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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地区移动支付发展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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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科学实验》2018年第2期

摘要:普惠金融的实质就是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和有效的金融服务,我国广大农民群众正是普惠金融的重点服务对象。2016年国务院印发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从国家层面确立了普惠金融的实施战略,标志着普惠金融成为我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笔者认为,我国发展普惠金融的关键在于发展农村金融,将金融服务延伸和渗透至农业产业链中,不断创新金融服务,以普通农户和农业产业现代化的需求为导向,提供高效的金融助农产品,是贯彻普惠金融的重要手段。移动支付作为最有效能的普惠金融产品之一,其在我国农村地区的推广、应用程度直接关系着普惠金融在我国的发展进程。近几年来,虽然借助智能手机的快速普及和支付产品的不断革新,人们的支付观念和消费习惯正在悄然发生着改变,我国移动支付的交易量和交易金额在几年内得到飞速攀升,但是农村地区在这场变革浪潮中却显得反应迟缓、发展滞后。因此,笔者尝试对农村地区移动支付发展的现状、面临的挑战和潜在的机遇进行分析,尝试为移动支付在农村地区的发展提出精细、合理和审慎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普惠金融;农村金融服务;移动支付;第三方支付;农村支付环境;农业产业链;电商下乡;金融基础设施;农村金融生态圈;农业产业化;农业现代化

一、移动支付的基本情况

(一)移动支付的基础概念

移动支付是指交易双方为了某种货物或服务,以移动设备为载体,接入通信网络或使用近距离通信技术完成信息交互,实现资金从支付方向受付方转移从而实现支付目的的一种支付方式,移动设备泛指手机、PDA、移动PC等。移动支付属于电子支付的范畴,但是由于移动支付与移动通讯技术、无线射频技术、互联网技术相互融合,又具有自身比较鲜明的移动性、及时性、定制化、集成性等特点。目前移动支付通行的支付方式有短信支付、扫码支付、指纹支付、声波支付等。按照支付额度,移动支付可以分为以购买游戏、视频等交易为主的微支付,以及在线购物、缴纳停车费等近距离支付为主的宏支付两种。按照完成支付的技术条件,移动支付可分为利用短信、GPRS等空中接口为主的远程支付,和利用近距离无线通讯技术为主的近场支付。按照支付账户的性质,移动支付可分为银行卡支付、支付账户、通讯代收费账户等。按照交易对象,移动支付可以分为“个人对个人”支付(P2P)以及“个人对企业”支付(C2B)。移动支付的参与方既有各银行业金融机构,也包括第三方支付机构,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及一些应用领域,电信运营商以及手机厂商也是移动支付的参与者之一,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移动支付与普惠金融

普惠金融的实质就是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和有效的金融服务,而移动支付具有的低成本、高效率、多功能、易渗透、辐射面广、适应力强等特点,使其当仁不让成为最具效能的普惠金融工具之一。移动支付以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终端为依托,只需要较少的成本投入就能搭建网络化、移动化、智能化的金融基础设施,显著降低对金融物理网点的依赖。因此,对于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的广大农村地区,移动支付有利于提高业务处理效率和服务响应能力,有利于提升农村地区资金流转速度和经济循环活力,有效解决农村地区金融服务成本与收益不对称的问题。为贯彻十九大精神和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关于普惠金融的相关部署,中国人民银行于2017年末发布了《条码业务支付规范》,标志着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民银行将不断鼓励和规范金融创新,贯彻和践行以移动支付为主的普惠金融。

(三)我国移动支付发展历程

纵观我国移动支付的发展历程,其雏形见于1999~2002年间,当时中国工商银行、招商银行等银行机构与中国移动开展合作,在沿海省份开展移动支付业务的试点工作。2004年,中国银联开始尝试以银行卡绑定手机的方式与国内移动运营商开展合作。2006~2008年间,中国移动先后在厦门、长沙、广州、重庆和上海启动近场支付的商用试验。2010年,中国银联与工、农、建、交等18家银行机构,以及联通、电信2家电信运营商及部分移动电话制造商共同成立了“移动支付产业联盟”。2011年,虽然中国人民银行下发了第三方支付牌照,但是由于支付宝、银联商务、财付通等支付标准不统一,导致国内移动支付尚未有较大的推动力。2012年,中国移动与中国银联签订移动支付业务合作协议,标志着我国移动支付的标准确定为13.56MHz标准(即NFC标准),国内移动支付标准自此统一,去除了一些技术层面的分歧。同时,联通沃易付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移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和天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先后成立,并同时取得了支付业务许可证,在移动支付产品的开发和推广上起到了积极作用。经历了雏形、起步、发展、壮大等几个阶段后,我国移动支付市场交易规模从2011年的742亿元激增到2016年的157.55万亿元,增长2000多倍。

