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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论文范文

人民币论文

人民币论文范文第1篇

要增加交易主体的种类。主要从改变商业银行的管理入手,应该允许商业银行的分支银行根据自身的发展需要进行交易,同时,也可以允许一些外资银行以及如保险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可以进入外汇市场,在我国的外汇市场内引入竞争,改变传统的外汇市场的垄断现象,只有这样形成的汇率水平才会更加合理。中央银行应该充分发挥其市场监督的作用。同时,要对外汇交易的二级市场进行改革,对购买外汇的条件要逐渐放宽,要使二级市场尽快的活跃起来,这样才能更加准确的反映人民币的真实水平。

二、完善外汇市场交易品种,发展避险工具

从目前的发展来看,我国的外汇市场上可以进行即期交易的币种主要有美元、日元、港元以及欧元,我国的远期外汇市场处于起步阶段,参与的人数较少,没有很好的流动性,这就增加了外汇风险,而且中央银行也很难进行干预,所以,为了规避汇率风险,应该增加外汇的交易品种,完善外汇的期货和远期市场。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金融机构要求更加完善的交易工具,但是,从目前的发展来看,国内的外汇市场上的交易工具还比较缺乏,尤其是远期交易手段,这就不难解释为何外汇交易较为冷清的原因了。因此,为了满足金融机构的要求,形成较为完善的汇率制度,为入市者提供有力的避险工具是非常必要的,而外汇远期交易有着良好的发展基础,这对于完善外汇市场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三、加快汇率市场化改革

汇率政策要想发挥其有效的作用就应该有一个灵活的汇率体制与其相适应,利率体制要与汇率政策要相互配合,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汇率制度的积极作用。因此,要对利率进行市场化改革。僵化的利率政策不能有效的环节通货膨胀的压力以及由于货币的供应问题所产生的压力。经过调查研究发现,随着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人民币汇率汇率受到经常项目的影响逐渐变小,而资本项目对汇率的影响作用则不断加强,所以说,汇率政策的实施离不开市场化的利率政策的支持。

四、逐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变革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渐进变化,正逐步向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转变,同时,它也要求资本项目也应该更加开放,因为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受到汇率制度的影响。只有在一个较为健康、成熟的金融市场上资本项目的开放才有了保证,而成熟的金融市场就包括外汇市场。汇率制度与外汇市场的发展是相互作用的。开放的资本项目促进外汇制度的不断完善,资本项目的开放不仅包括了对汇兑限制的限制,而且也包括对交易限制的放松,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外汇制度的改革与资本项目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交叉的,加快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对外汇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五、全面提升企业汇率风险的防范意识

人民币论文范文第2篇

(一)企业管理难度加大从宏观角度来说,人民币升值会冲击出口;微观角度来说,汇率的变动考验着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能力。在国际贸易中,汇率时时刻刻的变动导致企业的盈利预期不稳定。为防范因汇率变动造成的损失,企业应进行汇率风险管理。若国际环境良好,两种货币的汇率预期稳定,企业的风险管理成本会相应较低。但在目前的情况下,汇率稳定性下降,企业的风险管理成本会大大上升。QE3的发行导致人民币的持续升值,但是长期来看,QE3会造成资本市场的动荡,美联储关于QE3的政策变动也会导致汇率的短期大幅波动,迫使企业加强风险管理,推高企业经营成本。而且,一旦风险管理出现问题,企业遭受的损失也会更大。

(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出口对GDP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有限,正如上文所说,如今出口对GDP有负贡献率。QE3的冲击带来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节点。经济危机之后,人们深刻意识到了依赖市场需求的局限性。一旦国外经济增速下滑,中国经济就会受到很大冲击,并且,对外贸易也受到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巨大影响。QE3的推出使得这一现象更为明显。受此影响,中国应开始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减少对出口的依赖,集中力量拉动内需。人民币升值造成的出口产品价格升高、竞争力下降是我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契机。部分无法抵御冲击的生产低附加值产品、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将被淘汰,社会资源将被更多的应用于产生高附加值的企业。市场将发挥更加决定性的作用,企业会顺势而为,进行产业升级。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才能更好地发展,企业的发展才能更加健康可持续。危机倒逼改革。不论是经济危机的爆发还是美联储的QE,都是对中国的考验。经济形势良好的时候,人们容易安于现实,不求变革。因此,这次QE3带来的是中国进行改革的契机。认识到自身建设的不足,认识到下一步发展的方向,是比单纯的追求经济增长更加宝贵的财富。

(三)无端指责,但这会使我们在世界舞台、国际政治外交上处于被动。国际舆论的压力给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不理想的国际环境。更重要的是,我们应意识到,如果想继续坚持独立的货币政策,人民币汇率的基准价格形成机制与浮动机制要进行全面改革,否则,中国的货币政策会被动跟随量化宽松政策,中国经济整体的稳定性、安全性、独立性也会受到重大威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中国的资本账户会逐渐开放,跨境资本流动会日趋自由,人民币汇率改革也将被推上日程。受量化宽松的影响,人民币的汇率改革料将进一步提速,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

二、结论与建议

(一)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在经济危机、量化宽松推出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尽快调整经济结构,重心向拉动内需转移。中国的市场潜力巨大,尤其是农村市场。使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引擎,是抵御外部经济衰退对国内经济产生不利影响的良方。依赖外部需求在稳定性上远不如依靠内需。经济危机来临时,稳定的内需是保证经济继续平稳高速增长的有利武器。只有内需旺盛,才能在别国出台一系列政策时,保持本国经济政策的连续性与独立性。不论是量化宽松政策的推出还是退出,有了内需的保障,才能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出台政策,掌握主动,而不是疲于应付。虽然经济结构调整会带来阵痛,但是结构调整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举措,只有拉动内需,鼓励消费,减少对外部依赖,才能促进经济持久平稳健康发展。对于企业来说,第一,应该尽快进行产业升级,摆脱依赖大量廉价劳动力的生产模式,转变为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生产方式,大幅提高产品的附加值;第二,应注重自身品牌的建设,学习国际经验,打造核心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此外,以外贸为主的企业应提高自身的汇率风险管理能力,在进行有效危机管理的同时,降低危机管理成本,在国际环境前景不明的情况下,使损失最小化。对于政府来说,首先,应在适当时机,对遭受外贸损失的企业进行适当帮扶,帮助企业度过难关,同时督促企业进行产业升级。其次,应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减少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性,拉动内需。此外,政府应深化税制改革,藏富于民;完善消费政策,保障消费者权益;继续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缩小贫富差距。

(二)加快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经济危机之时,央行在特殊情况下采取了特殊措施,将人民币与美元硬挂钩,2005年开始的汇改因此处于实际暂停阶段。2010年重启汇改,并将汇率浮动区间扩大到1%,体现出汇率改革的决心。汇率改革对于人民币国际化至关重要,而人民币国际化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有不可估量的价值。目前,人民币汇率制度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施行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进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首先应把握其核心,即市场化。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市场化也应该是汇率改革的核心,在完善市场机制的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减少政府及央行的干预,由市场决定人民币汇率水平。第二,应建立完善的外汇交易市场基础设施,多元化外汇交易产品,增加投资者的选择,增强中国外汇市场的吸引力。第三,央行应在货币政策上拥有更大的自主权与更多的独立性,进一步放宽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使基准汇率形成方式更加市场化。另外,在干预外汇市场时,央行应通过多种方式,保证干预手段的灵活性与市场化。深化汇率改革,加快完成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最终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应列入我国的长期规划。

人民币论文范文第3篇

(一)避免国际金融风险向内地传播的防火墙目前我国内地金融体系有待健全,金融体系实力还不足以与国际投机资金进行抗衡。在此条件下,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可能遭受到国际金融风险的冲击。在香港建设离岸人民币市场,可以作为内地规避国际金融风险的防火墙,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为中国内地制定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战略及判断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提供实战依据。

(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试验场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是内地深化金融改革开放、提升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然而,实现人民币国际化面临各种困难和风险。在香港建设人民币离岸市场,可以利用其与在岸市场的中介和过渡性角色,充当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试验场。此外,由于受内地现行转轨型经济体制、不完全可兑换货币以及现行汇率、利率形成机制等因素的影响,内地短期内难于实现全面的金融市场自由化。在香港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可以加快人民币利率、汇率的市场化水平,增强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计价、交易以及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功能。

二、香港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香港在建立和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方面已取得积极的阶段性成效。

(一)香港与内地经贸往来密切随着内地与香港人民币贸易结算的开展,越来越多的内地和香港的企业会使用人民币作为贸易计价和结算货币。内地企业使用人民币对香港进口支付,必将使得人民币源源不断的流入香港。2013年我国内地与香港的进出口总额为4010亿美元,同比上升了17.5%。随着我国内地与香港的进出口贸易额的增加,跨境贸易结算量也不断增加,离岸人民币数量会渐渐增加,因此在我国境外的离岸市场的人民币资金会将会形成一定的规模,如何更好的引导和利用这笔资金,是我国经济学家关注的热点话题。

(二)香港个人人民币业务快速发展2004年以来,中国人民币银行逐步开放香港银行经营人民币零售业务范围,包括存款、汇款、小额兑换、信用卡和支票等,使香港个人人民币快速发展。据香港金融管理局统计,截至2013年末,经营人民币银行业务的认可机构数目达到146家;香港吸收人民币存款共8604.72亿元人民币,较上年末提高了42.69%,占当地外币存款的比重达到22.86%(汇率按1港元对人民币0.78623元),成为当地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外币存款。

(三)香港人民币债券市场日趋成熟2007年6月,国家开发银行在香港发行了第一笔人民币债券,拉开了香港人民币债券市场发展的序幕。截至2013年末,香港人民币债券发行共计约4000亿元,其中境内机构和财政部累计在港发行人民币债券1745亿元,境外机构在港累计发债2255亿元。香港人民币债券市场主体不断增多、业务规模不断扩大,有利于增强香港债券市场相较于银行、股票市场的弱势地位,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四)香港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规模不断扩大2009年6月,中央政府允许广东的深圳、广州、珠海、东莞四市和上海与港澳地区之间的跨境贸易使用人民币结算。自此,香港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规模不断增加。截至2013年末,香港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金额累计35062.74亿元,同比增长33.19%,相当于香港进出口贸易总额的49.67%(汇率按1美元对人民币6.0969元)。

