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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生态环境问题形成的根源和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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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类未能正确处理好生产活动双重效应的关系,未能正确认识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统一性,未能正确认识并合理处置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造成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物质根源、认识根源和社会根源。当代生态环境问题表现为生态系统的解构、瓦解和毁灭,但其实质却是人的危机、人类的危机,是人类主体地位的危机和丧失。

关键词:生态环境问题;根源;实质

当代生态环境问题,是人类不合理的活动引起的生态要素减少、生态结构瓦解、生态功能损害、环境质量下降、自然灾害频繁,转而又直接危害人的利益,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种现象。就其实质而言,它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不是单一问题,而是由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交织在一起而形成的综合性问题。

一、导致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物质根源

生产活动是人类的基本活动,这一活动的进行不可避免地具有正负两种效应。生产活动作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与信息变换过程,其实质是改造物质对象,打破自然平衡,从而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过程。这一过程的进行必然出现三个方面的重要后果:一是从自然界获得物质资料并对客观物质对象进行改造的过程中必然要打破自然界原有的平衡;二是在进行生产活动的过程中必然有一定数量的废物排出,最终排放到自然界中去;三是生产活动生产出一定的产品,也就是物质财富。很显然,前面两个方面是对自然界平衡和秩序的打破、干扰,是生产活动的负效应,只有后一个方面才是对人类的积极作用,是其正效应。不难理解,生产活动始终是正负两种效应同时存在的一个统一过程。既然这样,伴随着生产活动的发展及其水平的提高,其正反两种效应也必然同时增长。历史地看,在工业革命以前的社会,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在总体上还不高,特别是科学技术的水平比较低,人类的生产活动尽管始终具有正负两种效应,但两种效应的水平都不高。从正效应上看,水平不高,结果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比较缓慢,社会进步的速度也比较慢;从负效应来看,生产活动对自然界的干扰比较小,生活过程排放出去的废物也比较少,它能被生态系统本身所固有的自我调节能力、自我修复能力和自我再生能力所吸收、消化,能被转化为新的有用物质。正因为这样,从整体上看,工业革命以前的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基本上是和谐的,没有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出现。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人类生产活动的水平大幅度提高,无论是开发自然的力度、程度和范围,还是排放废物和垃圾的数量、种类,都史无前例地急剧增长。当今时代,人类的生产活动已经达到了全球化的规模和水平,生产活动的负效应累积也已经达到了全球化的规模和水平,甚至超过了生态系统本身所具有的自我调节能力、自我修复能力和自我再生能力的极限,最终导致了全球范围的自然破坏和生态危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当代生态环境问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生产活动的双重效应并不必然导致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出现是人们未能正确处理生产活动正负两种效应的结果,这才是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物质根源。理论上讲,生产活动的正负两种效应表现为负熵和熵增。如果二者的总和是负熵即熵减,那么生产活动的作用在总体上就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相反,如果它们的总和是正熵即熵增,那么生产活动的作用在总体上就不再是建设性的而成为破坏性的。可见,如何处理生产活动正负两种效应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决定生产活动与生态之间关系的关键。从实践上看,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片面追求物质利益而无视生态环境,面对自然生态环境只知道索取而不知道补偿,只知道生产活动的正效应,却不知道生产活动的负效应,只污染不治理,只破坏不建设,只牺牲不拯救。在生产活动的早期,人类这种行为的消极作用还不是很明显,而随着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到了现当代,其消极作用越来越明显,最终出现了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由此可见,一味地追求生产活动的正效应而无视其负效应,不能正确认识并处置它们之间的关系,才是导致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真正的物质根源。

