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投资对城镇化发展差异性影响范文

摘要:

城镇化是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投资对城镇化的影响不容忽视，本文主要从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两大主体来分析其对城镇化的影响。政府投资的规模性和垄断性带动了我国城镇化水平的大幅增加，而民间投资对城镇化发展更具直接影响，但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间的相互作用对城镇化的影响并不协同，从分地区的实证结果看出我国整体上是政府主导型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同时，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市场化改革的深化，民间投资对城镇化的影响更为重要。因此，大力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以政府投资作为引导，规范政府投资范围，优化投资结构，完善投资环境，是保障我国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

关键词:

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城镇化;广义矩估计;门槛回归

一、引言

城镇化发展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主题，城镇化的发展伴随工业化发展，是非农产业的城镇聚集、农村人口的城镇流动的过程，是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标志。《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明确指出，城镇化的发展需要坚持“市场为主导，政府为引导”的战略原则，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相一致，城镇化的发展也受到了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推动力，但与西方城市化演进不同，我国的城镇化发展主要是政府主导。所以，西方国家更多关注的是城市化进程中市场的作用，我国则更多关注政府的作用，而政府行为确实对城镇化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比如对城镇化发展进行宏观调控、制定市场规则、提供公共服务领域，都离不开政府的角色(周加来等，2008)［1］。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必然对城镇化的发展具有影响。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建设，应让市场在城镇化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这关键就在于大力鼓励民间投资，发挥民间资本的活力，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辜胜阻等，2014)［2］［3］。同时，民间资本推动城镇化发展的融资难题以及准入难题，加之公共投资对民间投资具有一定“挤出”效应，这些都会使得民间资本参与城镇化发展的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就全国平均水平来看，从公共基础投资与城镇化的贡献弹性角度，中部地区的公共基础投资对城镇化的影响大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谢长青等，2008)［4］。或者说这是由于地方政府投资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地方竞争及“唯GDP”的晋升机制导致地方政府加大投资从而刺激了城镇化的发展(谷秀娟，2013)［5］。当然，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之间也具有相互影响，大量的研究学者在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关系研究中，一方面认为政府投资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如楚尔鸣等(2008)通过SVAR模型得出政府投资在第三期对民间投资产生了明显的反向冲击，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作用较为明显［6］;另一方面又认为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并没有显著的“挤出”作用，或出现较弱的“挤入”作用，如陈时兴(2012)通过IS－LM理论模型分析了政府对私人的“挤出效应”，又通过VAR模型实证分析了政府对民间投资存在部分挤出效应和部分挤入效应，但整体上累积挤出效应并不存在［7］。由于不同研究方法和研究数据，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关系并无统一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政府投资还是民间投资，亦或是其相互作用都会对经济发展、城镇化发展产生影响。从投资的总量来看，郑子龙(2013)认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对城镇化的影响呈现倒“U”型结构，即投资对城镇化的影响达到最大值后会呈现逐步减少的趋势［8］。同时，从不同主体来看，张秀利等(2014)通过ADF检验和单位根检验发现民间投资和城镇化之间无长期均衡关系，随后通过格兰因检验发现城镇化并没有对政府投资产生影响，而相反政府通过大规模的财政资金进行固定资产投资，从而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同时也认为这种推动作用存在明显滞后性，政府投资对城镇化的影响存在绩效损失［9］。林勇等(2014)通过PVAR模型分析了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和城镇化三者的关系，认为相比于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对城镇化的贡献度更大［10］。投资通过资本积累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也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无论是投资总量来看，还是分主体的投资来看，对城镇化的发展均具有一定影响。显然，不同的投资主体对城镇化的影响作用是不同的。同时，虽然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之间的相互影响并无定论，但是这种相互作用对于城镇化发展也会产生一定影响。然而，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大多数学者在研究投资和城镇化的关系时，多从某一主体来分析投资对城镇化的影响，或者是从投资的总量(投资整体)来分析其对城镇化影响，亦或者忽略了投资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城镇化的影响，而方法上则多采用协整分析、格兰因因果检验、VAR模型，而较少用到工具变量的广义矩估计方法。考虑到不同主体对城镇化的影响不同，以及各个行为主体间的投资具有相互作用，再加之投资和城镇化的相互影响，因此本文从两大投资主体出发，研究其对城镇化的影响效应，并同时分析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相互作用对城镇化影响，在方法上则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因变量和自变量间的相互影响问题。

