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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写实手法在现当代文学中的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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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社会科学杂志》2015年第四期

以写实为主,却有悖于传统意义上的写实主义的新写实主义文学,依靠写实为媒介,具有包容性和排除政治因素困顿的排他性。细腻直面生活“零情感”呈现的方式,将伪善的功利主义直接剔除而将原汁原味的生活搬到了文学中来。将一切有关于“修饰”的思想痕迹擦拭得干干净净。不用主观判断价值取向,让生活中的家常琐事走向“神坛”,给“艺术来源于生活”最大的放纵空间。新写实小说以真实的写作手法讲述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劳动人民人生百态,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1]。新写实主义写作倡导者认为,文学作品最终带来的审美价值,社会价值等,不在考虑范围之内,最终的社会行为解构以及语境的解构的碎片不管如何去黏合。新现实主义写作视过程比结果要重要,用“我在”以及“个性的突出”来解构特定环境下产生的特殊事件以及人物,对“高、大、全”几乎全盘否定。探寻现实社会中普通人物的思维,契合大多数人物的命运以及生活历程,还原真实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呼吸和生活模式。将文学作品降到生活原点,使之去掉隐喻下的语言指向。不再将现代主义中的深度宽度作为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标尺,把不确定性贯穿始终。用片段式,互有冲突的零碎场景式来体现生活个体在社会中的活动范畴,及反传统意义上的叙事观。

一、新写实手法的缘起与应用

(一)新写实手法的缘起新写实是从写实发展而来,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可以一窥端倪。诗经《小雅?东山》中:“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蒙。”用叙述写实的手法描绘一个士兵的心态。虽然后来的文学作品因不同的修辞方式的加入,呈现出不同的艺术气息,但写实却因引发的共鸣而更加质朴和感人。从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中追述中国小说的源头,在汉唐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以写实叙述为主要手法的古小说。《萧史》《刘阮入天台》等虽有魔幻浪漫主义的思想,但通篇的写实叙述手法可以说开了中国小说写实的先河。而作为一种创作手法被一直采用,期间虽有各种各样的变化。清末民初,梁启超发起了重事实轻虚构的文学创作理念,而在国外,现实主义伴随着《人间喜剧》被巴尔扎克推向了艺术的顶峰。现实主义对生活的不做修饰的本位还原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对现实、审美、社会价值等的批判。但每种艺术手法或者流派都有其发展到衰落过程的客观规律。把这种规律描绘成螺旋状楼梯更加合适,在继承中否定又在否定中上升然后回归,从而将文学艺术形式在更新中得到传承和升华。中国写实主义从五四之后才真正地进入到具有批判精神的范畴,其中涌现出的作家和作品灿若星辰,其写作却从根本上无法规避带有政治色彩和倾向的痕迹,从现实主义到社会实用功利主义的过渡,使中国文学作品被打上深刻的革命现实主义色调,写实主义被革命浪漫主义,理想主义和造神运动所取代而失去本身应具有的现实批判价值,失去对客观事物本质真实评价的作用,背离了五四运动之后写实主义的为人、为群体的原始轨迹。这段文学史的特殊性,在某种程度上,限制并阻碍了写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一大批作家开始反思自己艺术生命的方向。样板形态的教条式人物让人们失去客观判断能力,他们开始尝试拒绝主观情感介入的写作方式,也就是零情感、剔除功利实用主义色调,借鉴现代主义各种流派的手法来进行创作。这种写作手法更具有社会包容性和开放性,更能体现文学博大的内在精神世界,同时,还从国外后现代主义中汲取营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写实主义文学。区别于现实主义,又一脉相承像“镜子”一样反映真实社会场景和人生轨迹中的喜怒哀乐,从根本上否定了伪现实主义,停止人为的价值判断程序,将价值判断还给社会。