三、发展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政策建议

“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并支持香港成为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局面已基本形成,但总体规模还太小,为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需要大陆与香港协同配合,共同推动其快速发展,即在“循序渐进,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促进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贸易及投资。

(一)大陆要为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撑虽然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迅速,但香港不是纯粹意义的离岸金融市场,这主要体现在,香港人民币业务并非完全在人民银行的监管范畴之外,而是有中央政府的授意及配合。因此要推进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除了其自身努力外,更大程度上是中央政策的结果。目前最为迫切的一项工作就是完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推进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除了其自身努力外,更大程度上是中央政策的结果。下一步应根据市场情况适当提高对中银香港的清算额度设定,在充分满足香港企业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的基础上进一步为香港注入人民币流动性。人民银行应会同其他部门,根据试点情况逐步扩大试点范围,增加试点企业数量,提高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总规模,逐步提高境内行对境外结算参加行的人民币购售限额、融资限额、境外参加行在境内银行间外汇市场买卖人民币的限额。

(二)香港离岸市场上的人民币既要有回流机制,也要有“体外循环”机制人民币要成为国际货币,必须建立境内货币流出和境外货币回流的双向机制。首先要继续加强对回流渠道的管理和监控,建立健全相关回流操作的流程,按照相关规范进行管理,确保回流资金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减少回流资金对在岸人民币市场的干扰和冲击。其次,进一步加强人民币的“体外循环”。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人民币必须真正实现在国际上的流通和使用,而不仅仅限于在香港与内地之间的流动以及人民币的大量回流使用。特区政府和香港金融管理局要加大推进人民币“体外循环”的努力,只有这样才可能保持中央对香港市场的兴趣,才可能保证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人民币交易、清算和定价中心的地位不被其他市场所取代。今后要大力推动境外企业对人民币的需求,通过除香港和内地以外的第三方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和投资活动来实现离岸市场上人民币的“体外循环”,减少因人民币的大量回流而对境内汇率和资本市场的负面影响。从监管层面讲,可以通过组织和参加全球性的路演来推进香港离岸市场可以提供的贸易结算、融资、投资的功能,签署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用本币结算、定价、投资的协议。

(三)继续拓展香港人民币业务广度和深度,支持人民币业务品种的创新货币国际化的一个必要条件是该国必须拥有具备相当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其原因在于这样的市场能够向国内居民提供具有高度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金融工具,能让他们自由迅速的进出该市场而无需花费太多的成本。首先要逐步放宽人民币业务的相关限制,如个人客户兑换限制和贷款限制、香港人民币业务参与境外外汇头寸额度限制等;其次要继续丰富人民币业务品种,研究开发基于香港本地市场的人民币期权、货币期货等产品,继续鼓励黄金市场推出以人民币计价交易的黄金投资产品,为人民币持有者提供更多的保值避险渠道;第三要继续开发人民币直接融资产品,做好相关配套服务,稳步发展离岸人民币保险、理财产品等。总之,香港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应集中力量把有关人民币业务的金融产品做精、做细、做好、做大。

人民币论文范文第4篇

按照离岸金融市场的管理模式,可以分为内外一体型、内外分离型及避税型离岸金融市场这三种类型。内外一体型是指一国的在岸业务与离岸业务之间无严格分界,在岸市场与离岸市场相互交融,该类型的离岸市场对所在地的经济条件尤其是金融管理的要求比较高;内外分离型是指金融监管当局应该将离岸金融业务和国内金融业务严格区分开来并分别登记在不同的银行账户上,账户之间不能混淆,该类型离岸金融市场根据在岸业务和离岸业务的分离程度不同又分为绝对的内外分离型和内外渗透型;避税型离岸金融市场其目的是用来规避税收或规避监管,一般没有离岸资金实际交易活动,只是作为离岸金融机构办理离岸交易的地方。

二、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发展现状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不断深入,综合经济实力有了较大提高,发展本国的离岸金融市场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要进行金融体制的改革,缩短与发达国家的金融差距与国际金融接轨,就必须建立自己的离岸金融市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开办离岸金融业务比较晚,离岸金融发展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第一,萌芽阶段:1989年国家外汇管理局首先批准招商银行经营离岸金融业务,自此拉开我国离岸金融发展的序幕。第二,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我国离岸金融业务发展迅猛时期,顺应发展趋势,我国允许深圳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等5家商业银行享受一系列优惠条件开办离岸金融业务。第三,整顿阶段: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影响较广,直接暴露了我国离岸金融业务的许多问题,经营离岸业务的银行出现大量的坏账,于是离岸金融业务中止进行坏账的清理整顿。第四,恢复阶段:2002年6月,特别批准招商、交行、浦发及深圳发展银行四家商业银行恢复离岸业务的经营权,致使离岸金融在我国拥有蓬勃发展的大好机会。目前,我国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模式是内外分离型。内外分离型是指把金融监管当局将离岸金融业务和国内金融业务严格区分开来并分别登记在不同的银行账户上,账户之间不能混淆。我国离岸业务实行单独设账,单独核算,实行分账管理税后并表的运营管理模式,将离岸业务与在岸业务分离。由表2可知,我国离岸金融业务资产规模不断扩大,离岸国际结算量不断提高,离岸金融发展呈现较快趋势。在这二十多年中,我国离岸金融业务有较大的发展,在离岸金融交易中,香港市场的客户和资金量占各离岸银行客户总量的60%以上,在离岸存款中,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存款约各占56.7%和39%;离岸贷款中,中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贷款约占57%和42%。在交易币种方面,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全面展开,香港成为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主要平台,人民币在港的存款规模不断增长,目前人民币存款占香港全部银行存款规模比重的l0%左右,仅次于港元与美元,香港成为境外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另外,用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逐渐丰富,包括人民币计价的证券产品、基金、保险、黄金、外汇交易。同时,人民币经营机构不断扩大,随着香港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快速增长,必须有更多的金融机构为之进行清算服务。近几年来,由于政府政策的支持等各方面因素使我国离岸金融得到迅速发展,初步形成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但香港离岸金融中心与国际上其他离岸金融中心相比规模还是较小,交易品种不够丰富,也就是说当前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只处于起点上。从广度上说,用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有待进一步丰富,交易主体有待多元化,目前我国离岸金融业务主要是传统的银行业务,如存款、贷款、国际结算等业务的人民币产品;从深度上说,人民币存款规模和流动性有待提高,二级交易市场活跃度较低。另外,由于对人民币离岸市场的监管制度方面还存在漏洞,导致离岸市场成为人民币非法活动聚集地。因此,对发展我国人民币离岸市场的问题有待深入探讨。制约我国离岸金融市场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人民币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离岸金融发展有限目前,我国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推进幅度是非常有限的。第一,人民币资本项目并未完全实现自由兑换,人民币跨境流通主要是依赖实体经济推动。尽管我国与周边国家签订互换协议,人民币用于区域贸易结算,但人民币并不是这些地区交易的主要结算货币,人民币并没达到完全的国际化条件。此外,人民币的出入境还有限额控制,因此离岸金融规模难以迅速扩张。第二,近年来,人民币有较为强烈的升值预期,人民币需求较大,尤其是东南亚地区,人民币的境外流通规模扩大,但是我国离岸金融业务开展有限,不能满足境外对人民币的需求。

(二)离岸金融市场管理机制较为薄弱我国离岸金融市场管理机制的薄弱主要体现在监督机制不完善,表现为监管机构不明确,我国离岸金融市场的管制机构涉及到人民银行、银监局、外汇局、税务总局等多个部门,但是由谁来主导离岸金融监管还不是很明晰,多头监管会不可避免地造成监管资源的浪费,从而降低监管的有效性。比如说可能会造成监管的盲区或重复监管,从而降低了监管的有效性。所以有效的监管体系的建立对离岸金融健康持续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

三、发展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政策建议

(一)审慎开放人民币资本账户,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世界主要离岸金融市场上交易使用的货币基本上都是可自由兑换的,而人民币的资本账户尚未完全放开,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民币离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一般来说,开放资本项目会提高资金利用效率,降低资金使用成本,给一国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资本账户的开放也必然会对一国的金融秩序产生冲击,弱化本国的货币政策效力,可能会造成一国汇率的波动,但总体来说,资本账户的开放是利大于弊。所以,在作出正确估计的情况下,立足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本着循序渐进和风险可控性原则,适度推进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和金融自由化,拓宽人民币流通渠道,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从而满足对外经济开放的要求。

(二)借鉴发达国家离岸金融市场发展的经验由于我国现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及人民币处于强烈的升值预期,选择正确的离岸市场管理模式对于发展离岸金融市场是非常关键的。从发达国家离岸金融中心的发展状况来看,有以下几点值得我国借鉴:第一,明确发展模式,基于历史情况及较高的金融监管水平,伦敦金融中心选择内外一体型发展模式,而美国和日本为防止资金流动对在岸金融秩序的冲击采取内外分离型。基于我国实际情况,经济实力逐步增强,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为了防止国际游资通过离岸市场流入境内,造成经济不稳定,短期内采用内外分离型的离岸市场管理模式是明智之举。第二,健全的法律法规是离岸金融市场安全运行的有效保障,离岸金融自由化程度高,资金流动自由,受监管程度较低,金融业务的开展需要健全法律制度为其营造良好环境,所以我国应该加强对离岸金融立法的完善。

(三)加强金融产品创新,满足投资需求多样化目前,在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上人民币离岸业务种类较单一,并不能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多样化,同时,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预期及人民币贷款的需求较小的情况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为了增强人民币资产的流动性及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应该加强金融产品的创新。增大人民币债券市场的发行规模,积极活跃二级市场的金融衍生品交易,推动人民币用于产品的定价和结算,开发更多的金融理财产品。人民币资产种类越多,流动性就会越强,这样就能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促进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发展。

