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政党制度形成的文化向度范文

一、“民族的”文化决定了西方政党制度在中国行不通

“民族的”文化是具有“民族的实际与特点的文化”，在对待外国文化的态度上，主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而西方政党制度根植于西方文化的土壤之中，中国应实行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不能照搬照抄他国的政党制度模式。无数前辈在探索中华民族政党政治的实践中，以血的代价向我们证明：西方政党制度在中国行不通。民国初年政党勃兴，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探索迈出了可贵的一步。资产阶级革命派借鉴西方民主政治的经验，实行竞争性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于1912年8月组成国民党，希图取得国会选举的胜利组成责任内阁制，从而限制袁世凯。然而，虽然国民党在国会议员的竞选中大获全胜，却被封建专制势力打压，付出了血的代价。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代表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派纷纷建立，他们在反对国民党的同时再次提出了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的主张。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确立了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的原则，但悍然撕毁政协决议，逼迫民盟解散，仍难逃失败的命运。至此，中国历史上两次议会政治、政党政治的实践均以失败告终。历史告诉中国人民，西方的资产阶级政党政治模式无法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土地上成长，它与中国的现实国情和所要实现的民主政治是格格不入的。每个国家的国情都不尽相同，要寻找适合自己的政党制度，全盘移植只能是种桔结枳。

二、“科学的”文化决定了我国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1］（P707）它是一种“反对武断、迷信、愚昧、无知，拥护科学真理，把真理当作自己实践的指南，提倡真能把握真理的科学与科学的思想，养成科学的生活与科学的工作方法的文化。”“科学的”文化对古代优秀文化的态度和对实践的渴求，使得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在传承和创新中国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同时，实践的证实也让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形成的根基更为牢固。

（一）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在传承和创新中国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科学的”文化，“科学的”文化对古代文化秉持着科学的理念。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创造了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对待古代文化的正确态度应是“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1］（P707），而一定的政治是受一定文化影响的产物，“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这样的传承性就要求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和合”文化作为中国优秀文化一脉相承的精华，自然也延续到新文化的精神中来，深深地浸润着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影响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形成。和，指和谐、祥和、和平；合，指融合、结合、合作。“和合”是指在允许“不同”事物之间矛盾、差异存在的先决条件下，仍可以让互不相同的事物和谐地存在于一个相依共存的统一体中，并在“和合”的过程中，汲取各个事物的长处克服自身的短处，使它们达到效益最大化，从而加速新事物的产生，推进事物不断向前发展。“和而不同”的文化精神已经成为一种稳定的民族心理结构和思维定势，作为一种情感模式、思维模式、价值模式历史性地沉淀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文化习惯中，甚至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对我们的制度选择发挥着极为深刻久远的影响。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其形成也必然与这一文化精神内在相关。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实行多党合作，强调协商、合作，反对对抗和冲突，正是受“和合”精神的影响，这种“和”并不是等同，也不是同一，而是中共和各派之间的合作。这一精神在我国政党制度的实践中也有很清楚的表现，一方面，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追求“和谐”的党际关系，另一方面，也追求各党派间的“不同”。政党间的“和而不同”，对于中国共产党“为公为民”的目的的实现更为有利。也就是说，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一方面要坚决贯彻协商民主、团结合作的精神，另一方面也要注重发展多党派之间的差异性、特殊性和多样性，真正落实“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切实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制度的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应该说，“和合”文化不仅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形成和发展的深层原因，也是保证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和深刻根基。

（二）“科学的”实践观决定了我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科学的”文化观在方法上坚持实践论，主张理论和实践相统一。马克思主义特别重视实践的重要性，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文化来说，必须通过实践的途径运用实践的方法去创造、宣传和运用先进的文化理论，科学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也正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形成的。我国之所以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是在这种科学的实践观的引导下，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总结和进步，最终确立起来的。中国各派是在不满的独裁专制统治，要求抗日、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意识觉醒，以及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理想的追求下而产生的。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侵略，民族资产阶级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实施积极的抗日政策，遭到了的反对，国民党内部分化严重。中国共产党及时看到民族资产阶级的可联合性，提出要团结中华民族所有支持抗日的各党各派各界各民族，联合抗日。为了团结各派，中国共产党主动帮助他们组织起来，通过组织协助、舆论支持和经济援助形成派自己的力量。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面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专制独裁的政策，各派产生了坚决的抵抗心理，更加倾向于中国共产党。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积极帮助各派争取合法地位和参与国事的权力，针对国民党分化瓦解民盟的阴谋，中国共产党热情帮助民盟与国民党进行斗争，使国民党妄图分化瓦解民盟以孤立共产党的阴谋遭到失败。在这些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派加深了团结，统一战线更加牢固。同时，共产党在团结派共同斗争的过程中，及时提出废止国民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方针，并且适当照顾各派的利益，尊重各派的地位，使中国共产党与各派在政治上相互信任。内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不断帮助派顺应历史的潮流，逐步从旧民主主义走向新民主主义，帮助各派不断进步，共同进行反蒋斗争，并在战争胜利后与各派合作建国。也正是在中国共产党与各派关系从对立怀疑到信任合作的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逐步确立起来。实践告诉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适合国情、顺应历史选择、在实践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科学的政党制度。