(四)我国农村地区移动支付的现状

自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全面推进深化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建设的指导意见》起,各银行和支付机构便不断下探经营重心,使移动支付这一新兴支付方式开始在我国农村地区生根发芽。据近几年的《中国支付清算行业运行报告》和《农村地区支付业务发展总体情况》显示,2014年,我国移动支付业务笔数67.22亿笔,交易金额28.55万亿元;2015年,移动支付业务笔数138.37亿笔,交易金额108.22万亿元,同比增幅分别是105.85%和279.05%,其中农村地区移动支付业务31.49亿笔,交易金额13.68万亿元,分别占全国支付业务的22.76%和12.64%;2016年,移动支付业务笔数257.10亿笔,金额157.55万亿元,同比增幅分别是85.81%和45.58%,其中农村地区移动支付业务笔数50.86亿笔,交易金额23.40万亿元,分别占全国移动支付业务的19.78%和14.85%,同比增幅分别是61.51%和71.53%。由上述数据可见,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我国移动支付业务呈飞速发展态势,而农村地区虽然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大力扶持下经济、金融均得到蓬勃发展,但囿于先天基础、软硬条件、人口状况等客观条件制约,移动支付业务在发展进度、规模、成效上仍要远低于城镇地区,同时也显示出我国农村地区移动支付市场仍然蕴含着巨大的潜能和良好的前景。

二、国际移动支付发展及启示

从全球移动支付发展历程看,其雏形是1997年可口可乐公司支持“短信支付”(SMS)形式购买旗下产品所形成的,1999年,出现了菲律宾的SmartMoney和日本的NTTDoCoMo,2001年之后,移动支付才伴随着智能手机的出现和普及进入高速发展时期。除中国以外,日、韩的移动支付发展较为成熟,西欧、美国等国发展相对缓慢,印度正在积极推动移动支付,而非洲各国的移动支付在推动发展落后地区普惠金融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目前,全球移动支付产业正在逐步呈现国际化发展态势,如美国支付巨头“贝宝(PayPal)”近年来与麦当劳、Uber、Orderbird等企业合作布局欧洲市场;中国台湾中华电信现加入亚洲NFC联盟,与亚洲地区其他运营商尝试合作推出跨境NFC支付服务;支付宝正在迅速地将业务向海外市场扩张,设立海外子公司并为全球跨境移动支付提供支持等。

(一)美国:培育移动支付生态

圈美国移动支付发展较好,在近场支付(NFC)方面出现了较多的技术模式,谷歌在2011年推出了“谷歌钱包(GoogleWallet)”,但下载量相对较低,苹果在2014年推出了“苹果支付(ApplePay)”,迅速在全美启用。“苹果支付”的面世使得NFC支付大有取代传统支付的趋势,但总体来说,美国近场支付仍然属于探索发展阶段,尚未达到中国甚至日本、韩国的规模,但自2015年美国政府出台要求零售商全面配备触碰支付终端的政策后,美国的移动支付普及率得到较大提升。美国移动支付发展最具借鉴意义的是政府在行政层面推广触碰支付终端,促使原先以刷卡为主的美国零售市场支付方式慢慢向近场支付转型。在我国农村地区,移动支付推广和应用的首要条件是受理市场,政府部门或可利用行政手段在农村地区布局受理市场,增加移动支付的应用模式。同时,美国“Square移动支付公司”利用类似国内“手刷”的外联设备,在第三方的立场串联银行、商户和消费者等参与者,为他们提供简便高效的消费、转账服务,形成相对闭合的移动支付生态圈,这种模式也是值得借鉴的,其外联刷卡设备在我国完全可以由银联云闪付、支付宝、财付通(微信支付)等扫码终端替代,相比之下还会更加合规、安全和简便。

