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农业教育兴起因素范文

一、清末民初我国农业教育的兴起

清末民初,我国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的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整个社会的演化。当时的中国,社会动荡、内忧外患。要取得社会进步和有效地迎接西方的挑战,农业需要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发展,必须摆脱传统,寻求新的出路。当时的一些精英分子和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这一变革的必要,他们开始主张借鉴西方思想与技术,“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运用他国文明新思想移植于本国,以造福于其同胞”。他们提出要向西方那样运用科技来发展农业,要兴办农业教育。我国的农业教育从此开始由典型的中国式向中西结合式转变,由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变。

(一)农业教育兴起的现实背景。相较外国而言,我国农业教育有着发达的过去、落后的近代。我国古代农业教育源远流长。当欧洲人还在使用木犁时,我国已推广了铁犁,当他们的农业还是休闲制时,我国已进入轮作复种精耕细作阶段。但为何我国近代农业远落后于西方呢?中西农业的差距始于十八世纪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后。进入近代,特别是清末民初阶段,这种差距迅速拉大。西方的产业革命带来农业革命,也促进了农业教育的跨越式发展。而中国传统农业长期处于一种停滞状态,进入清末民初,甚至时至今日,不少地方农民的土地耕作仍沿袭古制,与千百年前并无两样。《科学世界》在论述农业和科学的关系时,特别指出:我国农业生产的弊病就是不讲科学,不讲教育,“我中国固素称以农立国者也,而何以农作物之产出远不逮欧美,近日水旱连年,一夫之所获,尚不足供一家之需,曰是无理科固,今夫土壤学,肥料学,家畜饲养学,植物病理学,固农家最要之学科而缺不可者也”,“我国虽有四万万人民,但是不重视科学发明,不用新的科技而单靠一手一足的辛苦劳作,要想富国是万万不能办到的。”从现在看来,当时的传统农业不但不能富国,且将灭国,国家面临严重生存危机。清中后期以后,人口迅速膨胀,人多地少,粮食供应成为严重问题。据统计,1841年人均耕地仅为1.64亩,远低于维持生活所需的土地数。缺乏新式农业教育、技术落后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晚清农产品对外贸易的衰落,特别是丝茶出口的大幅降低。19世纪70年代中国丝茶出口货值占出口总额的87℅左右,20年后,明显衰落,1893年丝茶出口货值占出口总额的比例下降为48℅。清末民初时期农业教育匮乏及农业科技落后的现实,不能不引起一批有识之士的警醒。他们认为,我国农业要改变落后、走向发达,必须从两方面入手,即:在继承发扬传统农业中的精华部分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的农业科技,为此必须兴办农业教育。

(二)农业教育兴起的具体过程。探究清末民初我国农业教育的兴起及其发展,可以发现它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萌动于洋务经世派,形成于早期维新派,集大成于孙中山。

第一,洋务经世派对农业教育的影响。在晚清特殊的社会局势下,社会经历了多次思想领域冲击与革命。纲常礼教的捍卫者曾国藩,在西方列强炮口的威逼下,思想价值不得不发生微妙的变化,开始从传统儒学中发掘“经世致用”的思想资源,逐渐重视“一技一艺之流”,并且吸取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提出“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教育思想。引起后来的如李鸿章、张之洞等一批力图富强的官僚纷纷响应。为提倡农业教育、科技兴农,这些洋务经世派提出了一些初步的具有先导性的观点。为了劝农,包世臣很注意改进农业技术的问题,主张把有关农业生产的知识和技术列为士人治学的一部分。魏源的农业思想有不少新的创见,如对水患的原因他有独到的见解,认为一方面固然是天灾,但另一方面,更根本的是人祸,是人类对自然生态环境内在平衡关系的破坏所导致。这种观点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能够认识到的确难能可贵。洋务经世派提倡农业教育的培养目标虽因固守“中体西用”,没有涉及西方的根本政治及教育制度和深层观念问题,但却实现了从德到艺的价值转换,开始触及到新式农业教育、科技兴教和科技兴农的理念,更为早期维新派农业教育思想的形成指引了方向。

第二,早期维新派对农业教育的推动。晚清时期,早期的维新派受到西方思想的更大影响,代表人物有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陈炽、冯桂芬、郑观应等。他们力图摆脱传统农业的束缚,大力提倡兴办新式农业教育,采用先进农业科技。冯桂芬是我国近代史上提出在农业中使用机器的第一人,此后,使用农业机器成为早期维新派的共同主张。他们向国人大张旗鼓地介绍西方农业的概况及其优越性。当时的西方各国不仅一般的学校都开设农学科,而且还设立了许多专业性农业学校,早期维新派热切期望中国大力发展农业教育,以改变“农者不学”的局面。郑观应就曾建议当时的晚清政府下令设立各种学校,专设农学一科。陈炽则提出在农业教育内容的选择上博采中西,并做到通俗易懂。早期维新派科技兴农、发展农业教育的思想全面而深入,不仅提出了系列主张,还详解了实施策略。他们对我国近代农业教育发展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也是后来康梁维新派及孙中山农业教育思想的宝贵源泉。

