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农业思想的价值范文

一、坚持物尽其用的生态循环法则

坚持物尽其用，合理调节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马克思的一贯主张。马克思是这样论述的：“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从本质上说，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在生产领域，马克思认为种植业内部以及种养业之间的物质交换和循环利用是相互连接、相互贯通的，因此可以在一块耕地内从事多种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多种作物的耕种，他举例称佛兰德的间作制就是这样：“在间作时，人们栽种根茎植物；同一块地，先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栽种谷物、亚麻、油菜；收获以后，再种饲养牲畜用的根茎植物。这种方法可以把大牲畜一直养在圈内，可以大量积肥，因而成了轮作制的关键。沙土地带有三分之一以上可耕地采用间作制；这样就好像使可耕地面积增加了三分之一。”在马克思看来，将谷物、亚麻、油菜和饲养牲畜用的根茎植物进行轮作，不仅可以实现农产品的丰收、土壤的改良，而且还可以为牧业提供饲料，可谓一举多得；而以大牲畜圈养为特征的牧业既可以获得自身收益，又能够为种植业提供肥料，提高耕作业收入，堪称互利双赢。由此可见，农业生产领域不仅生态循环系统众多，而且相互关联，涉及领域宽广，综合效益良好。在发展生态农业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充分运用这一思想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业各部门之间的物质变换，减少资源消耗，使农业生产本身所固有的生态潜能真正释放出来。在消费领域，马克思认为消费排泄物对农业发展最为重要，比如人的自然排泄物和破衣碎布等等，这些都可能成为农业生产的有机肥料。但“在利用这种排泄物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浪费很大；例如，在伦敦，450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钱用来污染泰晤士河”。对于这种破坏农业生态物质循环链的行为，马克思评价道：“资本主义生产……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丁丹丹等：马克思生态农业思想的当代价值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

最终，在农业生产的物质变换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十分关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就的物质循环和转化的断裂问题，他在《反杜林论》中谈到：“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才能使目前城市中病弱群众的粪便不致引起疾病，而被用做植物的肥料。”因此，针对当前我国城乡二元体制下消费排泄物的严重浪费和污染问题，唯有进一步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深入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才能从根源上弥合物质变换的裂缝，扎实推进生态农业发展，真正贯彻物尽其用的生态循环法则。在流通领域，马克思认为商业为农业提供了各种手段，使土地日益贫瘠。他指出，由于食物和服装纤维的长距离贸易使土地构成成分变得疏离，从而造成了物质变换不可修复的断裂。在马克思看来，这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拜物教紧密相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理性不断驱使物质变换发生质变，使其不仅仅用于满足人的正常需要，更以此来迎合资产阶级对资本利润的追逐。

马克思曾援引《评论家季刊》中邓宁的话，以揭示资本的这一罪恶本质：“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此外，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更是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物质变换的断裂，从而使农业发展的生态循环荡然无存。对此，马克思有着深邃的洞见。在他看来，盲目的掠夺已造成了英国以及欧洲、北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土壤危机，这一事实可以从英国骨粉进口量的飙升、用海鸟粪对英国田地施肥而必须从秘鲁进口，以及到拿破仑时期的战场寻找可以撒到田间的骨头的现象中观察到，而这一切都最终归咎于资本主义农业的剥夺特性。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为我们探索生态农业发展道路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发展生态农业必须要在人与土地之间建立一种生态健康的关系，为此就要密切关注土壤养分的循环问题，尤其是要保持地区之间、国内外之间物质变换的动态平衡，避免物质无谓地流失和浪费。总之，发展生态农业，必须坚持物尽其用的生态循环法则，这就是要多管齐下，打通生产领域、消费领域和流通领域的物质变换链条，建构完善的物质循环体系，才能促进生态系统能量顺畅流动，减少物质资源消耗。

二、实现农业科学技术的生态转向

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是引起农业变迁的革命性力量。他曾断言：“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这里强调的“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指的主要就是科学技术。马克思认为，人类与自然结盟的技术越多，结盟技术介入农业生产的生产力就越多，农业发展所释放出来的创造力就越多。因此，他主张将科学技术引入农业生产，依靠农业科学技术改革生产模式，改良耕作方式，提高土地产出率。马克思认为，“因浅耕而地力枯竭的表土，用旧的耕作方法，只会提供不断减少的收获，这时用深耕方法犁起深层土，通过比较合理的耕作，就会提供比以前多的收获”。在这里，作为进行农业生产的方法和手段，无论是“深耕方法”还是“比较合理的耕作”都是遵循农业科技规律的具体体现。此外，马克思还特别强调科学技术在驯服自然力、驱动农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他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充分肯定了以水利科技为指向的人工灌溉设施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米索不达米亚、波斯以及其他地区，都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水渠。”