(四)短期内以发展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为重点,同时构建境内离岸市场与之相互支持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基本框架,香港成为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主要平台,在香港离岸市场上,业务种类和交易额不断增多。同时,我国境内也在积极开办离岸业务,近年来,有大量学者探讨在上海建立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可行性。上海是我国经济中心,经济发达,金融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人才集中,我国可以借鉴美国境内离岸金融市场发展经验在境内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与香港离岸市场相互支持,减小香港离岸市场上资金的异常流动对境内经济的冲击力度,维持经济运行稳定。

(五)完善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监管体系,有效监管和规避风险由于离岸金融市场的监管相对松弛,若对离岸金融业务监管存在漏洞,让非法投机者钻了监管制度的空子,可能导致离岸金融市场成为黑社会洗钱、非法筹集资金、非法资金逃税的场所,所以建立完善的监管体系对离岸金融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及其重要。加强对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监控,防范风险主要从两方面入手:第一,建立健全离岸金融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快离岸金融监管立法进度,明确各参与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明确市场准入和退出的标准。第二,加强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人民银行、银监会、外汇局、税务总局等进行联合协同监管,建立健全监管体系,实施适时与定期监管,协作调查和联合检查等制度,不断完善协作监管机制。

人民币论文范文第5篇

(一)理论分析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认为,相对价格的差异是国家之间贸易存在的根本原因,而汇率对贸易平衡的影响就是通过相对价格来进行的。假设以直接标价法表示汇率,即以本国货币表示这一固定数量的外国货币的价格,这时汇率上升表示本币贬值,汇率下降表示本币升值。一般地,当汇率上升使本币贬值时,一国的出口会由于其产品的相对价格的下降而增加,进口会由于外国产品的相对价格的上升而减少,从而引起贸易收大于支,产生贸易顺差;反之,当汇率下降使本币升值时,一国的出口会减少而进口会增加,产生贸易逆差。汇率作为外汇的价格,具有调节贸易平衡的作用,正如商品的供给和需求能够在价格机制的调节下实现平衡。当贸易顺差存在时,一国通过贸易获得的收入大于支出,外汇的不断增加使其供大于求,发生贬值,从而本币相对升值,最终导致出口减少、进口增加,贸易顺差得到纠正;同理,当贸易逆差出现时,汇率变动也能通过同样机制发挥作用,最终实现贸易收支平衡。在理论模型中,汇率作为外汇的价格,具有自动调节贸易平衡的作用,但是现实并不像模型所描述的一样完美,直接政策干预、高度的进出口贸易管制、单一的固定汇率制度等,这些因素会扭曲贸易平衡的价格信号机制,使汇率对贸易平衡的调节作用受到不同程度的阻碍。只有在汇率的价格机制已经形成并正常发挥作用的条件下,汇率才能如上文描述地通过其价格机制对贸易平衡进行调节,此时测度贸易平衡的价格弹性才是有意义的。因此,为了探讨人民币汇率与贸易平衡的关系、人民币升值是否能减少中国巨额的贸易顺差,有必要对人民币汇率的制度背景展开研究,分析人民币汇率价格机制的形成以及人民币汇率制度与贸易平衡之间的关系。

(二)制度背景我国对外贸易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受到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据Lardy(2002)的分析,我国的对外贸易与人民币汇率的联系是经历了漫长的改革历程才逐渐建立起来。Lardy(2002)认为,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对外贸易是受到中央政府高度集中管理的,有三个具体表现:首先,绝大多数的对外贸易都是由中央统一计划的,对于国内生产满足不了的产品和生产原料,采取进口的方式获得;对于国内生产过剩的产品则用于出口,以平衡进口的支出。当出口带来的收入无法弥补进口的支出时,国家采取减少国内消费的方式来增加出口。第二,参与对外贸易的企业仅是少数的国有贸易企业,并且每个国有贸易企业都对自身生产的产品完全垄断。第三,国际价格在决定贸易产品的供给和需求中完全没有发挥作用。如果产品是用于出口的,出口企业只能接受由政府制定的国内价格,完全不考虑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从1978年开始,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开始了史无前例的经济改革,国际贸易的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首先,从1988年开始取消对进口贸易的集中计划,同时取消将出口贸易用作平衡进口支出的做法;其次,对用于工业制成品加工、组装和再出口的原材料实行关税免除。事实上在1990年代中期,工业制成品贸易已经占据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50%,关税减免政策使中国的加工贸易企业从原来扭曲市场的国内定价机制中解放出来,更好地利用国外资源扩大生产、发展壮大。从1990年开始到2001年,得到关税免除的进口商品种类不断增加,同时政府对非关税壁垒的使用也显著减少。到了1990年代后期,中国的国内价格能有效地反映市场机制,价格机制也逐步实现了从“集中计划型”向“市场导向型”的转变。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才真正废除了对全部进口商品的非关税壁垒。Lardy强调,“由于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数量是由政府统一制定的,没有受到国内价格和国外价格变动的影响,因此,1990年代中期之前的进出口贸易是与人民币汇率变动无关的,人民币汇率的价格机制并未发挥对贸易平衡的调节作用。中国从2001年加入WTO开始,才真正实现了从高度保护的对外贸易向开放市场对外贸易的转变。”这说明,我国的对外贸易真正受到汇率波动的影响是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才开始的。也就是说,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开始,我国贸易平衡的价格弹性才是显著有意义的。其次,人民币汇率与贸易平衡之间的关系是随着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发展而变化。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发展经历了由计划到市场、由封闭到开放、由僵化到灵活的调整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六个阶段:单一浮动汇率制(1949年-1952年)、单一固定汇率制(1953年-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后以“一篮子货币”计算的单一浮动汇率制(1973年-1980年)、双重汇率制度(1981-1993)、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994年-2005年)、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5年至今)。2005年的汇率制度改革之后,我国并没有停止对汇率制度的改革步伐,而是不断地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幅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2007年5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对外宣布,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千分之三扩大至千分之五。201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2012年4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对外公告,自2012年4月16日起,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千分之五扩大至百分之一。随着汇率制度改革的推进,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现阶段,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是通过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幅度和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使之能更真实地反映市场供求变化,发挥价格的市场信号。理论上,汇率制度改革放宽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幅度必然引起人民币的大幅度升值,按照汇率机制的作用,人民币的大幅度升值必定使中国的出口锐减、进口增加,从而扭转中国贸易顺差长期保持的局面,这也是美国等在对中贸易中长期保持逆差的国家一直逼迫中国对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改革的原因。与预期一致,自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推行以来直到2012年,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升值超过28%。但是,人民币升值是否能纠正中国对外贸易不平衡的现象,使中国的贸易顺差减少呢?图1显示了在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之后到2012年3月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贸易平衡之间的关系。将图中的两条折线进行对比可以明显看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贸易平衡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反向关系。例如,从2008年7月开始到2009年3月,代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黑线有一段较大幅度的攀升,与此同时,代表贸易顺差的灰线并没有像预期中的一样随着黑线的上升而下降,而是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从2008年7月到2009年1月一路以较大的幅度上升,但从2009年1月到2009年3月以接近直线的斜率迅速下滑。假如这种现象能用汇率对贸易影响的滞后性来解释的话,那么再举一个例子,从2009年底开始到2012年初,我国贸易平衡经历了三次大幅度的下降,这三次锐减使我国的贸易平衡由顺差向逆差逆转,然而,在同一时期,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呈持续的波动上升状态。这说明,人民币汇率上升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对贸易差额产生显著影响,或者说,影响贸易平衡波动的主要因素是同时期的金融危机与其缓和之间交替变化所带来的国内外需求的变动,而不是人民币汇率变动(即贸易平衡的收入弹性大于价格弹性)。当然,仅从对图表和数据的观察中得到的结论是不可靠的,接下来的工作是建立模型和运用计量对模型进行估计和分析。

二、模型与数据

(一)模型的建立为了考察汇率制度改革后人民币汇率对贸易平衡的影响,本研究中首先对三个重要等式进行估计。首先,对贸易平衡等式进行估计。贸易平衡,即出口与进口的总差额主要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国内外经济增长率变化引起的收入变动的影响,二是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对价格变化的影响,因此对贸易平衡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进行测算是贸易平衡的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在贸易平衡等式中,本研究将直接影响贸易平衡的因素: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作为重要的变量,并参考Garcia-Herrero和Koivu(2007)的做法,把外国直接投资(FDI)作为控制项(control)纳入等式。其次,对进口和出口等式进行估计。由于贸易平衡是出口与进口的差额,考察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贸易平衡的影响实际上是考察其对出口和进口产生影响的综合效应。尽管通过贸易平衡等式能够得到人民币汇率对贸易平衡的直接影响,但是为了探究这种综合效应产生的来源和原因,本研究也对进口等式和出口等式进行估计。在出口等式中,纳入国外需求作为重要变量来估计出口的收入弹性;在进口等式中,纳入国内需求变量来估计进口的收入弹性。同样,参考Garcia-Herrero和Koivu(2007)的做法,将FDI作为两个等式的控制项,同时加入增值税退税(VATrebates)作为出口等式中的控制项。在对各等式的估计中,本研究将我国的对外贸易分为两类,一类是初级品贸易(ORTB),另一类是工业制成品贸易(PROTB)。具体来说,将出口贸易分为初级品出口贸易(OREX)和工业制成品出口贸易(PROEX),进口贸易分为初级品进口贸易(ORIM)和加工品进口贸易(PROIM)。借鉴Dees(2001)和AliciaGarcia-Herrero和Koivu(2007)的定义,工业制成品贸易是由工业制成品出口贸易和工业制成品进口贸易组成的,工业制成品出口贸易中出口的包括用于组装国外产品的出口品和在生产和组装中使用到进口部件的出口品;工业制成品进口贸易中包括用于组装出口品的进口部件。而初级品贸易则指的是没有经过深加工的最终产品的进出口贸易。由于工业制成品的构成相对复杂,在研究中区分两种贸易产品,尤其是对工业制成品进行独立分析是非常必要的。在中国贸易中,工业制成品出口贸易中出口的包括用于组装国外产品的出口品和在生产和组装中使用到进口部件的出口品,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这部分贸易产生的影响变得不明了,如果人民币升值,原则上会引起对进口品的需求增加,对出口品的需求减少,然而对于用于组装(进口到中国的)国外产品的出口品,需求会增加还是减少变得不确定。同样的,对于在生产和组装中使用到进口部件的出口品,尽管国外对出口品的需求减少,但是由于人民币升值,进口部件价格的下降使厂商的成本减少,有可能会使厂商增加产量,于是结果也变得不确定。LnTBt表示贸易平衡(Ln(出口/进口)),具体包括初级品贸易平衡(LnORTBt)和工业制成品贸易平衡(LnPROTBt)。LnREERt表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数值的上升代表人民币升值,相反,下降表示人民币贬值,具体计算方法将在下文中详细介绍。LnYt表示国内需求,LnYt*表示国外需求。LnFDIt是等式中的控制项,表示外国直接投资。a1表示贸易平衡的价格弹性,测度人民币汇率对贸易平衡的影响。a2和a3表示收入弹性,分别代表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对贸易平衡的影响。a4是FDI的弹性系数,测度贸易平衡对FDI变动的反应。在出口等式中,LnXt表示出口量,具体包括初级品出口量(LnOREXt)和工业制成品出口量(LnPROEXt)。LnREERt代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LnYt*代表国外需求,LnFDIt和LnVATrebatet是等式中的控制项,分别代表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企业得到的增值税退税。a1表示出口的价格弹性,a2表示出口的收入弹性。a3,a4分别代表FDI的弹性系数和增值税退税的弹性系数。在进口等式中,LnMt表示进口量,具体包括初级品的进口量(LnORIMt)和工业制成品的进口量(LnPROIMt)。LnREERt代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LnYt表示国内需求,LnFDIt是等式中的控制项,表示外国直接投资。b1表示进口的价格弹性,b2表示进口的收入弹性。b3是FDI的弹性系数。

