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与美学的交织互动探究范文

摘要:文章以西方工业化发展进程为背景,探讨景观生态设计思想的发展演变和审美变革。在后工业时代和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之下，风景园林领域生态思想发展和演进所形成的理论和概念逐渐融合了生态和美学、精英艺术和大众审美的二元对立，并促进了更具生态性和审美价值的创新景观实践项目的探索。文章分析评论的生态启示设计和关注环境的先锋艺术案例表明，社会需要多学科合作来强调生态和可持续发展，并通过景观表现和审美体验促进公众的生态意识。文章最后提出，中国风景园林界应该打破学科藩篱，加强多学科合作，建立更具生态意识的景观审美标准，通过景观实践促使公众成为更具生态意识和知识的环境公民。

关键词:风景园林；生态美学；关注

环境的艺术实践风景园林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点，包含生态、美学和社会人文要素。从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麦克哈格注重场址生态要素分析和技术处理的生态设计，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更加多元的设计思潮和实践，生态和美学的论辩一直贯穿于各时期思潮过程之中。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生态议题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等多学科领域。对生态环境的关注使得风景园林师在城市设计工作中起到更加重要和主导的作用。保护生态环境，设计展示场址的生态演进过程，重建和疗愈被破坏的生态系统，以及处理更具体的雨水花园、屋顶绿化，等等，成为风景园林领域备受关注的实践内容。风景园林已不再局限于如画的景色或者建筑的衬景，它从地理概念延伸到社会、政治和生态相互联系的系统概念，从强调视觉美感转变为解决生态技术、强调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等综合问题的解决。与此同时，一些先锋艺术家参与到景观和土地艺术实践中，表达对于环境问题和人类未来的关注和警示。审美走向多元化和民主化，非确定性、随机性、混沌散乱等艺术表达形式对古典美学的诗意、秩序、纯净和精英化提出极大的挑战。由于景观具有多重含义，文章所涉及的“景观”一词，主要指人类能够真实感知的具体的户外空间组成。这些组成内容包括气候、地形、土壤、动植物等自然因素，以及设施、构筑、人类活动及活动痕迹等人文因素[1]。景观是风景园林实践的对象，亦是风景园林实践的结果。

1映射工业发展历程的景观生态设计思想演变

19世纪中后期，伴随技术进步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帝国主义垄断阶段过渡。这一时期的工业文明主要表现在对自然掠夺式开发，对自然的生态价值缺少认识，自然逐渐破碎化。以英美为代表的工业先行发展国家的资本垄断导致中小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大批无地农民涌向城市，城市设施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的需要，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在此背景之下，奥姆斯特德（Olmsted）、霍华德（Howard）、盖迪斯（Geddes）、芒福德（Mumford）等从风景园林、田园城市、区域规划等不同侧面试图解决工业城市的社会和环境问题。这一时期主要的生态设计思想体现在重建人和自然的联系，并且具有浓厚的人本主义、理想主义和实验色彩。奥姆斯特德认为风景优美的公园具有精神激励作用，同时能够改善城市居民的健康，具有疏解精神压力、增加精神稳定的作用，把如画的自然带入城市是其设计的主要宗旨。精巧细腻，层次丰富，有如图画般的经过提炼的自然美，是奥姆斯特德设计风格的主要特征。霍华德在伦敦附近的莱契沃尔思（Letchworth）建造了第一座具有乌托邦色彩的田园城市，盖迪斯将自己的优托帮（Eutopia）理想付诸在苏格兰丹佛姆林（Dunfermline）的规划实践之中[2]。这些先驱者们的理论和实践开创了现代城市规划的方法论和技术路线，前瞻性地警示工业文明、技术进步和人类福祉之间曲折迂回的关系。而奥姆斯特德的贡献不仅在于创立了风景园林学科，还在于在这些城市规划先驱所提倡的人与自然、城市与环境协同发展的生态思想框架之下，奠定了风景园林师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工业发达国家经历着严重的环境问题。人类的生活环境遭到工业废弃物的严重污染和破坏，工业废水无序排放，杀虫剂以及日化产品的广泛应用，使河流湖泊海洋遭到污染。1962年R.卡逊（R.Carson）《寂静的春天》出版，是战后开启世界范围内环境保护运动的里程碑式的著作。该书严谨的科学理性精神和人文关怀不仅唤起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也促使各国政府起草出台环境保护法律。生态学作为一门科学在公众中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加。1969年麦克哈格的《设计结合自然》变革性地转变了风景园林实践，他提倡从生态科学中借鉴原理和规则并应用到设计项目中。其图层叠加技术对设计场址的适应性分析为园林规划和设计提供了科学的数据支持，他宣称生态是命令而不仅是解释，科学是园林设计唯一的权威[3]。在生态设计思潮影响下，美国院校一些园林专业更加关注环境管理、自然科学和生态修复技术，而对于视觉艺术、设计理论和历史重视不够[4]。麦克哈格大力提倡的生态设计思想具有时代的开拓性，同时也有时代的局限性。当时工业急剧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不仅资源耗竭，而且工业废弃物和污染还威胁着人类健康和生存环境。

