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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物质生活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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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社会科学杂志》2015年第三期

一、物质生活近代化起步晚,发展程度较低

湖南物质生活近代化不仅起步较晚,而且总体上发展水平不高。晚清时期,中国近代物质生活用品主要是从外国进口的,当时,湖南进口洋货量在全国所占的比例是比较低的,甚至低于全国平均值,管窥见豹,可推知这一时期湖南物质生活近代化程度不高。比如当时比较常见的进口货物洋纱、洋布,1901年至1903年全国共进口棉纱1503766公担,而同时期湖南仅进口13304公担,占全国总进口量的0.88%;全国共进口棉布价值为92944650元,而湖南也只有1430557元,占1.5%。[7]以当时全国29个省份来看,其平均比例应为3.45%,以人口比例来看,湖南应占5.05%(1898年全国人口为419009千人,湖南人口为21174千人)。可以想象,当时湖南物质生活近代化水平是较低的。湖南物质生活近代化起步较晚,发展水平不高,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湖南地理位置居中及湖南通商较晚。湖南,地处中国腹地,自古以来交通不便,因而,近代湖南人没有像东南沿海各省民众那样,直接地感受西方列强的炮火和文化。而中国社会近代化最明显的特点便是外源性,是在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和商品经济的浪潮冲击下开始的。传统物质生活的近代化转型也同样如此。而这种冲击又与中国近代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通商开埠条约有关。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中最早辟为通商口岸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地都位于沿海一带,较早受到欧风美雨的冲击,也较早地接受了西方的物质文明,其物质生活的近代化起步也就相对较早。19世纪中后期,西方列强对我国的侵略,大体沿着沿海沿边沿江城市而逐渐向内地推进的,物质生活的近代化与此基本同步伐,70年代后期,长江沿岸中部城市汉口成为进口洋货的一个集散中心;80年代之后,西方资本推进的势头扩张至重庆,迅速将西南各省卷入近代市场。而湖南直到1899年才有第一个通商口岸岳州的开通。其二是受湖南特殊的社会人文环境的影响。湖南是一个内陆省份,四面环山,交通不便,同时,自宋以来,湖南程朱理学兴盛,封建纲常伦理影响至深,这种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使得晚清时期湖南绅民的意识比较守旧,在走向开放方面很受制约,近代化的启动就很缓慢。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湘军兴起,功业极盛,更加固了这种思潮。陈宝箴,曾担任过湖南巡抚,他是一位非常开明的官员,戊戌变法时积极支持变法运动,支持开办新式学堂、办报纸、办新式企业等,如开办时务学堂、设矿务、轮船、电报及制造公司,刊发《湘学报》。作为一名地方督抚,他对湖南民风却有这样的看法:“自咸丰以来,削平寇乱,名臣儒将,多出于湘,其民气之勇,士节之盛,实甲于天下。而恃其忠肝义胆,敌王所忾,不愿师他人之所长,其义愤激烈之气,鄙夷不屑之心,亦以湘人为最。”[8]这种保守顽固思潮成了湖南人接受西方文明的最大障碍,使湘人由仇夷反教发展到“耻闻洋务”。所以19世纪60年代湖南人发起的洋务自强运动在其他省区如沿海地区进展的如火如荼,而在湖南却寸步难行,湖南人仍然沉睡在往昔的功劳簿上,不愿醒来。就算自强运动是湖南人曾国藩、左宗棠等发起的,这些名臣贵宦也无法触动湘人顽固的思维,三十年的自强运动于湖南人几乎是陌生的,他们拒绝接受洋务。传统的人文环境成了晚清时期湖南物质生活近代化的一个重要阻力。