(二)欧洲:整合产业链,打造大品牌

欧洲移动支付起步较早,捷克的Expandia银行与RadioMobile公司在1998年就推出了世界上首款手机银行系统。在欧洲,类似英国的移动支付平台Minitise,主要是基于短信支付和移动互联网支付两种主要形式开展移动支付业务的。但是欧洲各国NFC支付的发展则相对缓慢,只有法国政府大力支持的“CityZi”移动支付品牌获得了较大的成功,法国政府组织电信(移动)运营商、银行机构、手机厂商、零售行业、大众捷运行业支付服务商共同参与,大力支持基于近场支付技术的“Nice移动非接触式城市”项目建设,在消除行业壁垒的同时,统一了技术标准和受理网络,具备了统一的品牌标志——“CityZi”,参与各方均使用同一品牌以及标准化的分润机制,提升了参与各方的积极性,实现了产业链的整合。法国政府借助行业合力,统一技术标准、受理网络、品牌标志的方式对我国农村地区移动支付网络的建设是具有启发意义的,特别是激活农村地区电信、金融、零售、收费缴费、农产品上行和商品下乡等产业链的整合方面,可以尝试形成农村地区的特有品牌,加上政府的推动和扶持,更好地让移动支付扎根于农村。

(三)亚太:政府主导刺激产业发展

除中国目前的移动支付已经成为全球移动支付的翘楚之外,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国移动支付市场发展较为成熟,在全球都处于领先地位。日本移动运营商NTTDoCoMo主导推行的手机钱包业务“Osaifukeitai”在全球属于成功的NFC支付技术案例,通过手机厂商、运营商、零售商和金融、交通等产业形成的强大产业联盟,健全了移动支付体系。韩国的三大移动运营商先后联合金融机构开通了采用红外技术的移动支付业务,三星电子则于近年研发了基于NFC支付的“三星支付(SumsangPay)”,并广泛在三星品牌手机中加载NFC模块,起到了很好的助推作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韩国政府为了推动移动支付产业链的发展,制定了近场支付的商户可以享受2%消费退税的优惠政策,从而鼓励和刺激商户主动使用移动支付进行结算,极有力地推动了移动支付的发展。韩国政府针对移动支付的发展制定专门的退税优惠政策,类似于我国2017年之前沿用的“三农优惠”“县乡优惠”等刷卡手续费减免政策,这些优惠政策曾经一度助推我国农村地区支付服务环境建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推动农村移动支付方面,如果相关部门能制定出台一些与税收、费率、通信等相关的优惠政策,在推行的深度和广度上势必会有较大幅度的拉伸。

(四)非洲:对传统银行进行补位

非洲地区移动支付业务正在迅猛发展,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在非洲金融服务网点较少,而且金融服务成本较高,因此在一些偏远的、没有传统银行分支机构的地方较为契合移动支付的应用场景,其针对性非常明确,消费者可以通过移动支付的方式购买商品,所以非洲移动支付业务对传统银行业务的补充作用非常明显。非洲移动支付主要还是采取SMS技术,在移动支付产业中,以肯尼亚运营商Safaricom于2007年主导的M-PESA手机支付业务最为典型。某种程度上来说,非洲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如肯尼亚)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传统银行分支网点分布稀疏,金融服务成本过高,支付结算手段落后,与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有相似之处。而以M-PESA为代表的移动支付业务为当地低收入人群提供了高价值的金融服务,对传统银行业务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为零售业提供了丰富的支付渠道,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三、农村地区移动支付面临的挑战

(一)农村人口持续外流且结构失衡

人口因素决定了移动支付的受众面,而我国农村地区人口在基数较大的基础上还存在如下特点,对移动支付业务的推动和普及有着一定的影响。一是大量人口持续外流。多年以来,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出于改善自身生活质量的努力,或异乡打工,或脱农进城,很大一部分青壮年处于全脱农和半脱农的状态之中,农村地区人口一直处于实质上的“负增长”。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报告,2000~2010年的10年间,居住在农村地区的人口减少约1.3亿,由于人口减少,致使不少“无人村”出现,政府部门不得不实行撤村并户。以笔者所在的湖北省荆州市为例,经过近几年对农村地区的撤村并户,全市行政村组已由原先的2395个缩减到了现在的2283个,降幅为4.68%,这一数据清晰地显示了农村人口外流这一变化趋势。二是年龄结构严重失衡。当前,我国农村老年人口占城乡老年人口比例高达73.7%,农村老年人口占农村人口比重已超过18.3%,且39.3%的老年人生活相对贫困。同时,人口流动产生的留守儿童占农村儿童总数的28.29%,其中近80%由上一辈抚养,这就造成年龄结构的失衡。由于青壮年的持续流失,现在农村地区的常住人口基本以老幼为主体,中坚群体的缺失成为常态,呈现出明显的空心化特征。这种以老幼为主体的人口结构在行为特征上通常表现为传统习惯顽固,不太容易接受新事物、新工具,并且缺乏主动性。同时,受到自身素质的客观局限,也难言及真正去了解和掌握新生事物。因此,青壮年人口的流失和年龄结构的失衡对本就稀薄的移动支付发展生态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二)农村人口收入水平低下

