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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背景下古村落居民环境污染抗争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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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我国城市在以惊人的速度扩充膨胀着。城市的发展于社会、国家而言固然存在诸多好处,却也在客观上产生了不少城市垃圾。现阶段我国多将城市垃圾转移至城郊的垃圾填埋厂和焚烧厂统一处理。这在减轻城市环境负担的同时却给垃圾填埋、焚烧厂所在的村落带去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并由此引发了村民的健康问题。在与环境污染的抗争过程中,由于社会资源的缺乏、农村精英的缺失以及政府与企业间的苟合,村民维护权益的道路满是荆棘。

关键词:城镇化;环境污染;环境抗争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快了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为基础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伴随着城市数量的增加、城市规模的扩大、城镇工业的发展以及城市人口的增多,包括工业垃圾、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在内的城市垃圾急剧增多,城市的环境压力巨大。在这种背景下,在城郊村落建设垃圾填埋场厂和垃圾焚烧厂成为集中治理城市垃圾的普遍做法。城市垃圾向城郊农村地区转移的过程,也使得由垃圾处理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健康问题转嫁到了当地村民之中。在村民与垃圾填埋与焚烧带来的环境污染进行抗争时,由于村民社会资源的缺乏、农村精英的缺失以及政府与企业间的苟合,村民始终作为弱势群体而斗争无果。村民面对的此种困境实际上是我国城镇化背景下城乡矛盾的一种体现,若处理不好此类问题,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势必会受到阻碍。

一、案例介绍———古村落窦村概况

南京主城东部边缘地带地貌变化多样,远处山脉起伏、近处河系纵横。窦村的东、南、西三面以山体为依托,将山体围合的区域作为聚落的所在,村落之左盘有“青龙”———青龙山,村基之右卧有“白虎”———龙王山和西山,构成“虎踞龙盘”之势。“窦”在南京方言中有“聚集”之意。明朱元璋大兴石刻,来自五湖四海的石匠聚集于此形成了一个石匠村,即窦村。以前村子里的人全部以做石匠为生,南京城内处处可见窦村石匠的杰作:栖霞山的佛龛、明孝陵的石构件、中山陵的石阶、莫愁湖的抱月楼一百零八将石雕、夫子庙的牌坊都出自于这些能工巧匠之手。1959年,北京建设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时,窦村的程天全等5名石匠进京献艺,跨越岁月的长河,一件件巧夺天工的石刻作品悄悄诉说着窦村悠久静谧的历史。今日的窦村隶属于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麒麟镇的建南社区。建南社区由窦村大队、南庄大队和建兴大队三个大队组成,包含了7个自然村,约5000多村民。窦村是建南社区最大的一个大队,村中常驻人口约2000多人。往昔村里人大多沿袭了过去的职业传统,以石刻和耕地为生,自从土地承包给了外地人后,本村人以社区给予的土地租金为主要生活来源。

二、窦村中的垃圾处理厂与环境污染

(一)窦村中的垃圾处理厂

1.轿子山垃圾填埋场。轿子山垃圾填埋场位于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建南社区,距南京主城区20公里,距离窦村仅1.16公里,占地420亩,于1990年7月开始施工,1992年投入使用。填埋场设计日处理垃圾量1000吨,库容量150万立方米,主要承担玄武区、原白下区、栖霞区和江宁区4个区的垃圾处理。轿子山垃圾场四面环山,由于潜在的地质问题和治理的缺乏所造成的二次污染,目前处于临时关闭状态。

2.南京汇丰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2000年8月南京汇丰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进驻建南社区,地处南京市中山门外麒麟镇轿子山路,距离窦村1.03公里。公司占地40亩,厂房2000平方米,仓库5400平方米,液体储存罐8只,储存量4000吨。该公司是经江苏省环保厅、南京市环保局共同批准成立的专业性处置(焚烧)工业危险废弃物、医疗危险废弃物的环保企业,与工业企业、院校、政府机关等多家单位有合作。

(二)垃圾处理厂带来的环境、健康之殇

垃圾填埋操作简单,对所要填埋的垃圾种类要求小。但填埋所需用地多,侵占土地资源,同时存在严重的二次污染。垃圾渗出液会污染地下水及土壤,垃圾堆放产生的臭气则会严重影响场地周边的空气质量。此外,垃圾发酵产生的甲烷等气体既是火灾及爆炸的隐患,又是产生极为普遍的温室气体。垃圾焚烧对垃圾的减量化效果显著,且节省用地,并可消灭各种病原体。但焚烧产生的二恶英等有害物质易在人体内积累,会引起皮肤痤疮、头痛、失聪、忧郁、失眠等症状,长期摄取易引起癌变、畸形等。