二、导致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思想认识根源

人类作为一种有理性、会思维、能创造的高等动物,是经过长期的生物进化和社会劳动逐渐形成的。人的全部聪明才智一方面来源于自然,自然是人类的母亲和导师;另一方面,又成长于并表现于与自然的永不停息的交往之中。生产劳动作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必然的和永恒的物质交往过程,既是人自身长身体、长知识、长智慧的过程,也是人自身表现智慧、展示才华、实现自由的过程。所有这些都是在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实现的。而且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人越是尊重自然,越是按照自然的客观规律办事,人就越能证明自己的智慧、展示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自由。否则,就会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任何“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1]251。然而,人类自从脱离自然界的那一刻起,就把自己摆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是万物的灵长,是“自然的主宰”。从古希腊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到15世纪文艺复兴时人本主义思想的确立,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到康德的“人是目的本身”,都在反复强调和肯定人在自然界中的中心地位及至高尊严。19世纪之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更使人从实践上获得了越来越强大的力量,借助于科学技术的手段,人类似乎真的无所不能,不仅能够随心所欲地运用并支配大自然中的机械力量、物理力量和化学力量,而且能够驾驭天文力量、地质力量,能够揭开生命的奥秘,能够创造出连上帝也没有创造出来的计算机、因特网、机器人、航天飞机、宇宙飞船、高产水稻、克隆绵羊、转基因动物……人类现在甚至可以运用基因技术创造出现实世界中所不存在的全新物种。如此一来,人类不再恐惧自然,也不再敬畏自然,人最终就成了自然界至高无上的骄子和主宰。这样,人类的衣食住行等一切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都可以无条件地向大自然索取了。渐渐地,人类把自己同自然界的关系,仅仅理解为征服与被征服、占有与被占有、满足与被满足、索取与被索取的当然的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以及主人与仆人的关系。特别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对自然的直接依赖很快转换为对劳动产品的直接依赖。这样,自然界对人生存和发展的本原性的意义开始被遮蔽和遗忘,人与自然之间最直接、最原始、最基本的脐带最终被扯断,人类天性中的那种超越自然、高于自然并要摆脱自然而成为独立之人和主宰之王的梦想得以发展、膨胀。于是,人在不断自我满足和自我证明中,一味地向自然界索取,一味地向自然界掠夺,无节制地挥霍自然资源,无限制地制造各种垃圾,无限量地排放各种废物,从而不断地增大自然界的熵值,打破自然界的平衡,加速自然界的污染,并最终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和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

三、导致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深刻社会根源

生态学家汉斯•萨克塞指出:当今时代,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生态危机的存在及其严峻性,但是,人们却并没有去改变它,破坏和污染生态环境的活动仍普遍存在[2]2。这表明,生态环境问题不仅仅是认识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从本质上讲,人类未能正确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长期存在和发展是导致生态环境问题的深刻的社会根源。生态环境问题的凸显直接反映的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恶化与对立,在这个对立的背后,其实深藏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恶化与对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对立,既包括同代之间的对立,如不同的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对立,也包括当代与后代之间的对立。我们知道,人类虽然是一个整体,但是长期以来却一直分裂为不同的群体或集团,表现为彼此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民族、国家、地区、阶级、组织等群体,彼此都从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出发进而开发自然、占有资源,更一般的情况是往往为了眼前利益而损害长远利益,为了局部利益而损害全局利益,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损害他人的利益,为了当代人的利益而牺牲和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这种情况长期以来普遍地存在着,而且还会存在下去。从国家层面上来说,长期以来,每一个国家几乎都是一个独立王国,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政治体制、经济体系和文化传统,都是一个紧密团结的利益共同体。这就决定了每个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寻求发展和对外交往上首先要维护和保障自身的利益。发达国家为了发展,准确地说,是为了追求物质享受,过富裕奢侈的高消费生活,往往不计后果地以各种方式吸纳贫国和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而发展中国家为了求得生存,偿还债务,改变贫穷面貌,又不得不以牺牲环境,破坏自然资源为代价,往往是被迫把自己的自然资源廉价出售给发达国家。世界范围内的矿产资源锐减、大面积森林破坏、物种灭绝、环境污染等诸多全球性问题都是在这样一种世界大格局和发展总模式下形成的。

以美国为例,美国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5%,但却消耗了世界30%的资源,排放了世界25%的二氧化碳,是全球资源消耗量最大、全球污染气体排放量也最大的国家。美国曾于1998年正式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但是到了2001年3月,布什政府却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为借口,宣布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美国这种出尔反尔、毫无诚信、不讲道义的卑劣行径是对整个人类和自然的挑战,是对世界资源的无偿占有、无端消耗和超前透支,不仅严重剥夺和侵害了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利益,而且剥夺和占有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子孙后代的财富和权利。这种情况如果再继续下去,那么不仅“第三世界根本过不上稍微像样的生活”[3]170,而且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根本就不可能。可以看出,国家与国家之间根本利益的分歧与对立,是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的深层的本质所在。由此可见,全球问题的形成与解决最终还取决于世界各国能否在利益一致的前提下通力合作。更进一步说,资本主义制度的长期存在和发展是造成全球性问题的主要社会根源。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确立了以个人利益为最高追求的核心价值观和以资本增值、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标的社会价值体系;创造了高度社会化、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的社会生产力;建立了超越国界、普遍联系的世界市场;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物质财富和资本主义特有的超前消费、奢侈消费、游戏消费的生活方式。资本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尽管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进步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正是在资本主义的推动下,伴随着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转变,人类开始了对大自然的掠夺性开发,开始了大规模的“十字军东征”,开始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开辟出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培育出了直到今天仍然在全球扩张、继续侵略的资本输出、技术输出、污染转移、资源占有。完全可以说,资本主义制度的长期存在和发展,资本的原始积累和现代扩张,是造成今天全球性问题的主要原因。从纵向上看,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过程长期发展和持续积累的必然结果;从横向上看,当今世界生态环境问题的持续扩大和不断恶化,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持续扩张、资源掠夺的现实恶果。正因为此,德国社会学家巴罗在自己的著作中深刻地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态危机不可能解决。”[4]112