中央多年来着力为农村松绑减负,各种减税惠农政策的出台增加了农村地区人口收入,使得农村地区的生活环境以及收入水平得到明显提升,但仍有三个现实难以回避:一是即使农民收入有所增加,但收入水平与城镇居民相比仍然处于社会较低档次。据统计,2016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2363元,增长8.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2%,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倍差为2.72,由此可见农村地区可供支配的财富仍是相当有限的。二是农民收入增幅虽高于社会收入水平的平均增幅(2016年我国城镇居民年均人增幅为7.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幅5.6%,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增长8.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2%),但由于农民收入起点较低,如果考虑通货膨胀率的因素进行抵减,增幅有限,远没有数据显示的乐观。三是由于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产品生产,但农产品的市场收购价格一直波动较大,虽有国家价格补贴体系的存在,实际情况是补贴并不能完全覆盖生产成本和保证收入,所以农民收入始终不太稳定,以致作为支付工具推广的起始触发点不能提振,因此对新型支付结算工具的推广应用造成了一定的障碍。

(三)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

经过多年的发展,农村地区的“村村通电话”工程和“信息下乡”活动的成效开始逐渐显现。大多数行政村都通了移动电话,也有了宽带等现代通讯设施。应该来说,对于移动支付有了必备的硬件环境,但要谈及发展,这样的基础条件还显得较为羸弱。具体体现在:一是基础建设存在“死角”和“盲区”,至今仍有少数边远地区电话、宽带未架设到位,缺乏发展的基本条件和配套设施。二是宽带的开通率不高,农村人口与网络关联的信息需求、娱乐需求还不强烈,一般不具备投入的主动性,对那些刚刚覆盖电话和宽带边远地区就更是如此。三是智能电话、便携电脑、平板电脑等高科技信息产品的普及率还不高,据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农村地区智能手机普及率仅为32%,这一点也与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存在直接关联,老龄人口在接受和使用信息化产品时总是存在心理障碍和使用障碍。

(四)农村地区消费场景受限

由于受到收入总量的制约,农村地区的整体消费需求是受到抑制的,在目前以及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生活必需品仍是农村地区的主要消费之一,而且由于农村自有生活类产出的特点,这些必需品也被局限于有限范围。生活必需品消费属于低端层次,缺乏发展的弹性,这就导致农村市场的支付交易始终处于相对静态。同时,这类需求多以现金交易为主要实现形式,客观上也限制了支付形式的创新。另外,目前农村地区的小超市、小商铺、小批发等微型经济体规范化程度不高,无证件、无执照、无审批的现象不是个例存在,这与日趋完善的市场监管形成背离,也使得金融机构在选择与商户合作时面临规范与发展的两难境地。正是由于农村地区消费场景的单调,使得农村地区移动支付的发展缺乏有效的源动力与引擎,发展受到掣肘。

四、农村地区移动支付面临的机遇

(一)人口基数大为移动支付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虽然从长期趋势上来看农村人口处于下降通道,但我国农村地区人口有6.7亿,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50.32%。所以即使剔除人口下降、消费意愿不足、可支配收入较低等外围因素外,农村市场仍然蕴含着颇为可观的发展潜力。尤其是在目前国内经济形势整体下行的大环境下,撬动和发掘农村市场潜力,从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无疑是令人期盼的。一旦政府部门出台政策扶持,加之移动支付服务商下探经营重心,结合农村地区庞大的人口基数,给予农村地区移动支付发展充分的时间和空间,使其得到精心培育和稳步发展,势必会为农村地区支付结算环境建设提供新的支撑,也会给包括移动支付在内的支付市场带来跨越式发展。