作为物化了的科学技术，马克思对机器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极其深刻地指出：“机器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即缩短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机器缩短了房屋、桥梁等等的建筑时间；收割机、脱粒机等等缩短了已经成熟的谷物转化为完成的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期间。”为了进一步强调机器的作用，马克思还形象地打了个比喻：“正像人呼吸需要肺一样，人要在生产上消费自然力，就需要一种‘人的手的创造物’”。而这种“人的手的创造物”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方面所释放的能量是巨大的，马克思通过反复计算得出：“在自然肥力相同的各块土地上，同样的自然肥力能被利用到什么程度，一方面取决于农业中化学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农业中机械的发展……肥力虽然是土地的客体属性，但从经济方面说，总是同农业中化学和机械的发展水平有关系，因而也随着这种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不仅如此，马克思还从自然、经济、社会以及人的广阔视野出发，对农业科技引发的环境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农业科技异化的现实。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1868年3月，在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特别向他谈起了农学家、化学家弗腊斯的作品《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二者的历史》：“这本书证明，气候和植物在有史时期是有变化的。”在高度评价弗腊斯的断定———“耕作的最初影响是有益的，但是，由于砍伐树木等等，最后会使土地荒芜”———之后，马克思得出结论：“耕作———如果自发地进行，而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他作为资产者当然想不到这一点）———会导致土地荒芜，像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等地以及希腊那样。”在此，马克思再次申明，人类应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行为，使自然生态成为农业生产的着眼点与活动边界。

为了做到这一点，马克思认为，人类应该借助科学技术的生态转向，重构农业发展与自然的理性关系。只有这样，才能约束科技理性在农业发展中的狂妄行径，扭转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促进自然的自我修复。对此，马克思特别提出了实现农业技术生态化的具体做法：比如采用新的灌溉方法、改变耕作制度、施用骨粉等有机肥等，这样可以保持和改良土壤，提高农业产量和经济效益；此外，还“可以用化学的方法（例如对硬黏土施加某种流质肥料，对重黏土进行熏烧）或用机械的方法（例如对重土壤采用特殊的耕犁），来排除那些使同样肥沃的土地实际收成较少的障碍（排水也属于这一类）”。从这一系列蕴含生态理念的做法中，我们不难窥见马克思探究生态农业技术的深度与广度。显然，从马克思的科技观来看，发展生态农业一方面要构建符合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发展要求的技术体系，另一方面必须实现科学技术的生态化，自觉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使农业发展与自然之间保持一个恰当的“生态”度。毋庸置疑，这一重要思想对于当前我国突破农业资源环境的约束，化解农业生态危机，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理论价值。

三、加强生态农业发展的制度建设

人类要发展生态农业，根除生态灾难，必须构建一种新的制度框架，合理调整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是马克思未来社会理论的主要内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写道：“历史的教训（这个教训从另一角度考察农业时也可以得出）是：资本主义制度同合理的农业相矛盾，或者说，合理的农业同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促进农业技术的发展），合理的农业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农的手，要么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马克思曾围绕作为农业发展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之一的土地问题进行过许多深刻的分析，他强烈指责资本主义的土地私有制，将其视为无用的和荒谬的赘瘤，称它是合理农业的最大限制和障碍之一。他在《资本论》中精辟地论述道：“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

基于此，马克思预言，只有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才能“对土地这个人类世世代代共同的永久的财产，即他们不能出让的生存条件和再生产条件所进行的自觉的合理的经营”，从而超越人对土地的异化，促进农业生态的自我修复，弥合人与自然的鸿沟。也只有在未来社会的自由王国里，人类才能逐步摆脱目前的生态困境，“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928－929。这就是说，在这样一种具有现实基础的生态理性和人类自由———生产者联合起来的社会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和行为模式得到重建，那时发展生态农业也才会真正成为人的自由和自觉的活动。因此，只有积极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建构新的社会制度，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解放与自然解放的统一，从而为生态农业的发展奠定基础。马克思对于生态农业发展制度构建的密切关注，为我们当前加强生态农业发展的制度建设提供了智慧源泉：发展生态农业必须依靠制度创新。目前，我国已经具备了发展生态农业的制度基础和政治前提，生态农业建设得以扎实展开，农业资源节约和农业环境保护取得重大成就，但如何开创生态农业发展新局面，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生态农业发展具体制度的建设须迈出新步伐。我们应把农业资源消耗、农业环境损害、农业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农业发展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最严格的农业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农业环境保护制度和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农业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农业生态补偿制度；此外，还要加强农业环境监管，健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农业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总之，只有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加快具体制度创新，才能制约人类生产活动中的盲目性和短视性行为，克服生态农业发展的羁绊，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农业发展的新时代。

可见，马克思不仅从自然、经济、社会和人的广阔视野出发，对农业发展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作出了全面、整体的把握，更为推动生态农业建设提供了思想指导、发展准则、动力机制和制度条件。它启示我们：发展生态农业不仅要塑造符合生态理性要求的农业发展价值观，使其成为对生态农业发展起驱动、制约和导向作用的力量，更应坚持物尽其用的生态循环法则，减少资源消耗和废弃物的产生，不仅要发展农业生态技术，促进生态农业发展跨越式进步，更要推动生态农业制度建设，使其成为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保障，这些不仅是解决我国生态农业发展问题的根本出路，也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现实选择，更是“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始源之基。面对日益严峻的农业生态危机，马克思的生态农业思想不仅依然“在场”，而且伴随着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到来，其理论魅力与实践价值将会得到进一步彰显。

作者：丁丹丹吕文林李明单位：中国农业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