四、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实质

生态环境问题表面上看是生态系统的萎缩、解构、瓦解和毁灭,但其产生的根源却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类不合理的活动导致的。因此,就其实质而言,生态环境问题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不是自然生态的危机,而是人的危机、人类的危机,是人类主体地位的危机和丧失。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只有人才是真正的主体。自然曾经是而且仍然是受盲目力量支配的,它的任何发展变化都是而且仅仅是一种无意识的自然过程,它的兴旺发达或是瓦解毁灭,它的这种形式或是那种形式的存在,都是它自己所不知道的。换言之,生态危机的发生与否对自然生态而言并无好与坏的区别,二者都是自然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表现和一定形式。但是生态危机的发生与否对人类而言却完全不同。生态危机表面上看是自然生态和环境的破坏和污染,而在实质上却是人类生存和生活的环境与基础的破坏、丧失,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将因此遭到困难,面临灾难,人类数千年劳作创造的美好生活、全部文明和光明前景也因此行将结束,面临毁灭……所以说,生态危机就其本质而言是人的危机、人类的危机,而不是纯自然的生态危机。换句话说,真正危机的不是生态而是人,离开了人,离开了人类,也就无所谓危机不危机。生态危机作为人的危机、人类的危机,其真实含义和深层本质可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生态危机是人类传统文明观的危机

所谓传统的文明观,主要是指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社会的文明观,它以物质财富的极大富足为主要内容,以科学技术的所向披靡为主要手段,以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无节制浪费和无偿性消耗为根本特征。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出现表明,传统的、以单纯的物质文明为标志的社会文明观是片面的,这种文明观导致的只能是社会的普遍异化、人的单面化,造成自然的破坏、环境的污染、生态的失衡,其结果必然是文明自身的断裂和不可持续,是传统文明的彻底毁灭。由此不难看出,生态文明的建设不仅呼之欲出,而且势在必行。

(二)生态危机是人类传统文化观的危机

所谓传统的文化观,主要是指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社会普遍持有的社会文化观,这种文化观奉行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立场,把人看成高高在上的天之骄子。在它看来,人是唯一具有尊严、具有目的的全知全能者。生态危机的出现表明,传统的文化观是片面的,人既不是高高在上的天之骄子,更不是唯一有尊严、有目的的全知全能者,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社会存在物,也是自然存在物。不难看出,传统的文化观只看到了人与自然的不同,并且把这种不同加以放大和绝对化,它没有看到或者说不愿意看到人与自然也是相同的;传统文化观在高扬人的主体性地位的时候,忘记了人还有受动性的一面,忘记了自然界对人类的根源性、独立性和制约性,忘记了人自己的自然性、受动性、具体性、有限性。传统文化观对自然的开发观念和行为准则违背了人和自然关系的辩证法,而一切违反辩证法的行为和做法最终都是要受到惩罚的。

(三)生态危机是人类传统价值观的危机

所谓传统的价值观,主要是指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社会普遍流行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认为,只有人才有尊严和价值,而自然界,包括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植物和动物、环境和生态都是没有价值的,它们只是人类的“异己的力量”,是供人享用、为人服务的人的玩物、工具、客体、供品、祭品……“统治自然、主宰自然、征服自然”的观念是这种价值观的核心。生态危机的出现表明,传统的价值观是片面的和错误的。“统治自然、主宰自然、征服自然”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这种错误本来是不应该有的,是人类不应该犯的一个简单的低级错误。众所周知,人类来自于大自然,依靠大自然,生活于大自然之中,自然不仅孕育了人类,而且哺育了人类,养育着人类,大自然既是人类的母亲,又是人类的导师,还是人类的朋友和伙伴,自然既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又是人类赖以生活的家园,还是人类赖以发展的基础。既然这样,自然怎么能没有价值呢?人类的生存、生活和生产一刻都离不开自然,怎么能说自然没有价值呢?自然界既然没有价值,人为什么还需要它、离不开它呢?这显然是一个不应该有的简单错误。事实上,凡是人们所需要的东西,人们所离不开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东西,越是需要,越是离不开,就意味着它越有价值,越珍贵。这种本不应该有的错误,其出现又有深刻的原因。长期以来,人们关于价值的定义和概念是片面和错误的。人们普遍地认为,价值是一个关系范畴,是指客体的存在、属性和变化相对于主体需要而言的有用性。当客体能够满足主体需要时,它就有价值,反之则无价值。