二、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对城镇化的影响

(一)我国城镇化、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现状分析

我国城镇化水平从1996年的30.48%上升为2012年的52.52%。整体上各个省份的城镇化水平处于稳步上升的态势，但横向来看，各个省份的城镇化水平发展并不均衡，2012年北京、上海的城镇化率接近90%，而贵州、云南的城镇化率仅为40%，差距达到一倍。同时，从东、中、西部分地区来看，各个地区的平均城镇化水平差距也较大，具体见图1。从图1可以看到，东中西部地区的平均城镇化水平仍然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区平均城镇化水平较高，中部次之，而西部地区的平均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整体来看，2000年以前东、中、西部地区的平均城镇化水平差距不大，但都相对较低，均没有达到50%的水平，西部地区的平均化水平不到30%。随着我国城镇化发展，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但差距也逐渐拉开，以2012年为例，东部地区的平均城镇化率达到66.2%，而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仅为49.6%和44.9%.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是城镇化空间发展的前提，固定资产投资是资本投入的重要方式，扩大投资能扩大生产并完善城市基础设施，表现在空间上就是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大。同时投资可以通过就业促进城镇化，使得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直接拉动人口的城镇化聚集。我国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012年达到374694.7亿元，其中国有经济投资为104775.5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27.96%，所占比例有逐年递减趋势;私营个体经济的投资为103011.02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的27.49%，所占比例逐年递增。从图2可以看出，整体上我国的国有经济投资水平是不断上升的，特别是2008年后，国有投资水平上升速度加快，直到2010年略有回温，继而又稳步上升。这主要是因为2008年受到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影响，我国政府提出了4万亿救市计划，这使得2008年后的投资水平出现急剧上升的趋势。直到2010年，世界经济逐渐走向正规，政府的投资水平也逐步回落到稳步上升的水平。国有经济投资占比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2008年，国有经济投资占比也呈现了较为明显的波动，同上分析，这同样是受到我国的投资救市计划影响，使得国有经济投资的占比出现小幅度上升，到2010年又回落至平各个地区的民间实际投资水平在2004年以前，并没有明显差距，均处于一个较低水平，虽然我国市场化发展以来，越来越强调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但在转型早期，由于激进式的改革并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政府仍然对市场有着较为明显的主导作用，而我国的投资也主要是政府拉动型的投资模式。但随着我国加入WTO，市场经济不断深化，可以看到，民间投资的活力不断释放，东、中、西部的民间投资额也逐步拉开了差距，东、中部地区的民间投资远远超过了西部地区的民间投资总量。东部地区的民间投资比例的变化速率最大，2005年之前，东部地区的民间投资比例基本在10.2%左右徘徊，处于中、西部地区投资比例之下(中部地区基本在17%左右，西部地区在15%左右)。之后东部地区的民间投资比例迅速增加，逐步大幅超过西部地区的民间投资占比，基本与中部地区的民间投资比例持平并略有反超。

(二)投资对城镇化影响机理分析

大规模的投资资金进入，必然会带动城区的产业发展，固定资产投资能够促进城镇化的发展，不同的固定资产投资主体对城镇化的发展模式也有所不同。景春梅(2010)指出，国家投资的主体是建设新城或扩建旧城，从而引发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和城市的扩张，这是一种“自上而下”型的城镇化发展11。政府投资通过大规模的财政资金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公益性项目设施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一些大型的、跨区域的建设项目，必须依托政府投资完成。民间投资则能增加乡镇企业的活力，使得大量农村人口从事二、三产业，形成一种“自下而上”型的城镇化发展。民间资本较为零散，特别是针对短期回报率不明显，或者回报率较低的公益性项目，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并不充足，同时由于一些项目的政府垄断色彩，也使得民间投资的准入较难。因此，我国的民间投资仍处于起步阶段，而政府投资仍占据主导。当然，值得指出的是，正如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之间也会有相互影响。政府投资增加，市场竞争激烈，导致私人投资减少，即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会产生“挤出”效应。我国的投资项目分为公益性投资项目、基础性投资项目以及竞争性投资项目，公益性投资项目收益群体是整个社会，因此必然应由政府担当，而基础性投资和竞争性投资则多由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分担，当政府资金大规模进入竞争性项目进行生产建设时，则会对民间投资的进入产生不利的影响。当然，如果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能够合理分工，当政府通过大规模的政府资金作为依托，为民间资本创造有利的投资环境，合理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投资项目，而不是在竞争性的项目中和民间资本恶性竞争，或者是通过政府权力垄断投资有利的项目，提高民间资本的投资壁垒，那么政府投资同时也能对民间投资产生有利的影响。基于上述分析，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两大主体通过不同渠道对城镇化产生影响，同时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之间有相互作用，其对城镇化也会产生影响。因此，本文构建如下的作用机制:通过图6的作用机制可以看到，本文试从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不同效用出发，试图对下述问题进行分析:1.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对城镇化的影响是否具有差异?2.当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存在相互作用的前提下，这种相互作用又是如何影响城镇化的发展?3.经济水平不同的地域，政府投资、民间投资以及相互作用对城镇化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别?4.从整体水平来看，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对城镇化的影响是如何随着经济水平的变化而变化的。本文最终将从投资的角度，对我国不同时段、不同地域城镇化的发展模式为政府主导型还是市场主导型作出判断，同时通过门槛分析找到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对城镇化影响的阈值，提出城镇化发展的投资模式的调整与改进。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及指标选取实证分析