三、“大众的、民主的”文化决定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极具包容性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它是一种“反对拥护少数特权者压迫剥削大多数人、愚弄欺骗大多数人、使大多数人永远陷于黑暗与痛苦的贵族的特权者的文化，而主张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主张文化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又提高大众”。“大众的、民主的”文化的极大的包容性，也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特性的显现，也正是这种伟大的包容精神，决定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必然是包容各派的政党制度。

（一）“民主的”文化引导民族资产阶级认同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文化，因而是“民主的”。它是“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主张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辛亥革命成功后，社会文化不断进步，要使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政治制度必然要随之进步。那么，在新的“民主的”文化的引导下，中国必然要建立新的民主政治制度，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就是民主制度非常成功的新尝试。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史，使封建的等级观念、伦理原则、安于命运等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民。在极端落后的经济文化条件下，广大人民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尊孔读经的复古思想盛行，人民愚昧无知。而这正有利于中国的反动统治者维持其统治，所以他们不遗余力地长期维持这种状况。中国若想崛起，推翻封建主义的压迫，必须反对一切封建迷信思想，反对独裁压迫，提倡科学，提倡民主，实行民主政治。无数志士仁人看到了中国的落后，他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实践，以图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正式建立起来。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将当时的中国国情与西方的共和主义理论相结合，提出了民主、共和的宪政思想。同时，为了保护国民的权利，孙中山创造性地提出了“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从旧的“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的“三民主义”。但尽管如此，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宪政思想仍然由于自身的局限性而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中国始终没有走上宪政之路。历史反复证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能救中国，只有引导民族资产阶级从旧民主主义走向新民主主义，才能完成民族独立的重任。在无数志士仁人不断探索、实践、失败的反复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终于发现，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无比正确的思想理论，只有在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引下，中国才能获得民族独立，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实现民主共和国的理想。所以，民族资产阶级选择了与中国共产党一道开辟新式的民主制度。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还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坚持与各派合作，并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进一步发展完善。

（二）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极具包容性的政党制度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这里人民大众指的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文化工作者首先应明白自己的服务对象是人民大众———这个“为谁服务”的问题，这是根本性原则性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显示出新文化所具有的强大的包容性。中国共产党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倡导者，在这样一种极具包容性的文化的引导下，自身也形成了极具包容性的价值观念。这样的价值观念在政治制度的选择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包容各阶级、各阶层的政党制度，不论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雏形———三三制政权，还是到今天发展日渐成熟完善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无不具有极大的包容性。

1935年的《八一宣言》中，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多党合作的初步构想，随后，在延安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大胆尝试，将多党合作的初步构想贯彻实施。1938年，同志在《论新阶段》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反对一党主义的思想。1939年初的陕甘宁边区首届参政会上，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了著名的“三三制”原则，这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雏形。三三制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国体的具体形式，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三三制是指政权人员构成的分配比例，即在抗日民主政权中的中国共产党、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广义的三三制指的是三三制政权形态，不仅包括政权的人员构成分配状况，还包括政权产生应遵循的原则、政权的基本性质、政权的运行机制，以及它所执行的其他各项政策等。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各阶级、各阶层的广泛包容性的开端。三三制政权逐步发展，形成了成熟完善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其内涵的包容性也一直延续至今，中国共产党从未想过抛弃广大派实行。说：“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

今天，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仍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与各派亲密合作的包容各阶级、各阶层的先进分子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同各阶级、各阶层人民一起，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几方面的内涵是彼此有机联系、不可分割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也必然是顺应中国历史、契合中国文化、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选择。面对新时期文化建设的新课题和新挑战，深刻总结新民主主义文化宝贵的历史经验和丰厚的现代价值，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指导作用，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必将进一步发展完善，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加重要作用。

作者：程云庆刘诚单位：扬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