生态学是20世纪70年代环境保护运动的重要理论武器，麦克哈格近于专断地强调生态设计，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作为风景园林师社会责任感的表达。20世纪90年代之后，欧美发达国家基本完成“去工业化”，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发达国家的城市环境得以改善。但全球性的能源危机、温室效应、海洋污染等环境问题进一步加剧，可持续发展理念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并逐步付诸实践。工业时代遗留下的废弃地和环境问题面临着更新、改造和利用的问题。20世纪70年查德•哈格（RichardHaag）改造的美国西雅图煤气厂公园翻开了后工业时代尊重历史、反思工业文明、展示多元审美价值、利用生态技术进行景观更新的新篇章。20世纪90年代彼得•拉茨（PeterLatz）在德国杜伊斯堡北园的设计中采用保留工业机器、进行局部土壤净化以及运用乡土树种重建地方生态系统的方法，使该园成为划时代的后现代景观设计的代表作。景观都市主义把后工业化社会城市重组、改造和更新的实践提升到理论高度。查尔斯•瓦尔德海姆（CharlesWaldheim）、詹姆斯•科纳（JamesCorner）、雷姆•库哈斯（RemKoolhaas）、阿里克思•魁戈（AlexKrieger）、莫森•莫斯塔法维（MohsenMostafavi）等成为这一理论的先锋代表人物[5]。在景观都市主义理论框架中，自然和城市从二元对立转向互惠共生，从引入自然到全面利用自然和生态系统，城市是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具有与森林和河流一样的‘生态性’”[6]。在过去被认为丑陋的废弃矿坑、锈迹斑斑的鼓风炉和铁轨，在后工业时代经过重新诠释，与修复的生态环境一起唤起记忆，并扩大和改变了对美的定义。

2意识与价值的变革—从无视生态到彰显生态

19世纪之前的西方国家自然地理条件优越、自然景色优美、环境宜人、土地肥沃、森林葱郁、水源丰沛，风景园林服务的对象主要为君主和贵族。因此，生态环境及自然资源保护等问题并不在设计师的考虑范围之内，如凡尔赛宫苑选址在极度缺水的场所，却以气势蓬勃、精致巧妙的水系著称，足见君主对自然强烈的征服欲望及其赋予风景园林的政治意义。工业革命之后，环境的破坏和生态危机使风景园林师们意识到景观的生态属性与人类及环境的生存息息相关。而生态主义思想的影响使风景园林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自然观均发生了嬗变，风景园林设计的意识与价值由人与自然相互隔离的心理补偿和无意识的自然主义倾向转变为自然独立审美价值的客观赋予和含有民主意识的现代文明指向，关注民众的身心健康、安全与休闲娱乐活动，如纽约中央公园(CentralPark)给予城市中或富有或贫寒的人们以公平的景观享有权[7]。现代主义园林的生态探索和生态学观点的融入对社会道德和生态意识的改善具有重要意义，并将设计师的朴素生态观念上升到关注生态环境的层面。从麦克哈格“自上而下”垂直流动的生态规划方法到卡尔•斯坦尼兹的“自上而下”关注水平作用的多解规划方法，再到景观都市主义所提倡的“自下而上涌现”的生态设计手段，风景园林的生态价值逐渐摆脱了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生态认识，转而成为探索自然过程与城市环境关系的有效途径、连接生态过程与城市环境的重要纽带和积极的生态介入手段，如劳伦斯•哈普林(LawrenceHalprin)在锡兰奇(SeaRanch)海滨农场住宅区规划中对自然地理条件、地貌特征和动植物资源的深入调查与思考，乔治•希尔(GeorgeA.Hill)和菲利普•列维斯(PhilipLewis)对自然过程的生态引导，阿德里安•高伊策(AdriaanGeuze)在东斯尔德大坝项目(EasternScheldtSurgeBarrier)中以废弃贝壳表达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后达尔文主义解析。生态主义思想的发展与成熟赋予了风景园林以崭新的空间组织模式、动态交互方式、生态关系描述和关键性的生态材料与分析技术，甚至新的思维模式，以发挥风景园林之于城市的生态导管和绿色廊道功能。同时，风景园林作为连续的地表结构与多维空间形态的整合也逐渐演变为承载了演替过程、容纳了城乡活动、融合了自然与人文过程的交换媒介。这种意义与价值的变革给予了风景园林以更加积极的社会、生态意义，并成为积极嵌入式的操控与调节策略，使风景园林的生态意识也从对生态环境的忽略、傲慢与无视转变为对风景园林生态属性的彰显、朴素生态观念的表达和生态主义思想的切实发展与实践，甚至是对风景园林与人类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系统和城市生态系统伦理关系的深度思考。

