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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都市小说的传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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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坛杂志》2015年第四期

在中国文学史中,“中国现当代都市小说”这一概念并不是界限分明的。在现代小说诸流派中,能称得上都市小说流派的,大概只有海派和京派作家群是没有太多异议的。其它的小说流派中,因作家的创作在题材选择上因人而异,就难以归类。当代作家就更是如此,很少有作家将自己笔下的文学书写题材限定在农村题材或都市题材,其创作几乎是看有什么事情触动自己,引发了文学创作的热情之后,再选择写作内容的背景和环境的设定。其实唐朝白居易就曾经说过:“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现当代很多著名作家创作涉猎颇广,既写乡村题材,也写都市题材,所以如果我们提及现当代都市小说作家,很多人便会想到张爱玲、钱钟书、王安忆、严歌苓等;也有人会提到迟子建、徐坤、李佩甫、张宇、邵丽等,原因就在于对于都市小说的界定还是相对模糊的。目前在国内外对中国现当代小说的研究中,就中国现当代都市小说创作理念和技巧手法上的传承问题较少有人提及,更遑论创新。笔者近年来通过深入的比较研究,对比分析了中国现代、当代曾创作过类似都市题材的作家文本,认为不论是张爱玲、王安忆、严歌苓等女性作家的创作,还是钱钟书、苏童等作家的创作,都具有一定的创作理念和技巧手法的传承与创新规律,对这些规律加以研究、总结、梳理,有助于深入研读中国都市小说的文本,更全面地了解作家的创作情况,对于客观评价现当代都市小说作家在文学史和当代文坛上的地位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都市小说的发展流变

都市的概念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出现的一种历史现象,同时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象征,是现代才产生的专有名词。当居住地的人口数增加到一定的规模,且以二、三产业人口为主要居民时,该居住地就成为都市。都市又称都会、城市,必然有大量异质性居民聚居,居民主要以非农业职业为主且具有综合功能的社会共同体,这一社会共同体具备市场功能,至少具备局部的调节功能和以法律为基础的“社会契约”功能。正因如此,都市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正如《周易?系辞》说:“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也就形成了都市文化的起源,如《金瓶梅》记载到明代中后期,小市民文化已逐渐成形,但此时影响范围不大,还不能称之为都市文化,只能成为都市文化的起源。而中国文学史上所说的现代都市文化被认为来源于西方,是在西方大都市兴起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并传播到东方的。我国都市文化的典型代表就是上海都市文化。

那么,都市文化发展出具有专指意义的都市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界定应该是什么样的呢?为此应厘清都市文化的内涵,广义的都市文化指城市的主人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都市文化是指城市的主人在城市长期的发展中培育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共同思想、价值观念、基本信念、城市精神、行为规范等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与经济、政治并列的城市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物,既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展观等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部分,也包括科技、教育、习俗、语言文字、生活方式等非意识形态的部分,这些都规范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文学评论家白烨曾经这样表述都市文学的内涵:“都市文学是指以当下时代为背景、以现代都市为场景,抒写都市生活,塑造都市新人,并揭示出一定的现代都市内在情绪和独有精神风韵的文学写作。”①也就是说,都市文学区别于传统城市题材的文学,归根结底是因为市场经济发展,给人们带来了思想观念的变化。

目前,在中国都市文学的研究方面也有一些专著问世,一般来说,在这些专著里,对都市文学的研究基本上都摆脱了作家作品论的范畴,将其上升到了文学形态论的高度,较为系统、全面地论述了都市文学的开端、发展、高潮、起伏、流变等阶段。作为都市文学重要体裁的都市小说研究,更是取得了丰硕成果,对都市小说的开端到流变也有研究专著出版。20世纪对现代都市小说的研究,往往将“五四”时期看作都市小说创作的酝酿准备期;1930年代则是创作发生高潮期;1940年代理所当然是创作落潮期,如此看来,这些专著都相当明确地揭示了中国现代都市小说发展的全过程。新中国建立后,因为文学政治功用性日趋突出,当代都市文学创作一下子萎缩了,作者和读者在新的国家政权引导下,一度将都市文学看成是落后而腐朽的,是需要接受改造的。因此,从新中国后的“十七年文学”到“文革文学”,有关“都市”的文学都显得非常羸弱,导致了1930年代已经出现的都市形象,描写都市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的消失。直到1980年代中后期,“都市”才重新成为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写作资源和环境背景被作家重新选用,1990年代至今,都市文学作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形式重新兴起并蓬勃发展。

