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农业发展情况探讨范文

一、北宋山西地区的农田水利建设

（一）开发利用山泉水灌溉农田

绛州骨堆泉，“方数丈，可灌民田万亩左右，农家恃以为命。”方数丈的泉水竟能发挥如此之大的作用，那么著名的晋祠泉水，所起到的作用就更大了。嘉祐五年（1060），地方政府为扩大晋祠泉水的浇灌能力，组织人力，对晋水渠道进行了整治，“湲其源为十分，穴庙垣以出其七分……其溉田以稻数计之，得二百二十一夫余七十亩，合前为三百三十四夫五十九亩三分有奇……于是晋水之利无复有遗，倍加于昔矣。”不仅扩大了溉田面积，并且将水源分为十分，确定了南北三七分水的原则。熙宁八年（1075）五月，太原府草泽史守一，“修晋祠水利，溉田六百余顷”。对于晋祠水的灌溉作用，范仲淹歌之曰“皆如晋祠下，生民无旱田。”嘉祐年间(1056—1063)，介休洪山泉也得到开发利用，洪山泉水是汾河中游仅次于晋祠泉的第二大泉水灌溉工程，万历《介休县水利条规碑》记载“自宋文潞公开为东西中三河，自南而北流出，可溉田一百五十二顷二十九亩八匣八毫。”说明宋代洪山泉水灌区已具相当规模。

（二）引水淤灌工程

山西淤田的自然条件较好，史载“河东多土山高下，旁接川谷，每春夏大雨，众水合流，浊如黄河矾山水，俗谓之天河水，可以淤田。”嘉祐年间，程师孟利用这一优势组织民众淤田，“绛州正平县南董村旁有马壁谷水，劝诱民置地开渠，淤瘠田五百余顷。其余州县有天河水及泉源处，亦开渠筑堰，凡九州二十六县，新旧之田，皆为沃壤。”这一时期共“兴修田四千二百余顷，并修复旧田五千八百余顷，计万八千余顷。”可见利用水利灌溉不仅改良了土质，将盐碱地变成良田，扩大了农田面积，同时也提高了粮食产量。“闻南董村田亩旧直(值)三两千，收谷五七斗。自淤灌后，其直(值)三倍，所收至三两石。”并且程师孟还进行经验总结，绘制《水利图经》二卷，宣传淤田的方法。熙宁年间，全国上下掀起了兴修水利的热潮，河东地区也不例外。郭咨在忻州“导汾水，兴水利，置屯田”。熙宁五年（1072），洺州引漳河、洺河淤田“开河出美田三四百亩”。熙宁九年，政府又“遣都水监丞耿琬淤河东路田”。总之，熙宁年间，河东共建水利工程114处，溉田面积达471981亩。对于旱地农业来说，水利工程的兴修意义重大，大大提高了这一地区的农业经济效益。

（三）治理汾河

北宋时，汾水常常暴涨，堤防欲溃，几至成灾，严重威胁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更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宋天圣三年（1025）陈尧佐担任并州知州，即以治理汾水为急务，史载“陈尧佐为筑堤，植柳数万本。作柳溪，民赖其利。”熙宁初年，汾河大溢，知太原府王素“亟命具舟楫，筑堤以捍之，一夕，水骤至，人赖以安。”对汾河的治理，提高了抗旱减灾的能力，改善了汾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促进了汾河两岸农业的发展。

二、北宋山西地区农业发展的表现

（一）人口增加，垦田面积扩大，粮食丰足

北宋初年，河东的人口数量急剧下降，导致大量农田抛荒，农业生产凋敝。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北宋政府逐渐改变削减河东人口的政策。对于当年逃匿山林的北汉官吏军民，则“愿仕者量材甄叙，不愿者俾之归农”；如果因战乱和灾荒而流移的“流民有复业者”，则“发仓粟赈之”。到元丰年间，河东的户数已经从宋初的261,053户上升到576,198户，崇宁元年（1102），户数则达到了613,532户。人口的增加，不仅为河东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劳动力，而且使抛荒的田地重新耕种，垦田面积扩大。同时，沿边的禁地也开始得到开垦。宋太宗时曾在河东沿边推行禁地政策，“令民内徙，空塞下不耕”，沿边大面积良田被荒废。仁宗时期，开始在边地屯垦，“以岢岚军北草城川禁地募人拒敌界十里外占耕”。至和二年（1055），代州、宁化军一带的禁地亦被开垦。熙宁八年（1075）又一次下诏开垦岢岚、火山军等处堪种土地。这一时期，河东山区的山田也得到普遍开发，“高山峻坂并为人户耕种”。

沿边禁地和山田的开垦，无疑使河东的垦田面积进一步扩大。随着人口数量增加和垦田面积扩大，河东的农业生产重新发展起来。就粮食而言，到大中祥符元年（1008），“有司言其(指河东)：地沃民勤，颇多积谷。”在天禧年间，河东不仅上贡朝廷钱30万贯、粮120万石。政府还曾连续两年从绛州一地调出粮食30万石。滑州黄河决口时，还曾计划从河东晋、绛州发粮储三【十】（千）万赴滑州，可见当地储粮之多。另外，官方还在河东籴粮运往别地。庆历元年（1041），河东曾“额定和籴粮草五百万石”。熙宁七年（1074），又以封桩钱10万贯于河东买军粮，运往陕西延州，“比本路（指鄜延）来价甚有余息。”加上运费，河东粮价仍比鄜延低贱。从元丰七年（1084）开始，河东每年向陕西提供粮食5万石。从这些情况可看出，河东的粮食丰足。

