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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杂志范文

社会学杂志

社会学杂志范文第1篇

目的深入了解社区新型使用人群人口学特征,探寻可操作的社区干预途径。方法设计访谈思路,在社区招募20名新型使用者,由社会学专家完成个人深入访谈,借此了解社区新型使用人群的分布特征。结果多数新型使用者初次吸食年龄低龄化,多始于初中阶段,集中在农村地区及城镇无业人群;女性吸食者的身份较为隐匿,主要集中在性服务工作者领域,且吸食人数不在少数;吸食者职业类型或背景呈现多元化,如经商、开、性服务人群,有少部分上班族,这些人均能自己挣到毒资;吸食者从免费聚众性的“马会”走向以AA制为主的小聚会,存在单一的女性聚会群。结论在校学生、校外青少年的宣教应成为多数地区控制新型吸食人群数量的一个方向。新型社会危害性不容忽视,其背后性病、艾滋病潜在的流行形势应引起高度关注。

关键词:

社区;新型使用者;人口学特征;定性分析新

型亦称“合成”,是相对鸦片、海洛因、大麻等“传统”而言,主要指人工化学合成的致幻剂、兴奋剂等。新型滥用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和公共卫生问题[1,2],新型使用后可使用药者处于一种极度性兴奋和迷幻状态,在药物持续作用下,大多数使用者(无论男女)均会出现性亢奋状态,故极易发生群体性的性乱交和高频率无保护的滥交行为,这些高危险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他们之间经性途径感染和传播HIV的风险。受地理位置的影响,云南省是滥用和HIV/AIDS感染的高流行地区。云南省玉溪市对新型使用人群的研究提示该群体的滥用特征[3,4],为更深入了解该群体人口学分布特征,探寻可操作的社区干预途径,特在云南省玉溪市开展了社区新型使用人群人口学特征的定性调查。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由关键知情人(项目中负责接触和联系社区新型使用者的工作人员)推荐社区里善于表达、性格开朗的新型吸毒吸食者进行深入访谈,选择不同年龄、职业、背景分布的访谈对象。

1.2方法

项目负责人与社会学专家共同设计访谈思路,社会学专家完成个人深入访谈。访谈中遵循保密和无伤害原则,调查对象自主决定是否参加访谈。访谈内容包括:个人成长环境,人口迁移背景下该群体的乡缘、血缘、职业圈与城市居住分布特点;心理趋同与心理排斥担忧;对“马会”的认识;对的解读;使用后的心理和行为交流。根据最小样本量的确定原则[5],当增加新的研究对象不能收集到新的有效信息时,停止招募。

1.3质量控制

在征得调查对象同意的前提下对访谈过程进行录音,同时做好书面记录。访谈在单独的房间内进行,针对不同的调查对象,每次访谈时间1.5~2小时,访谈结束后由专业人员对访谈录音及书面记录进行整理和分析。

2结果

2.1调查对象基本人口学特征

20名调查对象中,男性11人,女性9人。多数年龄在20岁左右,最小17岁,最大52岁,平均21.94岁。文化程度1人大专,14人初中,5人小学;17人未婚,3人已婚;农民10人,无业5人,娱乐场所暗娼3人,机关干部1人,个体1人。

2.2新型吸食群体人口学特征

2.2.1女性吸食者身份较为隐匿

从被访谈者反映的情况来看,女性吸食者人数不在少数,主要集中在性服务工作者领域。“打了电话就约着出来,一般会在酒店的小时房。大多数找马妹(提供性服务的女性新型吸食者),找身边熟悉的,一般不用给钱,供她吃就行了”;“见过一个女的,瘾比较大,想吃了就会联系那些男的”;“10个有7个吃,2、3个量比较大,还有3个被逮进去了”;“为钱会陪客人吃。客人说吃吃有力气嘛,不吃就没力气,自己也耐不住,也爽。”(被访者,女,19岁,从事性服务)

2.2.2初次吸食年龄低龄化,多始于初中阶段,集中在农村地区及城镇无业人群

大部分被访者及所提到的新型使用者初次吸食的年龄呈现低龄化。“读了初一就出来社会上混了,15、16岁开始苦钱。刚去昆明时,好奇,年幼无知”(被访者现有19岁,开始吸食的时候只有13岁,刚上初一。)“那时候15岁,上初二,喊我吃的是在学校认识的朋友……第一次是在旅社里,有四个人(女的),还有朋友的男朋友总共5个人。家里人也认不得我吃,直到我被抓才知道”;“14、15岁的时候跟人家去开马会,那时候自己也没有钱。吃个年把就不想去了,认得整哪样(指提供性服务以换取吸食小马)就不想去。”(被访者20岁,为娱乐场所性服务人员)“这两年经济好点,有些小男生17、18岁连瓶水都懒得拿,进城一样都没学会,先学会了吃,从小苦没受过……幼稚,吃这个图好玩”;“有些学生也吃,吃两个‘咕噜’就可以合着去睡(指开房)。”

2.2.3吸食者职业结构类型与毒资获得方式多元化

新型吸食者职业类型或背景呈现多元化,主要集中于商人和开者、在上班者、性服务人群、传统使用者、贩毒者、赌钱者等,有少部分上班族。总体而言,“这个东西消费能力高,比较贵,有时还买不着”,因此,“有一定收入”是吸食的条件。收入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这些人或者自己经商,自己能挣到毒资,“(我)开过酒店、开过矿,都是自己挣的钱”;或者是通过开(除地下,出租房和酒店也会成为临时小赌点)收钱,“社会上的地下多了”;或者在打工获得较高收入,“他们(指在打工的人)不用在外面打工,看看场子、上上班,看哨一天就三四百”;或者坐台、当马妹,以出卖身体换取;或者“发药”(即贩毒)得到毒资;或者是有钱的嫖客,因为“女人找得多,吃了这个,找女人就厉害。”这6类人群里,有4类基本皆为男性。

2.2.4吸食者从免费聚众性的“马会”走向以AA制为主的小聚会,存在单一的女性聚会

多数被访者认为如果只是自己一个人吸,无法将兴奋点推至高处,“人越多越好玩”,因此以邀约多人聚食为乐,俗称“开马会”。马会的邀约者多为老板类型,以做东的形式轮转。“就像现在的度假山庄那样,住进去了,管吃”,一位受访者描述。近年由于打击力度加大,加之老板级人物自己在长时间吸食、的过程中,家产逐步散尽,而吸食者在长期吸毒后毒瘾增加,每次马会需要量大增,“经济原因嘛,一晚上要吃几百颗,供不起了”。马会也因此分出等级,高层次的主要是在星级酒店的“high(嗨)房”,中间层次及低层次聚会多在宾馆、酒店、歌舞厅、山庄、出租房、小旅馆、私人住所等。目前,早年“请客”、“免费吸食”的“马会”形式已经发生变化,并分出了男性、女性群体。男性在吸食后存在找马妹的可能,但女性聚群的理由较为单一,因为“有些(男的)吃了会打小姑娘,(这种情况)不多,打得还比较惨”,所以“一般是4个女的在一起吃。”大规模“马会”基本转向小群体的AA制,免费吸食变成相对固定的、有交换的聚会请客,“人家请过你,你不回请不好嘛。”

3讨论

社区新型使用人群初次吸食的年龄呈现低龄化,而且低龄化的趋势有上升势头。从访谈资料来看,初次吸食时间在初中阶段者不在少数。这一阶段的学生正处于青春期,与老师和同学的冲突或对立,以及家长疏于管理、缺乏家庭教育、价值观念偏离等,都使该阶段的学生容易在交友上走偏,特别是好奇、面子、无聊和对小马“可以让人高兴,忘记不愉快”的解读,极易使他们在慢摇吧、KTV、电子游戏厅等地方聚会的时候开始尝试吸食。被访者也认为“学生年纪小小就有吃的”,因为“太单纯了”。由于享乐心理、好奇心和对危害性的无知,社会上不少青少年在首次尝试后往往无法自拔而走上了吸毒的道路,甚至一人带动多个同学或伙伴吸毒。这与农村、城镇无业人群宣教力量薄弱、家庭管理疏松、监护人缺乏相关知识有关。一些常规性群众性教育方式能起到渲染社会气氛的作用,但对于高风险人群的宣教,如果没有专门的、面对面的、常态性的宣教,很难对社区新型的危害和防范起到强化和内化的作用。研究提示两类特殊人群需要重点关注,一是网吧游戏者,这类人以校外青少年居多,为游戏项目吸食小马提升精神兴奋度;二是在校中学生,易被身边吸毒人员误导,而中学生一旦走出校门将是一个难以掌控的群体。加强在校中学生、校外青少年的宣教应成为多数地区控制新型吸食人群数量的一个方向。同期问卷调查显示[4],吸食者农民占45.71%、无业占30.00%。可是“通常情况下,使用一次新型的消费”,58.93%的人每次消费达200元以上,如果按每人每日使用一次新型来计算,每月达到6000元的消耗。这是一个疑问,费用从何而来。因此,所谓的农民和待业青年只是常规的职业理解,指代能见阳光的职业,如干“正事”、有“工作”,因此几乎所有被访者被问到做什么工作的时候,回答如出一辙,“没干什么”“闲着”。但这两类人都有一个相对于阳光职业而言的“暗夜工作”,即在打工和为放高利贷者打工,例如为“看哨”、“看场”、“洗钱”(数钱之意)、“收钱(收债)”、“看人(盯着欠赌债者)”、“放水(放高利贷和帮助收高利贷)”等,在分析社区新型使用人群职业分布应注意。“马妹”,女性吸食者,同时作为男性吸毒者性服务提供者,其对应的服务对象分为两类,一类是正常寻找性服务的男性,一类是吸食小马者。为后者提供服务时,以小马替代服务费,男性或者邀其一起吸食,或者在吸食后找来开房。从被访谈者反映的情况来看,女性吸食者的身份较为隐蔽,“马妹”在早期只是单纯地陪客人“嗨”,进而逐渐演变为主动吸食,这时,“马妹”已从附属消费品变成一个消费者。“以卖养吸”和中间人的存在,显示女性在新型吸食人群中的特殊角色,也凸显在社区新型使用人群中性病艾滋病防治中的重要性。本文从玉溪市社区新型使用人群人口学特征角度做定性分析,所显示的女性吸食者身份较为隐匿、初次吸食者低龄化、职业结构多元化、群聚方式多样化,提示新型的社会危害性不容忽视,以及背后性病、艾滋病潜在的流行形势应引起高度关注。

参考文献

[1]刘志民.中国内地合成滥用现状、特征和危害[J].中国药物滥用防治杂志,2012,18(1):1-3.

[2]董秀平,李秀芳.新型与HIV/AIDS相关性研究进展[J].中国艾滋病性病,2010,16(6):629-631.

[3]赵金仙,高良敏,郭春园,等.515名新入所使用者使用合成情况及特征分析[J].皮肤病与性病,2012,34(1):5-7.