主要选择城镇化率为被解释变量，政府投资为主要解释变量。城镇化率以城市常住人口为基数，以城镇人口除以常住人口表示，记为Urate。为探讨在控制了外生变量前提下，考察政府投资对于城镇化的影响，构建如下模型:Urateit=uit+α1Ginvestit+β1Minvestit+δ1Xit+εit(1)其中it表示第i个省份的第t年的数据，εit为误差项。样本包括1996－2012年度27个省份(除西藏、重庆、四川和海南①)的省级面板数据。同时考虑到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之间会产生相互作用，构建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交乘项，以分析其对城镇化的影响作用，构建模型如下:Urateit=uit+α2Ginvestit+β2Minvestit+γ(G×M)+δ2Xit+εit(2)Ginvest、Minvest和(G×M)———三个核心解释变量，分别为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并同时构建两者的交乘项，表示民间投资和政府投资的相互作用对城镇化的影响。文献中关于政府投资指标的度量有很多种，由于我国投资项目被划分为公益性、基础性和竞争性三个类别，而基础性和竞争性的投资项目是政府通过国有经济投资形式和民间资本分担，因此本文借鉴张秀利(2014)的做法，采用国有经济投资指标来表示政府投资额，采用个人和私营投资指标表示民间投资额。但不同其处理方式，本文采用国有经济投资占社会总投资比例来表示政府投资，系数α*衡量了政府投资对于城镇化的影响作用，其值为正表示政府投资比例增加能够促进城镇化进程，其值为负则表示两者间的反向作用。采用个人和私营投资占社会总投资比例表示民间投资，系数β*衡量了民间投资对城镇化的影响作用。由于政府对民间投资有一定影响，因此构建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交乘项，表示两者间的相互作用对城镇化的影响，系数γ衡量了两者的相互作用对城镇化的影响大小及方向。Xit———控制变量，包括人均GDP、城乡收入差距、贸易开放度和人力资本四个控制变量。人均GDP代表了一个地区的经济水平状况，采用一个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与总人口的比重并取对数表示，当一个地区经济水平较高，则具有一定的经济集聚性和辐射性，从而带动人口的流入;城乡收入差距是导致人口流动的最为直接的原因，采用城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收入的比重表示，当城乡收入差距过大时，则必然会产生人口的城镇化聚集;贸易开放度采用一个地区的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表示，衡量了一个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对城镇化具有促进作用;人力资本采用的是各个不同教育阶段的劳动人口比例的加权比重表示，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从而城镇化发展具有促进作用。δ*表示的是一组系数矩阵，分别代表各个控制变量对城镇化的影响系数。本文选用的数据均来源于1997－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及《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各个变量的计算方法和基本统计量