(二)样本的选择和数据处理本研究采用2001年12月到2012年3月的月度数据作为样本,目的是测度我国加入WTO之后贸易平衡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敏感程度。在稳健性检验中选取从2005年7月到2012年3月的月度数据作为样本,一方面能反映出汇率改革后中国贸易平衡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敏感程度是否增强,另一方面,从2005年7月汇率改革实施起到2012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超过28%,将这段时间作为研究样本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贸易平衡产生的影响。在人民币汇率与进出口贸易关系的研究中,通常用进出口量作为研究对象以剔除价格波动、通货膨胀的影响,但是中国政府只进出口的价值(以美元或人民币作为单位)而从未中国进口和出口的价格指数。因此在处理中国贸易数据的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在于进出口的价值和量难以分离,因此要得到进出口量的数据,需要找到进出口价格的替代值。对于进口价格替代值,Chengetal.(2007)对几种常用的中国进口价格替代值:制成品的生产价格指数(PPI),Gaulier、Lemoine和Unal-Kesenci(2006)的GLU-K指数,以及香港单位价格指数(HongKongunitvalueindexes)进行了对比后发现,GLU-K指数只存在年度数据,因此不适合于月度分析,而PPI和香港价格指数都是很好的中国进口价格的替代值。对于出口价格,最常用的是消费物价指数(CPI)。本研究选择香港单位价格指数作为进口价格的替代值,CPI作为出口价格的替代值,这两种指数将分别用于中国月度进口量、出口量和贸易平衡量的计算中,以剔除价格影响。具体地,初级品出口量(OREX)和工业制成品出口量(PROEX)的数据通过将原始月度数据从美元单位(USD)转化为人民币单位(RMB),经过季节调整①后再除以消费物价平减指数(CPI)后得到;初级品进口量(ORIM)和工业制成品进口量(PROIM)的数据通过将原始月度数据从美元单位(USD)转化为人民币单位(RMB),经过季节调整后再除以进口价格的替代指标———香港单位价格指数后得到。初级品贸易平衡(ORTB)和工业制成品贸易平衡(PROTB)的数据分别通过初级品贸易进、出口量相减,工业制成品贸易进、出口量相减后得到。其中N表示纳入计算的货币种类数量,wi代表iit货币的权重,reri,t代表人民币对中国每个贸易伙伴的双边汇率②。在这种计算汇率的方法中,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REER)的上升代表人民币升值,相反,下降表示人民币贬值。国外需求用世界进口总值(减去中国进口部分)来表示,做季节调整处理后除以世界进口价格指数以剔除价格影响。国内需求用工业生产指数(IPI)表示,做季节调整处理后除以消费物价指数(CPI)剔除价格影响。工业生产指数是根据某国家和地区特定时间内工业生产的总量编制的指数,由机器制造业、矿业及公用事业等组成,是反应国内需求的重要经济指标。表示国内需求本研究选择IPI而不是GDP的原因是GDP只存在季度数据,不能满足月度研究的要求。外国直接投资(FDI)和增值税退税(VATrebates)是为了防止出现遗漏变量而纳入等式中的控制项。本研究中的FDI数据采用实际利用累计数据,做季节调整处理后除以CPI以剔除价格影响。将增值税退税(VATrebates)纳入出口等式是因为返还给出口企业的增值税退税(VATrebates)能起到起到促进出口的作用。本研究中所使用的数据主要从Bloomberg、CEIC和IMF数据库中获得,具体数据来源与处理方法见表1。

三、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主要运用以下计量方法:(1)平稳性检验(单位根检验)。在估计等式之前需要对每个等式中的变量进行平稳性测试。在本研究中,采用扩大后的迪克福勒检验(ADFtest)检查每个变量序列是否存在单位根,如果单位根不存在,则数列是平稳的。(2)协整性检验。由于在平稳性检验的结果中,并不是所有变量序列都是平稳的,单位根普遍存在,因此有必要进行第二步———协整检验。本研究运用Johansen检验考察每个等式中不平稳的变量数列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通过这个检验,我们还能进一步了解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关系。(3)回归和分析。确定等式中各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存在之后,最后一步是对贸易平衡等式、进口等式、出口等式分别进行回归得到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以帮助我们分析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贸易平衡、出口、进口的影响。为了得到具有弹性意义的回归系数,对三个等式中的全部变量作取对数处理。

(一)平稳性检验如表2中的结果所示,在三个等式中,我们都不能拒绝变量中存在单位根的假设,因此我们下一步需要做的是对各等式中不平稳的变量进行协整性分析。假如不平稳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我们就可以直接对等式进行回归,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二)协整检验本研究采用Johansen检验对贸易平衡等式、出口等式和进口等式中不平稳的变量作协整性检验。首先,在总样本中,对贸易平衡等式中的变量:实际有效汇率(LREER)、国外需求(LFD),外国直接投资(LFDI)进行检验。出口等式中需要做协整关系检验的变量有两组:实际有效汇率(LREER)、初级品出口(LOREX)、外国直接投资(LFDI)、国外需求(LFD)和实际有效汇率(LREER)、工业制成品出口(PROEX)、外国直接投资(LFDI)、国外需求(LFD)。进口等式中,对变量:实际有效汇率(LREER)、工业制成品进口(LPROIM)和外国直接投资(LFDI)进行协整检验。同样地,在子样本中,我对贸易平衡等式中的变量:实际有效汇率(LREER)和外国直接投资(LFDI)进行协整检验;对出口等式中的实际有效汇率(LREER)、初级品出口(LOREX)、工业制成品出口(LPROEX)和外国直接投资(LFDI)进行协整检验;最后对进口等式中的实际有效汇率(LREER)、初级品进口(ORIM)、工业制成品进口(LPROIM)和外国直接投资(LFDI)进行协整关系检验。在本样本中,贸易平衡等式中实际有效汇率(LREER)、国外需求(LFD),外国直接投资(LFDI)之间存在2个协整关系。出口等式中,实际有效汇率(LREER)、初级品出口(LOREX)、外国直接投资(LFDI)、国外需求(LFD)之间存在2个协整关系;实际有效汇率(LREER)、工业制成品出口(PROEX)、外国直接投资(LFDI)、国外需求(LFD)间存在2个协整关系。进口等式中,实际有效汇率(LREER)、工业制成品进口(LPROIM)和外国直接投资(LFDI)之间存在1个协整关系。由于各等式中不平稳的变量之间均存在协整关系,可以直接对各等式进行OLS回归。

(三)回归结果与分析本文研究方法中的最后一个步骤是对贸易平衡等式、进口和出口等式进行回归。贸易平衡回归结果见表4。贸易平衡等式的回归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对初级品贸易平衡和工业制成品的贸易平衡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从中国加入WTO(2001年12月)以来,无论是初级品还是工业制成品,它们的贸易平衡变化主要受到国内外需求变化的影响,而不是来自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换句话说,贸易平衡的收入弹性比价格弹性要更显著。出口等式回归结果见表5。出口等式的回归结果显示:一方面,自加入WTO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初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存在显著的负影响,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会引起初级品和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减少;在汇率制度改革之后这种影响的程度有所提高,尤其是对工业制成品的影响,反映在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弹性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加入WTO之后,外国直接投资对两种贸易产品的出口都有较大的影响且影响是统计显著的,原因是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投向出口企业,所以出口对其的依赖较大。进口等式的回归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初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具有显著的影响,价格弹性较高,但是具体对两者影响的方向却是不一样的,其中对初级品进口的影响是正的,对工业制成品的影响是负的。原因是:工业制成品贸易由于其组成结构的特殊性,在有些情况下与初级品贸易对人民币汇率波动以及需求的反应是相反的。在进口的情况中,人民币汇率升值会增加我国的初级品进口,但是,由于工业制成品进口贸易中包括用于组装出口品的进口部件,人民币汇率升值带来的对出口的减少会对工业制成品的进口造成打击,因此人民币升值对工业制成品进口的影响是负面的。由于这个原因,国内需求对两种贸易的影响也是反向的,其中对初级品进口存在正的影响,对工业制成品存在负的影响。