[4]高良敏,赵金仙,杨江华,等.云南某地区新型使用人群HIV-1感染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2013,27(11):1130-1133.[

社会学杂志范文第2篇

(一)历史社会学的特征

斯考契普认为,真正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具有如下特征:“1.它们明确基于时空维度来解释社会结构与问题;2.强调历史过程的重要性,并着重在瞬时的场景下解释结果;3.大多数的历史分析着重于行动的意义与结构背景的交叉作用,从而清晰地呈现个人生活于社会转型中意图和非意图的结构;4.强调特殊类型的社会结构与变迁模式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同其他学科相比,历史社会学具有以下鲜明特点:1.跨学科的双重属性。许多历史社会学者,在研究中倾向于把两门学科融和而不明确区分。如世界体系的形成类型研究,既有历史学色彩,又有社会学背景,却又不能简单化为彼此,只能把它归于历史社会学领域。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认为,历史社会学没有公认的一致领域,而只是社会学和历史学学科间的交叉部分而已。这个跨学科的特性,使这门交叉学科有着极大的发展潜力。2.偏重宏观研究,对微观选题也作宏观处理。历史社会学的研究题材大多是较为宏观的,如社区研究、社会流动、社会行动、社会分层等。在充分考虑各种社会因素对微观性选题的制约与影响的基础上,将其放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中,从而将宏观性内涵赋予微观性选题。3.注重比较历史研究。吴忠明认为,比较历史研究是指对两个以上历史事物的异同对比以解释事物存在与发展的各种规律的研究方法。通过这种研究方法,人们可以更为深刻、透彻地理解历史社会学的研究。4.开放性。历史社会学有关历史的理论主要来源于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学,而历史社会学在社会学领域的思想基础则是人文主义的社会学。从这一层意义来说,历史社会学本就并不是孤立封闭的,跨学科的属性同时也决定了它的开放性。5.强调“理论”普遍性的特点。马克•布洛赫曾经指出史学认识论的基本信条,他讲到:“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在笔者看来,这对于历史社会学也是适用的。因为历史社会学强调从历史研究中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而这种结论可以适用于广泛的时空范围。6.强调“以今论古”。历史社会学强调,要综合历史学、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去分析和研究历史资料,它的起始点和落脚点都是落在现代社会的,并且直接服务于现代社会,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而不断探寻具体措施。因此,和一般意义的历史学相比,历史社会学更侧重现实社会,面向时代的现实。正如古治所说的“我们只能以我们今天的心灵去思想过去;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二)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内容

历史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自身的研究内容是较为独特的。丹尼斯•史密斯在其《历史社会学的兴起》一书中明确指出,“历史社会学是对过去进行研究,目的在于探寻社会是如何运作与变迁的”,一方面,“历史社会学就其精髓而言,是理性的、批判的和富有想象力的。它追求社会自身得以变化与延续的机制,探求使一些人类抱负受阻,同时又使一些人类抱负得以实现的深层社会结构(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这是它关注的一个焦点。另一方面,“探求人们试图实现或阻碍自由、平等、公正等价值观的活动的社会前提条件与社会后果。”是历史社会学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概而言之,当前历史社会学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对于一些历史现象———通常指十几年前存在着的社会事实进行社会学的研究。2.根据社会学的方法与范畴,对于一些既定社会现象的追根溯源,并重点分析这些既定社会现象的形成原因以及它们的历史演变线索。例如,沃勒斯坦有当代世界体系的分析,即可视为这方面的典型范例。3.描述与分析历史资料并借助对历史发展的社会学分析来揭示社会规律,制定社会学理论。4.利用历史资料来检验社会学理论的正确性并制定相应的派生理论。5.研究现存历史因素对于杜会结构和社会过程是如何发生作用的。6.探讨历史元素积淀的形式与规律,这是该学科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历史社会学主要揭示社会历史结构的功能及内在联系,按有关西方学者的观点,它采取的研究方法有:应用普遍模式解释历史事件,运用概念丰富有意义的历史解释,分析历史中的因果关系。大体说来,目前运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1.资料聚合分析法。这是历史社会学的基础研究法。该方法强调对大量资料数据的聚合分析,通过把历史的和现代的同类资料连接起来进行比较分析。因此,历史社会学的基础研究就具有精细化、系统化和社会化等特点。2.历史比较分析法。这是进行社会历史分析的有效方法,主要用于探求现存历史因素的根源、规律、存在形式和方式、作用等方面的内容,以及其与当代社会进步之间的互相关系。斯考克波尔对西方社会学家经常采用的历史比较分析法进行了归纳,主要包括三种:普遍模式的比较,历史概念的比较,因果规律的比较。3.继承—扬弃法。布迪厄曾说,在现代人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中,95%的成分来源于对过去的继承。历史因素本身具有延续性的特点,而现存的历史因素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只有采用继承—扬弃的方法,才能对历史因素的价值和痈疽下正确的判断。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继承—扬弃法不是具体的一种研究方法,而是一种对现存历史元素的精神态度和以社会进步为取向的总则。

二、历史社会学存在的问题

历史社会学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它仍然存在着一些缺陷,妨碍了历史社会学学科的继续发展。

(一)学科属性不明确

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历史社会学天然的具有双重学科的优势,但这也导致了一个学科归属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其应属于历史学的范畴,也有学者认为应归于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学界颇具争议,各执一词,一直未能达成共识。而且在实际研究中,不少学者还将历史社会学与社会历史学混为一谈。历史社会学的学科属性一直不明确。而要推进历史社会学的发展,这是需要首要解决的问题。

(二)学科规范不成熟

严格说来,历史社会学迄今都没有建立完整的体系,学科规范性方面是远远不够的。在当前的研究中,人们所使用的概念方法、理论体系纷繁错落,缺乏统一和规范。就拿历史社会学的概念来说,何谓“历史社会学”,在国内外学术界就有着多种界定。

三、对中国历史社会学发展的展望

目前,国内在历史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方面还缺少深入研究。但是,这门学科的重要现实意义已经逐渐显现。它不仅有益于社会学和历史学两门学科的完善,而且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也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发展历史社会学已具备了许多有利条件,如社会学学科发展很快,高校社会学专业及社会学杂志不断发展,对外交流增多,培养了一批社会学人才;历史学学科的发达,可以为历史社会学的发展提供可供借鉴的成果和方法;对于各国文化的比较研究、综合研究,为历史社会学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而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与国际学界交流的需要,对历史社会学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基础理论研究前景

理论认识总是在总结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不断进步。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复杂问题,需要以历史学、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等多个学科角度去研究、解释。提高历史社会学理论研究水平,一方面要加强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借鉴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另一方面要紧密联系中国实际情况,将历史社会学的学术研究与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回归历史社会学服务于社会的学科根本,借此实现历史社会学的中国化。

(二)应用研究前景

一个学科的生命力与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学科对社会的贡献。历史社会学的起始点和落脚点都是落在现代社会的,强调“以今论古”,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服务,本身就是历史社会学的学科特点和优势。随着历史社会学应用性研究的深入,其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生活的影响将与日俱增。对于历史社会学这门学科的性质,特别是应用研究功能方面,应该得到进一步加强。在学科建设上,历史社会学的应用研究与理论研究应更加紧密结合,促进学科的健康发展。同时,在历史社会学理论方面,人文倾向更应进一步增强。

在结合当前社会发展实际的基础上,博集古今中外思想理论诸家之长,已成为当前理论工作者的关注热点。对于我们来说,要学习和掌握历史社会学的学科知识,服务于国家和民族发展,把来源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历史社会学理论、概念与本民族、本区域的社会现实相结合。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历史社会学的发展,同时也面临着把具有普遍性的一般概念、范畴与世界各民族、各地区的多元文化背景的比较研究相结合的重要课题,亦即当前受到普遍关注的学术“本土化”问题。

社会学杂志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养老机构;尿失禁;现状

0引言

有证据[1]证明尿失禁的发病率及严重程度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升高,不但会影响患者的身体健康,也会不同程度的影响患者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若尿失禁患者没能得到及时的治疗与护理,就会导致一系列并发症的发生,如尿路感染、皮炎、压疮等。本调查旨在了解养老机构中尿失禁患者的诊疗现状,从而能够更好地解决养老中存在的医疗卫生问题。

1资料和方法

1.1资料来源及收集。本调查采取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从北京市16个区县的养老机构中随机抽取了10个机构,共计800名老人接受了调查问卷。所有研究对象均为自愿参加调查,神志清楚,无认知功能障碍。

1.2调查方法。此次调查问卷是在国际尿失禁咨询委员会问卷简短版本(ICI-Q-SF)的基础上设计的。ICIQ-SF问卷是评价尿失禁对生活质量影响的一个简单易行的工具,可应用于不同病因、不同类型尿失禁患者。根据第三届尿失禁咨询会的意见,该问卷是评价尿失禁症状和生活质量影响的A级的问卷[2]。问卷主要包括2部分:①人群一般情况:如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户籍、文化程度等。②尿失禁的相关情况:是否听过尿失禁的疾病名称;对UI的常见症状(漏尿、尿急、急迫性尿失禁、排尿困难等)的认识情况;UI的诊疗情况。为保证数据可靠性,对所有调查员均为我院医师,并进行了统一培训,现场进行问卷调查,双人负责数据处理及核对,发放问卷800份,回收有效问卷800份。

1.3统计学分析。全部资料采用SPSS17.0软件包处理数据并进行统计分析,人群社会学资料应用均数、标准差、百分数进行比较分析,定性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检验水准a=0.05。

2结果

2.1养老机构尿失禁的患病情况。800位老人年龄平均(74.45±6.63)岁;体重平均(68.32±7.39)kg;身高平均(156.23±7.45)cm。尿失禁的患病率为56.1%(449/800)。其中男性为49.7%(165/332),女性为60.7%(284/468)。

2.2养老机构尿失禁的知晓情况。38.4%的人听说过尿失禁,男性知晓率为33.7%,女性为41.7%。尿失禁患者知晓率43.8%,非尿失禁患者知晓率30.2%,详细见表1。2.3养老机构尿失禁的诊治现状。449例尿失禁患者中仅有32例(7.1%)有医院就诊经历,其中有30例(6.7%)接受过正规治疗且均认为治疗效果欠佳。

3讨论

目前关于尿失禁的研究较多,发病率从11.3%-42.5%不等[3]。但针对养老机构中老人尿失禁的研究相对较少。有文献报道,养老机构中尿失禁的发生率为38.0%-77%。此次调查得出的结果是56.1%,与报道相符。高于社区人群的尿失禁发病率,而知晓率为较低,为38.4%,考虑主要因为养老机构多为老人,文化程度低,知识面窄,接受宣教的机会少,从而导致对UI相关防止知识缺乏[4-5]。就诊率也较低,为7.1%,葛静等调查显示,尿失禁老年患者多由于下列原因导致他们就诊意识淡薄,如:①老年人普遍认为年纪大了,各器官的功能都在衰退,尿失禁是自然表现,无需治疗;②老年人受多种疾病的困扰,如同时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相对而言UI“不算病”,没有精力顾及;③听说治疗效果差,自己不愿再去尝试;④退休后收入很低,负担不起医药费;⑤想去就诊,但是不知道去哪里就诊;⑥感到尴尬,不好意思对任何人提起。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多,国家将大力发展养老机构建设,由于养老机构多以老人为主,也预示着越来越多的尿失禁老人需要预防治疗等相关知识。UI不但影响到老人身体健康,也会不同程度对老人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造成影响。此次调查发现养老机构的尿失禁发病率较高,就诊率较低,也充分说明了健康宣教工作的不足。如果,能在养老事业中加大这方面的宣教,更关注养老机构中尿失禁患者的生活现状,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将会对我国老年卫生保健事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高茂龙,王静,王进堂,等.北京市社区老年人尿失禁患病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实用老年医学,2014(3):230-232.

[2]陈泽波,来永庆,曹群朵,等.ICIQ-SF问卷中文版与尿动力学检查的相关性研究[J].现代泌尿外科杂志,2011,16(5):403-405.

[3]张英,陈雪萍,陈一莉.社区老年人尿失禁患病率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老年学,2017(20):5160-5162.

[4]段春波,石婧,刘雪荣,等.农村老年人尿失禁治疗情况和疾病负担研究[J].中华老年医学杂志,2012,31(1):73-75.