由此可见,传统的价值定义是一个主体中心的价值定义,其实质是主体中心主义的,这也就为人类中心主义埋下了伏笔,提供了立场原则和哲学上的观念预设。事实上,价值不仅是一个关系范畴,而且是一个系统范畴。很显然,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是只与一个对象发生关系的,而是以系统的方式存在于一个更大的系统之中的,同时与很多事物和很多对象发生着关系,原则上讲,是与无限个事物和无限个对象同时发生着直接的和间接的关系的。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系统中,任何一个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其他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这就是说,价值关系在事实上是一个系统范畴,事物与事物的价值关系不是单向的、孤立的和线性的,而是双向的、相互的、多维的、网状的和立体的。价值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和系统立场意味着,不仅事物对人有价值,而且人对事物也有价值,换句话说,不仅人是有价值的,物也是有价值的,人类就生活在一个充满了价值并能发现价值、追求价值和实现价值的价值世界之中。人类的最高价值不是毁灭其他一切价值只表现自己的价值,而是尊重一切价值,发现未知价值,开发潜在价值,追求理想价值,创造更高价值,从而实现系统的最大价值,即实现“人―自然―社会”大系统的同生共荣与和谐发展,走生态文明发展之路。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指出,我们“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可以看出,生态文明视野中的价值观就是一个系统价值观,生态文明的提出同时也是人类价值观的一场革命。

(四)生态危机是人类传统生产观的危机

传统的生产观,主要是指工业革命以来的物质生产观。这种生产观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思想,一是认为生产是物质生产一统天下,奉行物质主义、经济至上的基本立场,其实质是坚持经济决定论;二是认为生产的能力是人类社会所独有的,生产力就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而自然界是没有生命的,因而也是没有生产能力的。经济决定论是错误的,这不需要多说。关键是第二点,说生产能力是人类社会所独有的,就是只承认和肯定社会生产力,而无视和否定自然生产力。在这种生产观看来,只有人才有生产能力,只有人才是活的和有生命的,而大自然永远都是“死的”,既没有生命力,更没有生产能力。在传统的生产观看来,空气、蓝天从来就有而且一成不变,石油、煤炭、天然气不是自然界生产出来的而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水稻不是在地里自己生长而是人拽着长的,家禽六畜不是自己觅食、自己吃喝而是输液打气给吹大的……一句话,自然界是死气沉沉的死水一潭,既没有生机,也没有活力,有的只是一成不变的周而复始,也就是牛顿所说的“动者恒动,静者恒静”,而要改变这种物质状态,就需要外力的推动。可见,传统生产观的背后其实是机械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观点,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个观点的核心就是自然界绝对不变这样一个见解。不管自然界本身是怎样产生的,只要它一旦存在,那么它在存在的时候就总是这个样子”[5]264。由此不难看出,传统生产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观特别是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生产观是完全不同的,正是这种生产观的长期存在和观念支配,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才存在着根本的缺陷和问题。

(五)生态危机是人类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危机

正是由于受传统文化观、价值观和生产观的支配,长期以来,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是片面的和错误的。传统的生产方式由于从根本上否认和无视自然生产力,因此是掠夺式的生产,是杀鸡取卵式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态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传统的生活方式由于从根本上无视和否认自然的价值,因此是唯我独尊的生活方式,是浪费式的生活方式,是“用完就扔”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把整个自然界都看成是无偿的仓库和免费的垃圾场,这种生活方式必然把人类带进一个无法生存的荒漠世界。事实也正是如此。传统的思维方式由于从根本上是主客二分、主客对立的思维方式,是理性主义唯我独尊、一统天下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必然导致感性与理性、物质与精神、自然与人类的分离和对立,其结果必然要否定整个感性世界、自然世界和物质世界。生态危机的事实既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必然结果,也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实际确证。

综上所述,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暴露出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传统的文明观、文化观、价值观、生产观以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本身存在的根本缺陷和深层次问题,人类要想彻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就必须从传统的观念和方式中走出来,必须在各个方面实现一场深刻的革命。正如恩格斯100多年前就深刻指出的:合理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仅仅有认识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5]385。可以说,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类摆脱困境、走出危机的必然选择和根本出路。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萨克塞.生态哲学[M].文韬,佩云,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

[3]里夫金,霍华德.熵:一种新的世界观[M].吕明,袁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4]巴罗.新政策的若干因素:论生态学和社会主义的关系[M].柏林:西柏林出版社,1980.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作者:巨乃岐1;杨权良2;王恒桓1;王红英1 单位:1.信息工程大学,2.宝鸡教育学院

当代生态环境问题形成的根源和实质责任编辑:张雨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