(二)农村市场的消费潜力巨大

目前外流人口农闲外出务工者居多,农村地区拥有的巨大消费潜力只是被转移释放到了城镇地区,而且绝大多数人口暂无脱离农村户籍的意向,这一点在当前惠农政策越来越好、支农力度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愈发明显。加之农村地区生活条件的日益改善,城乡差异的不断缩小,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农村外流人口回归农村也是可预见的。这些属于消费中坚力量的农村人口一旦逐步回归农村,将会极大地刺激农村地区的消费,随之而来的是农村地区零售业将会水涨船高,与此同时各种支付方式也将齐头并进,因此移动支付在农村地区巨大消费潜力的带动下将会得到迅速的发展和普及。

(三)农村地区支付方式

迅速转型农村产业化的不断发展,使得在农资交易和粮棉油收购领域涉及的资金流越来越大。由于这一类型的交易涉及资金量较大,单纯使用现金不仅不方便,也不安全,所以在需求的倒逼下这类交易率先脱离了现金媒介,改为移动支付和网上支付为主。据统计,2016年农村地区非现金支付业务占比约47.3%,同比增长24.53%,且预测每年有近10%左右的增幅。移动支付的便利性和快捷性已经被一部分农村民众率先享受和体验,也为他们的日常支付行为带来了迅速转型的可能。虽然囿于农村硬件环境的制约,这部分需求还未得到充分释放,但在可见的将来,在使用惯性的驱使下,移动支付的发展前景尤为可期。

(四)电商下乡为移动支付带来发展契机

目前,各种电商平台在农村地区的渠道下潜,已经在不经意间逐渐改变着农村地区的现状。现在农村地区走一圈,随处可见的农村淘宝墙体宣传广告,替人网购和快递收件的菜鸟网点逐渐增多,以顺丰快递为代表的各家快递机构也在积极布点、开拓市场。同时,多家银行也在紧锣密鼓上线自有电商平台,像工行的“融e购”商城、农行的“e农管家”、建行的“善融商务”等,通过引导农户入驻,提供农资产品供应服务,直接推动农村的移动支付发展。线上向线下拓展,物流体系城市包围农村、农村连接城市的双向高速通道的建立,支付壁垒的打通,势必会带来农村地区支付环境的大变革。

(五)农村地区支付服务环境不断改善

近几年,在改善农村支付服务环境的号召下,各家金融机构都将农村市场作为了重要战场,也寄望在农村市场获取新的发展亮点。依托惠农金融服务点建设,新型支付工具已经贯穿于农产品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种养殖大户以及家庭农场等“四类经营主体”,而农村小型超市、农资服务部等商户的电话银行、手机银行、POS等支付工具,使移动支付在有条件的行政村组得到了一定的推广应用,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农村地区民众的支付习惯。同时,截至2016年末,我国农村地区已开通单位银行结算账户1823.07万户,个人银行结算账户35.61亿户,银行卡25.52亿张,人均持卡量2.8张,助农取款服务点达到93.34万个,行政村覆盖率超过90%。这些基础设施的改善使得农村地区移动支付的发展有了一个夯实的平台,有助于实现移动支付在农村地区辐射式推动。

五、发展农村地区移动支付的思考

(一)建立长效宣传机制,侧面化解农村人口流失和失衡问题由于当前农村地区青壮年人口流失较多,留守家庭较多,且人口老龄化相对严重,根深蒂固的现金情节难以轻易消除,因此在我国农村地区推广移动支付,加强正面的宣传引导显得尤为重要,农民群众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意识亟待转变。就宣传手段而言,要针对农村市场和移动支付的特点,立足于实际的操作和使用,灌输移动支付的安全性、便捷性,以及与现金支付方式相比的诸多优势。对于负面舆论,应当及时控制,消除农村地区群众的顾虑,通过宣传提升农民群众自我保护意识,树立农村地区对移动支付产品的信心。同时,针对农村地区移动支付可能出现的风险,电信运营商、银行机构、支付机构以及银行卡清算组织应当改善加密技术,为迎合农民群众心理可以专门增加例如U-key、二级密保等方式的加密环节,确保在农村地区使用移动支付没有后顾之忧。