第三,孙中山对农业教育的伟大贡献。我国传统意义的农业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传播农业知识和发展农业生产中都起过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农业技术教育并未受到真正的重视。时至清末民初,孙中山等一批先贤和精英看到日本和美国农业教育的大发展对他们国家的重要贡献,看到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有效的农业教育体系和先进的农业科技之后,提出在当时的中国要兴农会、办学堂,发展农业教育以振兴中华农业乃至中国经济。他坚决主张用机器代替沿袭几千年落后的手工耕作,以发掘中国无限之富源;他赞同施用化肥,说化肥比农家肥更为有效;他认为换种可使土壤得到交替休息,生产力便能成倍增加;他还把农业上的害分为两种:一为植物的害,如薭和野草;一为动物的害,如各种害虫。

对于植物的害,他要求农民用科学的方法去治;对于害虫,他要求国家培养专家进行详细研究,想方设法来消除。他提出,只有深加工才有利于农产品的保存和运输,并强调中国最大的问题便是运输,因为运输不便,所以生出许多耗费。经过分析,他提出了解决运输农产品的四大方法,即:运河、铁路、公路和挑夫。他认为如能把运输问题解决好,广大民众才有很便宜的饭吃;他又把灾害分为两种,即:水灾和旱灾。关于水灾的治理,他认为筑堤只是治标,只有种树才是治本。关于旱灾的防治,他也认为种树是治本,而用机器抽水是治标。他还早在1890年致郑藻如书》中提出创办农会,以引导农业科技的推广,在《上李鸿章》书中还提出农务有学,认为人的知识不是天生的,要掌握农业知识,离不开农业教育,并对在中国这样一个毫无农业教育基础的国度里如何创办农业学堂,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总之,孙中山农教思想是兼采众家而成一统。可以说,孙中山是我国近代农业教育的真正发起人。他的兴农及农教思想是在洋务经世派、早期维新派等基础上的总结和综合。孙中山比他们都更全面地论述了农业教育和农业科技,对我国近代农业教育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二、清末民初我国农业教育产生的原因

清末民初,我国农业教育思想的产生既有源于当时人们自身思想的革新,也有源于外部的现实需要。是思想与现实相互交织催动的产物。

(一)农业教育产生的思想根由。解决生存危机,革新图强是促使清末民初时人农业教育思想形成的外部因素,而人们自身思想观念的变革是内在动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变易观方面。清末民初很多有识之士都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变易历史观,他们都坚持历史是进化的。开风气之先的龚自珍主张变革:“自古以来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只有“变则通,通则久”。薛福成强调生今之世却泥古之法,是“犹居神农之世而茹毛饮血”,就是历史的倒退。王韬则明确提出:“即使孔子而生乎今日,其断不拘泥古昔而不为变通。”梁启超更是强调一切皆变:“凡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他坚决反对泥古,说今人“勿为古人之奴隶也”,他还以印度、突厥为例说明泥古不变的祸害。概言之,变易观可使他们突破“悉遵成法”、“率由旧章”思想的束缚,要求用一种异于传统的、新的方法来发展农业、振兴农业,即借鉴西方、兴办农业教育、注科技入农业。

第二,功利观方面。自古以来,中国一直特别推崇贵义贱利。贵义贱利以言利为耻,以重义为尚,过分强调义而忽视利,极力宣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由此导致对求利活动的过多束缚,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尤其到晚清之后,其束缚作用更加凸显出来。这种功利观也极大地压抑和窒息了当时中国农业的兴起和发展。中国是一个“重本抑末”的国家,长期以来一直重视农业的发展,但这是仅就经济领域内部而言的,一旦超出这一特定经济领域,发展农业这种“利”与所谓道德上的“义”发生矛盾时,唯一的取向是:舍利取义。否则将被讥为唯利是图,遭万人唾弃。在这种功利观思想禁锢下人们怎敢尽力发展农业?又何敢探寻新方法去振兴农业?所以要最大限度地发展农业,最大限度地用新方法去振兴农业,必须要突破这种贵义贱利功利观的束缚,改贱利为贵利,对贵利不应批判而应大胆宣扬。其实这样一种观点早在古代就已初现端倪,进入晚清更是破晓大明。当时有识之士大谈言利之说,宣称功利就是动力,是一切行动的出发点,是发展经济的动因,当然也是发展农业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龚自珍抨击“耻言富”的论调,他认为“五经大义始终饮食”。善经济之学的包世臣更是自称为“好言利”之人,同讳言财利唱反调“留意经济之学”,认为“言利”是孔孟圣门所重视的大事,大倡兴利之说。王韬曾著《兴利》一文,专论如何兴利。薛福成对于戒谈言利的古训不以为然,他反对贱利,认为中国本来地博物丰,为世界精华所萃之区,但“徒以怵于言利之戒”,致使见“中国之财每岁流入外洋者白金二三十万两”也无动于衷,长此以往,“中国将何以为国乎?”有鉴于此,他力倡贵利。

