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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丈夫”观念与功业分封思想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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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八期

秦末汉初之际,社会剧烈变动,这是历史发生断裂、由混乱无序进入稳定状态的过渡时期。在反秦战争中,此前蛰伏在穷闾阨巷的底层民众,开始在风起云涌的历史舞台上充当主要角色。表现在思想观念方面,在这一时期,来自学界的“立言”、“立德”不再受到瞩目,社会底层民众倡言“立功”的价值观,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大丈夫”观念与功业分封思想上。

一、“大丈夫”观念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中,首次出现了“丈夫”一词,《谷梁传•文公十二年》载:“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即男子二十行冠礼,表示成人,丈夫指成年男子。再如《左传•哀公十三年》载:“王欲伐宋,杀其丈夫而囚其妇人。”在这一语境中,丈夫是与女子相对应的,男子即为丈夫,《左传•定公五年》中也有类似记述:楚昭王妹季羋,因楚大夫钟建于逃亡途中背过自己而辞婚,认为:‘所以为女子,远丈夫也。钟建负我矣’”。杨伯峻也在注中指出:丈夫犹今言男子汉。这一生物学意义上的丈夫观念,延至后世仍在使用,如烈丈夫、美丈夫等等。同时,“丈夫”一语逐渐跳出了之前狭窄的性别角色,开始包含社会学层面的意义,其中的社会价值比重愈来愈大,如鲁襄公十八年(公元前555年)晋伐齐,事未竟全功而楚攻郑,晋军退兵救郑之际,晋军主帅荀偃病危,史载:“士匄请见,弗内。请后,曰:‘郑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视,不可含。宣子盥而抚之,曰:‘事吴,敢不如事主!’犹视。栾怀子曰:‘其为未卒事于齐故也乎?’乃复抚之曰:‘主苟终,所不嗣事于齐者,有如河!’乃暝,受含。宣子出,曰:‘吾浅之为丈夫也’”。杜预对这段记载做注曰:“自恨以私待人。”士匄忖度荀偃临终之意,其最牵挂而不能瞑目之事肯定是家族的延续,向其许下誓愿将会全力侍奉后继者,岂料荀偃乃是忧国,士匄只知事主却没有想到报齐,没有真正领悟到大丈夫的深刻涵义。时至春秋后期,这种被注入价值因素的“丈夫”观念,开始逐渐获得人们的认同,丈夫要有勇气、有决心并且应该对国家、对社会承担起责任。例如哀公十一年((前484年))齐军深入鲁境,时鲁国三桓势强,季孙欲守城作为后援,叔孙、孟孙更是怯懦畏敌,武叔问战于冉求,冉求回答:“君子有远虑,小人何知?”懿子强问之,对曰:“小人虑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谓我不成丈夫也。”这里冉求故意用激将法,认为武叔和懿子都没有高瞻远瞩的丈夫情怀,不过是只考虑自身利益的小人而已,之后武叔也终于醒悟,认同冉求的观点,即丈夫须要有社会大义,执干戈以卫社稷,于是武叔加入了对齐的战争,最终鲁国赢得了胜利。由是而言,“丈夫”一语在当时的贵族之中已经成为一种价值共识,与“君子”意义相近,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地位的符号,更包涵着为国分忧解难的社会责任感。

