们积极的情感,驱动其向善求真,促进美德的形成[4]。美育是成就道德的桥梁。今天,我们更有条件进行美育工作,更需要将美育工作体系化、科学化,使之渗透到教育的全过程。通过美育桥梁,使道德主体在一定的具象和情境中增进判断力,做到律己利他。美育水平的提升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良性互动,推进精神文明建设与其他建设协调发展。(2)美育,滋养人性中的潜质。蔡元培认为,人类未开化时代,宗教对世界万物和对人生的种种解答虽然较为“勉强”,但却有神秘性。它往往让人信奉和迷信。随着科学的进步,美育起着开化人性的作用,“宗教在社会上有特别的势力”的时代将会过去。然而,汲取宗教在教育形式、过程和环境等方面注重美感教育的做法很有必要。包括国民终身美育、学校美育、家庭美育与社会美育统一的观点仍然不过时。如今的时代,我们开展美育的条件是近代无可比拟的。我们更要着力通过美育发展人性中的潜质,在提升大众自我美育能力的过程中,优美人性,让生活充满美善。(3)美育,促进人的和谐发展。蔡元培的“五育”目标具有和谐发展的意蕴。他的美育成就道德和终身美育思想不仅有美学意义,还对促进人的和谐发展、提升人的生存价值具有一定的指导性。朱熹、王阳明等曾极力推崇心、性说,其意旨离不开修身和明明德,主要路径是格物、致知。而在修身实践方面,蔡元培探索的美育一途不失为通达人格和谐发展的有效路径。“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5]。在近代大师群中,仰望他们的学问及人格,不由得慨叹“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称谓,与其说是回味其“道德气象”的至诚意蕴,不如说是沉思国民人格建构的现代性转型。循其启示,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升国民整体素质,增强国家软实力。

作者:张勤 单位: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江苏社会科学杂志责任编辑:杨雪    阅读: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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