二、受政局影响大,具有突变性

晚清时期,沿海部分省份的物质生活有两种发展倾向,一是传统物质生活走向衰落;二是近代物质生活逐步发展。而这一时期,湖南的物质生活却有不同的发展趋向:其一是甲午战争前在传统范围内走向繁荣;其二是甲午战争后全面快速启动近代化;出现物质生活的传统鼎盛与近代化开端并存;总体上讲受政局影响大,具有突变性。凡事必有因果,沿海地区物质生活的发展变化亦有其相应的社会原因,一是西方列强的侵略和西方物质文明的刺激,二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展和湘军的强盛与没落。1840年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开启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百年历史,与此同时,在武力入侵的背后,随之而来的是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晚清物质生活的近代化进程,作为内陆的湖南也在此列。而延续14之久的太平天国运动则对南中国及湖南的物质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江南沿海地区,太平军兴之前,江南是大清赋税重地,经济繁荣,乡民大都富饶殷实,集市上人民熙熙攘攘,往来不绝。太平军兴后,定都天京(今南京),东南一带经常战火不熄,人民流离失气,经济萧条,耕读结合的小农经济在内外战争的碾压下解体,而传统物质生活则慢慢向近代化转型并有所发展。与东南沿海地区不同的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湘军崛起,凭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巨大功勋,经济利益滚滚而来,湖南一时富人云集。湘军将帅拥巨资归湘,为物质生活的丰富繁荣奠定了丰厚的经济基础;同时,湘军的胜利让湖南人骄矜一时,湘军统帅大都是理学大师,他们更笃信儒家文化的魅力,传统理学治国才是根本,才是正道,所以湖南的排外守旧思想尤为突出,基本上排斥一切西方文明。举一例加以说明。曾国藩为湘军之祖、清朝中兴名臣、湖南显宦,在湖南人心目中其威望之高无人望其项背,但即使这样,他在逝世后也面临着一种尴尬。1872年6月,他在金陵病殁,因水路方便,其棺椁是由轮船运送的。这种新式的运输工具并不被当时的湖南人接受,棺椁抵长沙后,官绅舆论哗然,一致反对送棺椁的轮船入境。可以想象,当时湖南人的守旧排外观念固执到了何等程度。而这种思潮和社会风气,直到甲午战争失败后才有所改变。这种环境下,湖南物质生活的近代化无从谈起,而传统物质生活则因湖南经济的暂时性繁荣而出现了一次极端的兴盛。如1873年《浏阳县志》记载,浏阳县,“往时民俗朴,城市罕酒家,宴会不设珍肴,衣服亦罕罗绮”;湘军兴起后,“今渐不然,以服饰骄人,以及酒食、游戏征逐者,稍稍染颓风矣”。[9]总之,受湘军势力的影响,甲午战争前,湖南物质生活的发展主要是体现在传统范围内的繁荣。甲午战争以后,由于中国惨败于日本,特别是湘军在辽东战场的惨败,引起了湖南社会各界的震惊。昔日不可一世的湘军,如今居然不堪一击,败于小日本之手,这对于“自我中心”的湖南人来说,是一股强刺激。正如时人所言:“从前每读邸报,见执事议行西法,颇深以为不然。及前年甲午中日之战创新痛巨,示轻诸国,始恍然大悟,于执事所为,非份儒能知也。于是趋步之心,久而盖切。”

湖南人积极参与维新变法,开风气,引先进,成为最富气象的一省。1899年和1904年,湘人主动将岳州、长沙开埠,加强与外界联系。湖南人在思想上的极端突变性在社会各个领域都有所体现,湖南传统物质生活近代化的演变也同样如此,具有突变性特点,急风暴雨式的完成了从全面保守到近代化全面启动的转变。具体而言,在维新、新政时期,湖南物质生活领域,一改以往仅少量输入洋纱、洋棉的状况,而是在衣、食、住、行、用等各个领域引进西方近代物质生活方式,并开办了一些与物质生活相关的企业。如开办生产物质生活用品的企业湘善记和丰火柴公司、宝善成机器制造局等;开办鄂湘善后轮船局、修铁路、引进先进交通工具等;兴办近代邮政、邮电事业等。虽然近代化程度不高,但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