二、中国都市小说流派及代表作家与作品

都市题材的文学创作在我国有着不短的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至1930年代,茅盾、巴金、钱钟书、张爱玲、周而复、欧阳山等都市文学作家不断出现;上海的“新感觉派”、“鸳鸯蝴蝶派”等就是那个时期海派都市文学题材的代表流派。这些新的都市题材小说在文学中表现出一种都市意识,把都市视为文明的产物,不再把都市作为一切罪恶的渊薮。反映在作品中,就是既写对城市的疏离感,也写对城市的亲和感。“从历史渊源来看,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人们在这一时期对都市还是陌生的,而这些作家以自己最得心应手的方式,展示着我国都市的迅速崛起,展示着正在形成和发展的现代化都市风采。”

1930年代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都市文学风起云涌、蓬勃发展的一个时期,主要是以京、沪两派作家群为代表,分别是:京派作家群和以老舍为代表的京城文学;上海左翼作家群和海派文学流派。京派小说作家群是指在1920年代末期到1930年代,文学的中心南移后继续留在以京、津地区为中心的北方城市的一个自由作家群,他们创作的小说文风平实淳朴,贴近底层人民的生活,在现实主义笔法的创作中融入浪漫主义的、表现主观个性的多种艺术手法。主要代表作家有沈从文、废名等。沈从文的小说《边城》《萧萧》《长河》等是较为出色的作品。老舍则将北京城的书写做到了一个极致,从他的众多作品中,读者了解了老北平的风土民俗、市井文化和街里街坊间的人情世故。老舍的作品将老北平的胡同文化和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身上的善良坚韧、谦恭有礼展现得淋漓尽致,像是为我们打开了一幅类似《清明上河图》的老北平画卷。

海派作家群的优秀代表作家有茅盾、穆时英、钱钟书、张爱玲等,“他们笔下的上海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变化,时而光怪陆离,时而世故圆滑,时而壮士扼腕、孤注一掷,时而疯狂偏执、风情万种,十里洋场和现代化金融中心的风貌无不体现了都市文学的特点”③。作为海派作家群,还包括以刘呐鸥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作家,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的上海租界“孤岛”文学作家和沦陷区文学作家。京派作家和海派作家最大的不同,似乎是京派作家笔下的人和城市,都是温情脉脉的。京派作家在感性的叙写中,有忠义礼智信,有中国传统文化提倡的精气神;作品中的人处理问题往往是在情理之中,讲究的是面子和排场,讲的是人情世故,并不怎么考虑法律应该在社会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海派文学体现的是城市发展进程中的理性和冷静,有乡村不得不给城市让步的无可奈何和黯然神伤,也有城市迫使人们放弃梦想的残酷和适应新的现代文明的妥协认同。当然,这样的脉络必然有一个文学史的变化贯穿其中,1930年代、1950年代、1980年代,我们对都市小说的理解截然不同。同样是上海,同一个地域,同样的世故练达的理智洋派的人群,在茅盾、穆时英、张爱玲、王安忆等人的笔下,都呈现出不一样的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的基本特征。茅盾写《子夜》的开篇,吴荪甫的老爷子从乡村初到上海,眼睛都看不过来了,这个十里洋场、光怪陆离的上海把他吓坏了,竟一命呜呼,与世长辞。这样的结构安排自然有作者的匠心独运:乡村的传统文明在现代化的城市文明前面不堪一击。而在京派作家沈从文笔下,生活的关注点很集中,生活节奏缓慢,与之相和谐的是环境,我们看到作家常常在作品里借助创作出的人物而怀念有着淳朴民风的古老乡村,那里仿佛是一个清净的世外桃源,是我们理想化的古老中国的代表,但同时作品中的人物又往往要为了种种理由必须留在城市生活,他们并不适应城市中人与人相处的方式,而城市恰恰与乡村的魅力形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对立面,人与人互不信任、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身心疲惫,表达了一种对都市的疏离和不满。1949年以后的“十七年时期”,都市题材写作毋庸讳言是一种被抑制的状态,农村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成为所谓的主流创作,而文学本身的艺术价值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新时期之后,文学重获生机,都市题材写作再次成为了主要的表现对象,出现了不同系列的都市小说:“伤痕小说”“改革文学”“市井小说”等。涌现出了一大批特立独行的都市文学作家,如王安忆、池莉、王朔、刘索拉、邱华栋、张欣、彭名燕等,都可以说是抒写都市题材的当代代表作家。

