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修复社会机制范文

【正文】

滇池是云贵高原最大的淡水湖泊，属长江水系内陆高原湖泊，因滇族、滇国而得名。滇池位于昆明市区西南，距市区约5km。滇池流域位于云贵高原中部，地处长江、珠江和红河三大水系分水岭地带，流域面积为2920km[2]，其中滇池水面298km[2]。滇池流域南北长114km，东西宽（平均宽）25.6km，地势由北向南逐渐降低。如今，这颗“高原明珠”由于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而变得暗淡了。廓清滇池流域环境变迁的历史轨迹是改善滇池环境质量的前提。

1滇池流域的环境变迁

1.1滇池水面面积的历史变迁

滇池属断陷构造湖泊，迄今已有约1200万年的历史。在古地质年代，湖盆北起今松华坝，南至今晋宁十里铺，面积约为1000km[2]，最大水深可达百米以上，湖岸线约比现水面高出10m。

据史书记载，13世纪中叶，水位约为1892m。元朝官吏开挖海口河，疏通螳螂川，降低了滇池水位，湖水退至今得胜桥、巡津街一带。从正面看是解除了昆明城市的水患，还“得壤万余顷，皆为良田”，扩大了耕地面积。至明末清初，滇池水位继续退至今大观楼、明家地一线，正常水位约为1888m。滇池水位在700年间的人为干预下，共下降了6.85m。至光绪14年，昆明终于成了云南最大的坝子（盆地的俗称），良田沃土一马平川。

随着滇池水位的下降，其水面呈迅速变小的趋势。由于元朝疏挖海口河，河床变低，水面加速缩小。由510km[2]缩小为410km[2]；明朝350km[2]；清朝320km[2]。

清代学者孙髯翁还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赞美滇池的《大观楼长联》，称：“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莫孤负：四周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可见，清朝时滇池的景象。

20世纪50年代，滇池还是一个美丽而清洁的大湖，和昆明古城一样，湖和城是高原人类历史文化遗产，滇池的“水文化”、“水经济”曾一度成为高原的骄傲。

20世纪70年代，“以粮为纲”，向滇池要田、向滇池要粮的围海造田运动，使滇池水面又缩小20多m[2]。

根据1982年专家分析航片和资料，1938～1957年滇池被围去15.5km[2]，1978年又比1957年减少23.3km[2]。从1938～1978年的湖水面积共减少38.8km[2]，平均每年减少近1km[2]。

目前，滇池湖面面积约298km[2]，湖岸长163km，总容水量15亿m[3]，平均水位1887.5m，平均水深4.4m，“海眼”最深为10.4m。

1.2滇池水体质量的历史变迁

滇池水域面积的不断缩小，使滇池环境容量迅速下降，同时由于滇池流域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严重破坏了滇池的水体质量。

如果说滇池环境容量的缩小主要在古代，那么，滇池水体污染则主要在当代。民谣道：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质变坏，80年代鱼虾绝代，90年代还在受害。这是滇池污染渐变过程的真实写照。

根据昆明市环境检测中心站和昆明市环境科学研究所的分析，滇池的主要污染是严重的富营养化。20世纪60年代滇池无论草海还是外海水质均为Ⅱ类，70年代为Ⅲ类，70年代后期，水质进一步恶化。80年代草海和外海的水质分别为Ⅴ类和Ⅳ类，90年代草海和外海的水质分别为超Ⅴ类和Ⅴ类。30年代，滇池水质下降了3个等级，草海异常富营养化，局部沼泽化。外海严重富营养化，全湖水质超Ⅴ类，污染十分严重。表征富营养化的总磷（TP）、总氮（TN）、叶绿素a、透明度及表征有机污染的CODMn、BOD[，5]指标浓度呈明显上升趋势。1986～1996年富营养化特征最高年均值比最低年均值几乎翻了一番。

笔者在调查中获悉，滇池水体的透明度20世纪50年代时草海可达2m，外海为1m左右，有的地方可以清澈见底。1983年测试，草海只有0.40～0.60m，外海为0.65～0.75m。最差时草海的透明度只有0.25m（1993年），而外海的透明度只有0.41m（1994年）。