（二）种植业品种多样

种植业可以分为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北宋时期，山西地区粮食作物品种多样，主要以北方的传统粮食作物粟、黍、麦、豆为主。欧阳修到河东看到“泽、潞两州二麦大熟，晋、绛、并、汾、石、隰等处，系种麦地分，并只熟及三五分。”可见小麦在此已经是大面积种植，并且已经扩展的北部边界的石州。水稻则在水资源丰富的汾水流域州县广泛种植，如汾州“秔稻之富，流衍四境”。晋祠附近则是一派稻乡的气氛，范仲淹作诗曰“千家溉禾苗。满目江乡田。”欧阳修在《晋祠》中说道“晋水今入并州里，稻化漠漠浇平田。”经济作物主要是桑麻业，梅尧臣曾言“并州自古近边地，桑麻故已知风俗。”《元丰九域志》记载保德军、宁化军、岢岚军、平定军、威胜军均以丝织品作为土贡之物，可见其蚕桑业相当发达。至和二年（1055）以前，“河东户役惟课桑以定物力之差”，能够将桑作为税收的来源，说明桑的发展已有一定的规模，是当地人经营的主要产业之一。那么与桑相比，河东苧麻业则更加发达。《宋史•地理志》言其为“寡桑柘而富麻苧”。汾州、晋州、绛州、石州、泽州、代州、忻州、岚州、慈州、丰州、隰州等州都有麻织业分布。熙宁年间，河东仅向政府缴纳的布匹赋税就多达十五万一千多匹。在全国居于首位，足见河东路麻织业之繁盛。

（三）畜牧业发达

由于气候、地理环境的影响，山西的畜牧业比较发达，尤其是民间牧驼业、养羊业最为兴盛。宋神宗时，知太原府韩绛言当地“驼与羊，土产也，家家资以为利”。说明养骆驼和羊已经成为民户家庭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有些家庭饲养的骆驼达数十头，日本僧人成寻前往五台山的途中，在河东境内的官道上每天都可看到30—40头骆驼。而石州则是宋政府骆驼放牧地之一，“在京见骆驼无多，即目在石州放牧未回”。在泽州境内太行山上，成寻看到3处羊群，“或五千，或三千，或一千云云。”河东还是国家重要的活羊供应地，绛州、忻州每年要向国家上供一定数量的羊，由此可见河东路牧驼业与养羊业的兴旺。

三、北宋山西各地农业发展的不平衡及其差异

由于自然条件和政府相关政策的影响，河东各地区之间的农业发展极其不平衡，而且具有地区差异性。正如当时人张景宪所说：“本道地肥硗相杂，州县贫富亦异。”

（一）不平衡性

纵观北宋一代在河东地区所兴修的农田水利设施，无论新旧工程，大多数都集中于汾河流域，又加之汾河谷地土地肥沃，自然条件优越，因而农业发展水平较高，成为河东主要粮食的供应地。西北部山区，地高气寒，山田较多，土地贫瘠，农业发展艰难，“坡峻七顽难力耕，牛羸人困强驱行。”东部山区，到仁宗庆历年间，辽州“地里、人户不及一中下小县”，“潞州八县内，屯留、黎城、壶关三县，地居僻远，户口调零”，而“威胜以东及辽州平定军，见其不耕之多”。可见，这里的农业发展水平也不高。如欧阳修所言“岚、宪等州，岢岚、宁化等军，并系僻小凋残之处”，“并、晋、绛、潞、汾、泽等六州，在河东物力比他州富实”。因此从整体方面来讲，河东地区汾河流域的农业发展要高于其他山区；就汾河流域内部而言，汾河谷地沿线的绛州、晋州、汾州、太原府的农业发展水平较高。

（二）差异性

在自然条件较好的汾河谷地，主要以农业发展为主，农作物种类多样，有水稻、小麦、豆、黍、粟、桑、麻等，并且粮食作物的亩产较高，如绛州等地的亩产则达到了2石左右。而东部、西北地区农牧混杂，农业发展落后，可种植的农作物种类不多，适合畜牧业发展。欧阳修认为河东“岚、石之间，山荒甚多，汾河之侧，草地亦广，其间水草最宜牧养，此唐楼烦监地。迹此推之，则楼烦、元池、天池三监旧地，尚冀可得。臣往年出使，尝行威胜以东及辽州、平定军其地率多闲旷。河东一路，水草甚佳，地势高寒，必宜马性。”北宋时期这一地区的官牧马数量减少，而民间畜牧业发达。

四、结语

北宋山西的农业共获得了十六次丰收，是当时除河北之外各路丰收次数最多的地区，且丰收次数多于灾荒次数（七次）。另外从二税见催额来看，元丰年间，河东的田地全国排名十三、户数排名十四，交出的二税却排名第九，户均排名第六。二税是农业税，二税额的多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地区的农业发展状况。由此可见，山西的农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整个国家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到了北宋末年，一方面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农民的土地逐渐丧失；另一方面，徽宗、钦宗时，金人入侵，人民纷纷南徙，十室九空，农业发展趋于衰落。

作者：孙金玲单位：新乡学院社会科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