(二)初步估计结果

由于随机效应在1%水平下并没有通过Hausman检验，因此拒绝RE模型而选用FE模型对上述没有加入交乘项的模型(1)和加入交乘项的模型(2)分别进行回归，均采用固定效应的稳健回归分析。具体分析结果.通过回归分析可以看出，加入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交乘项的模型优于没有加入交乘项的模型，其拟合度R2达到0.8371，各个指标变量均较为显著，采用模型(2)进行回归结果分析。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均对城镇化有促进作用，投资作为拉动经济“三驾马车”之一，同样也是带动城镇化发展的快捷方式，投资通过资本积累与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城镇化得到持续发展的保障。1996年，我国政府投资总额为12056.24亿元，约占全社会投资总额的52.48%，而民间投资总额仅为3211.17亿元，约占社会投资总额的13.98%。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民间社会资本的活力不断释放，政府投资占比从1996年开始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而民间投资占比则呈现了逐年递增的趋势。截止2012年，国有经济投资占比和民间投资占比基本持平，分别为27.96%和27.49%。特别是江浙一带如“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其私营和个体投资比重较大，带动了小城镇的经济发展和人口聚集。引入交乘项的模型可以看到，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交互作用并不能促进城镇化发展，反而对城镇化发展起到反作用，这说明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对城镇化的影响并不协同，这可能是由于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作用使得投资对城镇化发展的作用不明显。相比于民间投资，政府拨付财政资金通过国有经济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在某些投资项目中具有一定垄断地位，对民间投资主体进入同一投资项目有一定排斥，从而不利于城镇化的发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如上分析，投资能够积累资本，加速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就业水平，推进城镇化发展;而另一方面，城镇化的发展同样能够对投资产生影响，城区不断扩大是城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这同时也为投资创造了有利条件，新的投资机会使得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规模不断增大(虽然政府投资比例有所下降，但是实际的绝对规模逐年增加)。因此，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和城镇化的双向因果关系可能会造成模型估计中出现解释变量产生内生性问题。当模型中的投资变量出现内生情况，就不能满足解释变量应严格外生的前提假设，这会导致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存在偏差，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采取工具变量法的广义矩估计进行回归分析。在大样本条件下，增加工具变量能够较大解决内生性问题(Wooldbridge，2002)，工具变量作为一种矩估计，一方面要和内生解释变量相关，一方面要和随机扰动项无关，本文选择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滞后期作为工具变量进行进一步的实证分析［12］。

(三)稳健性实证分析

投资变量的内生性问题表明以上固定效应模型的分析会存有偏差，不能较好反映实际情况，同时考虑个体效应和内生性问题，主要选取工具变量的广义矩估计IV－GMM方法对模型(1)和模型(2)分别进行回归分析。首先两个模型在进行戴维森—麦金农内生性检验(Davidson－MacKinnon，1993)时分别在5%和1%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认为模型均存在内生性问题，这将导致上述基础回归的结论不再有效。因此选择政府投资的滞后一阶和民间投资、人均GDP、城乡收入差距、对外开放程度和人力资本的滞后一阶和二阶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广义矩估计回归。当存在多个工具变量时，用Sargan(1958)提出的过度识别的检验方法，得到的Sargan检验值说明所有工具变量均与干扰项不相关，工具变量的选择是合适的。具体分析结果见表3。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回归分析看到各个变量仍然显著，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对城镇化的影响程度差异缩小。增加一单位政府投资占比能带动城镇化水平提高约0.33个百分点，增加一单位民间投资占比能带动城镇化水平提高约0.39个百分点。民间投资能够直接提供就业机会，促进人口流动，对城镇化的发展具有直接影响，而政府投资多为基础设施投资，其对城镇化的发展具有间接作用。我国市场化改革以来，民间投资逐步活跃，对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发展具有带动作用，但仍然存在一定局限，特别是我国政府主导型的投资约束下，民间投资的活力不能释放。同时辜胜阻等人(2014)也指出，基础设施类大多数项目投资成本高，资金回报慢，再加上民间投资的诸多门槛限制，使得民间投资的拉动作用表现不明显。回归结果也可以看到各个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均显著。随着经济水平的增加，城镇化水平也会逐步增加，经济实力的增强是支撑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保障，人均GDP增长1%带动城镇化率增加约0.07个百分点;本文采用城市可支配收入和农村收入的比例表示其差距，一般国际水平在2倍左右为较高水平，而我国平均水平达到2.86倍，最高达到4.76倍，这也直接导致了我国农村人口的城镇化流动;贸易开放度是一个地区的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衡量指标，“珠三角”、“长三角”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领先代表，其对外开放是促进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手段，从全国的角度来看，对外开放增加1%，对城镇化产生约0.1%的带动作用;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投入要素，和资本要素起到了同等重要的作用，能引起城镇化水平增加约0.05个百分点