三、近代交通业的发展自主性强,对湖南社会变迁影响较大

湖南近代交通业的发展呈现出与衣、食等方面主要依靠国外输入不同的特点,一是力求自主发展,并担负着抵御外侮的重任;二是对湖南社会变迁影响甚大。甲午惨败让湖南一批有识官绅认识到盲目排外,一概拒绝西方文明是行不通的,必须改变。这种共识使湖南人认识到,主动开放,引进西方先进文明以谋求自身发展是历史前进的必然规律,如果仍如之前,坚避固守,那只能使自己沦为外洋的傀儡,湖南的利益也自然落入外人之手。譬如轮运业,湖南人觉得自己不兴办轮船公司,列强的轮船则必会兴盛。自古以来,湖南水资源丰富,河流众多,时移事易,推进内河航运、兴办洋轮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更能从一定意义上抵制列强,维护湖南的经济利益,“我之商务果兴,彼之贪谋亦辍,以开为塞,久在荩筹”,“欲致富强,则非轮船铁路不足以创兴大利”[12],所以湖湘官绅积极上书,出谋划策,为创办轮运公司而不遗余力。正是在这种具有爱国意识和经济争利双重意识的作用下,湖南交通近代化启动过程中,湖南人处于主动地位。1896年4月,在维新变法思潮的推动下,湖南人熊希龄、蒋德钧等人开始筹办湖南内河航运事宜,并上报湖广总督张之洞后,获批。1897年成立轮船局,从上海购买了小火轮数艘,定期航行于长沙、湘潭、常德、岳州、沙市、汉口等六地。除官办轮船公司外,民营轮船业也开始兴起,1900年春,安化茶商梁啸岚在湖北租了五条小火轮,……行驶长(沙)(湘)潭、(湘)潭株(州)、长(沙)湘(阴)等线。此后数年之间,先后有开济、团合、长清、利记、指南、湘济等轮船公司成立,计有轮船20余艘。

湖南南近代铁路交通较水路交通起步稍晚,修筑线路也很短,仅有株萍铁路和粤汉铁路湖南段。和近代交通相关的邮电业也是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相较于早期的曲折,邮电业的发展也体现着主动与利益。例如,早在1890年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就曾以湖南湖北中隔洞庭湖风雨之日不利公文往来为由,提议铺设电线,设电报局,但遭到湖南绅民的群体反对,甚至不惜毁线折电杆以杜绝西方物质文明的传入。到了维新时期,湖南人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为排外而排外,而是意识到立电杆架电线设电报局在办公需要及日常生活方面的重要性,主动提议重修线路。经湖南巡抚陈宝箴与张之洞商议后,于1897年在长沙设电报局,收发官商来往电报,并随社会发展的需要陆续在其他一些城市设立了电报机构。1905年,开始安置电话;1910年设湖南电话总局,对外开放营业。1899年岳州(现岳阳)邮政局设立,这是湖南最早成立的邮政机构,到1911年的时候,全省共有总分局27个,城市支局5个,邮政代办支局203个。随着近代轮船、铁路的发展,邮运方式也有了很大的改变,除传统邮路外,还出现了船舶邮路,火车邮路等,原来那种单纯依靠人力、蓄力的落后方式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少。湖南近代交通的兴起不仅主动性强,而且担负着抵御外侮的重任。20世纪70年代前,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主要是以商品输出为主,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开始以资本输出为主,列强在中国争相划分势力范围,大肆争夺路权、矿权及内河航运权。在列强全面的经济掠夺下,中国人的经济护国意识觉醒,与列强争夺利权成为一项重要的爱国内容。湖南近代交通业起步最早的当属轮船航运,这与湖南的地理条件有关。湖南人罗棠在《论湘鄂创办小轮公司之益》一文中详细分析了发展近代轮运业的利弊,认为湖南水资源丰富,发展轮船航运事业可从一定程度上与洋人争利,增强地方实力。这种思潮是伴随着维护国家利权而不断深入人心的。湖南很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即使地处中国腹地,也挡不住列强入侵的步伐,湖南人必须自己强大起来,主动在经济领域有所作为,大力发展近代企业,兴办轮船、修筑铁路、开发矿产,走实业救国之路,这样才能在经济上遏制西方,壮大地方力量。作为湖湘名宦,熊希龄非常关注湖南实业的发展,他是最早重视发展轮运业的人之一。在当时列强资本输出不可阻挡的中外形势下,湖南的固执保守并不是最好的保护伞,即使铁门之城也有被打开的一天,必须未雨绸缪、主动出击,在自己的优势领域如航运业作好准备,克尽物力、民力,发展自己的轮运业,以此来抵挡外轮入侵。熊希龄、蒋德钧等人就此事专门上书湖广总督张之洞,陈说发展轮船航运对于抵抗外轮入侵的作用,极力劝服张之洞批准在湘鄂间行轮。熊希龄在给张之洞的信中分析:“设或朝廷准予通商,专利之条倘不可恃,而我之轮船通行既久,贸易繁盛,根本又固,虽有洋轮之并行,亦不失为长江招商局之例,是则先发制人之策,不能稍缓也。”[