社会学杂志范文第4篇

随着整体护理的广泛开展,美学与护理学的联系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认识护士审美教育和素养的重要性,将其运用到护理过程中,有助于护士理想人格的形成,造就融知识、技能和人文素养为一体的优秀护理工作者。

关键词:

审美教育;审美素养;护理;应用

美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特质,也是展现人们内在文明和外在形象、修养的重要形式[1]。目前,随着整体护理的广泛开展,美学与护理的联系越来越引起护理人员和患者的重视[2]。护理工作作为一门特殊专业,它不仅需要护理人员具备很强的护理专业知识与技能,还要有爱心、责任心、耐心、良心,同时还要有高尚的道德素养和美学修养[3]。因此,将美的形象、美的品格、美的心灵、美的语言运用到护理工作中与护理内容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使护理工作更美更赏心悦目,使患者在得到治疗的同时享受满意的服务,得到精神和心理上的满足与平衡。所以,护士的审美教育和素养在临床护理中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1加强护士审美教育和素养的意义

审美教育适应人类(包括病人)对美的渴望和追求。审美教育是整体护理对提高护士素质的内在要求。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要求护士在整体护理过程中综合运用护理专业知识技术以及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伦理学、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对病人进行心身全方位护理,为病人提供全方位高质量的医疗护理服务,对护士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因此,提高护士审美教育和素养,将美学应用到护理实践中对于提高护理水平和质量,促进患者康复有重要意义。

2审美教育和素养在护理工作中的应用

护理美学在临床护理工作中得到广泛应用,加强对护士的审美教育和素质培养,通过对体态、语言、心理、技术塑造建立良好的专业护士形象,在护理过程中展现出职业美、细节美,为患者提供全方位、个体化、舒适的护理,改善护患关系,从而提高护理质量。

2.1注重培养护士的心灵美。内在美的核心是心灵美。心灵美一般是指理想信念、美德情操、文化修养等方面的美。护士的心灵美是做好护理工作的首要前提,这要求护士必须热爱护理事业,有救死扶伤、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和勤奋学习、博学上进的精神。

2.2注重护士的服饰着装审美素养。护理职业要求护士服装整洁、仪表端庄大方。这不仅凝洁了护士的自信、骄傲和希望,也是在病人面前树立崇高威信的重要条件。因此,护士的服饰打扮必须从工作性质和实际需要出发,否则将会化美为丑。

2.3加强护士的语言审美素养。语言不仅是人们交际的工具,而且是影响疾病治疗康复的一种因素。因此,护理人员首先要使用礼貌语言,如:您好、请问、对不起、谢谢等。其次,护士在与患者交谈时要面带笑容、表情和蔼可亲、态度温良谦虚、谈吐文雅有度、音量不易过度、频率不易过快。注意认真倾听并予以鼓励和安慰。柔和悦耳的交谈对患者来说是一种精神享受和完美的心灵安抚,它有利于消除紧张情绪,起到心理护理与心理治疗的作用。

2.4加强护士的举止行为审美素养。护士的举止行为审美素养表现在走、站、坐及各种操作均要准确、优美、保持节律。比如,要站得直、收腹挺胸、目视集中;工作中须做到四轻,即说话、走路、关门、操作轻。这样,既体现护士严谨的工作作风,同时又给人以美感,有利于陶冶病人的情操,使病人在舒畅、愉悦的状态中接受治疗,恢复康复。

2.5营造美的护理环境。护理环境主要是指与患者的情感、情绪、治疗和康复相关的环境因素。优美舒适的修养环境,有利于患者的身心康复,因此护士不仅对病房的布置应力求做到整洁、美观、舒适和温馨,还要为患者营造心理上的美感。注意颜色、声音、光线的调节,使环境既协调统一,又富于变化,排解患者心中的孤寂和消沉,提高生活的情趣和乐趣。

3提高审美教育和素养在护理实践中的方法

提高自我培养审美修养的意识。审美修养是护士完美自身的必修课程,它既是渐进的,又是主动追求的,必须靠护士的主动探索。如果没有自觉的审美追求,就是处在审美世界中,也难以达到一定的审美境界,所以护士要提高审美修养必须有高度的自觉性,并为之付出不懈的努力。

综上,南丁格尔说:“护理是最精细的艺术”[4]。在护理工作中,护士充分发挥自身审美修养,将美的形象、美的语言、美的行为、美的心灵运用到护理工作中,使护理活动的发展始终伴随着美,以维护患者的整体健康为美,以实施有效的护理方法为美,以尊重患者自主性为美,以展现自身良好职业道德为美,从而构建一个和谐的医疗环境和氛围,将美和爱无私地奉献给护理事业。

参考文献

[1]熊建萍.浅谈护理美学[J].中华现代护理学杂志,2012,3(5):103-104.

[2]张麟,于锡霞,赵新国,等.提升护士审美修养的意义[J].医学信息(下旬刊)2010,23(9):203.

[3]樊玉环,陈丽霞,赵桂珍.浅谈护理美学在整体护理中的应用[J].中国医学工程,2011(3):181-182.

社会学杂志范文第5篇

关键词:医学生;学习倦怠;影响因素

目前的高校教育研究表明,当代大学生中出现了普遍的学习倦态情况,而医学生作为面临着更加繁重的学习任务和更大心理压力的群体,同样有着较为严重的学习倦怠问题。学习倦怠来源于职业倦怠的研究,目前未形成一直的概念,多数学者认为学习倦怠是指学生对学业持负面态度的一种现象,一种身心俱疲的心理状态。连榕学者等将学习倦怠分为情绪低落、行为不当和成就感低三个维度。[1]医学生产生学习倦怠不仅会影响其专业素养的提高,还是间接诱发医学生出现各类心理疾病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综合探讨医学生的学习倦怠问题对于改善医学生的专业学习以及身心健康具有一定教育意义。

1医学生学习倦怠现状

1.1医学生学习倦怠的总体情况

医学生的学习倦怠情况具有一般大学生学习倦怠情况的共性更具有其医学专业的特性。“医学生学习没有积极性、逃课、不听课”的现象经常发生。一项对医学生学习情况的调查显示:医学生逃课率高达37.2%,专业课逃课率为13.8%,至于公共课的逃课率达到61%以上,选修课逃课率在58%左右。另有数据表明,医学生网络成瘾倾向者达24.1%,他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网络上聊天、打网络游戏,甚至彻夜不眠,导致经常旷课,学业严重落后。另一项对医学生考试焦虑的调查显示,医科学生考试焦虑得分高达13.49,显著高于理科得分3.63、文科得分3.34。[2]研究表明,医学生在总体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学习倦怠,属于中等倦怠水平,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医学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学习倦怠现象。从连榕的学习倦怠3个维度看,行为不当得分最高,其次是成就感低和情绪低落。行为不当常表现为学生迟到、早退、逃课,逃避课堂作业等厌学,缺乏学习积极性等行为特性上;成就感低常反映为学生对自己学习能力的正确认知及不恰当评估,如评估过低或缺乏成功体验;情绪低落反映为学生在处理学习问题的过程中表现出的沮丧、低落、兴趣低下。吴红顺认为造成医学生学习倦怠呈中等水平的原因在于就业形势严峻、医患关系紧张、学习强度大、学习回报低等。[3]

1.2中、西医学生学习倦怠差异

研究发现中医学生学习倦怠的程度比西医学生严重。[4]一方面,中医和西医两者的学科性质不同,思维模式不同。西医的思维模式是分析观,学科的内容相对具体,学习方法同高中的学习类似,因此学习的内容更易理解。中医的思维模式是整体观,所学内容抽象,模糊,难度较大,再加中医学生上大学以前所形成的思维模式较少涉及到中医模式,以致中医学生难以找到学习的切入点和调整学习的方法,使学习很吃力。同时,中医学生要兼顾学习中医知识和西医知识,更加重了学习的负担;另一方面,目前社会上对西医的评价和需求普遍比中医高,西医学生的就业面广、就业形势优于中医学生,这也导致中医学生对自己所学的专业没有信心,担心自己未来的就业而影响学习动力。

1.3医学生学习倦怠的性别差异

研究发现,医学生中男生的学习倦怠感较女生更重。[5]主要原因有三:第一,我国社会自古以来存在的对男生的刻板印象——男生应该在能力和成就等方面强于女生,使男生较女生有更大的学习压力,更易产生学习抵触情绪;第二,医学生需要记忆的医学知识内容繁多,而女生记忆力普遍比男生强且女生在学习上更愿意吃苦,[6]故女生较男生更适应医学的学习内容和方法,学习更加得心应手;第三,男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和学习目标总体低于女生,男生较女生的学习动力不足。

1.4医学生学习倦怠的年级差异

研究发现医学生的学习倦怠有随年级升高而增加的趋势。这可能是由于大一新生对大学充满新鲜感,对学校管理和教学等具有较多期望和要求;同时大一阶段基础学科内容相对简单且少,因此学生学习的成就感较强,受挫率低;但随着年级增加,医学生逐渐发现医学学习的成果和效率降低,学习了一两年也感觉没记得多少知识,关于诊断、看病、给处方等能力仍然薄弱,同时与专业科目相关的繁重课业压力还在不断增加,这常常造成医学生挫败感的极具上升和学习兴趣的极大减退。

2医学生学习倦怠的影响因素

2.1医学生的专业压力较大

医学生的专业压力指的是医学专业本身的学习难度较大、学制较长、学习回报慢和低、医学生毕业后的后续规培、深造漫长,时间和经济成本很高等因素,这些因素会导致医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较低和学习压力大等负面影响。

2.1.1医学专业培养的特性医学专业具有特殊性及职业定向性。医学生学制一般为5年,需要学习的专业课(包括理论课和实践课)多达30余门,长期繁重的学习任务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医学生自由发展和自主活动的时间。另外,医学生的学习形式较为单调和枯燥——以记忆为主,使医学生的学习生活沉闷而缺乏活力。医学院院较为传统的医学教育模式过分注重医学生的专业知识而忽视人文素养、心理素质等综合能力的培养,许多医学院校开设的人文社会学科课程较少或学习要求不高,一方面远不能满足医学生各方面的需求,另一方面,不足以引起医学生的对培养综合素质能力的重视。以上因素都可能导致医学生的学习倦怠感的产生和加重。

2.1.2医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较低学业自我效能感一种学生相信自己的学习能力并能够完成某项学习任或活动务的能力。现有研究发现,医学生学习倦怠水平与其学业自我效能感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医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其学习倦怠有显著的预测作用。[8]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指出:当个体的目标是清楚的,行为水平是可辨认的,这时对自我效能的知觉往往能有效的影响行为的表现。即学生的学习目标和学习行为水平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倦怠程度。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越强,有越明确的学习目标和能够制定越可行的学习计划,保持越高的学习积极性,对自己的学习能力的评估上有越强的自信,从而学习倦怠程度越低。

2.1.3医学生的学习压力较大医学生相较于其他专业普遍存在学习压力大,学业负荷重的特点,使得医学生容易长期处于紧张和焦虑之中,易感到沮丧低落的情绪。有研究表明医学生学习倦怠与学习压力呈正相关关系,即学习压力越大,医学生学习倦怠感越重。[5]另外,学习成绩的高低与奖学金等评优活动及保研资格等息息相关,使得医学生将考试看得过为重要,也加重了学习压力,造成心理负担,产生学习倦怠感。

2.2医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影响

2.2.1医学生的情绪智力较低国内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医学生的情绪智力显著低于大学生总体水平。[9]同时,对医学生学习倦怠和情绪智力的研究表明,医学院校学生普遍存在学习倦怠,并与其情绪智力存在负相关。[10]情绪智力是指“个体感知自身以及他人情绪、理解情绪以及管理自身、他人情绪的能力”。[11]情绪智力与许多积极组织结果相关,对工作业绩具有促进作用,能改善人际交往能力和生活满意度。Goleman[12]认为,高情绪智力个体往往能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更善于处理生活中出现的问题,从而减少由此耗损的精力资源,而精力资源耗损导致的情绪衰竭正是造成学习倦怠的重要原因。

2.2.2医学生的人际互动与社会支持较少由于医学生面临较大的学业压力,需要花大部分时间精力在学业上,相应用于人际交往的精力较少,人际交往的兴趣也较弱,而人际互动行为的减少也会直接导致医学生的社会支持降低。社会支持通常是指一定的社会网络(包括家人、朋友等)运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对个体进行帮助和支持的总称。有研究表明,个体在社会交往中体验到的沮丧、失败、痛苦、挫折、厌恶等情绪,也可能引起逃避学习的倦怠行为。[13]而学习倦怠与社会支持呈显著负相关,[14]即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少,个体应对学习行为的能力就会降低,因此不能较好地应对学习中遇到的各种磨难与挫折,学习倦怠程度越严重。

2.3医学生和医学专业受社会不良因素影响

目前国内的医疗就业环境普遍存在制度不健全、医患矛盾突出等问题。医患纠纷频频见诸媒体,医闹、伤医案、杀医案时有发生,医生最基本的从业安全保障缺失。医疗环境的破坏、恶化,极大程度上降低了医生的认同感、成就感和职业荣誉感。此外,医生职业的高投入和低回报、紊乱的作息、超负荷工作等带来的巨大的精神压力,使医生“医不自医”。这些负面因素随时围绕在医学生的学习生活中,使得医学生在面对未来的职业道路时信心不足,降低医学生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期望,以致他们对当下的医学学习的动力逐渐衰减,学习倦怠感逐渐加重。

3缓解医学生学习倦怠状况的教育对策

3.1加强医学专业教育和优化课程设置

一方面,高校应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潮流,加强医学职业教育,通过对本专业的发展历史与前景分析,巩固思想,增强学生的专业认同,帮助医学生明确发展目标;通过提高医学生职业使命感和职业道德教育等措施来提高医学生对医学的热爱与崇敬。此外,注重优化课程设置,除了需重视专业课程外,还需加强人文素质和心理素质的培养。以学生为中心,根据各专业特点和社会需求,调整教学模式,改进教学安排,结合多媒体技术和网络资源,使课程有趣化和先进化,以提高医学生学习兴趣。最后,合理规划专业课程在各年级的分布,避免专业课程的数量和难度剧增,以帮助学生较平缓渐进地开展学习。

3.2加强医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以缓解学业压力

高校可以通过开展心理健康讲座、团体心理辅导、个别心理辅导、拓展训练等来丰富心理辅导形式,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寻求帮助,正确面对学业压力,掌握适当的应对策略;教育家长应经常了解孩子的学习生活状况和心理健康状况,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给予孩子足够的关爱、支持及适当的成长空间等;同时,注重对医学生情绪调节能力的培养,提高医学生应对消极心理和情绪的能力,培养积极乐观的生活,引导医学生塑造坚强的意志力和培养良好的情绪掌控力。

3.3规范就业机制和加大对医疗行业的投入

国家应根据我国基本国情和现实矛盾从社会大环境来积极营造良好的医疗氛围,从建设晚上法律制度、制定普济民生的政策、媒体舆论环境、医疗资源等多个层面,让医生的社会价值得以实现和个人尊严得以捍卫。比如,加大对医疗行业的投入力度和规范化,使医生能获得与其人力资本投入和所付出劳动相称的薪酬待遇及生命安全的保障。此外社会应当为医学生提供良好的就业市场制度与就业环境,建立公正、公平的就业竞争机制和在医疗卫生事业方面提供广泛的正能量,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从而帮助医学生提高对学习意义的认识,增强医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和自觉性及医学生的专业信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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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唐文清,范会勇.大学生学习倦怠及其对策[J].南方论刊,2007.19(5):100-101.