(四)稳健性检验为了考察结果的稳健性,并进一步考察汇率制度改革后人民币汇率对贸易平衡的影响,在此对2005年7月到2012年3月的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其单位根检验、协整性检验以及各等式回归结果见表7。回归结果显示,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实施之后,在新的汇率制度下,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贸易平衡的影响变得显著,初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贸易平衡的价格弹性都明显增大。从出口和进口的角度看,在出口中,汇改后外国需求对两种贸易品出口的影响变得统计不显著,出口增值税退税的影响仍然存在且影响程度有所提高。在进口中,汇改后初级品和工业制成品进口的价格弹性都有所上升,反映出人民币汇率对进口的影响加强了。由于贸易平衡的价格弹性是反映贸易平衡对人民币汇率波动敏感程度的直接指标,因此,为了更清晰地表明汇率制度改革前后人民币升值对中国贸易平衡的影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下将贸易平衡等式、进口等式和出口等式中的价格弹性特征归纳于表11。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Bloomberg、CEIC和IMF数据库中的数据,选择2001年12月到2012年3月(中国加入WTO之后的阶段)的月度数据作为总样本,考察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贸易平衡的影响,稳健性检验中以2005年7月到2012年3月(汇率制度改革后)的月度数据作为样本,考察汇率制度改革后人民币升值对贸易平衡的影响。运用计量方法分别对两个时期贸易平衡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敏感程度进行测量和对比,得出以下几个主要结论。

(一)2005年7月开始的汇率制度改革使人民币汇率对贸易平衡的调节作用增强。本研究结果显示,自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我国贸易平衡的价格弹性显著增强。这个结果表明: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使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程度相对提高,能更真实地反映市场供求变化的影响,汇率的价格信号机制也有所加强,汇率制度改革使人民币汇率更好地发挥对贸易收支的调节作用。但是,尽管近年来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弹性不断加大,距离人民币实现市场化、国际化还有一段距离,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力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二)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显著地减少中国对外贸易顺差,通过人民币升值来纠正国际贸易不平衡的现象是不现实的。从本研究的结果中我们发现,尽管人民币升值对进口和出口都有显著的影响,但是由于工业制成品特殊的组成成分,其贸易平衡对人民币升值的反应与初级产品贸易相反,这种反向作用使人民币升值对贸易平衡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在很大程度上相互抵消,最终导致对贸易平衡的综合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在来自国外各界的巨大压力之下,货币当局应该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控制人民币过快升值,否则将会加大出口相关企业的汇率风险,对价格弹性较大的出口产业甚至会带来致命的打击。

(三)人民币升值可能会改变中国与不同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平衡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初级品贸易的贸易平衡存在负的价格弹性,而工业制成品贸易的贸易平衡具有正的价格弹性。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会对两种产品的贸易平衡带来相反的影响。一方面,人民币升值会使初级品的贸易顺差减少;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会使工业制成品的贸易顺差增加。由于在对外贸易中,我国与一些国家间的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初级品贸易,与另一部分国家间的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工业加工品贸易,这个结果意味着人民币升值可能会减少与部分国家之间的贸易顺差,但同时也可能增加与另一些国家之间的贸易顺差,从而使我国与不同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平衡发生逆转。

人民币论文范文第6篇

Frankel与Wei(1994)较早对货币地区影响力进行了研究。他们通过建立交叉汇率模型并利用1979~1992年的数据系统考察了美元、日元、德国马克、澳大利亚元以及新西兰元等五种货币对东亚9种货币的影响。研究表明,美元对东亚国家货币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东亚国家是事实上的“美元区”。至此,交叉汇率模型开始广泛应用于参考篮子货币进行管理的货币篮子权重变化的研究并逐步成为这一领域的研究范式。如Frankel和Wei(2007,2008)采用同样的方法分析了2005年“汇改”至2007年年初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Ito(2008)利用Frankel和Wei(1994)的研究框架,也分析了包括人民币在内的东亚货币与世界主要国家货币(美元、日元和欧元)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汇改”前后人民币仍然以盯住美元为主,人民币汇率变动的灵活性很小。Fratzscher和Mehl(2013)采用类似的方法分析了人民币对东亚地区货币的影响力。研究发现,2005年以来人民币已经取代美元成为这一地区最具影响力的货币。Aggarwal和Mougoue(1996)利用协整的方法比较了日元和美元与亚洲“四小龙”与“四小虎”共计八个货币汇率变动的协整关系。研究发现,日元与这八种货币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同时日元相对于美元而言对这8个国家(或地区)的货币影响力要更强一些。Chen、Siregar和Yiu(2013)认为,“汇改”使得人民币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不断攀升,而美元在这一地区则逐步丧失了其影响力。区域贸易、人民币与东亚各国贸易互换货币规模的日益扩大以及中国对东亚地区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增大(outwardinvestment)是导致人民币地区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根本原因。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内学者针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特别是其对东亚地区影响力的研究文献开始集中出现。丁剑平、杨飞(2007)采用麦金农(McKinnon)回归方程对“汇改”前后人民币与亚洲国家货币的关联性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人民币“汇改”以后,亚洲各国普遍降低了美元在其货币篮子中的权重,同时人民币与亚洲国家货币联动性显著增强。陈志昂(2008)采用Frankel与Wei(1994)的研究框架分析了东亚货币与人民币之间的协整关系。研究发现,人民币与东亚国家货币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并且其强度要远高于东亚货币与日元之间的联系。李晓、丁一兵(2009)采用Frankel与Wei(1994)的研究框架,对人民币与世界主要货币及东亚主要国家货币的联动关系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表明:人民币目前还不能独立成为东亚区域性货币,而制约这一目标实现的关键因素是中国目前并不能替代美国成为这一地区最终产品的提供者。杨荣海(2011)采用Frankel与Wei(1994)的研究框架分析了东盟十国货币中美元、欧元、日元、英镑以及人民币的权重变化。研究发现,“汇改”以后人民币在东盟国家货币中的隐含权重上升,美元的隐含权重则有所下降。许祥云、贡慧(2012)采用GARCH模型对“汇改”以来东亚货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汇改”以后人民币对东亚国家或地区的货币影响力在不断增强,但还没有成为东亚国家货币稳定的名义“锚”。刘刚(2013)采用Frankel与Wei(1994)的研究框架,通过引入分布滞后模型分析了人民币、美元、欧元以及日元对东亚货币汇率的长、短期影响。研究表明,美元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虽然短期内难以撼动,但是人民币对东亚部分国家的货币,如印度卢比、新加坡元、马来西亚林吉特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美元。通过上述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国内外对于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地区影响力的研究文献主要是借鉴了Frankel与Wei(1994)的研究框架。但是,由于该框架的交叉汇率模型中没有考虑到可能存在的ARCH(GARCH)效应,使得采用改框架交叉汇率模型得到的系数估计值,及其置信区间可能会由于异方差的存在而出现偏差,相应的建立在此置信区间上的分析结果值得商榷。其次,从数据的选择上说,为了增大样本量以及保证分析结果的准确性,较多的学者使用了汇率变动的日度数据来进行分析。但是,对于时间跨度的选择则不尽相同。有的学者选择了2005“汇改”前后的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有的学者则选择使用“汇改”后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众所周知,人民币“汇改”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即使是“汇改”后的时间段由于遭受金融危机的冲击,不同阶段的“汇改”节奏与“汇改”政策也并不完全相同,由此,而导致的人民币与东亚其他国家货币之间的关系也必然存在差异。因此,为了保证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在具体分析人民币与东亚国家货币联系时必须要着重考虑人民币汇率制度变迁对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最后,由于东亚地区曾经是事实上的“美元区”,因此,东亚各国货币或多或少会受到美元汇率变动的直接或间接影响,采用回归分析来研究不同货币之间的关联度,可能会由于“内生性”问题而导致分析结果产生有偏估计。为了克服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ARCH(GARCH)效应以及“内生性”问题对估计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文没有采用Frankel与Wei(1994)的交叉汇率回归模型来研究人民币与东亚地区货币关联性,而是采用Engel(2002)提出的动态条件相关系数模型(dynamicconditionalcorrelation,DCC)对人民币与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货币汇率的动态关系进行刻画。同时,根据“汇改”时间表将2001年以来的人民币汇率变动的日度数据划分为不同阶段,来全面比较不同时期人民币汇率与东亚各国货币汇率变动之间动态关系。

二、人民币对东亚货币汇率影响力检验

2005年7月“汇改”以前,人民币实际上实行的是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汇改”以后,人民币开始实行一篮子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同时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也逐步增大,受到人民币货币锚效应的影响,有些东亚国家相应调整了本国汇率政策。因此,为了直观反映人民币“汇改”对东亚各国货币的影响,本文首先分析“汇改”前后人民币与东亚主要国家货币的相关系数矩阵,然后在此基础上研究人民币汇率对东亚各国主要货币的动态影响。

(一)数据来源及初步分析本文主要目的是分析“汇改”前后人民币对东亚主要国家货币影响力的变化。由于特别提款权(specialdrawingrights,SDR)是一种以世界主要货币加权计算得到的“人造”货币,并且SDR与确定人民币汇率水平的主要篮子货币构成相似,可以降低回归模型的残差项与所选取基准货币的相关性,使得估计结果更为准确。因此,本文选取特别提款权作为计价货币。在样本选择上,考虑到东亚国家的汇率制度主要由三类构成:传统的盯住汇率制度(如港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如马来西亚林吉特)以及独立的浮动汇率制度(如台币以及印尼盾等),其中,文莱采用与新加坡元等价的汇率模式,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四国又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为了充分考虑样本的简洁性与代表性,本文选择印尼盾(IDR)、韩元(KRW)、马来西亚林吉特(MYR)、新加坡元(SGD)、泰铢(THB)以及台币(TWD)、港币(HKD)作为分析对象,选取欧元正式流通后的2002年1月2日至2013年12月23日共计8种货币(包括人民币在内)兑特别提款权(SDR)的日度数据,数据来源于Pacificexchangerate数据库,同时将所有变量通过环比对数差分得到汇率变动率并分阶段计算其相关系数矩阵,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可见,“汇改”以前人民币汇率与东亚地区主要国家货币汇率变动率正相关,并且相关系数普遍较大,然而,这还并不能说明人民币汇率对东亚地区影响力在不断增强,而是供应方寡头竞争均衡的结果(陈志昂,2008)。即不是依赖于政府间的协议,而是通过货币竞争机制的结果。由于东亚各主要发展中国家都已经形成通过外商直接投资驱动区域产业发展,同时其机械设备高度依赖于向日本进口以及产品主要向美国出口的“三角”模式。并且东亚国家具有相似的资源禀赋。这种趋同的经济发展战略,导致东亚国家的出口产品在欧美发达国家市场上具有需求弹性较低而供给弹性较高的特点,也使得东亚国家的对外贸易模式非常容易出现所谓“囚徒困境”式的货币竞争局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东亚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即是这一“囚徒困境”式的货币竞争结果的佐证。货币竞争虽然可以暂时提高本国出口数量,但是会造成产品供给方的总体福利的损失。因此,为了避免货币竞争性贬值对本国福利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当地区发展中大国例如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并且区域内其他国家与这个发展中大国的竞争性与互补性同时存在时,只要这个发展中大国国内具有稳定的政治与经济形势,同时其币值能够保持持续稳定,那么区域内其他国家的货币就可能将其作为其隐形“内部锚”。于是出现人民币对东亚地区影响力的增强形象。