笔者以为,这种丈夫观念的发展,与春秋时期的时代特点密切相关,此时社会正处在发展变革的过渡阶段,宗族组织仍是当时社会基本的经济单位,生活在宗族共同体中的人们,宗族意识相当浓厚,宗族的利益和发展是居于首要地位的,所以士匄、武叔在处理问题时把宗族放在了首位。延至春秋后期,诸侯兼并与大国争霸愈演愈烈,宗族的延续让位于国家的存亡,各国贵族更加关心一国之运,不再局限于一家一族的狭窄范围,丈夫观念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及至战国,对具有浓厚价值因素的“丈夫”一语,诸子亦纷纷阐发自己的见解。韩非云:“所谓大丈夫者,谓其智之大也。所谓‘处其厚不处其薄’者,行情实而去礼貌者也。所谓‘处其实不处其华’者,必缘理不径绝也。所谓‘去彼取此’者,去貌、径绝而取缘理、好情实也。故曰:‘去彼取此’。”韩非在人际关系和思想方法方面对“大丈夫”进行了界定,认为所谓大丈夫就是能洞察人心、顺应天理的大智之人;而孟子则认为“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对大丈夫的界定,是在各种不利的环境中,均须坚守本心,承担自己的一份责任。可以说,这时的“大丈夫”观念偏重于内在的人格操守,这也深刻影响了此后人们的价值观念。秦汉之际,陈胜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喊出了当时底层社会民众的真实愿望:只要不懈努力,每个人都有可能称王侯拜将相,提高社会地位、改善经济状况,甚至站在权力的巅峰。这种强烈的进取精神与功利思想,使得每个人都在竭尽所能地付出自己的努力,以期获得相应的回报,在自我价值得以实现的环境中,“大丈夫”这一观念恰恰迎合了大众的进取心理,从而成为秦汉之际普通民众心向往之的伦理角色。此时,“大丈夫”观念中自然增添了建功立业、实现个人价值的内容。王力先生在《同源字典》中认为:“工”,指手工业工人;“功”,工作;“攻”,进行工作,三字同源。可见,“功”与“攻”都包含着注重个人的努力以及取得的实效的内涵,体现了一种进取精神。秦汉之际,秦的暴政虐民使得民众积怨颇深,六国旧贵族希冀能够复辟宗国,社会底层民众也积极寻求进身之径,以在乱世中提升社会地位、实现自身价值,故“自众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

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大丈夫”观念中,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例如韩信微时,漂母饭信,信谓老妇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漂母这番振聋发聩的教诲,让这个困厄之中的“大丈夫”奋然而起。在这个“王迹之兴,起于闾巷”的时代中,一个大丈夫,即使出身乡里民间、无祖业可袭,只要有秀拔之智能、顽强之意志,都有可能在危局中登高履险,成就大器与大业。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军后,韩信的“丈夫之路”峰回路转,“战必胜,攻必取”,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汉四年韩信平定齐国,使人言汉王曰:“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愿为假王便”。韩信封疆称王的意图十分明显,彼时,刘邦正被困荥阳,处境堪忧,不过在张良与陈平的暗示下,也满口应承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虽则刘邦此时封韩信,并非己愿,然而韩信战绩卓越,是刘邦的重要倚傍,定为诸侯在当时乃丈夫之志的非凡成就,刘邦也不得不顺势而为,况且刘邦也曾远观始皇帝而慨叹:“嗟乎,大丈夫当如此”。可以说,秦末汉初这种充满进取精神与事功色彩的“大丈夫”,在社会中成为一种备受推崇的伦理角色。

二、功业分封思想

如前文所述,秦汉之际的“大丈夫”观念中,包含着实现个人价值、建功立业的丰富涵义,而巷闾阡陌之间的基层民众,最关注的是实际利益的获取、社会地位的提升,正如董仲舒所言“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秦末汉初之际,正是社会阶层剧烈变动重组的时期,底层民众拥有各种机会向上层流动,此时向上流动的有效通道便是建立军功、割据一方,实现分土封侯之业,如此便可保证自身及家族高爵厚禄的世代传承。可以说“大丈夫”价值观念的追求体现为功业分封思想,在汉初的各个阶层中成为一种共识,上至六国故族、下至黔首百姓,都期望能够裂土分茅、封王拜侯,复辟与分封成为时代的主题。陈胜反秦伊始,武臣与张耳、陈馀率众攻打赵地,竭力说服赵地豪杰追随陈胜:“今已张大楚,王陈,使吴广、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於此时而不成封侯之业者,非人豪也。诸君试相与计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无道之君,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业,此士之一时也”。