20世纪50年代，滇池的水生高等植物十分丰富，植被占湖面的90％以上。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植被面积不到20％。海菜花群落为滇池的主要特征之一，20世纪60年代前，草海曾因海菜花繁茂而被称为“花湖”。20世纪70年代海菜花已寥寥无几。今天，海菜花已被水葫芦取代，水体向富营养化发展，藻类增殖，蓝藻、绿藻在整个水域占了优势。

1.3滇池流域人口的历史变迁

滇池流域是昆明市居民最密集、活动最频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人口增长最迅速的地区。

滇池流域的人口统计资料难以获得，但通过昆明市的人口变迁资料基本上可以说明滇池流域的人口变迁趋势。据史料记载，明正德五年（1510年），云南府（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昆明地区），人口14.47万。清乾隆七年（1742年），云南府人口为21.39万人；至清道光十年（1830年）增长至144.81万人。以后因战乱而人口剧减，清末民初（1911年）昆明地区人口74.63万人。1949年末昆明人口增至175.06万人，从此进入人口快速增长时期（如表1所示）。昆明市人口已由建国初期的175万增加到1998年的467万，大约增长了167％。

可以发现。每个昆明人拥有滇池水面面积从1510年的2430m[2]，下降到1998年的63m[2]。目前昆明人均拥有滇池湖面的面积只有500年前的1/40。

1.4滇池流域经济发展及其污染排放的历史变迁

滇池在昆明市和云南省有着特殊的地位，其流域内农业及工业总产值分别占全市的78.9％和82.2％，而昆明市的农业及工业总产值分别占全省的32％和44％。滇池环境急剧恶化的阶段，正好是昆明市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迅速发展的阶段。强烈的发展愿望使得2920km[2]的滇池流域承载着过重的生态负担。从表1可以看出，到1998年，昆明市国内生产总值已经高达562亿元，是1952年1.56亿元的360倍；1998年昆明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12117元，是1952年83元的146倍。

与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随的是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侵占。从用水指标就可以看出滇池流域的生态负担之沉重。1965年昆明市的生产用水和生活用水分别是505万t和757万t，而1998年分别上升到10946万t和7926万t。在33年中生产用水增加了21倍，生活用水增加了10倍。用水量的迅猛增加一方面使生产用水和生活用水挤占了滇池流域的生态用水；另一方面，生产用水和生活用水用过后又以污水的形式排放到滇池，加剧了滇池水质的恶化。与此同时，生活垃圾和粪便均呈现递增势头（如表3所示）。

昆明市是全国14个严重缺水的城市之一。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全国为2700m[3]，云南省为6400m[3]，而昆明市只有302m[3]，只相当于全国人均占有量的11％，低于全国主要缺水地区“京津塘”地区的人均占有量。在滇池遭受污染，饮用水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在滇池流域截流洁净地表水是首选方案。昆明市政府从1996年开始，用2年时间，投资2亿元，从滇池周边地区调水5000万方，解决昆明80万城市居民的饮水问题。目前，“2258”民心工程已经完成。滇池水已经由原来占自来水供给量30％以上，减为仅占4.4％，实现了昆明市民基本不喝滇池水的目标。但与此同时，也使得流进滇池的洁净地表水少了。而生活污水和生产污水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见表3），每天排入滇池的生产和生活污水逐年递增，而且已超出了滇池的自净能力。同时，城市生活垃圾和粪便同样呈逐年递增趋势，使得滇池不堪重负。

滇池流域人口、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滇池水面面积的迅速缩减，使得滇池流域经济社会活动超过了环境容量阈值；滇池流域洁净地表水的截流与城乡生产、生活污水向滇池的肆意排放，使得滇池缺少源头活水而成为污水池。生产用水、生活用水和生态用水矛盾不能妥善处理的结果是滇池的环境污染。

滇池环境恶化的本质：过多的人竞争有限的环境容量资源，导致滇池环境容量的过度侵占。人与人之间资源占有的冲突，导致人与湖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