社会学杂志范文第6篇

对教参关于《皇帝的新装》主题解读的质疑早已有之。刘兴伦在《人性的悲哀———〈皇帝的新装〉主题新解》一文中提出:“对其主题的解读,人教社的教材、教参,都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强调其政治批判性”,“这种单一化的阐释,淡化甚至忽视了文章其他文化底蕴的开掘”,并认为应在多元化解读理论支撑下,“在政治批判意义的基础之外,解读出对人性的弱点———虚伪进行批判的新意义”,并进一步阐释了虚伪作为人性弱点的理由———“贪图虚荣是人类普遍存在的性格弱点,不仅‘统治阶级’有,‘被统治阶级’也有”。

①我认同刘老师解读出的新意义,但不赞同其“在政治批判意义的基础之外,解读出对人性的弱点”的观点或者说表述:把“政治批判意义”的解读作为“人性”意义解读的基础。因为人性和阶级性这两个概念的哲理属性孰强孰弱不言而喻。同时按照多元解读理论,我认为《皇帝的新装》除揭示了“虚伪”这一人性弱点外,另一个超越阶级属性的人性弱点———盲从,也是其揭示的重要哲理内涵。盲从是指对权威的盲目服从,对经验或规则的盲目认可,“其特点是缺乏主观见解,盲目随从,不问是非,不辨真假地随和、追随别人”(《中国伦理学百科全书》)。故事里,皇帝因过度迷恋服装而盲从了骗子编造的极端荒谬的法则———“任何不称职的或者愚蠢得不可救药的人,都看不见这衣服”;大臣因为慑服于皇帝及其首肯的一切而盲从了那条荒谬法则,并为了掩饰自己必然会被那条法则检验出问题而开始撒谎;皇帝在众多谎言面前,难以勇敢发出质疑,进一步陷入盲从的深渊,并跟大臣一样为了掩饰自己不可避免地会被那条法则检验出问题而撒谎;当皇帝大臣对荒谬法则的盲从不断得到强化,谎言便像一阵风一样席卷了整个城市,市民们在没有怀疑或来不及怀疑的情形下同样选择了盲从,他们也与皇帝大臣一样为掩饰自己必然被那条法则检验出问题而撒谎。于是,全城陷入谎言和盲从的漩涡,每个人都心存疑惑却又故作淡定地颠倒黑白,闹剧就此上演:豁出去的皇帝裸身游行,大臣、市民对根本不存在的皇帝新装抽象而空洞地大加赞美,直到小孩子将大家心中的疑惑说出,所有人的伪装和淡定才瞬间被击破。可见,这个故事的精彩和深刻之处,不在于体态富贵的皇帝的华丽裸身所带来的笑点,而在于它要引领我们去思考一个相当严肃的问题:为什么几乎全国人民都在盲从一个荒谬法则(这一幕与“”何其相似)?或者说,盲从的根源究竟是什么以及怎么来减少甚至杜绝盲从?

我们在深究盲从根源的时候,自然可探讨到诸如阶级(层)性等问题。但需强调的是,这里的阶级(层)性等问题也不应仅仅局限于对统治阶级(层)的审视和批判,否则又会陷入狭隘的阶级分析之中。在《皇帝的新装》的盲从阵容中,不同阶层、不同人群自有不同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差异性加强了盲从的层次感。皇帝的问题,是只理衣冠不理朝政,因而不假思索地首肯了那条荒谬的法则。蒲松龄在《促织》结语中说:“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可见,话语权把握者不宜随性而为,主观专断,否则很可能出现始料未及的失控局面。大臣的问题是为了证明自己没有被那条荒谬法则检验出问题而撒谎,从而以帮凶的姿态“强有力地”证明了那条荒谬法则的正确性。市民的问题是他们为了证明自己跟皇帝大臣一样也没有被那条荒谬法则检验出问题而跟着撒起谎来。看上去,不同阶层的盲从问题虽然各有不同,但大家的问题实质上都出在不得不撒谎上,出在明明有疑问却不去深究的问题上。故事里几乎所有人都曾纠结过,他们怀疑自己的眼睛,怀疑自己的智慧和忠诚,但统统没有怀疑过那条荒谬的法则。其实,要走出盲从旋涡只需一点点儿怀疑并深究那一点点儿怀疑就可以了。事实上在整个盲从过程中,大家一直都有疑惑:小孩的话很快得到响应,就充分证明大家内心深处始终是疑惑着的,只是迫于形势和氛围,不敢说出来罢了。

社会学杂志范文第7篇

芝加哥社会学系创办于1892年,首任系主任为斯莫尔(AlbionWoodburySmall,1854-1926)。斯莫尔早年在科尔比学院(ColbyCollege)主修神学,1876年研究生毕业,其后3年他在柏林和莱比锡主修历史学,1879年他从德国返回美国,进入著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深造并于1889年获得博士学位。1889年至1892年斯莫尔任科尔比学院教授并出任校长,此间他对社会学产生兴趣,出版《社会学导论》(AnIn-troductiontotheScienceofSociology)。1890年芝加哥大学校长哈伯会见斯莫尔,希望他加盟到新创办的芝加哥大学,斯莫尔建议哈伯组建社会学系,这一建议得到采纳。斯莫尔于1892年成为新创办的社会学系教授并出任系主任,直到1925年他从这个职位上退休。他的主要著作包括《普通社会学》(GeneralSociology,1905)和《社会学的起源》(OriginsofSociol-ogy,1924)。斯莫尔的学术贡献主要在于让美国社会学界开始关注德国的社会学成就,他同时也是《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的创办者(1895年创办),他在学术的独创性方面成就有限,法里斯在《芝加哥社会学》一书中评价说:“除了自己的学生外,很少有社会学家认为斯莫尔的学说是有用的,当他退休后,他的作品仅仅被少数对社会学发展感兴趣的人所阅读。”但是法里斯也承认斯莫尔对社会学系的建设贡献很大,应当受到人们的尊重。事实上,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创立使美国社会学向前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于19世纪的欧洲,学术界,斯宾塞、塔尔德、涂尔干、齐美尔等人对社会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美国学者直到19世纪的最后几年才开始涉足社会学,主要学者包括沃德(Lester.Ward,1841-1913)、萨勒(WilliamGrahamSumner)、吉丁斯(Franklin.Gid-dings,1855-1931)以及罗斯(EdwardA.Ross,1866-1951)等。这些学者充满个性和自信,雄心勃勃,试图在社会学领域取得领先地位。然而,摆在美国社会学建设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其中之一就是社会学发展的体制化,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创办大大刺激了美国其他大学社会学发展的步伐,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建成后的一两年内,哥伦比亚大学、堪萨斯大学和密歇根大学都先后创办了社会学系。不久耶鲁大学、布朗大学也先后开办了社会学系。十几年后,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以及加利福利亚大学也先后开办了社会学系[8]。

一般来说,学派形成的标志主要包括在某一学术领域出现了若干领军的学术领袖,有一批志趣相投的学术追随者,有相对固定的研究机构和平台,有比较充沛的学术研究经费来源,能够就某些共同的领域开展有效研究并取得相当的学术成就,此外,研究者采用比较相似的研究方法并有着类似的表达风格。对照这些标准,很难说早期芝加哥社会学派是一个成熟的学术流派。但是,芝加哥大学建校之初确实出现了一批为美国社会学建设添砖铺瓦,影响卓著的人物,这些人物不仅仅来自社会学系,同时也来自哲学系,他们是哲学系的杜威和米德。杜威和米德虽然不属于社会学系,但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以及心理学理论对美国早期社会学的影响极其深远,他们不仅是芝加哥哲学学派的领军人物,同时也是芝加哥社会学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另一位被视为早期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先驱人物的是库利,库利终生执教于密歇根大学,但因其学术思想与杜威、米德等人的相互承继、相互影响,也因为库利与杜威、米德曾经互为师生、共同执教于密歇根大学,学术界将库利也归入到早期芝加哥社会学派。当然早期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主要力量在社会学系。法里斯如此描述当时社会学系创基者所面临的紧迫局势,他说:“当1892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成立的时候,沃德、萨姆纳、斯宾塞以及吉丁斯的声音主导着美国社会学界,涂尔干代表着国外社会学界的声音,芝加哥大学没有其他任何部门提供社会学方面的培训。因此,未来将要创造什么样的社会学,未来的使命究竟如何,一切都不甚明了。”社会学系系徽的图案设计成一只绝美的凤凰从烈火中飞腾而出,寓意着让科学辉耀人生,徽碑下方篆刻如诗的格言:探索和发展。在芝加哥社会学派的诸位奠基者中,如果说斯莫尔的主要学术贡献是把德国社会学思想介绍到了美国的话,那么,文森特、亨德森以及托马斯等人则在各自领域对社会学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其中托马斯的贡献尤大。

托马斯(1863-1947)出生于弗吉利亚州拉赛尔乡(RussellCounty)的一个农庄,1884年毕业于田纳西大学(UniversityofTennessee),主修文学和古典,1886年成为该校第一位博士毕业生并留校讲授自然史和希腊文学。1888至1889年他在德国伯林和莱比锡继续求学,专攻心理学和民族学,这段研究经历极大改变了他的思想方向。1889年他返回美国并在奥伯林学院(OberlinCollege)讲授英语,期间通过阅读斯宾塞的作品对社会学产生兴趣。1893年在他30岁的时候,他前往芝加哥大学注册成为该校的研究生,并于1896年获得他的第二个博士学位。1895年起他成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讲师,1910年成为全职教授。1918年因涉及一桩丑闻,被迫离开了芝加哥大学前往纽约继续从事美国化研究工作,1923年起他开始在新社会研究学院(NewSchoolforSocialResearch)担任教职,也间断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授课。1927年托马斯当选为美国社会学学会(AmericanSociologicalSociety)主席,1942年在伯克利(Berkeley,Califorria)退休。托马斯是芝加哥学派主要成员中研究成果最多、学术思想最丰富的学者。法里斯在《芝加哥学派》一书中这样评价托马斯:“他是一个充满力量、精力充沛、富有创新精神,而且成果丰富的人,因为他不受陈规限制,追求完美。他能够超越任何学术禁锢,他对美国社会学的贡献比他在早期芝加哥大学的任何同僚都要大。”他的主要作品包括:《社会起源导论》(SouceBookforSocialOrigins,1909),《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与兹纳涅茨基合著,1818-1920)、《野性女孩》(UnadjustedGirl,1923)以及《原始行为》(PrimitiveBeharior,1937)等。托马斯在其作品中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失序(Socialdisorganization)、情境定义(definitionofthesituation)以及生活秩序(life-or-ganization)等理论和概念,他的“四项基本欲望”理论在20世纪20年代也颇为流行。托马斯对于社会学的贡献首先在于他较早摆脱了传统社会学在个人与社会发展解释上的生物学观点,而代之以历史分析和现实分析的观点。刘易斯和史密斯在《美国社会学和实用主义》一书中如此评论道“:尽管托马斯因为他的作品而被人们铭记,但是人们忘记了他是以一个纯粹的生物社会学家开始他的职业生涯的。”