2005年“汇改”以前,人民币长期盯住美元,实际上实行的是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同时,由于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规模及其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负责任的表现,使得各国纷纷选择将人民币汇率作为本国货币的“隐形锚”。这一点从表1可以得到验证。通过对表1的下三角矩阵进行观察可以发现,人民币汇率变动率与东亚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货币汇率变动率都比较高,表明人民币由于长期实行固定汇率的结果使得货币竞争性均衡在这一地区出现,或者说在东亚地区出现了非正式的汇率合作安排。另外,由于货币对外价值是其内部宏观经济发展的反映。2005年“汇改”以后,在中国宏观经济持续向好以及人民币“汇改”导致的升值预期作用下,人民币开始持续升值,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弹性空间增大。在此背景下,人民币作为东亚国家货币“隐形锚”的条件减弱,人民币与东亚其他发展中国家货币的联系开始降低。这一点也可以从表1得到反映。从表1的上三角矩阵列出的结果可以发现,除中国香港与中国台湾以外,人民币汇率变动率与其他东亚国家货币汇率变动率的相关系数都比较小,说明随着人民币稳定性减弱,人民币充当东亚其他国家货币内部隐形“锚”地位开始下降。

(二)模型构建及实证分析1.模型构建为了分析不同资产之间的相关关系,Bollerslev于1994年提出了常系数条件相关模型(constantconditionalcorrelation,CCC)。该模型假定不同资产之间的相关关系固定不变。Engel(2002)在Bollerslev的基础上提出了动态条件相关模型(dynamicconditionalcorrelation,DCC)。DCC模型放松了不同变量之间相关关系固定不变的假设,同时考虑了异方差对计算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因此特别适合于广泛存在ARCH(GARCH)效应的金融变量之间动态关系的刻画。DCC模型可以简单表述。对角元素的平方根构成的对角阵,Q-为第一阶段对收益方程进行估计得到的无条件协方差矩阵。方程(1)称为条件动态相关模型,即DCC(m,n)模型。动态条件相关模型中阶数m与n则是通过设定m与n的不同值,比较不同设定数值,按照赤池准则(AIC)、对数似然统计量等综合确定。2.实证分析表2给出了2002年1月2日~2013年12月23日的印尼盾(IDR)、韩元(KRW)、马来西亚林吉特(MYR)、新加坡元(SGD)、泰铢(THB)、台币(TWD)以及港币(HKD)汇率变动率的统计描述结果。从表2可以看到,包括人民币在内的东亚主要国家货币呈现典型的“尖峰厚尾”的分布,同时,汇率变动率也存在显著的序列相关,体现了汇率变动具有渐进、相依的特点。为了分析人民币与样本内其他国家货币汇率变动率之间的动态关系,本文设定DCC(m,n)-MVGARCH中ARCH项及GARCH项的不同滞后期m与n的值,并通过比较不同设定下的赤池准则(AIC)、对数似然统计量(LR)等统计量,并兼顾模型的简洁性,最终选择DCC(1,1)-MVGARCH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图1~图4给出了不同时期人民币与东亚各主要国家货币汇率变动率之间的动态关系。综合图1~图4可以发现,2005年“汇改”以前人民币与东盟主要国家的货币,如林吉特、泰铢以及港币的相关性较高,而“汇改”后人民币与上述国家货币之间的关联性存在显著下降的趋势。2008年6月中国重新启动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以后,人民币与上述国家货币的关联性又重新存在上升的趋势。与东亚其他国家货币不同,港币由于一直实行的是联系汇率制度,因此,港币与美元联系密切。从图1也可以发现,在“汇改”以前以及2008年6月~2010年6月,由于人民币实际上执行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因此,港币与人民币之间的相关程度很高。在2005年“汇改”以及2010年6月人民币重启“汇改”以后的各个阶段,人民币与美元的关系相对降低,导致港币与人民币的动态相关关系在这两个阶段也呈现下降的趋势。

相对而言,人民币与新加坡元、印尼盾以及台币之间的关系比较稳定。这与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以及台湾地区特定的汇率制度有关系。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新加坡即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其汇率水平主要参考贸易伙伴及其竞争者的货币进行管理,并且货币篮子权重不对外公布。此外,由于新加坡经济规模相对较小,同时其经济增长率一直较高并且拥有发达的金融市场,经济基本面以及外汇市场的变化很容易通过外汇市场反映出来,因此,新加坡货币管理当局可以据此较为精准的调整新元的汇率水平。更为重要的是,新加坡虽然是中国在东盟国家中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两国之间贸易商品结构比较单一,新加坡对中国出口产品主要以资本与技术性贸易产品为主,受汇率变动因素较小,因此,新元与人民币汇率变动之间的关联性一直比较稳定。印尼盾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从独立的浮动汇率制度转变到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中央银行通过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使得汇率维持在其预先设定的水平。由于印尼出口主要是以矿物燃料和橡胶等初级产品为主,而进口则主要是高新技术产品,导致印尼进出口弹性水平都较低,使得印尼政府通过汇率政策来调节国际收支以及改善资源配置的效果不明显。因此,印尼盾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比较稳定。我国台湾地区由于自1989年以后一直实行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并且外汇市场同期也完全自由化,彻底放弃了汇率的出口导向以及创汇的功能,因此,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变化对人民币与台币之间的关系影响不大,两者之间一直保持着较为稳定的关系。最后,人民币与日元、韩元汇率变动之间的动态关系比较复杂。这一方面源于日元与韩元均实行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早在1999年4月韩国就取消了经常账户交易的兑换限制,2002年1月1日起韩国完全实现了外汇交易自由化,而日本汇率制度在1973年就从固定汇率制度(盯住美元),转为浮动汇率制度,并于1998年完全放开本国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日元汇率完全市场化。在此背景下,韩元与日元的汇率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因此,在样本期内人民币与韩元、日元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规律性。另外,日本与韩国同属于发达国家,其出口产品结构与中国出口产品结构没有竞争,同时,自由浮动的汇率之策也使得通过汇率政策调节外贸进出口的作用被弱化,因此,中国尽管早在2007和2012年分别成为日本与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是由于两国的贸易产品存在互补性,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上述两国的进出口贸易并不存在显著影响,上述两国并不需要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变化做出较大反应。

实际上,东亚作为支撑美国全球本位制的一个重要区域的现实,短期内并不会改变,这是东亚经济体与美国在“二战”后长期经济交往中所达成的互惠性与恐怖性兼具的“博弈均衡”(李俊久,2014)。一方面,美国的直接投资为东亚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另一方面,东亚廉价的商品则出口到美国,其出口所得美元也回流到美国来弥补美国金融市场和国际收支失衡。美国与东亚地区特殊的生产关系,直接导致美元在东亚与美国之间形成巨大环流,使得短期内美元在东亚地区影响力不可能降低;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其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目前与东亚各国之间的经贸关系还不具备挑战美国在东亚地区主导地位的实力。因此,通过加强发展与东亚各国之间的贸易,从而增强人民币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一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基于汇率制度变迁的视角,本文对人民币汇率与东亚各主要国家货币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供应方寡头竞争均衡机制的存在使得东亚国家存在非正式汇率制度安排,人民币成为东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隐形“锚”。2005年“汇改”以后,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增大,人民币隐形“锚”的功能弱化,人民币对东亚国家,特别是实行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国家货币的影响比较大,而对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国家的影响比较小。因此,仅仅通过贸易渠道难以在短期内增强人民币的地区影响力。DCC-MVGARCH模型的实证分析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论。为了增强人民币区域影响力,在扩大人民币跨境结算贸易的试点的同时,要在境外大力发展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通过利益杠杆来增强人民币的地区影响力。

(二)政策建议人民币国际化要求人民币跨越国界,在境外得到最大限度流通,成为普遍认可的国际货币。人民币实现“国际化”必须要通过以下三点来体现:首先,人民币在境外能够被普遍接受并具有一定的流通度;其次,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在国际贸易中要达到一定的比例;最后,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能够成为境外各级、各类银行的投资工具。由于世界主要国际货币的“国际化”都是建立在其成功实现了“区域化”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首先,扩大人民币跨境结算贸易的试点范围。完整的国际货币必须具备记账单位、交易媒介以及价值贮藏三个特点。然而,从交易媒介这个功能来看,美元仍然是东亚主要的贸易计价与结算货币。美元在与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以及印度尼西亚的进出口贸易中充当计价货币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欧元与这些国家的本币(Kamps,2006)。因此,基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现实,我国应该大力开展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的规模和范围。目前,我国上海、广州等六个城市实行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未来应该有条件地将边境贸易较发达的城市和自治区纳入到人民币边境贸易结算试点的范畴。通过人民币的跨境结算来增强人民币的地区影响力,加快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同时,为了加快建立东亚地区对人民币的信任,可以通过与中国贸易交往较多的国家签署协议,允许在这些国家将一定数额的人民币直接兑换成美元和欧元,通过“背书”来使得人民币在东亚地区获得更高的认可度。其次,东亚区域内贸易强度虽然呈现不断加深的趋势,中国作为区域性大国客观上也承担了区域内贸易产业转换的责任,即对区域内主要国家的贸易呈现逆差而对区域外贸易呈现顺差(李晓、丁一兵,2006),但是由于东亚各国,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其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战略与中国趋同,因此并不必然会选择将人民币作为其货币“锚”,东亚各国汇率制度多元化的现实即是例证。因此,通过国际贸易渠道短期内将人民币“区域化”影响力提升至较高层次的作用有限。为了加快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和最终实现“国际化”,中国要在境外大力发展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当前,在东亚各国外汇交易中使用最多的依然以美元为主,美元在东亚地区外汇交易中占有绝对优势(BIS,2014)。因此,要在境外主要是在香港加快推进以人民币计价的外汇市场规模,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适时推出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市场,扩大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市场的规模与水平,从而扩大人民币在境外的影响,逐步形成与欧元证券以及美元证券相抗衡的人民币证券市场,通过利益杠杆来扩大人民币的影响。