从这些人的言论中可知,湖南有识之士大力主张开办轮船航运业,并不是一味的求利,而是遵从忠于国家的召唤之心,肩负着抵抗列强入侵、维护国家权益的政治使命。铁路也承担着同样的抵制列强、保护利权的政治使命。湖南人把西方列强在中国修铁路列入心腹之患,认为必须集全省之力兴办铁路,坚决杜绝列强觊觎之心,预防为先,兴办为实,而清末湖南士绅争取粤汉铁路改道入湘就是一个明证。湖南的有识之士敏锐地意识到外国人抢压路权对我的危害,湖南人争粤汉铁路修筑权,一为政治目的,一为经济利益。而湖南人的爱国主义情怀在历代都是非常强烈的。当这种经济利益被赋予了国家利益后,就有了生命和强大的力量,是不容践踏和亵渎的。后来,清政府将粤汉铁路修筑权暗中出卖给美国人,湖南人就被激怒了,他们决不接受这种出卖国家利权的行为,保路运动轰轰烈烈,最终清政府被迫收回粤汉路修筑权。可见,“湖南的投资者们在选择投资的领域和去向时不仅仅是从经济利益上考量,更重要的是从政治权益上考量,即把维护民族的利益和主权放到相当重要的位置,千方百计地要使矿山的开采与铁路的修筑之权不落外人之手”。[15]近代交通的兴起对湖南社会变迁影响比较大,一方面改变了近代湖南经济格局,一方面改变着人民的日常生活。在经济格局方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近代交通发展所带来的长沙、湘潭、郴州、株洲、岳阳等地区经济地位的变化上。

最典型性的例子是长沙的兴起与湘潭的衰落。在漫长的古代一直到近代初期,长沙主要是政治地位和战略地位重要,经济上和商业贸易上在明末和清前期,是不如湘潭繁华的。原因在于,湖南水运业虽然发达,但旧时的主要交通工具是帆船舢板,这种交通工具对停泊的条件要求高,长沙城外湘水不利于停泊,而湘潭却有得天独厚的港口泊船条件,大小帆船舢板可四季通航。因而湘潭经常是帆船云集,货物丰饶,商业极为繁荣,富甲全省。在清末,湘潭码头有湖南“第一大码头”之称,本身有“金湘潭”的美誉。传统交通环境的差异决定了长沙、湘潭在全省经济地位的不同。而随着近代轮运业的发展,长沙河道不易避风的天然“大缺陷”相对得以克服,而湘潭则因位处上游,江水稍浅,大轮航行不易,原来的优势反成了劣势。故而商队也不再转运湘潭,往日繁荣的市面渐渐萧条,而长沙则因交通地位的改变而有了新的发展。随着近代航运业的兴起,长沙航运交通枢纽地位日益重要,成了全省的航运中心,而商业的集散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长沙逐步发展成为全省最大的商业城市和经济中心。而湘潭作为湖南经济中心和商业中心的地位则逐步丧失。株洲的兴起则与株萍铁路和粤汉铁路有关,也是借近代交通之便。清末,在湖南人维护地方利权的大背景下,湖南人积极关注并致力于发展铁路,相继修成株萍铁路和粤汉铁路湘鄂段,后来粤汉路株韶段通车,浙赣路伸展入湘,株洲交通枢纽的地位更加稳固,这为株洲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正是凭借交通上的优势,株洲迅速发展起来,部分地取代了湘潭原来的地位,成为湖南的经济中心之一。晚清时期湖南近代轮运业和铁路的开通,使湖南传统商路发生转移,由湘南转到湘北。“长江水道的对外开放,汉口的开埠设关,使内地货物的出口和洋货的进口改在水运,经武汉至上海,十分便捷,经湖南至广州的商道自此日趋冷落”。