(二)新写实手法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应用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学作品,从出现历经各个时期的发展融合,其本质上的特点和表现形式千差万别,例如;选材及关注的生活层面、写实手法、描写对象、“汉味”语言等[2]。从写实主义发展而来的新写实主义在表现手法上继承现实主义的写实成分,从中去除了主观嫁接因素和主观情感判断力的注入。新写实以平面对接的方式完成叙述对象的生活际遇,针对现实本身所发生的镜像做结构陈述。不在意社会层次的限定,在叙述中让叙述本身对本质阐述排斥性,在自然中找到叙述本身存在的价值,突出被叙述对象的个性,解构价值论中本我和异我之分。现实主义作品中更多强调理性的社会价值观和情理上的和谐,而在新写实写作手法中,强调感性思维的扩张。这更契合生活中时常发生的事件,还原中用比较细腻甚至是拖沓的口吻来叙述事件的脉络,不加工、不做隐喻式的诱导,更不做二元论的定义。在这个框架里,悖论是时常出现的富有最大现实意义的世界。新写实小说的“写实”意向极富个性化的文本写实方式创造出必要的前提与内核[3],写作通常将世俗化和人间琐事进行细致入微的叙述,在叙述中制造出身临其境的幻觉,把艺术上的真实还原为生活的真实,破除生活和文学的界限,模糊艺术概念化的真实,将生活真实的可信度切割成阳光下的阴影投进阅读者的瞳孔。如果细致梳理,新写实在手法上可以看做是后现代的模糊写作的一个枝条。从出现开始就从反传统发力,将一切逻辑上的审美观彻底颠覆,并将历史意义上的价值观打碎,它不是线性的出发,是将零散化,日常化的片段进行捏合整理,将传统意义上的主观批判意识直接呈现在文本中进行直观批判。如果说卡夫卡在《变形记》中那种荒诞的批判精神体现了当时社会的价值观念,那么新写实在手法上,剜除其中魔幻主义色彩,具有更真实的社会依存和可阅读的趣味性。新写实和现实主义在手法上最大的区别也可以说成是新写实手法的主要特征,那就是逼近生活的原点,将艺术化的情节解构,不做确定意义和内涵的解释,不在修饰过程中去掩盖生活本身的状态。在以往的美学范畴内寻找精神依存点,将生活本身具有的美丑一并呈现出来,没有既定规则,将生活本身的偶然性做似是而非的因果处理。现实主义理论所推崇的宏大叙事或者既定的上升到政治人文等层面意义上的说明,只对个体生活的体验感兴趣,这也是大多数生存个体大同小异的体验。是古老的现实主义呈现螺旋状的梯次升华,更具有实验性,对现实批判更加有力,也区分了以往现实主义中的经验、教条主义的生硬和艺术上的脱离生活。新写实手法的出现也带有明显的现代主义特征,而与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之后,就更加具有了后现代的色彩。而后现代主义至今在理论界也是褒贬不一,因为后现代主义从理论上就带有缺陷,解构后重建的框架不够稳定。当中国作家从自身需求出发,结合历史和从西方传播而来的后现代文学理念之后,就出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写实主义文学。从各个文学领域不断迸发出争论和流派,但都具有后现代的某些特征,比如诗歌界的盘峰论战到梨花体王朔和池莉、方方等一批新写实小说代表的出现,都将语境解构作为写作手法上的最大突破,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却造成了作品结构的不稳定性的出现。也就是作家依靠感性,在靠近真实的同时却肢解了这个真实的主体。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社会就像个瓷器,但作家在还原某个真实个体的个性的同时需要打碎这个瓷器本身,打碎之后得到了某个个体真实的存在性后,却对被打碎的瓷器无法进行最大可能的修复,被解构后的社会显得风雨飘摇岌岌可危。这些局限性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新写实小说作为一种小说创作形态或者说是一种小说创作理念很难维持较长的发展期[4]。被解构的社会成为现实,主流意识上的美好被消解得几乎无影无踪,恶俗和低下灰暗的社会本身,虽然多元化存在于社会当中,但新写实只注重个体个性的展现,无疑是对零散的个体进行消解拼合而以群体性呈现,虽然社会本身不是二元而是多元的,但对于美好的瓦解却是新写实无法规避的陋习。在写作手法上回归原汁原味,也等同于庸俗和文本的无难度写作。文学本身应该体现的对生命的尊重和反抗精神等也有体现,但从其表现出作品中没有出现能和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品一争高下的情况看,新写实手法写作本身就具有盲目性和局限性,比如《一地鸡毛》与《家春秋》《离婚指南》与《骆驼祥子》。在创作的手法中,又汲取了西方现代派艺术的一些艺术技巧,使新写实小说的创作迥异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在显示现实主义强盛生命力的同时,也展示了现实主义在当代文坛的开放性[5]。文学作品本身应该具有揭示性但文学作品更应具有反抗精神的存在。但在新写实中却很难看到反抗意义的存在,当消解和挣扎成为表现主流,低俗和恶搞就无可避免的充斥其中。在它的表现下,文学似乎是门槛很低的,文学似乎就是那些赤裸裸的原生态的社会原貌的日常体验结果,无需加工,是为了生存的母材。新写实对形而上没有兴趣,只对形而下本身发生兴趣,就难免出现文学作品中高尚情操的彻底沦陷,下半身、废话等一系列作品由此产生。新写实叙事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出现在新写实手法的指导思想上,不应对生活本身进行妥协,而是给妥协一定的额度,在这个额度之上进行反思或者破解,破解之后新写实也就不复存在。妥协对文学作品本身在文本时效性的维度和艺术本身价值体现的高度上是有局限性的。