1.村落村民癌症高发。村中每年都有不少人死于癌症,这已经成为窦村的一件社会事实。2012年,窦村村民癌症死亡率是全国的3.3倍。癌症死者呈年轻化趋势,以患肺癌、胃癌、食道癌者居多。村民们普遍认为,患癌症主要是垃圾污染引起的,自从一公里外的山上建成填埋式垃圾场后,村里患各种怪病的人明显多了起来。村委会工作人员说,因为地下水遭到污染,收割的粮食都成黑色。村民们下田插秧,皮肤与水接触后,又红又痒。在调查中得知,村民祁大爷的儿子得了癌症刚死去;退下来不久的窦村前任村长集三癌于一身,在我们第二次调查的时候已离世。

2.水、土壤的污染。轿子山有机垃圾处理场,计划使用的年限是二十年。当初设计日处理量1000吨,实际日处理垃圾量达到2000吨,计库容量150万立方米。但是,实际库容量超过200万立方米,由于长期的超负荷使用,已经出现了垃圾堆体塌方、渗滤液外溢等安全隐患。根据2005年和2007年的监测,轿子山垃圾场附近浅层地下水已经受到污染,出露泉点水质出现污染物超标现象。渗滤液外溢会污染周围的水和土壤,从垃圾渗滤液中检出的主要有机污染物77种,有机污染物中已被确认的可疑致癌物1种,其相对含量位居77种有机污染物之首,另有辅致癌物5种。

3.空气污染。臭气环保专家指出,恶臭是一种严重的环境污染。垃圾场中含硫等物“发臭团”发出包含几十种对身体危害比较大的物质的难闻气味。恶臭污染通过影响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消化系统对人类产生健康危害。严重的恶臭更是使人体的内分泌系统紊乱,降低代谢活动。窦村d垃圾焚烧厂全天24小时作业,一些村民在家都能闻到垃圾场的臭气。有人这样说:“第一就是很吵,第二就是环境不好。夏天的时候味道蛮大的,我这边还好,因为我早上来得迟,晚上走得早,这边大概好像早上四五点就吵得不得了。”由于青奥会的举办,垃圾焚烧厂才关闭,环境问题才有所缓和。

三、村落村民的环境抗争之路

(一)抗争途径

1.集体找企业去讨个“说法”。村民把环境污染的责任归于企业,第一做法就是集体去找企业去讨说法。面对癌症死亡现象的高发,村民曾不止一次经集体去找企业理论,成村长表示:“村民去焚烧厂闹事,那年去过最多人的一次,有九十多个都不止哦,工厂的玻璃都砸了。”

2.借媒体产生舆论压力。联系媒体进行曝光,以引起社会公众的注意,给企业施加舆论压力,成为村民进行利益诉求的第二个途径。“几年以前,我家外甥女,是大学生,在网络上下载下来的窦村得癌症的名单,贴在路旁墙上,有媒体来过,电视台也来过的。”

3.个人或集体形式的上访。村民还会采取集体或个人上访的方式,企图通过国家有关机构,表达群体利益诉求。年近80岁的村民祁大爷是窦村上访的元老级人物了。自从儿子死于白血病后,祁大爷就更加坚定地认为由垃圾场带来的污染是本村村民患癌的原因。他年年都去上访,自己不带任何资料去,就是去说说这个状况。上访、找媒体都是为了“借势”,即借助上级政府与媒体的舆论压力推动问题解决;闹事是为了“造势”,给对方造成一定威胁以利于问题解决。但是在进行环境争议过程中,村民却受到了威胁。在笔者第二次访谈的时候请求村民,问是否能够带着进村看看,可村民没有一个敢愿意的,都说谁带谁倒霉。