2滇池环境修复的社会机制

滇池流域居民是滇池流域自然资源的共同享受者，也是滇池水体环境污染的共同施害者，流域内居民存在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特点，因此，通过社会机制可以唤起滇池流域居民的利益共同体意识和环境意识，从每个人的行为习惯入手来保护滇池。通过对近千名滇池流域调查对象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87％的人认为个人利益与滇池环境保护密切相关，87％的人认为滇池环境保护必须从自己做起。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单位体制不断弱化，大量的“单位人”逐步转变成“社区人”；随着城市化的加速，众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大量的“农村人”逐步转变成“城市人”；随着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经常会有人由“在岗人”转变成“下岗人”。因此，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加强社会机制建设，提高居民的环境意识，是一种比较有效的运行机制。

笔者认为，有效的社会运行机制应包括以下内容：

2.1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居民环境意识

问卷调查显示，在所有调查对象中认为人们的滇池环境保护意识非常强的占5％，比较强的占33％，两者之和不足40％；相反，认为非常弱的占10％，比较弱的占31％，两者之和超过40％。在滇池流域人口基数如此巨大的情况下，一半人的不保护完全可以抹杀另一半人保护的全部绩效。因此，滇池流域居民环境保护意识不够强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

行为科学研究表明，人们普遍存在一种“良心效应”。所谓“良心效应”是指任何一件外部性事件的产生，都或大或小存在着良心效应，即良心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当外部性产生者给他人的福利带来不利影响而且不给予补偿时，良心效应将会降低自身的整体福利水平。进行社会准则的教育是解决外部性问题的一种办法。由于人们的行为是互相影响的，所以人们要时时刻刻用社会准则来要求自己。

实际上，良心效应强调的是一种道德教育，属于“精神文明”教育。通过教育，强化良心效应，尽量减少产生外部不经济效应。运用这种“思想教育”方式来协调外部性问题在某种范围内、在一定条件下的作用。通过社区的宣传教育，使社区居民增强环境意识和环境观念，养成良好的环境道德、环境习俗、环境习惯等。

笔者认为，强化环境意识包括以下内容：“高原明珠”意识；“保护滇池，人人有责”的意识；“小的是美好的”意识；“绿色消费”意识；“绿色生产”意识；

2.2支持绿色社团。推动绿色运动

作为民间群众性组织的绿色社团，以环境利益为宗旨，亲善自然，关注未来，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是推进环境改善的巨大力量。甚至成为“公域”（政府）、“私域”（市场或企业与家庭）之外的“第三域”，它们以追求环境质量的改善为宗旨。

按照绿色社团的宗旨和本意来建设绿色社团，推进绿色运动，是当前社团管理体制改革所面临的一大任务。通过绿色社团，可以开展下列绿色运动：反公害运动；反开发运动；反“公害输出”运动；环境保护运动；

2.3向社会公布环境信息。增强社会舆论的监督力度

环境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流域环境是流域内社区居民的共同财产。每个公民都与生俱来地享有分享环境资源以维护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权利。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指出：“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

了解环境信息，扩大居民对环境状况的知情权，是体现居民环境权益的重要方面。信息公开可以使居民能够基于充分的信息作出选择，从而对有利于环境的产品和服务产生更大的需求。生态标志的应用，就是表明它们是以不影响环境的方式生产这一产品。那些环境保护主义者宁肯多花钱而选择具有生态标志的产品。对污染排放的信息公开也使得公众能够监督单个厂商的行为以及他们对环境标准的遵守（或不遵守）程度。居民作为纳税人，有权要求政府公布环境信息，政府也有义务公布有关环境信息。

2.4生态环境建设注重广开言路。环境影响评价发动公众参与

环境影响评价至所以要有公众参与，一方面，行动建议人评价、专家评价不可能穷尽该项目可能对环境的全部影响，公众参与可以提供给主管部门更充分的资料作为决策依据；另一方面，与开发建设最有利害关系的是当地社区居民，从公民环境权的角度出发，居民有权对开发计划提出反对或修正意见。另外，政府在改善环境中的作用往往是基于公众对环境状况的强烈不满和改善环境的强烈愿望。因此，鼓励公众参与是一个重要方面。公众参与也是对环境基础设施进行成功管理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