19世纪90年代,岳、长相继开埠,进口货物大都走水路由这两关进入湖南,湘南传统商路进一步衰败。而长沙作为省会城市,加上地理位置和水运资源的优势,成为湖南各类货物的主要进出口地。湘北、湘中比湘南等其它地区与外界联系更为密切,商务往来也更直接。因此,湘北、湘中地区的物质生活近代化要比其它地区发展得更早,发展水平也更高。湖南物质生活近代化基本上是沿着湘北、湘中至湘南然后延伸到其它地区这样的路径发展的。下面就以湘北的岳州(今岳阳)与湘南的郴州作个简单对比:1896年,天主教传教士进入岳州传教,次年在城内建教堂;郴州,最早的教堂是1905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在东门口建造的。1899年,岳州邮政总局成立;郴州,直到1903年,才有邮政代办分局在天官坊创办。1896年,岳州开始架设有线电报路线,次年设立岳州电报分局;郴州直到1913年才在五通庙设立电报支局,是为郴州现代电信的开端。可见,湘北地区的发展水平和物质生活近代化程度稍高于湘南。近代交通工具的发展,大大便利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出行,二是习俗。出行方面,表现的比较明显。近代化的交通工具,最大的优势在于速度。比如轮船与帆船的速度相比,帆船一天一夜24小时,顺风顺水也不过走100多里;遇到无风的时候,完全要靠人力用篙桨绳索推挽,速度就更慢了,多说可走30多里地。而近代的轮船一般要比帆船快上三、四倍,火车与传统陆路交通工具相比,其优势更加明显,机器工业的优势非自然之力能够比拟,动力机器更是远超自然之力。有了快捷的交通工具和便利的交通设施,人们的出行自然而然地方便快捷起来。过去,人民安居故土,极少外出,活动范围狭窄,迫不得已,不会外出走动。而随着新式交通工具的革命,人员的流动急剧增加,人们的活动范围大大地扩展。且随着出行的增多,等级差别、贫富差别、男女差别等在近代交通工具的利器之下,都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严格,交往的限制也渐趋松动,传统的服饰等级习俗、男女不同席的习俗、贫富不同一处的习俗、钦食习俗等也慢慢发生着变化,有的被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比如在交通发达的长沙等地,服饰的前后变化非常明显,服装质地趋向高档,式样紧追沿海发达地区,跟风追求时尚,女子的服饰更是向上海、广州等学习,很是风靡。而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则随着现实的变化也跟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比如同坐一轮船,很难解决男女不同席和等级贵贱问题,现实生活的需要迫使社会改变陈腐观念,适应形势发展。总之,随着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领域突飞猛进的变化,晚清时期湖南物质生活演变呈现出三大特征:一是物质生活的近代化起步滞后,明显晚于沿海地区,甚至晚于周边省际。二是受政局影响大,具有突变性。物质生活领域出现两个极端,一方面甲午战争前湖南物质生活攀上传统物质生活的鼎盛时期;另一方面甲午战争后湖南物质生活近代化迅猛起步,快速开启。三是近代交通业的发展力求自主,且担负着抵御外侮的重任,有着重要的政治、经济意义。

作者:彭顺勇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湖南社会科学杂志责任编辑:杨雪    阅读: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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