(二)抗争结果

鸟越皓之认为,国民参与对公共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首先,获得了农保,村民集体去找企业“讨说法”,取得了一点成果。“焚烧厂承诺给村民交农保,一人一年一两百块钱,这些钱是大家吵过才有,你不吵不闹就没有好处。”其次,通过媒体曝光,企业给村民安装自来水管,以作为调节村民抗争运动的缓冲剂。“有个东山电视台的记者来过,播过水污染的事情,播完之后,过了一两年就装自来水了。”然而村民的上方之路却从未达到预期效果。上级部门用“打太极”的方式应对村民的上访,“回去等待结果”成为了政府相关部门给出的唯一答复,但是“结果”最终往往杳无音讯。上访、找媒体都是为了“借势”,即借助上级政府与媒体的舆论压力推动问题的解决;“讨说法”是为了“造势”,给污染企业造成一定威胁以利于问题解决。但是在进行环境抗争的过程中,村民却受来自企业和上级政府的双重敷衍甚至威胁。在笔者第二次试图进入都窦村的时候,已经没有村民带路了,说“谁带谁倒霉”。

四、村落村民的环境抗争失败的原因分析

综合分析窦村村民崎岖的环境抗争之路和抗争困境,笔者归纳出以下原因。

(一)窦村的特性———杂姓村

从窦村发展是来看,村民依业缘聚集。可见,窦村自然村落,而是杂姓村,这就使得对村民具有强大凝聚作用的宗族势力缺乏。加之,随着村中企业增多,吸收越来越的外来人口,村民之间的连接更加松散,利益分化严重,这十分不利于村民举全村之力进行集体性抗争。

(二)村民缺乏社会资源

抗争者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决定了其所拥有和所能调配的社会资源,这些社会资源成为影响抗争结果的重要因素。村民认为自己上边没有人,说再多也无力回天,反而选择“忍耐”,而这种忍耐的情绪极易在契合的情境之下爆发,转化为危害社会秩序的非理性群体行动。

(三)村民缺乏全局眼光

就像奥尔森铅桶堵洪水理论,每个人都不想贡献自己家的铅桶,都觉得自己的铅桶对于洪水没有作用,那么洪水最后只能吞噬他们的家园。在受到了来自企业和上级的双重威胁后,鲜有人敢率先做出行动。在村干部的威胁下,村民不敢说话,他们认为谁说谁倒霉,只能吞声忍气,群民在抗争事件中的弱势地位更进一步凸显。

(四)村中精英人物缺失

在乡土社会中,享有较高威望的精英对村中的公共事务具有极强的组织领导作用。窦村村民无论是找企业“讨说法”还是上访,都缺乏村中精英的有力组织,抗争策略也缺乏理性的设计。在几次抗争中,找企业“讨说法”演变成了“闹事”,处于群龙无首局面下的村民在对抗组织性强、利益统一的现代企业时,不占据优势。

(五)企业政府间苟合

政府和企业间的苟合强化了斗争中企业的主导地位。虽然出于安抚村民情绪的需要,企业村民做出了一定赔偿,但赔偿方式等技术性问题的主导权仍落入企业手中。污染企业得到社区、街道甚至是政府的保护,资本与权力的结合、交换使得村民的诉求更难以达致。结语在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在扩张的同时将环境污染问题转移给了城郊村落。村落在现代化发展带来的诸多隐患前脆弱的不堪一击,诸如垃圾填埋场、垃圾焚烧厂等企业的生产活动给所在村落带去了环境污染,造成了村民的健康问题。城乡二元分割所带来的城乡发展不均衡、社会整体运行的不平稳的结构性问题早已为多数人所关切,但这种关切不应仅仅停留于哀婉与批判,而应立足于促进城乡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建设的平衡的实践上来。

面对来自外部对自身生存发出的挑战,我们的制度应该保护村民主体性地位,使他们可以发出诉求,维护权益,并确保政府、企业、村民三方可以以平等的姿态共商社区发展事宜。而企业也应当充分重视发展所带来的生态环境成本,厘清经济收益与环境维护间相辅相成的关系。目前污染和癌症之间的必然关系尚无法得到医学上确定,但村民在“环境—癌症”逻辑框架下建构的主体性不安体验足以影响村路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发展。轿子山垃圾处理场虽然已经临时性关闭,但是它造成的污染依然存在,并不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消散。在这种背景下,村落的走向仍然令人担忧。

参考文献:

[1]陈阿江.次生焦虑:太湖流域水污染的社会解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2]蔡鸿珠,杨谦,薛怀友,等.南京市生活垃圾处置场适宜性评价及环境地质问题[J].江苏地质,2008,(2):126-132.

[5]杨贵芳.南京东郊轿子山垃圾填埋场地下水污染特征及机理研究[D].北京:中国地质科学院,2013.

作者:王秋涵 单位: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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