三、都市小说创作理念及技巧的传承

“应该说,京派、海派作家在自己创作理念上都有独树一帜之处,但是就共性而言,作为都市小说作家,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在书写都市的状态和人们生存的精神面貌,这一点在不同时期的都市文学作家那里都得到了延续和传承。”④在描写老北平的市井文化方面,老舍无疑是一个大师级作家,也是文学史上叙述北京最有成就的作家。但是,城市在发展,城市文明也在与时俱进,老舍笔下的老北平被“反右”和“文革”等社会运动给摧毁了,几乎不复存在,前些年拯救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我们颇为遗憾地发现,那些特别传统的老北京人,还有身怀绝技的老北京艺人,现在已是凤毛麟角。当代都市文学作家在表现当代北京的文学作品中必然有传承,但又与现代都市小说创作有所不同。比如,邱华栋的短篇小说《社区人》系列有60篇,内容主要表现的是生活在北京郊区社区中的中产阶层,叙述淳朴写实,但叙述技巧精湛,兼有部分变形和夸张。他在一次访谈中说自己要写那种“与生命共时空”的文字,就是说要及时地以文学的方式,将自己的生命经验和观察写下来,与个人生命体验吻合,从而呈现出一个世界性的北京,最中国的都市;呈现出快速变革时期多元、复杂、有趣、丰富的北京生活。这样的叙述方式很像对城市拍摄的一系列快照:都市表面上的繁华、青年人的感伤迷茫、时尚的场景和衣着,人们戴着形形色色的假面具生活,时间一长,已然无法辨别真假、快乐、初衷和理想,灵魂孤寂地在社区里四处游荡,却无法找到可以落足之地,字里行间的哀伤无处不在。

邱华栋很敏感地捕获着都市人情绪的流淌,他还创作了一个都市长篇小说系列,总题为“北京时间”,共四部:《白昼的消息》(又名《城市战车》)《正午的供词》《花儿与黎明》(又名《花儿花》)《教授》。这些作品可以说延续了中国现代都市小说作家林语堂、老舍等人对北京的深情与描绘方式。这四部长篇小说,将目光放在了生活在北京的各类小知识分子和文化中产阶层身上,以他们的生活变化来写目前时代的快速变化,以及外部变化带给他们自身的改变。邱华栋笔下的北京无论是城市建筑还是人们的内心世界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似乎是一个更加国际化的北京,对外来者更有包容度的北京,是异乡人依恋却又不能自由融入的“第二家园”。作家在都市环境中叙写着他所观察到的分裂与多变;书写着北京小知识分子和文化中产阶层内心所经历的震撼与裂变,他们的精神境况;书写着有些人的绝地重生、凤凰涅槃,某些人的灵魂迷失、无所适从。如果说沈从文是生活在都市里却在骨子里、精神上疏离城市,创作上体现反都市文化形态的作家,那么沉浸在城市的物质文明中,忽视了对人们精神世界探求的当代作家郭敬明等人就应该是现今时代“快餐文化”或“消费文化”的代表了。郭敬明的《小时代》系列小说看上去也是写的北京,也是生活在北京的人的生活,但是这个北京特别像是郭敬明自己的北京。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这个北京没有根基,仿若空中楼阁,不接地气,人们在这个繁华现代的大都市里看不到年轻一代的梦想和放飞的心灵,看到的是像做白日梦一样的、理直气壮的追求物质享受的女孩子,富二代、跑车、别墅、爱情、奢侈品、酒吧、时尚秀场、晚会、夜生活等让人目不暇接,这到底是谁的北京?沉浸在物质享受带来的巨大快感中的年仅20岁出头的女孩子顾里、林萧等人,有谁在关注她们的精神世界和灵魂心灵所在?如果将这些闪闪发亮的奢侈品构成的物质世界去掉,对于她们,生活的意义还剩下什么?对于读者,这样的作品最终又剩下了什么?这难道不是作家一个人的狂欢和臆造吗?而作家原本是应该自然而然背负起一定的社会使命感的,文字在反映现实生活的同时应该使人不知不觉地深思,思考各种价值和生存方式,只有这样,作品才会有生命,才有成为经典作品的可能性,而不是像色彩鲜亮的塑料花和纸花那样成为摆设,生命短得像昙花一现、流星闪过。