二、新写实手法在现当代文学中所表现的精神内涵与审美价值

(一)新写实手法在现当代文学中所表现的精神内涵新写实小说的叙述姿态,比起之前的诸种流派,确有很大的改变,最明显就是“实录精神”“平民视野”和“反英雄”[6]。没有细节的文学作品是空洞的;只有上层精神领域的社会是虚假的;只有上层精神领域的文学作品是空洞、乏味甚至是可疑的,使当代社会构架在文学作品中如云雾般漂浮而让人渴望而不可及。个体是构成整体的最小单位,个体生存的生活构成了人类社会的最小展示单元,这具有最大可能的普遍性。当一部文学作品中只有宏大叙事作为支撑,而缺失了细小部分的差异,就丢失了文学作品最可宝贵的现代价值的个体经验的留存。伴随着社会经济变革而来的审美观和价值观的转变,宏大叙事以及形而上的笔触和情感表述已经不能满足阅读群体的诉求,新写实手法所表达出的世俗、低轨迹、个性突出的矛盾性所带来的人性多元化差异随之而来。还原生活本质的表达方式填补对现实社会的批判行径的空白,迎合了在物质层面得到极大满足而精神层面极度空虚、逃避、退却,对现实无可奈何的空椅子的孤独旋转。在新写实手法小说中,写作者把集体失落感集中体现在个体单元上,在否定和抛弃既往传统形而上的精神后,用后现代的“无视和漠视”来重建文学作品中的精神框架。酣畅淋漓去叙述形而下的小人物生活姿态,把各种零碎的具有现实依托感的场景嫁接在一起,消解所谓的主体思想,返回生活本身对物质的诉求和依赖上。这些所叙述出来的人物本身个性鲜明,具有人更应具有的本性,在不断深入地叙述当中,挖掘着平常人被各种社会规范淹没的品质,反映出社会存在本身的品德和诟病。如池莉笔下的七哥和印家厚们。人类社会发展的脉络,从来不是由大写的“人”来构成和发展,而是由人为个体单元而组成并且推动发展的车轮。新写实手法用生活原姿态,在追求物质的同时创造历史。假使我们观察现当代文学史,不难发现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对于文学流派命名角度的差异[7]。如果将现代主义作品作为批判主义作品来看,那么新写实(后现代)手法的产生那就是更加具有批判意义的砍伐工具。生命本真处的草原才是更加可靠的精神家园,即使美与丑并存。新写实带来的不仅是审美以低姿态形式的冲击更是带来对现实质疑的发音筒,零度情感的介入将情感打碎隐藏。通过新写实作品折射出现实生活中人的各种诉求,上至价值、伦理道德观,下至具体行为的展示。这些基本元素组成了社会。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批判性,在不断发生的冲突中推动着社会各个单元的发展步伐,并且时时刻刻再以历史为镜,不断通过对比产生新的矛盾单元。虽然在表面上叙述的客观上主体思想逃避,但正是这种逃避体现了主体形而上的伟大。文学作品要展示的就是普遍性的存在。虽然是“一地鸡毛”,但在客观上反应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大多数个体生命的旋律,在这些轨迹中,深刻地昭示一个时代人们心理以及行为上的变化,这种真实体现出作为人要活在这个社会上要面对的是“世上人很多,但每天需要对付的也就是身边几个人。”