人民币论文范文第7篇

人民币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加入SDR,使人民币成为继美元、欧元、日元、英镑之后的第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人民币入篮后,黄金市场走势将面临不确定性。文章旨在分析黄金市场未来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人才需求与对策。

关键词:

SDR;黄金市场;机遇挑战;人才需求

2015年12月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宣布批准人民币加入SDR,从此人民币成为继美元、欧元、日元、英镑之后的第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此举不仅是人民币国际化里程碑的重要一步,还意味着各国央行将会在资产负债表中配置更多的人民币资产,人民币也将会被各国投资者看好,进一步促进资本账户的开放,影响人民币的汇率,进而影响黄金市场及人才需求。从长远看来,黄金市场受其影响而愈加繁荣将成为趋势,在短期来看,这种背景下的黄金市场和黄金价格还有诸多不确定因素,与之相适应的人才需求缺口很大,如何认识并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找出应对之策,则是当下刻不容缓的课题。

一、人民币加入SDR背景下黄金市场发展趋势

1.人民币入篮会增强黄金等贵金属的定价话语权人民币加入SDR,无疑加速了其国际化的进程。何为货币的国际化?一国货币的国际化是指该国的主权货币在世界范围内的交易和流通,履行其作为货币的基本职能,如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货币等职能。尽管现阶段人民币在SDR中所占的规模在国际支付结算体系中占比很小,大约只有3000亿美元的规模占比仅2%,但是,人民币将发展成为国际货币的事实不容置疑。人民币加入SDR会使越来越多国家和国际机构配置人民币作为储备资产,这不仅增强中国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的话语权,也愈发增加中国在以黄金为代表的贵金属市场上的定价话语权。据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12月,中国主要大宗商品进口数量环比仍创新高。贵金属市场及黄金需求与价格表现虽然较为平稳,但也出现种种异动之处。毫无疑问,人民币加入SDR将会使更多境外投资者有兴趣投资人民币资产,同时产生的大量境外离岸人民币将会寻求合理的投资渠道,以黄金为代表的贵金属市场显然是个很好的选择,中国的黄金市场必然面临着良好的机遇,争取和加大话语权是大势所趋,也是国家利益所在。

2.人民币加入SDR助推黄金衍生品市场繁荣我国的黄金市场选择的是现货与期货隔离的发展模式,商业银行主要承担现货交易商和做市商的角色,黄金期货交给期货交易所,相比现货,针对黄金的衍生产品品种开发不够。人民币加入SDR将会使持有以人民币计价黄金产品的投资者产生对黄金衍生产品的需求,特别是场外大宗交易产生的套期、远期、期权等,这些需求会倒逼人民币计价的黄金衍生产品应运而生。这对选择套期保值的投资者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以前只能用美元交易的黄金远期产品可以直接用人民币黄金远期的形式操作,规避了汇率风险。总而言之,黄金场外衍生品市场会因此变得日渐繁荣。

3.人民币加入SDR会刺激国内黄金制品多样化,加大消费力度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断深入,人民币成为黄金交易国际计价工具将逐渐成为现实。黄金及制品以人民币结账,会大大方便民众购买黄金制品,降低资金成本,方便国人出国旅游时的黄金制品消费。同时,从事黄金经营企业加大其资金投入,重视黄金消费市场品种的研发与多样性,国内黄金制品经销商的投资热情将进一步激发,大众消费者购买欲望增强,促进黄金制品消费。

二、未来黄金市场需要的专业人才

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和高度开放的黄金市场,合格的职业人才需求至关重要。无论是对于拥有开展黄金业务的企业还是黄金市场交易方的参与主体,都需要优化整合现有人力资源,发挥其应有的竞争优势。具体而言,黄金市场合格的职业人才需求可分为以下几类:1.黄金衍生品市场的研发人才面对日渐活跃的黄金衍生品交易市场,相关的研发人才需求随之上升。这些人才必须熟知黄金市场的交易规则以及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精算基础,以及系统性创新能力。2.精通黄金交易规则的经营人才随着中国黄金市场的进一步开放,黄金市场的参与主体也进一步扩大,大量的拥有专业知识以及金融产品营销经验的精英人才将会为整个市场带来新的活力。3.通晓国际法的谈判人才人民币加入SDR将使我国在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上取得应有的话语权,因此必须学会做规则的制定者而不只充当规则的接受者。通晓国际法的谈判人才将会为我国的黄金市场发展打开新局面。4.从事黄金制品销售的市场营销专门人才人民币加入SDR会进一步刺激我国黄金制品消费,尤其相对众多的一般消费者而言,消费欲望、需求以及对黄金品质的要求会更高。目前,大众消费者对黄金的需求有收藏、抗通胀保值和黄金饰品等不同目的,且已扩展到各个年龄层面,但是,从事黄金制品销售的营销人员业务水平普遍欠缺,人员素质与一般商品销售人员并无二致,这不仅制约了黄金制品的销售,也造成了其销售渠道的单一。

三、黄金市场专业人才培养对策

人民币入篮后,从短期来看,黄金市场前景扑朔迷离、走向不甚明朗。但长期看来,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黄金市场一定更加繁荣。目前,我国黄金市场在金融市场中可称为最为开放的市场,国际与国内市场联动,市场复杂,产品繁多,在此背景下,如何培育更多的高素质的专门人才,以优化及补充黄金市场人力资源,适应市场发展需要,笔者以为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1.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拓展人才培养规模数量目前,我国黄金市场人才培养主要由少数地质类高校和具有财经类专业的高校承担,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快,金融市场庞大,人才分流严重,黄金市场专门人才数量供给严重不足,缺口很大。因此,改革较为单一的人才培养模式,实施多元化、社会化的开放式办学模式和机制尤为重要。教育主管部门应在搞好学科专业布局的前提下,鼓励高校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办学,如增设新学校新专业、采用混合所有制办学或引进国外智力办学等,加大人才培育规模与力度,适应市场人才需求。

2.注重职业应用能力培养,契合人才培养与市场适应度作为黄金市场人才培养摇篮的高等学校,应主动承担为市场培育更多的优秀人才的重任。做好人才培养的关键,在于重视内涵建设,突出专业特色,提高人才培育质量,尤其是构建应用型人才培养新体系,让人才培育与市场需求无缝对接。只有不断更新教育教学观念,适时调整专业结构,深入开展课程体系建设和教学改革,才能突出人才特色。只有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树立质量意识,加强教学监控,才能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只有树立创新思维,顺应黄金市场发展要求,实施校企联合及产学研一体化,突出实践能力培养,才能提高人才素质,这也是契合人才市场适应度的好方法和捷径。此外,还要积极改善办学条件,为人才产出创造可靠的物质保障。

3.探索多样化的职业人才培养方式,弥补市场人才结构性不足贴近市场要求,需要什么人才就培养什么人才,是市场经济的不二法则。目前,黄金市场专门人才短缺,人才结构也不尽合理,就更需要进行人才培养方式的探索。订单式人才培养,既简单易行,又符合实际,且具有针对性,是解决当前黄金市场人才不足的有效途径之一。积极倡导企业与高校及科研院所合作,充分利用前者资金优势和后者科研人才优势,实施联合培养方式培育所需人才,既能提高人才培养的效率和可持续性,又可达到利益攸关方的双赢效果。如共同建立研究工作站、流动站,合作建立人才培养基地及实践基地,都能延缓、解决市场人才短缺问题。对于国际化人才需求,可通过国外直接引进、国外培养或国内国外联合培养方式,获取具有国际视野、熟悉法律和市场规则的专业人才。

4.引进与培训结合,优化企业内部人力资源

发展黄金市场,打造内部核心竞争力是核心,而不断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是其关键所在。积极引进优秀人才十分重要,做好企业培训工作更不可或缺。企业应清楚自身发展状况,盘点人力资源能力现状,看其能否适应市场和企业发展需要。通过调整整合内部人力资源结构,强化员工素质培训,来达到优化内部人力资源的目的。人员培训可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进行,“走出去”就是员工外出培训,“请进来”即引进外部智力进行内部培训。培训方式灵活多样,比如证书制与研修式、长期与短期、脱产与业余等,还要创造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氛围等。四、结语人民币加入SDR将为黄金市场发展迎来良好开端,也为黄金市场专门人才需求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只要我们充分抓住改革契机,引进相关优秀人才,优化人才培养方式,黄金市场必然会迎来新格局。

参考文献:

[1]陈默.金融危机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的思考[J].财经界,2010,(9).

[2]邱晓琴.中国黄金市场定价及价格影响因素分析[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士论文,2009.