欧洲社会学深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以生物学观点解释个人与社会发展已经成为欧洲社会学学术传统,其中,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学说是典型代表。托马斯早年求学于德国,沉迷于斯宾塞,一段时间中他也深受欧洲这一社会学传统的影响。例如,在早期的一些作品中,托马斯认为男人天生就是一种偏爱流浪、攻击和狩猎的动物他认为冲动衰退是一种病态,而农业和定居这类生活方式会使人类器官退化;他认为男人在形态上的发展比女人更重要,异族通婚源于男性寻求更多陌生妇女的愿望;他认为人类对食物和性的追求是人类生存中最主要的驱动力,他将社会看作是一种纯粹的生物环境。上述观点体现在他的博士论文《论性代谢的差异》(OnaDifferenceoftheMetabolismoftheSexes)中,他博士论文首页就写明:“一个日益明显的事实是,一切社会事实都源于生理现象。”但是当他1907年出版《性与社会:性别的社会心理研究》(SexandSociety:StudiesintheSocialPsychologyofSex)时,他的情况却开始出现了变化,他在解释人类行为方面开始摆脱生物决定论的影响。此后,托马斯提出了态度价值以及情境定义等重要概念,既反对社会决定论,也反对心理还原主义,而是强调人与社会环境的互相作用和相互影响。

托马斯对社会学的贡献还体现在开创了社会学研究的文化人类学传统。文化人类学发源于欧洲,这是一门从人的角度出发研究文化的科学,至19世纪末期文化人类学已经相当成熟,大师级的学术人物和学术著作均已出现,如英国弗雷泽的《金枝》,泰勒的《原始文化》等。事实上,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全称为“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系”,直到1929年文化人类学才成为该校一个单独的部门。托马斯研究的课题主要集中在性别种族、社会人格以及文化差异、文化同化等方面。例如,他在1909年出版的重要著作《社会起源导论》中对种族智力存在差异的观点提出了尖锐批评,这一立场和观点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名人类学家博厄斯(FanzBoas)的观点十分接近。在其1937年出版的《原始行为》一书中,他以收集到的谚语等材料说明各种族不同的智力天赋,揭示古代民族的思维方式。托马斯的研究领域显然与芝加哥社会学系其他早期同仁的研究领域不太相同。例如亨德森(CharliesHenderson)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慈善机构、劳工问题以及社会保险等方面。与其他同仁相比,托马斯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题材与欧洲文化人类学研究更为接近。

事实上,正是托马斯开启了社会学芝加哥学派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传统,在20世纪前后几十年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在托马斯的影响下,一批学者纷纷走上了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研究方向,在这一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这些人物包括斯塔尔(FrederickStarr),法里斯(EllsworthFaris),林顿(RalphLinton)以及萨丕尔(EdwardSapir)和科尔(FayCooperCole,1929年成为分离出去的文化人类学系首届主任)等。托马斯对社会学最为重要的贡献恐怕在于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将经验主义理念和方法应用于社会学研究,开启了芝加哥社会学派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研究方向。詹姆斯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影响了整个芝加哥学派的发展,为芝加哥学派提供了哲学基础和研究方法,但是真正将这一思想和方法应用于具体的社会学研究,并取得最初一批研究成果的却是托马斯。在这方面划时代的巨作就是《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这一巨作由托马斯与波兰学者兹纳涅茨基(FlorianZnaniecki,1882-1958)合作完成,于1918至1920年出版。马丁•布鲁默认为这套书的出版标志着社会学从抽象理论和学院式研究的传统转移到更切合实际的经验研究方向。

托马斯早期一些作品抽象思辨色彩比较浓厚,但是从《社会起源导论》起,他的作品中经验材料明显增多。《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则被视为经验描述与理论概括的典范之作,这部著作的研究对象是当时身处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主要是当时美国的波兰移民)。他利用捐赠人提供的五万美元研究经费在1809年至1913年间走遍欧洲许多国家,进行走访调查。1913年在他最后一次访问华沙时,他认识了当时供职于波兰移民保护局的兹纳涅茨基博士,后者很快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以及合作者。在国内外旅行中,托马斯广泛收集来自波兰农民群体的书信、有关新闻报道数据、庭审记录、祷文、小册子等材料,以作为自己研究的第一手资料。这些材料的大部分来自美国国内,托马斯通过在报纸刊登广告有偿阅读的方式获得这些信件。移民是当时美国社会乃至世界变化的一个缩影,从某个角度来说,关注欧洲和美国的波兰移民就是关注整个美国和整个世界当时正在发生的巨变。

1899至1910年的11年间,在美国移民总数中波兰移民占四分之一,这些波兰移民大多选择在芝加哥、匹兹堡、水牛城(Buffalo)和底特律这样的大都市居住,仅1907年的移民高峰中就有128万波兰人移民到美国,这些来自波兰和东欧的移民在原居住地或者在政治和文化上遭受迫害,或者在经济上陷入穷困,他们大多因为这些原因选择移民美国。选择波兰农民作为研究对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些波兰移民在差异性的社会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显著特征,托马斯试图从这一社会群体中去发现诸如社会人格、情境决定、态度和价值之类的秘密,揭示个人与社会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社会心理事实。托马斯收集到的那些书信之类的“偶然材料”在他的研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些“偶然材料”真实地记录了波兰移民在相互交往的历史中所发生的一切真实的故事,他们的经历、文化、传统、情感、态度、价值观、信仰等。用这类“客观材料”研究波兰移民群体是研究方法的创新和突破,它避免了来自主观因素的干扰。事实上,为了确保研究的客观性和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托马斯甚至拒绝在研究中采用访谈之类的东西,他认为这种面对面的访谈本身就是对访谈对象和生活过程的干预,甚至操控。《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的面世为社会学经验研究提供了范本,它是芝加哥社会学派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全盛时期

1915年伴随着帕克加盟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加之前期社会学系学术成果的孕育和催生,芝加哥社会学进入到全盛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1930年代中期。法里斯如此描绘当时的情景,他说:“帕克、伯吉斯、法里斯成为社会学系的核心人物,在整个二十年代他们如日中天,所有的障碍已经被先行者斯莫尔、文森特和托马斯等人清除。士兵们已经从战场返回,渴望加入研究的阵营,国家一片欣欣向荣,整个城市充满了生机。更加不可忽视的是,大量研究经费很快变得唾手可得,社会学已经一切准备就绪,一个全盛时期即将在芝加哥大学出现。”但是所谓全盛必须要有具体的人去做具体的事,要付出辛勤的努力去创造才可能到来。就在1915年芝加哥社会学即将步入全盛之际,其实潜伏着种种危机。马丁•布鲁默的分析十分冷峻。他说:“在1915年的时候绝对没有迹象显示在未来十五年中芝加哥社会学会主导未来美国社会学的发展。”布鲁默给出的数据显示在1915年至1925年的十年间,在社会学系执教的教师从8名减少到5名。在此期间,亨德森教授于1915年去世,托马斯教授于1918年被校方除名,斯莫尔教授于1924年退休(又说是1925年退休)。在芝加哥社会学处于巅峰时期仅有三名社会学教授,他们是帕克、伯吉斯和法里斯(系主任)。学术界倾向于认为芝加哥社会学走向全盛与帕克加盟社会学系关系甚大。帕克于1913年(又说1914)进入芝加哥社会学系,帕克的一生充满职业传奇和学术传奇,他1887年毕业于密歇根大学哲学系,大学毕业后做了11年新闻记者,1897年入哈佛大学攻读硕士,1899年赴德国继续求学,并于1904年获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任了一年哲学助教之后,又到美国南方从事黑人民权活动近十年,在他50岁的时候再次回到大学讲坛。

帕克进入芝加哥大学的最初几年中潜心教学,培养学生,只发表了为数不多的论著:包括论文《次级群体中的种族同化》;60页的小册子《人类行为的原则》;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城市:都市环境中人类行为调查》。1921年他与伯吉斯合编的教材《社会学导论》出版,这部一千多页的教材为他带来了极大声誉,该书包括14个社会学主题,收录196篇阅读篇目,参考文献达到了1700项,这本教材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分别于1924年和1970年再版。法里斯评论说:“由帕克和伯吉斯撰写的这部著名的教科书被许多社会学家认为是最具影响的社会学著作,1921年之后美国社会学的方向和内容主要就是由帕克和伯吉斯的这本教科学设定的。”伯吉斯(ErnestWasonBurgess,1886-1966)1908年毕业于肯菲舍学院(KingfisherCollege),随后进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继续求学,并于1913年完成博士学业。1912至1913年在托莱多大学(ToledoUniversity)任教,1913至1915年在堪萨斯大学任教,1915至1916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1919年伯吉斯重返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直到1957年退休。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伯吉斯成为帕克最密切的学术合作伙伴,他们二人除合作出版了《社会学导论》外,还合作出版了《城市:都市环境中的人类行为调查》(1925)等作品。真正使芝加哥社会学形成学派,流传身后的成果是此间进行的“都市生态结构研究”以及“都市行为研究”,法里斯评论说:“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社会学系最引人注目和和广为人知的进展是他们在都市生态方面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原创性研究。”

帕克和伯吉斯等人在这些大规模的研究活动中扮演了总设计师的角色。“都市生态结构”“、都市行为研究”这样的理论念头和设计出自帕克大脑之中一点也不奇怪。帕克1914年进入芝加哥大学之前主要职业是新闻记者和社会•社会学研究与社会调查•活动,他十分看重实践和实验活动。在从事新闻报道的十几年中,他就养成了观察城市发展和城市生活的习惯,他1925年出版的著作《城市:都市环境中的人性调查》就是他早年对城市观察和研究结果。他说“:城市在扩展,滋生于其中的各类人性也在不断显现,这使得城市变得非常有趣和迷人。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研究人心秘密,人性以及社会的种种场所。”进入社会学系之后,他在学术上更自觉地将实用、实验和效用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方向。在《社会学导论》中他非常明确地阐述道“:从某种流行的观点来看,现在的社会学已经成为一门实用科学,社会学很快将成为这样一门科学,它在解决某一问题时得出的结论也将完全适用于同类其他问题。实验方法将进入社会生活、工业发展、政治生活以及宗教生活的各个领域,在所有这些领域,人类实际上被各种或明或暗的法则所制约引导。但是,这些法则很少被人们以理论假设的方式和实验证明的方式予以阐明。如果要区别这两种方法,我们选择调查而不选择研究。”帕克将正在兴起的芝加哥这座都市看作一个巨大的社会实验场,他说:“社会学研究工作应该定位于芝加哥的都市文化,芝加哥就是一个社会实验室,这意味着应该去收集那些影响城市社会生活的各种材料,并对材料进行归纳和分析。”

他的学术研究目标是要摸清楚这个大都市的要素分布和要素功能,并解剖都市中的各种人类行为。就像当时许多社会学家一样,帕克深受达尔文和斯宾塞进化论和社会进化论学说的影响,以生物学的思想和方法去观察城市,解剖城市所延伸出来的概念就是城市生态。帕克1902年在德国求学时跟随黑特纳(Hettner)学习地理,他坚信:“每一个社会学专业的学生都应该了解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其实,文化归根到底就是一种地理现象。”到芝加哥大学后,他开设的其中一门课程就是“实地研究”(FieldStudies),正是通过这门课程,帕克鼓励研究生们走进城市、走进社会,以绘制地图的方式去呈现这座城市地产、商业、舞厅、、犯罪等各行各业的分布和结构,研究各色人等的心理和行为。其他各种实证研究方法,如访谈、观察、数据收集、文献分析也被广泛运用。这类经验研究方法的广泛应用对芝加哥社会学派的最终形成至关重要,这些经验方法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是研究都市生态并不是终极目的,最终目的是要透过都市生态去研究人类行为。正如法里斯所说:“都市结构只是丰富复杂的社会现象的一个背景,生态学不过是进入到这背景中的一条路径,它们最终都指向都市行为。”