3材料与技术的创新—从不可再生到可持续生态主义的兴起

使风景园林师开始重新审视人类的设计与建设活动与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并将其使命与人类生存、社会发展和环境存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生态主义思想激发了自然观和价值观的转变及生态材料和可持续性技术的创新，推动了风景园林设计实践由对生态性的无视和对自然资源的无限制耗费转变为对自然过程的尊重、对废弃设施的功能转换、对可再生物质及能源的循环使用、生态材料的应用、可持续性技术的创新，以实现场地的自我维持和可持续发展。其中，废弃设施和构筑物功能的转变不但赋予了场地以新生，使其焕发了新的活力和勃勃生机，也减少了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浪费，保留了场地的历史和城市发展与革新的文化印记。例如，美国西雅图煤气厂公园(GasWorksPark,Seattle)选择性地保留原有煤气厂中巨大的工业设备作为雕塑、游戏器械和历史遗迹，并在已有的厂房基础上进行再创作，将荒废的厂房改建、更新为具有展示、餐饮、休息、游乐等功能的配套设施，而屹立在湖畔的高大油塔和被油漆成红、黄、蓝、紫等颜色的破旧机器则卸下了冰冷的面具，成为带有现代主义色彩的儿童攀爬场。同时，依据生态设计原则，设计应尽可能地应用场地原有的可再生材料进行形式和功能的重建，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可再生材料的潜质，减少生产、加工和运输过程中对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减少施工过程中原有废弃物移除的资金耗费及新的废弃物的产生，减少设计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并以此为基础保留当地的历史文化特点并增强其自我调节能力[8]。例如，德国海尔布隆市砖瓦厂公园(ZiegeleiPark)中，设计师保留了原砖瓦厂取土遗留的黄黏土陡壁构建自然保护地，并就地取材以充分利用场地原有的废弃材料，如以拆建后的瓦砾作为道路的基层，或增加土壤中渗水性的添加剂，以残余的石材砌成挡土墙，以旧的铁路作为路缘[9]。此外，风景园林设计过程中应用的可持续性技术包括水资源的管理、建筑与可持续景观的结合、绿色能源的利用、废弃物和污染物的处理及景观资源管理等。例如，德国慕尼黑的风中庭院(CourtyardintheWind,MunichGermany)，通过建筑塔顶的叶轮获取风能，并转化为电能，经由复杂的连接装置为机械旋转的平台提供动力，以带动地表、基础设施及人的转动。风中庭院的设计通过场地自身的自然条件和风能优势，将绿色能源机械转化为景观动力，并将转化的过程和原理展现给游人，赋予其独特的景观体验，为可再生能源的转化与利用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

4空间与维度的延展—从二维平面到四维时间自然观的改变

与科学概念的引入使风景园林设计中生态思想的表达以动态性、变化性、不确定性和弹性为特征；而生态主义理念的融入和生态设计技巧的进步、生态材料的应用激发了风景园林设计思维模式的转变和表现维度的延展。风景园林关注的重点由点、线、面构成的视觉平面转变为由体积构成的实体空间感受，而生态系统恢复的过程和自然演替进程的漫长又使风景园林设计纳入了时间的流变因素。同时，生态规划方法的完善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使风景园林的设计过程发生了由单一结论到多解可能、从线性过程到非线性思维的转变；而生态设计关注的焦点也从生态因子的垂直流动变为关注水平作用，甚至发展为对由持续演化的线索构成的系统网络内的相互影响与作用的强调。风景园林的美学特性使早期的设计实践更多地关注二维平面的视觉效果，而其生态属性使设计师运用数据信息的采集发展了二维平面叠加的生态分析技术，如卡尔•斯坦尼兹(CarlSteinitz)在弗吉尼亚半岛(VirginiaPeninsula)的景观规划研究中运用地理信息系统获得土地适宜性评介，以分析其景观空间格局、景观的能流和物流的交换途径以及生物生态学特征的相关性。同时，风景园林的功能性使设计师不得不从实体空间的角度思考长、宽和高形成的体积关系和尺度感受、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循环及生态因子之间立体交织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关系。而空间分析技术在风景园林设计中的应用突破了二维平面叠加的瓶颈，实现了三维空间分析的模型化。风景园林设计由二维平面叠加到三维空间模型的转化有效地建立了场地与地形之间的拓扑关系，实现了集成数据与三维空间表达之间的有效转换。此外，第四维时间维度的引入使设计师意识到风景园林中的生态属性不是静止的，而是流动的，不是由设计师赋予的，而是固有存在的，而包括风景园林在内的城市领域内的所有力量和因素则需被放置在动态的时空平台上加以思考和研究，并被视为由随时间而变化的独立线索交织而成的系统网络。这种以时间为媒介的表达和感知方式激发了场地分析与设计实践之间的关联，使设计对生态过程的无视转变为尊重和理解。例如，詹姆斯•科纳(JamesCorner)及其团队(FieldOperations)设计的弗莱士河公园(FreshRiverPark)规划囊括了3个阶段，长达30余年的实施计划，保留了样地土壤及植物随环境、时间和自然演替的变化而变化的流动性，提供了建立在自然演替进程和动植物生命周期基础之上的、灵活的、长期的开放性策略，意在引导景观形成过程与生态恢复过程的协同。