[3]张海波,郭玲.中国黄金市场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人民币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自2005年7月2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人民币汇率实行有管理的浮动制度。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理论联系实际,人民币升值的根本原因,以及对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宏观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做了一定的分析,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建议。

一、人民币升值的原因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低迷、萧条,许多西方国家面临着通货紧缩的巨大压力。与一些发达国家情况正好相反的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和不断增加的巨额外汇储备成为推动人民币升值的直接原因。以美国和日本为首的西方国家认为中国的出口商以“不公平的低价”抢夺世界市场,因此要逼迫人民币升值,并进而将这一经济问题转变为政治责难,向中国施加压力。在国内外复杂的经济与政治形式下,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外因

1.日本叫嚣。2002年12月2日,日本副财相黑田东彦及其副手河合正弘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署名为《全球性通货再膨胀正当其时》的文章;2002年2月22日,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在OECD七国集团会议上向其他六国提交通过提案,要求逼迫人民币升值,这是该组织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公开讨论成员国以外的经济问题。2003年3月2日,《日本经济新闻》发表文章称“中国向亚洲国际输出了通货紧缩”。日本政府认为中国向全球特别是亚洲国家输出了通货紧缩,这是日本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原因。由于中国出口急剧增长,国内物价水平下降,以及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导致国际市场上廉价商品的供应能力大大增加,导致日本国内物价下跌,同时日本总需求的不足,引起物价的进一步下降,从而发生通货紧缩的危险,中国正在向保口日本在内的全世界输出通货紧缩。日本政府认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有责任为稳定世界经济作出贡献,也符合起自身利益,如果中国政府不能严格限制出口,那么为了扭转国内通货紧缩局势,应该采取扩张型的货币政策,或者是让人民币升值。

2.美国施压。2003年6月起,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外部压力从日本转向了美国。2003年6月合7月美国财政部长JohnSnow和美联储主席AlanGreenspan先后公开发表谈话,希望人民币选择更具弹性的汇率制度,认为盯住汇率制度最终会损害到中国经济。随后美国的商务部长、劳动部长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此外,美国的一些利益集团,以健全美元联盟为代表,在要求人民币重估方面表现最为积极,美国方面有关情绪随着斯诺9月的访华而达到高潮,这次访问也被称为“汇率之行”。美国方面希望人民币升值的主要理由是中国的货币操纵造成了美国严重的制造业失业问题。他们认为,中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为了获得巨大的出口竞争优势,故意操纵货币的汇率,尤其是中国人民币存在着严重的低估现象。正是这一现象使美国的制造业发展出现萎缩,企业大量倒闭,带来了严重的失业现象,到2003年6月美国的失业率已经达到了6.4%,其中90%的失业使制造业的失业,而且美国兑中国的贸易赤字在过去纪念里也大幅增加,中国由此累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到2004年底已经达到了6099亿美元。所以说,中国需要为美国的经济下滑和失业增多负责,美国政府必须给中国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来督促人民币升值。

(二)内因

1.实际有效汇率。据IMF估算,2002年人民币相对于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名义有效汇率下降了6%,而根据胡祖六(2003)的测算,从2002年2月美元从其汇率的最高点贬值到2003年6月,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已经下降了11%。自1994年中国实施汇率制度重大改革以来,根据国际组织的测算结果,人民币一直存在低估的问题。1980至1997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达9.98%,1998至2004年,尽管先后受到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同时陷于衰退及非典的影响,但中国经济仍然保持着7%到9%的高速增长。这无论是与同期发达国家比较,还是同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是领先的。中国经济的稳定快速增长与世界经济的低迷形成鲜明对比。这就表明人民币有升值的趋势。

2.购买力平价。“购买力平价”理论是一种重要的汇率决定理论。该理论认为,购买力平价(PPP),指一定时期内两种货币的汇率是由两种货币在本国国内所能购买的商品与劳务的数量来决定的。也就是说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的交换,实质上是本国货币和外国货币购买力的交换,长期均衡汇率是由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的购买力对比决定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人类发展报告》显示,2005年中国人均GDP按名义汇率计算为1352美元,但若按购买力平价方法折算则为5791美元,即名义汇率比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民币汇率低估4.06倍。一般来说,购买力平价的计算仅涉及到可贸易商品,并且没有考虑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差异,因而容易高估发展中国家的币值。但是,人民币币值即使没有UNDP估算的那样高,也不至于像现行的汇率那样低。

3.国际收支。“国际收支决定论”认为,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是影响汇率最直接的因素之一。当一国有较大的国际收支逆差时,对外汇的需求大于外汇的供给,本币对外贬值;反之则会造成本币升值。从国际收支状况看,我国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收支从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以来一直维持较大的顺差。特别是近几年,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流入国,每年FDI高达500亿美元左右。这种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的状况使得我国近年来的外汇储备节节上升,已经超过了满足正常支付所需的储备水平。所以,根据国际收支状况,人民币也会产生升值趋势。

二、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的综合影响

(一)对外贸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人民币升值会扩大进口,限制出口,不利于国际贸易收支。因为人民币升值以后,等量人民币与从前相比,可兑换更多的外币。对进口商来说,购买等量的进口商品需要支付的人民币较以往更少,因此有扩大进口的需求。但对出口商而言,若商品以原先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出售,所得到的外汇换得的人民币要比从前少,利润将会减少;若以略高的价格出售以保证利润,则减弱了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无论哪种情况,都不利于出口商,因而出口将受限制。长期以往,即会出现贸易逆差。但事实上,由于近年来我国积极鼓励加工贸易的发展,加工贸易已逐渐超过一般贸易,成为我国主要的贸易方式。加工贸易的特点是“大进大出”——增加出口的同时增加进口,人民币升值虽然会有损最终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但却能提高进口原材料的购买力,由此可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人民币升值对出口的不利因素。此外,出口弹性系数也改变了本币升值给我国贸易收支带来的影响。在目前的学术研究中,多数学者认同我国出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远小于1,即我们出口商品价格提高的幅度会超过出口商品数量减少的幅度,因此,虽然出口产品的数量有所减少,但价格上的弥补使得出口的总额反而会提高。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04、05、06的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显示:近三年来,我国的贸易收支,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规模都在扩大,而出口规模扩大的幅度大于进口,我国一直处于贸易顺差状况,且顺差额不断增大。由此推断,人民币升值短期内并不会改变我国贸易顺差的现状,更不会造成我国严重的贸易逆差。

(二)对就业的影响。人民币升值对居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物价与就业的影响上。从短期来看,人民币升值后,我国商品出口竞争力减弱,出口产品的数量有所减少,在各出口企业生产能力不变的情况下,原本打算出口的产品囤积到国内市场,由此出现国内市场上,商品供大于求、物价下降的局面。此外,人民币升值也直接反应为购买进口商品的价格下跌,鉴于此,国内同类或相似商品为增加自身的竞争力也调整价格,致使国内商品价格下跌。所以,人民币升值会使得国内的商品物价下降,进一步还可能导致潜在的通货紧缩效应。从长期看来,我国对进口需求的增加导致国际市场上供求关系的改变,使得国际市场的价格提高,从而又带动了我国国内物价上涨。目前,受市场供给、国际价格等其他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的物价一直处于温和上涨状态,因此出现通货紧缩效应的可能性不大。在就业方面,人民币升值后,一方面,劳务输出减少,国内劳动力资源增多。另一方面,短期内,国内市场商品供大于求,企业为争取优势,可能裁员、缩小企业规模以保持竞争力,因此,国内就业形势严峻,尤其是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失业形势较为严峻。所幸,目前我国人民币升值的幅度不大,就业形势总体良好,城镇失业水平控制在4.6%之内。

(三)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人民币升值将增加外商的投资成本。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是以货币、实物及其它无形资产等形式投资的。人民币的升值,以美元为股本金的外商投资企业,兑换人民币的能力会减少,也就是外商投资的成本会随着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投资的竞争力。但是,外商投资成本的增加,对于特定的项目来讲,原来额定的投资规模所需的资金将不足,如果继续实施该项目,会促使外商增资,扩大其投资规模。人民币的升值会加速企业利润分配和再投资,不利于现有外企发展。人民币的升值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民币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外商将会加速企业利润分配,提高可分配利润的汇出比例,据被调查的外商投资企业反映,自7月21日人民币升值2%后,将利润及时汇出,要比升值前多获得2%的外币。同时促使外商决策、实施新的投资方案,不利于现有外商投资企业扩大生产规模。邯郸辖区8-12月利润再投资10621万元人民币,占全年再投资的79%,而去年同期为零。如河北文丰钢铁有限公司,是2002年注册成立的外商合资企业,该公司的外方柬埔寨荣丰投资有限公司,在2005年10月12日将2003年和2004年利润所得9900万元人民币,再投资到唐山中厚板材有限公司。因此,人民币的升值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外商的直接投资。

三、对策与建议

从短期来看,为了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有效政策:进一步提高企业和个人持汇量;适当增加进口;适当下调存款利率;同国际社会多沟通交流以达成共识。从长远来看,逐步放松资本项目外汇管制,建立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的、有效的、灵活的汇率形成机制,最终实现包括资本项目可兑换在内的人民币自由兑换,是我国外汇制度的长远目标。但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应从中国实际出发,根据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客观要求来安排,循序渐进。

首先,需要完善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所需要的市场条件和制度安排。胡祖六博士主张要使人民币逐步向有弹性的汇率制度过渡,银行利率和货币体系应该分开,利率市场化;要加快银行的改革步伐,提高银行自身内部的风险管理能力;进一步进行金融改革,加强监管;大力发展金融外汇市场,进一步理顺供求关系,稳步推进人民币比可兑换进程,不断提高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同时,着力培育人民币远期和期货交易市场,大力发展汇率风险规避工具,增加企业应对外汇波动的手段。

其次,人民币不可能直接选择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可以考虑先逐步扩大汇率的浮动幅度,根据出口、国际资本的流动形势,采取更具灵活性的调整措施。但需要保持相对平稳的货币政策,使相应的灵活性建立在整体平稳的基础上。

最后,要加强同国际社会的进一步合作。在世界经济、金融日益融合的今天,一国的汇率政策不再是孤立作用的,而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各国之间的汇率政策就像是一场博弈,如果各国相互之间能进行良性协商,各国的利益才有最大化的可能。只有增加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多边合作,才能增强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才能在世界货币体系的演变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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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艳辉,张静,汪寿阳.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和世界经济影响分析.国际技术经济研究,2003年10月,第6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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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凌波.浅谈人民币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金融观察,2007年7月.

[5]凌波.浅谈人民币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金融观察,200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