芝加哥社会学派所倡导的都市生态研究最终指向行为偏差、城市犯罪、文化同化、社会失序等等具体的都市人类行为课题,围绕这些课题产生了一大批调查研究,这些成果大多由社会学系的研究生完成,并且许多作品获得出版。这些研究作品包括:在1930年代前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都市研究中,帕克和伯吉斯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工作,他们为这些调查的实施提供了关键的理论概念、框架和具体的研究方法手段,他们合作的都市生态学著作《都市社区》(TheUnbanCommunity,1927)以及《人格与社会群体》(PersonalityandSocialGroup,1929)还为学生们提供了写作范本。劳申布什(Raushenbush)在《帕克:一位社会学家的传记》中给出了帕克具体指导学生从事都市研究的详尽数据。在1921至1931年15项有关城市生活的研究中,有7项研究获得出版,帕克为其中的三本书写了序言。

在42本有关种族、文化、伦理关系的学生著作中,帕克给于具体指导或写序言的著作如下(其中部分作品为学生们毕业后所写):2.博士论文《人类趣味故事》(TheHumanIn-terestStory,1940,HelenMacGillHughes)事实上,芝加哥社会学的成功仰赖于多方面的努力,正如法里斯所评论的:“纵观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社会学成功的历史,这些成功应归功于大量在册学生,知名学者,大量优秀的师生作品以及创新精神。所有这些凝聚成极高的士气,使社会学系的繁荣一直延续到30年代。”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即使是在全盛的十二年中规模都不是太大,这种类型灵活的机构建制反而使社会学系能够充分利用学生进行科研创造,同时接纳本校其他专业领域的学者参与进来,共同打造具有明显跨学科特征的社会学体系。以下数据可以显示社会学系的发展状况。1895至1915年美国大学授予社会学博士学位人数98人,各大学数量分布如下:

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衰落

一般认为芝加哥社会学派从3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衰落,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第二代芝加哥社会学派主导核心人物的先后离场。作为社会学系凝聚人心的核心人物,帕克于1931年到1932年间进行了为期一年的世界旅行,1934年退休。此间另一个核心人物伯吉斯却忙于自己的婚姻家庭,似乎已不像从前那样专注和执着。往更后面说,系主任法里斯(EllsworthFaris,1874-1953)1939年退休,奥格本(Ogburn,1886-1959)于1951年退休,沃思(Wirth,1897-1952)于1952年过早离世,伯吉斯也于1951年退休。法里斯认为布鲁默(HerbertBlumer),斯托弗(SamuelStouf-fer),休斯(EverettHughes)等人构成了芝加哥社会学派的第三代人物,但是他们的学术成果、学术影响被世人接受却在更后。

第二,在激烈竞争中学术竞争力衰退。3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学界竞争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加利福利亚大学等院校的社会学建设发展迅猛,迅速跃居为美国社会学的领军机构。与此同时,哈佛大学也在谨慎发展社会学专业,先后引进了索罗金(PitirimSorokin),齐默曼(CharleC.Zimmerman)以及帕森斯(TalcottParsons)等领军人物。二战以后哈佛大学社会学发展更是突飞猛进,斯托弗(Stouffer)加盟哈佛大学社会关系系(DepartmentofSocialRela-tions),新建的实验室投入使用。遍及美国的社会学专业纷纷在全国许多院校出现,这些院校包括俄亥俄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康奈尔大学、依阿华大学、华盛顿大学、夏威夷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以及耶鲁大学。

社会学杂志范文第8篇

在辛亥革命时期新旧交替的总体格局之下,学术文化领域也呈现出一种新陈代谢的活跃场面。如果说洋务运动和时期近代学术新潮还处于萌芽状态,那么,20世纪初期的10余年间则破土而出,初步勾画出了近代学术文化的风貌,为后来的学术发展奠定了基础。其间最突出的表现:一是许多学者已经不是仅仅停留在对西方学术文化的一般宣传和介绍,而是身体力行,以近代的新型学术理念去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并试图融合中西文化;二是在中国传统学科不断创新的基础上,产生了“史学革命”、“文学改良”,同时创立了一批社会学、哲学、政治学等新的学科,在学科分类上逐步和西方接轨;三是进一步发挥了鸦片战争以来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热衷于解决辛亥革命时期的实际问题,使学术研究涂上了很强的功利色彩;四是涌现出像梁启超、章太炎、严复和王国维这样的学术大家,提升了辛亥革命时期的学术水准。这四个方面的交织运作,使辛亥革命时期的学术多变、多元、求新,而较少传世的经典佳作。

晚清的学者多具有较强的反传统意识,对固有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常持批判态度,而注重吸收和应用从西方传入的近代新学去从事学术研究。上海《广益从报》的一篇文章明确指出:中国传统的学术“无一真切实用”,尤其是宋明理学,“空谈心性”,“塞民之智,弱民之力,使天下之士,悉出于空疏无用之一途”。“西儒之言曰:非正义无以谋利,非明道无以计功,此天下之公理也。而董仲舒则曰: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后世泥其说者,至薄事功而不言,浸淫既久,遂开宋学空谈之先声”。所以,要振兴学术,首先要学习西方,抛弃空谈,“倡明实用之学”。[1](第68号)严复则利用他在学术界的影响,一面大力翻译西方的学术著作,介绍西方的研究方法,一面批驳旧式的学术传统,呼吁改革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在严复看来,无论是讲义理的宋学还是重考据的汉学,都缺少科学性,于事无补。他尖锐地批评中国学术“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他认为,“西学格致,则其道与是适相反。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源,故高明”。[2](第1册,P45)为了传播西方学术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严复在辛亥革命时期翻译了8部欧美学术名著。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则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努力更新自己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他讲他在日本所汲取的新知,如临山荫道上,“应接不暇”,甚至不得不“以今日之我去攻昨日之我”。1902年后,梁启超在思想和学术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开始以近代学术大家的姿态驰骋于中国学术界了。章太炎和王国维同样深受西学的影响,而且善于创造性地将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中国化,并实际运用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去。总之,历史推进到20世纪初年,有头脑的学者都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更新自己的学理。鸦片战争后60年间那种关于是否应引进西学的激烈论争已经销声匿迹了,代之而起的是怎样引进西学以及如何在融合中西学术的过程当中创造新的学术。对此,王国维在1911年《国学丛刊》的发刊词中有十分精辟的论述,他说:

“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言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未尝知学者也。……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特余所谓中学,非世之君子所谓中学,所谓西学,非今日学校所讲授之西学也”。[3](P72-73)

王国维在这时强调的是,中西、新旧之争已经毫无意义,中国学术只有在中西贯通和融合中才能有新的发展。这表明,在辛亥革命以后的学术界,只有学贯中西的学者才可能是时代的弄潮儿。王国维等人正是看到了这一不可抗拒的潮流,在努力提高自己的西学素养的同时充分发挥其深厚的中国古典学术文化的优势,以西方新理论和新方法诠释中国古典文化,从而使中国传统学术具备了近代气息,焕发出新的生机。梁启超关于中国学术变迁大趋势的思考以及对先秦诸子和古代学术的研究,成为20世纪初年学术界中一大亮点。章太炎以近念重新研究古代经学,对《春秋》、《左传》、《易经》、先秦诸子学以及汉学、玄学、宋明理学都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他在日本办国学讲习班,新论迭出,使鲁迅等一批热血青年为之倾倒。王国维接受叔本华等西方学人的哲学观点和新的治学方法后,在哲学、红楼梦、教育学、古代诗词等领域的研究中成果卓著。严复虽然较少有关于古典文化的学术专著,但他在翻译西方学术经典时所写的许多按语中,提出了不少新观点。辛亥革命时期出现的这种以新观点、新方法重新考察中国古典学术文化的新动向,不仅使当时的学术研究面貌一新,而且影响久远。五四时期胡适等人的学术研究以及30年代的新儒家等,基本是沿袭着这个套路走过来的。

中国传统的学科分类是经、史、子、集,基本服务于传统的文史研究。1840年鸦片战争后,不仅单纯的历史和文学研究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文史子集的分类也遇到了挑战。随着洋务运动和时期一批新学堂的涌现,一些新的课程如物理、化学、西医、外语等首先出现在教学当中。到了20世纪初年,在废除科举制度和扩建新学堂的情况下,传统的文史研究发生了巨大变化,产生了“史学革命”和“文学改良”,也涌现出不少近代的新学科,从面改变了传统的学术研究格局。洋务时期的“格致学”逐渐演进为自然科学,在学界的地位不断提升;西方社会学也传入中国,为人侧目;西方哲学被引入,逐渐成为一门新的学科;经济学也问鼎中华,被学者看好;其他如政治学、法学、军事学、地理、天文学等也渐渐萌发了。辛亥革命催生出一批近代新型学科,这不仅为后来的学科发展奠定了根基,而且对中国传统的学术起了较大的分解作用。这应该是辛亥革命时期学术文化变迁的一个不应忽略的重要方面。

辛亥革命时期的学术研究基本是为了“匡国济世”,服务于社会变革的大局。上海的《新世界学报》鲜明地提出学术要为政治服务,为国家尽“匹夫之责”的观点。其《序例》明确指出:“世界之立,文化之成,榷而论之,大要有二:曰政曰学。学者,所以学政也,虽然吾不敢言政。顾亭林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学,其尽匹夫之责欤!”[4](1902年第1期)这样的认识,在清末民初带有普遍性,反映到学术领域就是主张从学术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那时的史学、文学、政治学等,无一不是以解决当时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即使像章太炎、邓实等人关于“国粹”的研究,也是为了“激动种性”,服务于“反清革命”的政治斗争。辛亥革命时期的许多小说,如《老残游记》、《孽海花》等,都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直观写照,甚至连小说中的人物都可以从现实中对应地找到,个别人物的名字还使用了谐音。这种立竿见影式的学术创作,确实对改革现实、发动革命具有促进作用,但却限制了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使学术研究在较低的水准上徘徊,难以产生传世精品。这是鸦片战争以来学术界的一种普遍现象。从道咸时期的“经世致用”,到办洋务,再到变法维新,基本都是“急用先学”,将学术研究变成了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式的政治任务,也就是将学术和政治等同起来。所以,近代以来的学术大家,多数是政治家或思想家。辛亥革命时期的学术泰斗,除了王国维是真正的学者之外,梁启超、章太炎、严复基本都是政治家或思想家。这就使学术上的功利倾向无法逆转了。事实上,只有独立的学术研究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由精深的学术文化转化成服务社会的应用性的学术研究才会水涨船高,功效显著。近代学术忽视高深的纯学术研究,总是在功利的左右下在浅层次上重复,这不仅影响了学术研究的提高,也使中国向西方文化的学习问题百出,难以摆脱困境。

梁启超、章太炎、严复和王国维作为辛亥革命时期学术界的领袖,其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以及学术个性,自然影响巨大。从总的倾向来看,梁启超善于宏观研究,具有很好的整体把握和提炼能力,而且观点新颖、宣传有力、情感丰富,能够将高深的学术问题以大众易于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加上他主办的《新民丛报》的市场效应,其在知识界的影响力是无法估量的。相对来讲,章太炎的学术风格则古典厚重,善于以典雅的文字论述古代学术,在深奥中体现近代精神和时代意义,其治学精神主要影响于上层知识界。他很自信,乃至目空一切,曾扬言:“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5](P474)不过,平心而论,在中国古典文化的近代转型方面,章太炎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严复虽然是公认的翻译家,但于辛亥革命时期的学术发展功不可没。他在翻译西方经典名著过程中不仅介绍了新的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伦理等,而且传播了近代的研究方法,如大胆的怀疑精神和归纳法,严复称之为“内籀之术”,[2](第5册,P1250)也就是西方十分流行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这种科学的实证方法,从辛亥革命时期起步,后逐步发扬光大,一直影响了几代人。王国维热衷于纯学术研究,尤其是武昌起义后前往日本京都留学,完全醉心于学术殿堂而不可自拔。他政治上虽然日渐后退,但做学问总是运用新理论和新方法。他总是“由疑而得信”,“由博以反约”,在大量的证据基础上提出精辟的论点。[3](P38)对于做学问时的境界,王国维更视之为成败与否的生命线。他写道: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栅处,此第三境也”。[3](P67)

王国维虽然是在评论古诗时以词人的名句讲这段话的,但他强调的是学术创作时境界的极端重要性。这既包括心境、意境,也涉及及个人的学术素养和研究方法。诚然,这里着重讲的是高屋建瓴的新角度、精力集中的刻苦精神和经过深思熟虑后所得出的新结论。王国维认为,只有有大境界,才会成大学问家。

总而言之,王国维等四大名家各具特色、各有千秋,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面推进了辛亥革命时期的学术更新。他们虽然切入点不同,学术风格存异,但在突破旧传统的束缚、传播近代学术研究理念、推广实证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上是完全一致的。辛亥革命时期学术文化的更新,也集中反映在这里。