武臣的陈词得到了赵地豪杰的认同,收兵数万人。可见,当时“人豪”的终极目标定位便是“成封侯之业”,大丈夫或亲受矢石、斩将搴旗,或出奇画策、运筹帷幄,便是希望能够以军功成就“割地有土之业”。刘邦被困荥阳时,郦食其劝立六国后以打击项羽,张良闻之列举八条理由加以反对,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天下游士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复六国,立韩魏燕赵齐楚之后,天下游士各归事其主,从其亲戚,反其故旧坟墓,陛下与谁取天下乎!”显然,张良也并非反对分封,只是在分封的形式上与郦食其有异议,包括张良在内的六国故旧,不仅仅是为了国恨家仇才效力于刘邦,更重要的是能够在逐鹿定鼎之间也分得一杯羹,能够获咫尺之封、博王侯之位。以刘邦为核心的军事集团无疑是各个割据势力中的翘楚,刘邦若能够酬功以封土,便会聚拢更多的武将谋臣,形成一家独大的局面,并取天下指日可待;而按照郦食其的思路,一旦六国复立,追随刘邦左右的游士各归其故旧,多足鼎立的纷争之势虽可牵制项羽,但是对于刘邦的并取天下徒劳无益,不得不说,张良的确准确地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实际上,刘邦很早就接受了以城邑酬功臣的分封思路,韩信被萧何誉为“国士无双”,力荐给刘邦为大将,韩信拜将之后,君臣之间有过一番恳谈,韩信言之凿凿:“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不难看出,韩信的丈夫之志与“成封土之业”是联系在一起的,“成割地有土之业”的价值取向在韩信身上留下了深刻的时代烙印,而刘邦对韩信的陈词亦深以为然,自以为得信晚,可见当时功业分封思想影响之广泛。汉宣帝年间的杨恽在《报孙会宗书》中,为自己狂放不羁的行为辩解,引董子之言曰“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

的确,底层民众所关注的问题,往往并不是国家层面的理念与口号,而是能否脱离穷困匮乏的生活状态。秦末汉初之际,社会处于大震荡的节点,底层民众关心的是在新秩序的建立中,是否能够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其时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念大行其道。刘邦虽偶有倨慢不礼的无赖之行,但是楚怀王评价:“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太史公称刘邦“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喜施”者,以分享为乐事。实际上,刘邦所奉行的“以城邑酬功臣”的分封理念,迎合了最大多数人的功利主义观念,做“与天下人共利”的施恩者,使刘邦迅速成为当时割据势力中的翘楚,吸引了一大批的猛将谋士,使人甘为己用。《汉书•叙传上》记载了棠邑侯陈婴之母与安国侯王陵之母的事迹,可以说充分体现了当时普通民众的价值观念:班固对两位封侯的母亲大加赞赏,认为她们:“以匹妇之明,犹能推事理之致,探祸福之机,而全宗祀于无穷,垂策书于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实际上,探究当时的情势,秦汉之交,传统社会秩序被打破,天下共逐亡鹿,刘邦被视为最具实力的潜力股,“长者”即谨厚者,《韩非子•诡使》云:“重厚自尊,谓之长者”,刘邦的实力与谨厚乐施是未来封王拜侯的有效保证,可以说,陈婴母与王陵母完全是抱着朴素的功利思想,揆情度理,把筹码放在了能够与天下共利的“汉王”身上,以期家族后代的富贵安宁。可见,秦汉之际功业分封思想已经成为民众的主流价值观念,大丈夫披坚执锐、创功立业的“鸿鹄之志”,便是获取高爵厚禄,这种充满功利色彩的政治理想和价值取向,与刘邦的“以天下城邑封功臣”的思路一脉相通,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西汉的创立。

三、因功分封与汉之兴

秦汉之际,群雄并起,六国之后希图复辟,恢复昔日南面称王的荣光,布衣与匹夫则希望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开拓更为广阔的上升空间,获得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反秦伊始,一方豪杰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很容易形成一个个地方割据的小集团,但是各自为政的地方势力也在不断地寻求一个更加强有力的靠山,以最大程度地维护既得利益并实现未来收益的最大化。笔者以为,各路豪杰之士在楚汉之争中不断甄别和选择,汉屡败而附之者众,楚屡胜而附之者寡,刘邦能在众多的农民起义领导者中脱颖而出,与刘邦对群臣奉行“因功分封”的原则密切相关,这无疑迎合了当时社会主流的功利思想。汉三年四月项羽发动反攻,围困荥阳,汉王问陈平何时能定天下,陈平为之分析天下大势时说:“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礼,士廉节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诚各去其两短,袭其两长,天下指麾则定矣”。陈平以为奖赏军功,最好的报酬就是爵位和封邑,在这一点上,刘邦“因功分封”的做法,吸引了大批嗜利之士的归附,而项羽却恰恰相反,对麾下将士“于人之功无所记,于人之罪无所忘,战胜而不得其赏,拔城而不得其封”,显然,项羽对部下的酬赏,与当时的主流价值中所期待的回报相去甚远,故此项羽失去了很多人的支持。灭秦战争结束后,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以霸主的身份主持戏亭分封,在分封之初便提出:“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於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义帝虽无功,故当分其地而王之”。诸将皆曰:“善。”