四、当代都市小说创作中的创新体现

都市文学创作作为当代文学的一种形式,越来越受到文学艺术界的关注,在当今加快城市化建设进程的指导思想下越来越不可避免地成为作家书写的现实题材,同时也会越来越受到读者的青睐,在当代文坛上必将显示出其独有的魅力。那么如何在这样的创作趋势和导向下营造都市文学创作的良好氛围,引导都市文学发挥其独特的价值,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都市生活中寻求结合点,进行有历史使命感的文学创作,应该是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令人欣喜的是,当前很多作家在作品的“倡”与“导”上都体现出自己严肃而认真的思考,像邱华栋、刘心武、徐坤、迟子建、毕飞宇、王安忆、池莉、严歌苓等作家都在作品中做过这方面的尝试。当下都市文学作品,应该引导和体现“现代都市的内在情绪”和“独有的精神风韵”,这应该是当下都市文学的内在气质。在城市化已经成为社会发展主要趋势的今天,都市文学创作上真正有分量的作品,也很难被人们忽视,比如徐坤的《厨房》、铁凝的《永远有多远》等曾获鲁迅文学奖;王安忆的《长恨歌》、毕飞宇的《推拿》等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这些作品都是典型的都市文学作品,是能够让读者在感知城市景观和城市的日常生活之外去进行思考的文字,是富有时代气息的民俗风情以及带有更为内在的精神风韵的都市文学作品。

很多人在比较严歌苓、王安忆和张爱玲的创作题材与写作风格之后,会找出一脉相承的某种关联,但是更应该看到她们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都市小说创作上的不同。张爱玲笔下的世故通达、圆熟冷漠的上海人,在严歌苓、王安忆的作品中也能碰到。严歌苓笔下的陆焉识往往会令读者恍惚,好像生活在张爱玲身处的传奇时代中的某一个上海人,也许是《倾城之恋》里的范柳原,也许是《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再或许是王安忆的《长恨歌》里依偎在王琦瑶身边多情的年轻老克蜡,他们摇身一变都成了《陆犯焉识》中的陆焉识。作品中的人物原本就是不同时代上海人的代表而已,因为太典型,因而似曾相识,但严歌苓和王安忆笔下的上海人无疑与时代结合得更为紧密。《长恨歌》里王琦瑶风雨飘摇的一生从荣膺“上海三小姐”开始。《陆犯焉识》中陆焉识这样一个受过非常好的东西方教育而又心软多情善变的花花公子,在农场劳改的寂寞岁月里,在一个人面对着高墙内的冰冷时光中,对一直爱着自己并总是受到自己情感伤害的妻子冯婉喻又一次迸发出了如火的、真正的可以支撑他们走过以后相濡以沫几十年岁月的爱情。