“史学革命”和“文学改良”是辛亥革命时期学术更新的两朵金花。“史学革命”对传统的旧史学加以揭露和批判,用进化的理念、综合和演绎的实证的科学方法,从历史的叙述中获取新意义,求得新观念。“文学改良”充分肯定了小说的社会地位和文学价值,使小说成了时代的“宠儿”,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国文坛;与之相配合,对文言文的批评以及白话杂志的崛起,昭示着文学的语言工具必将有一场变革;而话剧、西方音乐、绘画等的输入和传统戏曲的更新,则有力地促进了文学艺术的近代化。“史学革命”和“文学改良”,标志着中国传统学术在新时期的变异和新生。

扛起“史学革命”大旗的是梁启超和章太炎,其中尤以梁影响最大。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揭开了《史学革命》的序幕。梁批评中国传统的史学陈陈相因,缺少生机,至少有四大问题:一是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实际变成了24姓的家谱,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被置之不理;二是知有个人不知有群体,历史成了少数英雄活动的大舞台,变成了个别人物的兴衰史,百姓和群体完全被排除在外;三是知有陈迹不知有今务,所有的史书只是为死人作“纪念碑”,不能察古而知今;四是知有事实不知有理想,旧史书只注重于单纯的叙事,不能从史实中总结出规律,上升到理性,然后开民智,益国民。这四大问题又引申出两大弊端,即写史“能叙述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6](P1)于是,中国古代的史书难懂、难选择、无启发、少情感,不能起到开启民智、教育国民、服务国家的目的。中国传统的史学已经落后于时代,不能适应近代社会发展变革的需求,必须改革。梁启超具体提出三项革新:第一,历史学必须叙述进化之现象;第二,历史学必须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第三,历史学必须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研究其“公理公例”。总而言之,梁启超是以进化论为理论指导,试图对传统史学进行彻底改革。

章太炎对“史学革命”的看法几乎和梁启超如出一辙。在《qiú@①书》所收录的《哀清史》、《哀焚书》、《征七略》、《别录甲》、《别录乙》、《尊史》和《杂志》等论文中,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他的史学观点。他认为传统的旧史学,一是缺乏思想性和理论性,一般记事有余,深入分析不足,更缺少对典章制度的理论概括和演绎,至于史学批评,则基本没有涉及;二是内容单一,缺乏对科技、物质生产、文化变迁的叙述和评论,不能够反映人类文化史的演进过程;三是官修史学为主,无端歌颂太过分,浮夸习气盛而不衰,历史的真实性可疑。为此,必须对旧史学进行全方位的改造。章太炎提出的具体办法是:

一、加强理性思考和理论抽象,增加史学著作的思想性和理论色彩,“熔冶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钩汲眢沈,以振墨守之惑”。[7](第35期)

二、将历史研究和现实沟通,古为今用,既讲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又“鼓舞民气”,面向未来。[8](1902年第13号)

三、扩大史学研究领域和研究视野,讲清楚人类文明史的全貌,应把科技、风俗、宗教、文字、心理等等都加以叙述和研究。

四、要适应史学发展的需要,变革传统的史学体例,增强现实感和方便性,同时吸收西方史学的表现手法,“鉴古知来”。概而观之,章太炎的主观愿望是要扭转旧史学死气沉沉的局面,增加新内容,改革旧写法,使历史和现实结合,让人们在“朝后看”的过程中“朝前看”,察古而知今。

在梁启超和章太炎的影响下,学界出现了批判旧史、呼吁史学革新的潮流。当时的许多杂志,都发表专文,讨论“史学革命”。《新世界学报》发表数篇文章,揭露旧史学的问题,呼吁写人民的历史,讲社会的变化,学西方的史学方法,提高“史官”的社会地位和参政机会。马叙伦在《史学总论》一文中批评旧史学“实一家一姓之谱牒也”。要将这种个人“谱牒”的历史学变为国家和人民的历史学,就要像西方史学那样“莫不以保国伸民为宗旨,简册所垂,动关全族,故其史为全国之史,非一姓一家所得据为私有,此文化之所以日进也”。[4](1902年第1期)有人还提出广修方志,以实现“史者民之史也”,因为“方志者,纯乎其为民史也”。[4](1902年第7期)陈天华还著有《中国革命史论》,以新的革命史观解析中国历史的演变,大胆提出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观点,颇有新意。不过,平心而论,这些观点难免有偏激和不完善的地方。即使如梁启超、章太炎的言论,也并非绝对正确。这里只是从总的倾向来看问题,着重肯定的是他们对旧史学的批判和对新史学的向往。因为,清末民初的中国史学已经到了危机和新生的转折关头,不除旧布新就难以前进,梁启超、章太炎为代表的革新派,恰好充当了催生的“产婆”,使传统的中国史学发生了新的飞跃。

在批判旧史学的过程中,梁启超和章太炎互致信函,商讨按照新的理念写一部新的《中国通史》。章太炎的具体设想大致为:通史必须通,要上下千古,浑然一体,从中提炼新理论、新思想,不要一朝一代地罗列;将典章制度的研究作为重心,“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帝王和人物不作为中心,要有所选择,只讲其中最重要者;要阐明社会的进化和政治变迁的原因及其走向;通史体裁要创新,要自成体系,特色鲜明;“全书拟为百卷,志居其半,表记、记传亦居其半”。[5](P139-140)梁启超基本赞同章太炎的看法,立刻身体力行,在办《新民丛报》之余给青年才俊讲授中国历史,并将讲稿草写为《国史稿》(即中国通史),到1904年已达20余万言。遗憾的是,梁、章因政治活动频繁,社会交往太多,兴趣太广,撰写一部中国通史的构想终未实现。但是,夏曾佑从1904年开始,经过三年的努力,终于编写了全新的《中国古代史》。该书原名《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仅完成从上古到隋朝的写作,但由于理论新、内容新、体裁新,被看作“史学革命”的标志性成果。该书突破了传统旧史的束缚,以进化的观念、社会变迁的理论,系统论述了中国历史的演变过程。它将中国历史分为传说到周初的上古之世、秦汉至隋唐的中古之世、宋至清末的近古之世等几个时期,同时特别注重社会转变时期的研究,对战国时期、秦汉时期用墨甚多,见解也新颖独特。该书还注重典章制度的分析、社会生活的考察以及民族的形成、思想的递进、风俗习惯的变异等的评说,在内容上令人耳目一新。在体例上,该书首次使用篇、章、节来编排,前后连贯,又相对独立。即使在文字叙述上,也革新求变,和旧史书大相迥异,创造了一种新的史书文体。总之,《中国古代史》是近代新史学的拓荒之作,昭示着中国新史学的开始。令人遗憾的是,像这样的扛鼎之作,在辛亥革命时期寥寥无几。实事求是地讲,辛亥时期的史学界是学理的解放和革新的时期,而不是高水平的史学繁荣期。

“文学改良”和“史学革命”大体相近,只是涉及的面更广泛一些。1902年,梁启超在他创办的《新小说》杂志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标志着“文学改良”的开始。梁启超一反中国传统将小说归为文学的“末流”及认为小说“诲淫诲盗”、于世“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不正确看法,高度评价了小说的社会功能。文章一开头就明确指出: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支配人道故”。[9](1902年第1期)

梁启超此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一批有影响的学界名流纷纷著文赞同和发挥梁的论点。夏曾佑在李伯元主编的《绣像小说》杂志上发表了《小说原理》,把欧美、日本的强盛都归之为小说的发达。其中说:

“欧美化民,多由小说;扶桑崛起,推波助澜。其从事于此者,率皆名公巨卿,魁儒硕颜。察天下之势,洞人类之颐理,潜推往古,豫揣将来,然后抒一己之见,著而为书,以醒齐民之耳目。或对人群积弊之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揆其立意,无一非裨国利民。支那建国最古,作者如林,然非怪谬荒诞之言,即记污秽邪淫之事。求其稍裨于国,稍利于民者,几乎百不获一。夫今乐忘倦,人情皆同。说书唱歌,感化尤易。本馆有鉴于此,于是纠合同志,首辑此编”。[10](1903年第3期)

正是认识到了小说如此强大社会功能,学界许多有识之士才开始大办小说杂志,全力投身小说创作,同时大量翻译欧美和日本的小说作品,一时间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小说大繁荣。那时有影响的小说杂志就有近20种,而且涌现了公认的《新小说》、《小说林》、《月月小说》和《绣像小说》四大权威杂志。小说的种类也层出不穷,什么政治小说、社会小说、科幻小说、历史小说、公案小说、侦探小说、军事小说、言情小说等应有尽有。1908年后鸳鸯蝴蝶派的出现,进一步将言情小说推向了高潮。据权威人士统计,辛亥革命时期的单行本小说“至少在两千种以上”。[11](P197)在小说潮的带动下,产生了公认的《老残游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和《孽海花》四大谴责小说,这标志着那时的小说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度,并显示出新的特点:

一、在创作思想上坚持批判现实主义,贴近社会现实,反映社会问题,揭露官场及生活中的各种丑恶现象,提倡社会改革,向往美好生活;

二、在创作手法上,多吸收《儒林外史》的表现手法,以短篇凑长篇,用许多相对独立但内容相近的故事合为一本大书;

三、在艺术成就上显现出急就章的倾向,多数作品艺术性不高。急速变化的动荡社会,反映在小说创作上也是十分浮躁,求快而欠磨炼,难以产生学术精品。但是,从中国小说历史长河去观察问题,辛亥革命时期是最关键的一个转折时期,由此才进入了新小说的腾飞期。

与小说繁荣互为表里的是诗歌、戏曲、音乐的新飞跃。戊戌维新时期突起的“诗界革命”,在辛亥时期又进一步发展,诗歌的爱国倾向和现实主义精神更加昂扬。黄遵宪、丘逢甲为代表的“新学诗”十分流行。设立于苏州的南社兴旺发达,还在各地设立了越社、辽社、淮南社等分社,聚集了一批才华横溢的新知识分子,所创作的诗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新的突破。而戏剧的繁荣,又促进了诗歌及文艺创作的发展。1904年出现了近代第一个戏剧专业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以此为阵地,努力宣传戏曲的社会功能,大力呼吁组织“梨园革命军”。陈独秀著文指出:戏曲是“社会改良的不二法门”,“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9](1905年第14期)在陈去病、汪笑侬、李叔同等一批戏曲改革者的积极推进下,不仅传统的京剧和地方戏在清末民初有较大发展,而且在1907年,随着“春柳社”、“春阳社”、“进化团”等话剧社团的涌现,话剧被从日本引入了中国,给中国戏剧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此同时,西洋音乐、绘画等也涌入中国。尤其是1907年音乐课正式进入新式学堂之后,伴随着学堂歌曲的发展,音乐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虽然那时的学术界还来不及对这些新生事物加以深刻的学理上的探讨,有学术价值的论著并没有出现,但这毕竟给文艺界注入了新鲜血液,是值得庆祝的一件幸事。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学改良”新潮的冲击下,中国最早的文学史也应运而生了。1904年,20多岁的北大教授林传甲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编写出了《中国文学史》,观点和方法虽然没有太大的突破,但却是中国文学史的开山之作。几乎与此同时,黄人用了7年的时间,在1910年完成了内容新颖的《中国文学史》,被学界视作研究文学史的奠基之作。该书受西方文化和“文学改良”思潮的影响,以进化论为指导,比较系统地评述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改变了不少传统的观点,给小说以一定的地位,同时吸收了西方的美学理论,提出文学的真谤就是追求真、善、美,文学创作的过程就是“求真明善”。[12]五四以后的文学史论著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这部文学史的影响。比黄人取得更显著成果的是王国维。他应用西洋哲学重新研究《红楼梦》,于1904年发表了《红楼梦评论》,认为该书的主旨是“写人生男女之欲”,“及如何解脱之道”,“其中人物,多为此欲所困苦,贾宝玉初亦备尝男女之欲的苦痛,其后弃家为僧,否认生活之欲,是为解脱”。[3](P33)在王国维看来,人生即欲望;欲望即生活;人的欢乐痛苦皆由于欲望所致。而一切欲望之中,男女之欲压倒一切。《红楼梦》的高人之处就在于将此高深的哲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此论一出,开辟了研究《红楼梦》的新视角,为许多人所赞许。1910年,王国维又完成了他的不朽名著《人间词话》,以其独特的美学思维,按照“意境”的基本思路,从“自然境”、“心境”、“心物境”等多个侧面轻松自如地评说了中国诗词的演变历程。1913年,王国维写就了《宋元戏曲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在追述了宋以前的戏曲渊源之后,对宋代的滑稽戏、小说杂戏、乐曲以及元杂剧、元剧的结构等作了全方位的阐述,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见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经典之作。时人评论此书是前无古人,“虽不敢云后无来者”,但想超越极为困难。[13](第1卷第3期)平心而论,王国维这些学术成就,不仅初步奠定了他崇高的学术地位,也为辛亥革命时期的学术界增加了新的亮点。