(二)以移动支付牵动普惠金融,助力农村经济增长

将移动支付在农村地区的推广应用贯穿于整个农村地区普惠金融的建设中,不仅是一项具有现实意义举措,而且具备相当可操作性的手段。一是通过移动支付逐步使城乡金融服务去差异化,逐步在移动支付这条主线中嵌入咨询、补贴、电商、便民、物流等功能,使移动支付串连起农村地区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提升农民群众的归属感和对移动支付的认同感。二是借助移动支付实现农村地区增信授信,以移动支付作为渠道对农村地区信用信息进行收集和整理,实现信贷资金发放到户,提升农村地区资金对移动支付的依赖程度。三是利用移动支付畅通涉农企业、种养大户、专业合作社、粮油副食加工企业和农民群众之间的资金流转,提升农村地区整体收入,同时加快移动支付在电子商务、物流运输、代收代缴等领域的应用,增加农村地区就业机会,刺激和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在农民群众收入增加和人口回归的环境下,又可以反作用推动移动支付的全面铺开和普惠金融的建设进程,形成相互促进、逐级促进的良性循环。

(三)配套出台激励政策,施惠让利“三农”决策层

应当将农村地区移动支付的发展视为系统性的利农、便农、惠农长效工程,给予大力的肯定和支持,并确定人民银行的主导地位。在此基础上,人民银行协同财政部门、税务部门、工商部门、农业部门、商务部门以及电信主管部门,共同确定产业边界,明晰规则,维护市场秩序,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农村地区移动支付发展框架。前几年农村地区的支付服务环境得到极大改善,与人民银行、中国银联的刷卡手续费减免等惠农政策是分不开的,但2017年的刷卡手续费改革暂停了这些政策,虽然这些优惠政策的暂停与“套三农”“套县乡”等违规行为不无关系,但是站在大局的角度,政策不可因噎废食,一些有利于推动农村地区移动支付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例如费率减免、费用补贴等,应持续跟进。同时还应提请政府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对积极使用移动支付的涉农商家、企业实行适当的减免税收政策,刺激和鼓励移动支付在农村地区的铺开。

(四)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农村地区移动支付特有品牌

在央行制定的法规框架下和各方共同构建的移动支付生态圈内,各电信运营商、银行机构、支付机构、网络平台可尝试从横向开展合作共建,从纵向开展错位竞争,充分引入城镇发展的成功经验,针对农村地区特点加以适当调整,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力度,顺利将优势发挥到最大化。特别是电信运营商,可以针对农村地区移动支付,出台一些具备NFC功能的智能手机优惠政策,让移动支付的硬件设施能够迅速在农村地区铺开,完善农村地区移动支付受理环境。在此基础上,由行政部门出面打造符合我国农村特色的、有别于城镇移动支付技术标准和受理网络的农村移动支付品牌,在一定时期内专门用于农村地区资金流转,并将移动支付的功能延伸至涉农企业、农资采购销售、农产品销售等环节,结合农村电商的不断延伸和扩展,使农民群众真正感受到“互联网+”和移动支付的方便和实在,从而更好地让移动支付扎根于农村,服务于“三农”。

(五)丰富农村移动支付应用场景,构建闭环生态圈

移动支付的使用频率、推广深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足够的应用场景,而我国农村地区的短板也正在于此,因此推动农村地区移动支付的一大重要条件就是构建农村地区移动支付的闭环生态圈。人民银行作为支付主管部门,可以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开凿移动支付下行渠道。一是整合农村地区资金流、信息流、支付流、供应链流,使移动支付贯通其中,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二是集中力量整合农村医疗、出行、就学、购物、缴费、保险、理财等消费环节,植入移动支付作为支付结算手段,丰富移动支付在农村地区的应用场景,形成相对闭环的移动支付生态圈。同时,利用NFC支付和扫码支付两条平行推进线路,使移动支付逐步渗透到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中,吸引农村居民在线下各类消费场景使用移动支付,提高用户粘合度。

参考文献:

[1]闫治国.移动支付发展的国际借鉴及思考[J].中国农村金融,2016(13).

[2]赵艳秋,徐恒.NFC:芯片提高产品易用性卡技术推动上下游协作[N].中国电子报,2008-4-15.

[3]杨林.移动支付已占行业总量逾八成移动技术促普惠金融发展[N].和讯网,2017-12-18.

作者:郑家庆 单位:中国人民银行荆州市中心支行

农村科学实验杂志责任编辑:张雨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