(二)新写实手法在现当代文学中所表现的审美价值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在于能够客观准确地描述出时代特色和被社会关系覆盖下美的标准的精准度。文学作品离不开人物,而审美的本质就是人和社会价值关系的评定,是对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主观论断。“新写实小说”是80年代后期崛起于文坛并产生重大影响的小说创作潮流,是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产物[8]。通过新写实作品的阅读发现其对审美标准的“离经叛道”,不再对宏观意义上的标准进行放大,而把日常琐事,甚至是平庸的猥琐的生活细节做生动的还原。打碎以描写崇高品德和揭露事物本质为中心的文学作品理念,重建文学作品中真实架构下的社会人物为了生存而挣扎的平淡家园。生活本身就是一把尺,每个刻度上都站立着一个标准,生存个体所处位置不同,价值标准就会有所不同,所以在新写实作者眼中,琐碎的场景是唯一能够衡量现实的标准,大俗和大雅在意义的界定本身就存有偏颇,但物极必反,也合乎国人历来的行为哲学观。在新写实文学作品中,一切价值取决于人物本身的命运走向,受周围环境和人为因素影响,几乎每个时刻都在变化,这符合萨特的怀疑论和这个世界本身就是荒诞的,现实更让人生厌甚至是恶心的:二班长说:“肯定有人给厂长写信反映情况。现在有许多婊子养的可喜欢写信了。咱俩是他妈什么狗屁班长,干得再多也不中。太欺负人了!就是吃亏也得吃在明处。”二班长说:“看他们评个什么结果,若是太过分,我他妈干脆给公司纪委寄份材料,把这一肚子烂渣全捅出去。”“二班长买了饭,双手高举饭碗挤出人群,在印家厚面前停了停。印家厚以为他又要谈评奖的事。他也得了三等奖,不但没有吵闹争论,反而在车间主任的指名下发言说他是班长,应该多干,三等奖比起所干的活来说都是过奖的了。”(池莉小说《烦恼人生》)这种反差是巨大而让人厌恶至极的,却真实地将现实中人物的幻想彻底阉割,反映出在那个环境下虚伪的人际关系以及对现实强烈的批判色调,但却没有任何主观判断的介入,这也是新写实文学作品在审美上的一种突破,直接抵达人的内心,却不在深度上过多纠缠,判断价值取向交给了审丑,在本质上切除了理想主义对社会道德构架虚拟出来的繁荣景象。新写实小说展现世俗化的生活,“为生存”的写作姿态取代“为人生”的文学追求,知识分子放弃对生活的批判和审视,体现出对世俗价值观的认同与屈从[9]。新写实作品中,作者一改美与丑好与坏的主观判断,只对事物发生的本身发生兴趣,王安忆在其《我爱比尔》中对人物的刻画,就模糊了这个概念。如果用已有的价值观来判断阿三的行为,这就是个坏女孩,但恰恰这个坏女孩却让人心生怜悯而失去对其好与坏的判断。她会为了生存去和人上床但却区别那些妓女,为了生存和爱情而选择退学,为了情感过渡而去寻找临时伴侣,却在对方欲罢不能的时候抽身而去,她又用近乎自嘲式的心理安慰读者(一场胜利的抗日战争)。当故事的结尾让她去面对一只处女蛋的时候,她的心又被深深地刺痛而痛哭,这种模糊的审美观念切合了现实中人群躁动的心理和暂时失去信仰时候的迷茫,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征,将一个微小的生存个体放大成一个社会某个群体的集体症候。新写实颠覆了传统的审美价值观,更加真实地将个体体验做本质叙述,不矫情、做作。这种剔除了政治因素和道德因素的审美更加符合一个时代大多数人心中暗藏的审美标准。当近于口语式的写作介入新写实写作这更让产出的文学作品自然流畅,更近于生活中的流水账一样的本身,当情感中的悲惋不断地被白描出来之后,就更能将生活的沉重体现出来。“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这在新写实中不断被提及和描述,这种自嘲一样的审美标准深入人心,因其就是生活本身的一种态度的原味呈现。生命的悲哀就在于,不管命运际遇如何变化,它都如影随形,不以主观意识而改变,新写实手法把这种直面生活的态度直接搬到了作品中,这种审美近乎残酷,但不是对生活的妥协,而是对客观判断力的妥协,这种妥协是可以被生命原谅的,因为生命就是在不断妥协中发展和延续。