显然,戏亭分封的原则也是计功割地,分土而王之,诸将称善也表明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是以军功论赏的功利思想。但是戏亭分封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这个原则,项羽为了扩大个人势力、牵制异己,分封中“亲之则厚,疏之则薄”:“先诸侯至坝上”的刘邦,虽然未负怀王之约被封为“汉王”,但所居之地并非富饶的关中,而是道险难出的巴蜀与汉中,其愤怒与郁闷可想而知;另封原秦朝三位降将为王,统治关中地区,以遏制刘邦,其中封章邯为雍王,董翳为翟王,司马欣曾有恩于项梁而被立为塞王;另一方面,作为地方豪杰的田荣、陈馀、彭越等人,其军事实力绝不容小觑,却连分封的资格都没有。项羽主持下的分封,暴露了种种的不公和粗疏,并没有使天下群雄服膺,项羽的霸业四面树敌、危机重重,面临巨大的挑战。与项羽的任人唯亲不同,刘邦在战争中比较严格地按照军功大小多寡行赏分封,楚汉战争伊始,刘邦便公开宣布:“诸将以万人若以一郡降者,封万户”。楚汉之争结束后,诸将共请尊汉王为皇帝,协助刘邦取得胜利的功臣,依军功大小,共封异姓王八位: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楚王韩信、韩王信、赵王张敖、梁王彭越、长沙王吴芮、燕王卢绾。这些诸侯王,除卢绾因与刘邦亲幸“群臣莫敢望”而被封王外,几乎都是楚汉战争中能够左右战局的力量:如韩信作为卓越的将领,战必胜,攻必取,谋士蒯通说韩信反汉连楚:“当今两主之命县於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认为韩信完全可以与楚、汉并峙,“参分天下,鼎足而居”;彭越的实力也不可小觑,戏亭分封时其部众已达万余人,汉五年,楚汉战争进入了决战阶段,刘邦约彭越、韩信至固陵出兵相助,但二人未至,汉军即大败,张良说刘邦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陈以东傅海,尽与韩信;睢阳以北至穀城,以与彭越: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于是,刘邦对彭越、韩信许以膏腴之地,彭、韩皆欣然出兵会师垓下,终灭项羽。正如梁国大夫栾布所言:“当是之时,彭王一顾,与楚则汉破,与汉则楚破,且垓下之会,微彭王,项氏不亡。”

不可否认,在楚汉之争的拉锯战中,这些诸侯王足以影响天下定局,裂土封王乃理所当然之事。此外,依军功之多寡,受封列侯者一百四十三。可以说,较之项羽的戏亭分封,高祖分封的规模和公平性更具说服力,汉室之定天下,刘邦因功而封、“与天下同利”的行事原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汉五年二月,诸侯及将相们共尊请汉王刘邦为帝,劝进曰:“大王起微细,诛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辄裂地而封为王侯。大王不尊号,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从诸臣的角度出发,汉室之有天下,有功者均论功行赏,裂土而封,汉王实现了群雄的政治理想,加尊号为皇帝亦是顺理成章之事。刘邦称帝后,在洛阳南宫置酒宴请群臣,席间君臣论得天下之道,史载: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个总结性的交流发言中,君臣的回答迥然不同,作为皇帝,高祖更多地认为自己的知人善用是平定天下的关键,可见,刘邦强调的是自身的智慧与才干,突出了皇帝个人的权威地位;另一方面,诸将则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认为高祖能够因战论功,计功封赏,与众臣共享天下,这才是汉室得立的关键所在。不难看出,群臣之见解恰恰反映了秦汉之际社会“大丈夫”观念和“功业分封”思想的广泛流行,普通民众建功立业的目的,是能够提升社会地位、谋求高爵厚禄,“有功者辄裂地而封为王侯”是当时人们的主流价值观念,由是言之,“与天下共利”才是高祖定天下的杀手锏。当然,异姓封王分散了汉廷皇权的掌控范围,使得西汉初年的皇权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这也为此后异姓诸侯的覆亡埋下了伏笔。

作者:宋娜 单位:遵义师范学院

贵州社会科学杂志责任编辑:杨雪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