中国近代许多新学科是在辛亥革命时期初步确立的,例如社会学、哲学、教育学、军事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即使像自然科学领域的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学、医学、天文学和地理学等,虽然出现较早,但比较规范的学术研究,也是在辛亥革命时期才起步的。这些新学科,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起了意想不到的分解作用,也为中国学术的发展增加了新内容,推进了中国学术的近代化进程。

1.社会学。早在时期,一些维新志士已经注意到了西方的社会学,并零星地有所介绍。严复1898年翻译了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取名《群学肄言》,发表在天津的《国闻报》上,被认为是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的标志。但此书1903年才由文明编译局出版。而章太炎所译的日本人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一书则在1902年由广智书局出版,较严复将社会学译为“群学”来讲,章氏的社会学影响面要广得多,并最后被全社会所接受。章太炎对社会学情有独钟,认为找到了一个研究社会的新的途径,他和梁启超讨论编中国通史时,曾主张广泛吸收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他在《社会学自序》中称:

“社会学萌芽,皆以物理证明,而排拒超自然说。……其说以社会拟有机,而曰非一切如有机,知人类乐群,亦言有非社会性,相与借动,卒其祈向,以庶事进化,人得分职为侯度,可谓发挥通情知微知章者也”。[5](P138)

这种将社会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加以研究的新理论和新方法,的确打开了人们的新思路。所以,社会学在清末民初迅速传播。就在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有贺长雄的《族制进化论》,1903年又出版了市川源三易的《社会学提纲》,1911年还有一本《社会学》问世。与此同时,不少报刊经常出现介绍和研究社会学的论文。1906年的奏定学堂章程中,明确规定学堂要设立社会学的课程,1908年在上海圣约翰大设立了社会课程,聘请一位美国教授讲授。1910年,京师大学堂开设社会学课程,1916年章太炎的学生康心孚被聘为北大社会学教授,进一步提高了社会学的学术地位。清华学堂在1917年也设立了社会学课程。个别的留学生如朱友渔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学,于1911年获得博士学位,他所写的博士论文《中国的慈善事业》,颇有见地。留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陶孟和,师从著名社会学家霍布浩斯和韦斯托马克,著有《中国的乡村与城市生活》,归国后任教北京大学,成为中国社会学的重要领头人。到30年代前后,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其发源点则是辛亥革命时期。

2.哲学。传统的中国学术研究虽然早已包含了哲学的内容,但并没有明确提出一个系统的哲学研究门类。哲学真正作为近代的新型学科,起源于清末民初。这是西方哲学逐步传入的结果。据现在所掌握的较为可靠的资料来看,西方哲学最早传入中国,始于1595年利玛窦在《天学实义》里将欧洲哲学翻译为理学。1623年,艾儒略在《西学凡》一书中,同样将英文的philosophy翻译成理学。此后的三百余年间,虽然也有一些书籍把西方哲学译为“性学”(超性之学)、“爱知学”、“智学”等,但理学最为流行。最早将哲学一词介绍到中国来的是黄遵宪。他在1885年初刻本的《日本国志·学术志》里,讲到日本东京大学的学科分类时,使用了“哲学”一词。[14](第32卷,P10)1898年康有为在上奏光绪皇帝的《请开学校折》中也使用了“哲学”一词。1899年6月出版的《清议报》第23期,报道了梁启超在东京参加日本哲学会的消息,梁还在会上介绍了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讲“泰西哲学”的情况。后来在梁启超的论著中,“哲学”一词的使用就习以为常了。到1905年前后,许多中文报刊都较多地采用“哲学”这一术语了。

“哲学”一词,本为日本人西周助所创。1870年,他在给学生讲解西方哲学时指出:“哲学是诸学的统辖,诸学皆一致归哲学统辖”,哲学是“诸学之上学”。[15](第4卷,P145)由于这个概括比较合理,迅速为日本学界所采用。赴日的中国外交官、学者和留学生也受到了影响,把“哲学”一词介绍到了中国,很快为社会所接受。清政府甚至把哲学看作传播自由、民权的有害之学,在1903年制订的《学务纲要》中公然删掉了哲学这门课程,禁止在大学堂开设。为此,王国维著文反对,指出哲学的意义和社会价值,宣布“哲学非有害之学”。[16](第3卷,P47)与此同时,王国维、蔡元培等努力钻研哲学,为中国哲学的勃兴奠定了基础。王国维早在1899年就开始研究西方哲学,尤其注意研究德国哲学,深受叔本华的影响。1902年翻译了日本人桑木严翼的《哲学概论》,同时译有《哲学小辞典》。1903年后,他陆续写出了《叔本华之哲学及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论哲学家及美术家之天职》、《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等论著。他深深为哲学的深奥所吸引,称哲学为“伟大之形而上学”,又常常为哲学的艰深所困惑,称哲学“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3](P38)1905年后,他虽然将研究的重点转移到文学方面,但其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奠基之功是显而易见的。蔡元培较王国维早一两年钻研哲学,自称“丁戊之间(1897-1898),乃治哲学”。[17](第1卷,P126)他也对西方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研究有素。他在1901年就,把哲学视为所有学科的“统合之学”。1903年又写出了专著《哲学要领》,对哲学的源起、定义、总念、类别、方法、系统等作了全面的论述。他认为哲学是“形而上学”或“太极之学”:

“自科学观之,则哲学者,科学原理之原理也,故为科学之科学,亦谓太极之科学。其所以太极者,有三证焉:

一、关于形。形者,自人间之知识比较而得之,而哲学则包举一切之知识也。

二、关于质。质者,即万有之现象而归之原质之所表示,然而此原质者,又不过一本质之所表示,哲学者之所以发明此本质者也。

三、关于知识之主体。对于客体而为主体,此对待世界之言也,准于哲学之原理,则此主体者,亦其本质所表示之机关而已。是故哲学为太极之科学”。[17](第1卷,P179-180)

在20世纪初年,这是对哲学最清晰而完整的概括。它标志着哲学这门新型学科已经为先进的中国学者所掌握,民国初年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就顺理成章了。

3.教育学。教育学在20世纪初年也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和大量新学堂的涌现,研究教育的杂志和图书、论文逐渐增多。教育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兴趣。1901年,王国维主编了我国第一份教育专业杂志《教育世界》,对教育的基本理念、教育学研究的范畴、教育宗旨、教育体制、教育改革、课程设置、教师素质、学校管理等都进行了研究,还就当时人们普遍关注的是先大量办小学、还是努力建大学展开了讨论。此后又涌现了《教育研究》、《教育》等有影响的杂志,使教育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化。《教育研究》由江苏教育会创办,他们一边定期开教育研究的学术讨论会,一边在该杂志刊发学术论文,讨论的问题不仅广泛,且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在黄炎培等著名教育家的影响下,将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实际较好地结合起来。《教育》是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的专业杂志,重点介绍日本和西方的教育理论,同时对中国的教育改革提出建议,有不少新的创意。民国初年,教育学的研究又有较大的进展。

4.军事学。近代军事学的真正确立也在辛亥革命时期,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时期虽然介绍了一些西方的军事理论,也有一定的军事实践,但并没有对近代军事学展开研究。清末民初,大批留日学生学习军事,蔡锷、蒋方震等于军事学颇有造诣;黄兴等近代军事家的涌现,为军事学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武备杂志》、《武学》、《军华》等专业研究杂志的涌现,直接推进了学术上的研究。《武备杂志》是北洋武备研究所所创办的一个学术刊物,专门研究军事理论、部队编制、武器装备、部队演练、军事教育等深层次的问题,尤其注意介绍日本、德国的军事理论和军事训练情况,直接服务于北洋新军的编练。《军华》创刊于1911年,为北京的军国学社所办,专门研究军事战略和军事技术,所刊《对于西北边防之研究》、《统计与军事之关系》等学术论文,至今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武学》创办于日本东京,集中反映了弥漫于留学界的军国民教育思潮。该刊除大力宣传“以军强国”、“人人皆兵”的政治观念外,还着力进行具体的军事教育、军事技术、军事武器和战略战术的研究。如《骑兵战术论》、《步兵教育之绪论》、《海军战术论》、《炮兵使用之原则》、《说宪兵》、《军舰之类别及性能概论》、《战时给养说》等,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表明,那时的军事学研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5.政治学。政治学在近代起步较早,从一定意义上讲,早期改良主义以及戊戌维新派的政治改革都涉及到了政治学的许多问题,包括孙中山的一系列政治主张,也属于政治学研究的范畴。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去认真探讨政治学的基本原理,还是起源于20世纪初年。1900年后,大批留日学生对政治和法政的研究以及立宪运动的具体推动,使政治学的研究有了一定的学术深度。从《政法学报》和《法政杂志》两份学术刊物来观察,其研究范围,一是对西方和日本的法政理论加以介绍和评论;二是对政治体制、宪法、三权分立、基本法律等加以具体地探究;三是结合中国的实际,研究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游戏规则和一些法规。其中强调最多的是三权分立和以法治国。《政治学报》的一篇文章讲:

“有宪法则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各有应享之权力、当尽之义务,两不相侵,而国本斯固矣;有行政法则官不能滥用职权以自私,民亦不能违反命令以自便,朝政乡治,互相联络,而机关斯灵矣;有刑法则犯罪者知所儆惩,被犯者得以昭雪,社会无破坏现象,而秩序斯立矣;有民法则民间事事物物,各有当循之规则,无论智愚强弱,皆不能有所异同,则人权斯平矣;有商法则交易一准信用,不能有虚伪之迹,而实业斯兴矣;有诉讼法则原、被告得各尽其情,不能有隐蔽之患,而刑法斯中矣”。[18](1903年第1期)

这样的研究具有现实感和学术深度,为政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6.自然科学。相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讲,自然科学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普及面要更广一些,刊发的学术文章也更多一些。这和近代中国人关注西方自然科学较早有一定的关系。洋务运动时期新设的20多所洋务学堂都开设了自然科学的课程,也创办有《格致汇编》等杂志,虽然没有形成气候,构建为一个新的学科,但打开了“格致学”扎根中国的通道。辛亥革命时期,一些有见识的学者如蔡元培、王国维等都一致同意把格致学改称理学,这相对科学,更易为社会所接受,客观上促进了自然科学的传播。同时,在各类新学堂中普遍开设有理学方面的各门功课,大大推进了自然科学的学习。一批自然科学杂志的涌现,将学术研究和科学普及向前推进了一步。

从表中不难看出,这些杂志涉及数学、医学、天文地理、铁路工程、气象学等许多方面,那些综合性杂志则包括了数理化、生物、医学、工程等各个领域。其中涌现了《科学世界》、《理学杂志》、《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科学》、《清华学报》等较有影响的权威杂志。尤其是《科学》杂志,一直坚持到了今天(1949年后改名《中国科学》,是理工方面最具权威的杂志),对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透过这些杂志,可以发现清末民初在理工方面已经突破19世纪末单纯介绍国外科技的局面,开始向学术研究迈进。这标志着中国自然科学已变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新学科。不过,当时的不少论文,还是较多地关注科学救国,致力于人文关怀,传播科学精神和科学的社会理念。《科学世界》的一篇文章明确指出:

“通世界万国,有急剧的战争,有平和的战争,或战以工,或战以农,莫不待助于理科。是故,理科者,实无形之军队,安全之爆弹也。凡国于斯土者,能战胜于斯,则其国强,其民富;不能战胜于斯,则其国弱,其民贫。生存竞争将于斯卜之,优胜劣败将于斯观之”。[19](1903年第1期)

《亚泉杂志》的一篇论文讲得更具体:

“航海之术兴,而内治、外交一变;军械之学兴,而兵政一变;蒸气、电力之机兴,而工商之政一变;铅字、石印之法兴、士风日辟,而学政亦不得不变。”[20](19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