三、新写实手法在现当代文学中的现代价值与影响

(一)新写实手法在现当代文学中的文学价值文学作品的文学价值在于其精神内涵的深浅以及作品的质量。当论及文学作品价值的时候,就要看其是否具有作品所依托的历史环境相吻合的思想、语境,是否能够真实地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特色,是否具有独特的但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价值的再现的能量。新写实手法出现的时代,是在经历文革冲击和改革阵痛时诞生的。对文学史叙述模式中文类问题的研究做了进一步微观的探讨,旨在发现两者兼容的“断裂性”与“互文性”,而不是排斥性[10]。世俗俚语的介入、鸡毛蒜皮零度情感的介入、鸡毛蒜皮平庸琐事场景的介入、褪去信仰光环的人物思想猥琐直接等差额的介入等等,都将一个时代的特征参差不齐地纳入到文学作品中。这种不挂思想修饰痕迹的作品将“真实的还原”在最大程度上还给了社会,这种真实是等高于艺术的生活本身的真实,因其紧贴着生活本身而使文学作品中渗透出那个时代的汗臭味,逼真可触摸。最大可能的程度上承载了那段历史,从多角度去诠释一个时代最大多数的特征,而这种特征正是文学作品最大价值的体现。刘恒在其作品《狗日的粮食》中描写的瘦袋个性鲜明,瘦袋的个性也是人为了生存而体现出的本性,本性从最原始的需求出发,当这种本性受到威胁的时候,自然会出现反抗,而反抗的形式虽然各有不同,但反抗就是反抗,而其对本性的妥协,又何尝不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抗。瘦袋最后说的那句“狗日的粮食”就是服从了对本性的妥协的一种反抗。刘恒用世俗俚语的形式呈现出来,符合了那个时代的特征和表象,也就在最大程度上给予了这部作品最大的文学价值。作品回到世界之初最原始的欲望,那股酸味弥漫在具有强烈讽刺味道的田间地头,即使在男欢女爱的时候,被一大片月光照耀的时候。这是新写实手法带来的又一种价值,冷幽默式的嘲讽,当生命出现和生存的喜悦被现实残酷消灭的时候,形而上的社会价值尊严荡然无存,让本位思考走下神坛,在近乎荒诞的场景中彻底被扯下最后的遮羞布,生命本身最原始的生存条件都受到威胁。这种文学价值体验在表达上浅俗,体验却是深刻的,从中可以看到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甚至拿来后现代的本身,也可以将其作为一个承上启下的桥段来评价其文学价值。新写实文学作品出现后带来的评价褒贬不一,因其拿来了后现代主义中的一切“反”甚至是对理性的叛逆。在很大程度上解构了作为教科书一样的经典作品所提倡的精神层面的引导义务,解构经过历史积累下来的那些高尚的经验之路,将一种新的思考模式带到了人间,但其在某些方面却和中国自古传承的那种崇尚自然主义哲学观想通。这种观点看似是消极的,但却有着普世的、力争生存的积极意义,并且具有最大的包容性。这种哲学观点是一元的、变化的、生命自然流动的“生生之谓易”,生命是与自然为一体的。“他听到了母亲的声音。他听着,默不作声。他开始打扫屋子尘封的各个角落里都飘浮着那个呼唤的回声。”《黑的血》中刘恒这么让生命在空气中回荡着,这种苍老的回音同样出现在王安忆《小鲍庄》的堤坝上,所不同的是王安忆的语言就像被河水洗过一样的干净,而鲍彦荣这个人物似有似无地出现,又使得整部作品中呈现出一种貌似不合时宜的思想延续,既承接裂痕又让伤痛在字里行间延续,成为“捞渣”短暂生命的缩影,让鲍山底的小鲍庄成为中国农耕社会的缩影。这种自然气息在作品中自然地流淌出来,小人物的命运暗合了在传承中迎接命运的人们的大多数身影。这种在自然中抗争的人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来引导人们的行为形而上的发展,在感性思维的引导下理智地书写着历史。新写实文学作品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完成对一个时代的描摹,尤其是在《小城之恋》中,生命的尊严,生存的现状,生命在发育成长过程中所遭遇的考验,都在点滴间自然地呈现出来。从小杜的父辈生活中能看到农耕时代中国人的质朴;在小杜身上能看到农村向城市转型中的人性阵痛;在小杜婆家一家人的身上明显打着官家的烙印;而当小杜的孩子出世之后,生命好像转个圈,最后不医而愈的病症又是中国自然哲学观体现的顺其自然的观念。“静水深流”,虽然新写实在表面上反对一切传统意义理论,但在平庸平淡的叙述中体验深刻的哲学观,文学价值的社会普遍意义的特性在小人物身上浓缩放大。在过于强调市场化的大背景下,这种文学价值填补了文学作品在当时的空白,用突出个性来强调普遍性的生命群体的现状,不是唯物也不是违心,是将生活的多元化用具有强烈时代色彩的语境送达历史文化传承的轨道上。对人、对社会的发展做理性客观的诠释,对人性的多面性在自然和真实的还原中做了深度剖析和探索。