毕飞宇的作品里出现的往往是生活在城市边缘的乡下人,长篇小说《推拿》写的是一群盲人在城市里打工的情形和生活状态。这些盲人看上去是生活在城市里却依然是被边缘化的一个弱势群体,虽然他们的眼睛远离了光明,心灵却是明亮的,没有被城市巨大的生活压力所异化和扭曲,他们生活简单、耳朵灵敏、热爱城市却又感到孤独和漂泊。这是一组群像,这些盲人按摩师作为生活在城市里的都市边缘人,总是感觉自己一直在漂流着。这部作品就是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向度的表述,他们和城市逐渐融合的过程是个人成长和成熟的过程,也是城市和文明成长与完善的过程。毕飞宇作为作家,叙写的这群人的生活与沈从文等现代作家早期疏离城市、怀念乡村的表现手法有相似之处,但又远远超越了他们,将时代和社会里值得人们深思的元素恰到好处地糅合在了这些人的生活状态中,让读者看到了这群盲人精神上的“大”和视力正常人心态上的“小”。当前的网络文学、青春文学与打工文学等,也被称为都市文学类型,算是都市文学的重要元素和新的形态。这些作家年轻,无比热爱城市,又怨恨着城市给他们带来的压力和痛苦。邱华栋的小说里有这样一句话:“城市像一架绞肉机”,很形象地表明了感受着城市所带来痛苦的人们身心的疲惫,其梦想和未来也支离破碎。在大都市的高楼大厦外面、在玻璃幕墙光影投射下、在酒吧饭店的灯火通明中,读者感到在象征、变形、夸张、荒诞、意象、意识流等小说表述方式下作品中人物的焦灼与不安。

五、女性作家的都市小说创作

在当代都市文学中,王安忆、张抗抗、铁凝、池莉、徐坤、迟子建、皮皮等都是重要的女性作家代表。池莉以武汉作为她最惯常写作的一个城市,有不少佳作,她熟悉武汉、热爱武汉———当然在很多地方也厌烦武汉。在这样的情感中,池莉展开一个又一个都市里的故事,有些就像是发生在你我身上,从编织故事到叙事语言都有雅俗共赏的特点。

池莉的《来来往往》《不谈爱情》《太阳出世》等作品,便体现出了这样的特点。而徐坤的表达就更为知性,《厨房》是个非常精彩的短篇小说,表现两个成年男女在情感暧昧的临界点想法的不同,他们各自试图采取行为措施以暗暗主导、引导两个人相处的格局。男人与女人在厨房内外不过是做了顿晚饭,吃了顿有浪漫情调的晚餐,最后男人脱口而出:“天太晚了,我送你回去吧。”期间两个人无声的博弈、心理的活动都使读者带着期盼、同情、惋惜、愤懑的心情去看待女人,最后那猝不及防的狼狈、感伤和掩饰,体现出了女人的脆弱和失落。这个博弈似乎很像张爱玲《倾城之恋》里的范柳原和白流苏、《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与王娇蕊;王安忆《长恨歌》里的王琦瑶和年轻情人上海老克蜡,他们斗智斗勇,披着情感的外衣,却又精于算计,生怕自己一个不小心被战败,这哪里是爱情,有的只是都市物质世界异化之后的丑陋内心世界。

很多女性作家喜欢写城市,热爱都市文化,认同都市文化与文明,作品中也总爱表现城市氛围中的浪漫与感伤故事。而融入了作家作为独立女性思考后的都市文学作品,除了讲故事之外,应该更细腻地用灵动而幽默的文笔来表现对城市那种又爱又恨的情感宣泄,表现生活在现代都市里人们的复杂心理:向往城市生活,抗拒不了诱惑却又承担着城市生活带给个人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巨大压力。许多写作技巧纯熟的女性作家作品中描写的人物生存状态,揭示的都市意识,具备了现代理性内核和自我担当,同时,也往往会出于女性追求真善美的本能而注入一种理想主义色彩,比如刘索拉早年的小说《你别无选择》就是对传统的“乡村美、都市恶”的审美范式的颠覆⑤。现在的后起之秀笛安、张悦然、颜歌、顾湘、蒋方舟、春树、吴雪岚(笔名流潋紫)、安意如等人的创作笔法则更为年轻化,更具时尚感,创作态势正佳,至于今后她们的都市小说创作能走多远,呈现出什么样的创作面貌,还需要在城镇化建设大潮中,在都市写作空间越来越大的状况下进一步去检验。

作者:李新宇 单位:河南牧业经济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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