(二)农业教育产生的现实动因。清末民初,我国社会一直处于危机之中,矛盾冲突不断,尤其是我国的农村社会,危机更加深重。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中国的农业在近展的停滞。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顶峰是在乾隆时期,此后即呈下降态势,我国近代农作物的单位亩产量相对于鸦片战争前夕不升反降,“若以1821—1830间亩产量指数为100,1831—1850年间则为92,1871—1890年间为80,1891—1911年间为78”;与美国等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情况就更糟:“一个农民工作一年的平均产量到了20年代(20世纪)也还只有1400公斤,美国可以比较的数字是20000公斤,高出14倍。”其二,人口急剧增长,而耕地因受到种种限制并未同步发展。在中国全部国土面积中,平原不足10%,山地占了大部分,这使耕地面积的扩展受到极大的限制,而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口基数却极为庞大,1850年,中国人口大约4.15亿,而该年世界全部人口据估计约11.7亿,比重超过35%。庞大的人口基数对土地造成的压力的尖锐性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1650—1850年间在人口增加的压力下中国耕地面积扩大了1倍,由6亿亩增加到12亿亩左右,而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却由4.8亩减少至2.93亩,中国确已人满为患、地不足养。

这相当于要求中国在同一块耕地上,以同样古老的耕作方式,却要养活成倍于以前的人。农民的生活怎能不艰辛?其生存又怎会不处于极大的危机之中呢?而国以民为本,民以生计为先,处于生存危机的农民随时都可能揭竿而起。农业发展停滞,再加上人口剧增,耕地未同步扩展,导致生存危机,造成民变。对这样一个连锁式问题,要解决它就必须:欲防止民变,先解决生存危机;欲解决生存危机;先发展农业生产。而发展农业生产依赖传统的方法只会导致停滞,这就要求国人寻找新的方法,寻求新的出路来促进农业的发展。孙中山曾说:“国中户口甲于五洲,倘不于农务大加整顿,举行新法,必至民食日艰,哀鸿遍野,其弊可预决者。"新法如何寻找?西方农业发达之路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可效仿的参照,而西方农业之所以发达,“详考来源受科学之赐为多。”科学对西方农业像神奇的魔法一样,产生了巨大的生产效益。近代时人要求中国效法西方,也走科学兴农,教育兴农之路,认为中国农业的出路在科学、在教育,“农业非科学莫由振兴,”科学实为挽救中国农业之上策,“欲救垂危之农业,舍图科学之发达,其道末由。”他们清楚,科学和教育是我们民族最缺乏,但又是最需要的。“一切兴作改革,无论工商兵农,乃至政治之大,日用之细,非科学无以经纬之故。”中国如“将已耕之地依近世机器及科学方法改良,则同此面积之土地,可使其出产更多,故尽有发达之余地也,他们对中国农业的前途充满信心,我们中国这一块土地是世界上最肥美的,如果把那农学讲究起来,好好的桥种,莫说是现今四万万人吃不尽,就是后来再生上几万万也是吃不尽的。”

三、结语

清末民初,我国农业教育观念和科技思想在当时社会精英和有识之士的极力倡导下,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认识,农民对农业科技知识开始有了点滴的了解,开始用新眼光注视农业教育和科技带来的变化,并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自觉不自觉的去效法模仿,农业教育和科技逐步得以实施和运用。从理论上讲,他们所宣传的农业教育是能够推动中国农业走上近代化之路,促使其走出传统的畜力铁器农业状态。近代农业教育思想集中了众多精英的思想精华,是当时有识之士的呐喊和深思,它激昂悲壮而又深沉无比。中国近代农业教育思想的重要和伟大不在于它是否取得了历史的丰功伟绩,而在于它曾给人们心灵所带来的强烈而持久的震撼;不在于它自身理论如何完美,而在于它曾给予并继续给予人们启示和思索。清末民初农业教育思想不仅属于历史,也属于今天和未来。它对更新我国农业教育的指导思想,制定我国农业教育的战略规划,探索我国农业教育的发展和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