(二)新写实手法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新写实的出现颠覆了传统审美和价值观念,在继承现代主义批判思想后,又从根本上否定了现代主义深度写作模式。解构社会单元、语境和客观事实的对立性,用彻底还原来解释事件的发生具有不可确定的因素,消解意义上的传统本源的绝对性和整体存在,给“世界本身就是荒诞的”加上注脚,让一切事物都处在平行的多元的精神框架之内。正是这种解构的重建将文本贴近了事物本身,这种真实的实效性将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和人性的本源描绘得呼之欲出。从小说到散文再到诗歌,以及电影甚至是歌词的创作和流传上都具有不可估量的贡献。让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文学作品百花齐放。出现了一大批可圈可点的文学作品和作家,方方、刘震云、范小青、苏童、池莉、刘恒、王安忆、李晓、杨争光、赵本夫、周梅森、迟子建,等等。并且影响了新世纪文学作品的创作方向。在这方面影视剧本无疑是传播范围最大的,《红高粱》《集结号》《人在囧途》《一声叹息》《手机》都可划到新写实的序列当中来。在以往模式下,人们对于精神领域和认知社会价值的诉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但当新写实文本用细腻传神而又诙谐的甚至是挖苦、讽刺面目出现后,让人们的视觉产生主观感受的真实,体验感同身受的生命诉求。新写实手法通过“零情感的介入”冷静客观地按照日常生活的轨迹将细碎平常的事件呈现出来,淡化主体情感的发酵带来的错觉,在冷漠的描述下最大可能地挖掘人性间的差异。在现实主义作品中,衡量现象的本质有着几乎是定义上的标准。现象稳定结构是由因果作为纽带,用这个因果来衡量一个现象的发生是否合理。但在新写实作品中,剔除了意识形态上界定的标准,不认为“典型”和“规范”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社会是多元的,不是非黑即白的,是充满了偶然性和无序可循的。在不同的环境中,人物和事件的发生遵从社会价值的呼唤,这是突出个性的社会基本形态。新写实作品正是用了这个方式,将事件人物最大限度地细腻地表现出来,但具体想知道什么或者领悟什么,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种文学价值是以往作品没有力量抵达的角落,引起的共鸣就可想而知,对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走向无疑又是灯塔一样。标杆的作用是无穷大的,新写实的出现刺激和鼓动别的文体的转变。尤其是在诗歌领域,你方唱罢我登场,在80年代后期,随着第三代诗歌写作的出现,各种流派不下30种,后现代更具代表性并且和新写实写作有着最为亲近的血缘,但大都呈现出摇摆不定的趋势。综上所述,拓宽写作途径的新写实手法为以后文学作品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后现代文学体系理论的建筑奠定了基石。

四、结论

新写实小说创作中在缺少独立理论的基础上进行探索与试验,因此新写实手法在发展过程中的操作打破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叙事艺术形态,其在创新的开放性、包容性和人民性,以及对传统现实主义创作的补充性,同时在参与的主体方式、创作形态艺术形式、语言风格等方面,其独有的诙谐趣味和批判锋芒,在贴近生活,还原生活,直面生活的同时,逐渐脱离文字依赖政治思潮的固有模式,基于此点,新写实手法表现的新写实主义小说在现当代文学,特别是在当代小说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艺术价值。

作者:王和丽 单位:吉林大学

甘肃社会科学杂志责任编辑:chenpan04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