5趋势探究生态主义思想影响下的风景园林设计的发展趋势

殊难预料，但是风景园林学与生态伦理学和美学伦理的融合是可能的发展方向之一。生态主义的哲学贡献曾经使风景园林由设计走向了科学，也将使风景园林设计领域的自然观、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发生剧烈的变革，从而由科学走向伦理学的思考。

5.1生态伦理学关注生态主义的自然观使风景园林师在实践中重新认识了自然的含义，确定了人类在自然环境中的准确位置，使设计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由膜拜、歌颂、控制、主宰、对立与征服回归到自由、平等和公正。生态主义的价值观强调自然物的内在价值、固有价值、创造性价值和整体系统价值，颠覆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极大地推动了风景园林领域新的价值观的发现与表达。生态主义伦理道德观赋予了风景园林师以公平、平等、公正的意识，将道德关怀和平等意识拓展到非人的自然物，并突破了狭隘的、短浅的功利主义观念，将对短期利益的关注扩展到长期的、可持续的整体自然生态尺度。生态主义的哲学贡献使风景园林发生了生态伦理学向度的转化。在生态伦理学的语境中，风景园林不再是满足人们视觉和社会、心理需求的物质实体空间，而是包含了逻辑与非逻辑、理性与非理性的价值评判以及满足各个阶层人群的物质和环境利益的诉求反馈[10]，是带有生态学和伦理学色彩的复杂社会实践过程。生态伦理学的介入将使风景园林师反思人本主义的初衷，以多学科的融合为基础，引导新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从而实现从消费设计到生态设计到可持续性设计的转变，以提高生活质量，获取精神愉悦和自我实现，对风景园林和生态城市的构建具有现实意义。

5.2美学伦理的转向风景园林是一门以美学为基础的学科，美学的哲学基础及艺术形式的转变也将影响风景园林领域的审美价值观的嬗变，而新世纪美学运动的生态化、伦理化的发展趋势也将促使风景园林的美学导向发生伦理化的转向。18世纪至今，美学的哲学基础发生了由人文主义到科学主义和生态主义的转变，使传统美学发生了向生态美学和伦理化美学发展的新趋势，将风景园林设计关注的焦点由美的实体转变为对人与自然物及无机环境之间关系的探索，削弱了人对自然的驾驭权利，强调人与自然物的平等共生关系，体现了人对自然美的再认识与超越。向伦理化美学的转向使风景园林设计着意于自然演替的时间连续性和对人类活动的动态过程的描述，关注内在联系而非外在形态，并使风景园林师的权利和义务受到伦理化的宏观限定。伦理化美学与风景园林学的融合将使设计体现为对时间和生命周期的把握，风景园林设计将成为由线索编织而成的关联网络，且独立而交织的线索将伴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萌发、生长、成熟、衰退等发展演替过程，且线索与线索之间的深层联系、结构、对话和沟通将影响风景园林设计的美学生成。

6结语

近些年，我国通过绿道体系、郊野公园、雨水花园、湿地公园以及名目繁多的园林、园艺博览会等建设了数量可观的各类公园。这其中有在场址更新、生态修复以及文化和美学等方面表现突出并获得国际声誉的项目。但另一方面，我国一些城市园林项目存在表面生态化和非可持续的问题，如：用防渗技术维持湿地公园的景观而忽视湿地的自然循环和交换过程；以近乎掠夺的方式从乡村和自然山林中移植大树进城，达到速成绿化和美化效果，却干扰和破坏了大树原初生态环境；等等。此外，学科之间甚至学科内部的壁垒导致学科之间缺少融合交流，园林设计精英化的倾向在激发公民的生态意识、社会参与和创新的教育模式等方面缺少探索和实践。文章所探讨的案例表明园林和环境艺术实践的民主方式可以鼓励人们关爱地方生态环境，更深刻地认识和沟通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通过风景园林、先锋艺术社会实践以及当代生态理论的互相追随、互相加入和互相促进，促使公众成为具备生态意识和知识的环境公民，建立起人和自然相互持续的整体生态—社会系统。

作者：何丽 单位：釜山大学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