(四)分地区影响差异分析

由于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客观差异，为检验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对城镇化的影响效应是否会因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而受到影响，将地域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进行回归分析③，对上述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在上述回归分析中已对模型做了内生性检验，接下来仍采用工具变量广义矩估计方法对三个地区的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具体分析结果见表4。由表3可以看到，Sargan检验结果看出工具变量的选取同样较为合理，分东、中、西部地区的回归模型也较为显著，主要分析政府投资、民间投资以及交乘项对城镇化的影响。总体上，东部地区的政府投资对城镇化影响比中、西部地区要大。越是发达地区，投资资金越充足，特别是政府投入较大，对城镇化的带动作用越强。东部地区的平均国有经济投资额达到1350.22亿元，平均民间投资额达到1134.17亿元，平均城镇化水平达到51.56%。而中、西部地区的平均国有经济投资额分别为957.16亿元和640.78亿元，平均民间投资额为745.94亿元和265.05亿元，城镇化水平仅为38.09%和32.80%。整体来看，东部地区的政府投资资金是中部地区的1.41倍，为西部地区的2.11倍，同时也为民间投资金额的1.19倍，没有较大规模的政府投资资金依托，投资对城镇化发展的拉动力并不明显，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我国城镇化发展是“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而在欠发达地区，投资不足导致其对城镇化的带动力较弱，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政府投资资金较为薄弱，而民间资本的资金又较为零散，加之金融融资借贷环境的约束，使得投资方向受到限制，投资资金并不能形成规模效应，从而导致城镇化水平较为落后。回归结果也可以看到即使西部地区的民间投资对城镇化的带动能力较大，每增加一单位民间投资占比，城镇化水平增加0.88个百分点，但是没有政府投资的合理引导，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仍然较低，这主要还是由于民间投资的资金较少以及投资热情不足导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增加，其相互作用越强，对城镇化的反作用越强。具体来看，第五列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交乘项对城镇化的负面影响随地域而逐步增强，西部地区的交乘项对城镇化的负面影响系数为－1.7892，而东部地区则达到了－2.4905。与上述基础回归分析结论相同，并进一步说明了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对城镇化发展的不协同，特别是当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日益增加的情况下，这种不协调作用更为明显。

(五)面板门槛回归分析

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政府资金的投入具有规模效应，对我国城镇化进程起到了主导作用，也促进了我国城镇化水平的不断发展。随着不同的经济水平，政府投资对城镇化发展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传统的按照地域或者人均GDP来主观划分经济水平的不同往往会导致回归结果的偏差。Hansen(1999)发展的“面板门槛模型”能够对数据自动识别来划分门槛值，使得回归结果更为客观与准确［13］，本文借鉴其方法来研究随着人均GDP的变化，政府投资对城镇化的影响的变化，构建如下模型:Urateit=uit+θ1Minvestit+θ2(G×M)+θ3Xit+α3GinvestitI(lrjgdpit$q1)+α4GinvestitI(q1＜lrjgdpit$q2)+α5GinvestitI(lrjgdpit＞q3)+εit(3)其中，I(·)为指标函数，取值为0或1。取人均GDP为门槛变量，q为门槛值。θ1、θ2和θ3分别表示民间投资、交乘项和控制变量的影响系数。而α3、α4和α5则表示当人均GDP取不同区间值时，政府投资对城镇化的影响，其值表示了随着经济水平的变化，政府投资对城镇化的影响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同时，为了研究民间投资对城镇化影响随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构建如下形式的门槛模型:Urateit=uit+μ1Ginvestit+μ2(G×M)+μ3Xit+β3MinvestitI(lrjgdpit$q1)+β4MinvestitI(q1＜lrjgdpit$q2)+β5MinvestitI(lrjgdpit＞q3)+εit(4)同上，I(·)为指标函数，取值为0或1。人均GDP为门槛值q为门槛值。μ1、μ2和μ3分别表示民间投资、交乘项和控制变量的影响系数。而β3、β4和β5则表示当人均GDP取不同区间值时，民间投资对城镇化的影响的变化。值得指出的是，一般情况下模型(3)和模型(4)应用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分别做门槛回归来确定客观确定各自的门槛值，但是为后文保障一致性的对比分析，这里仅用政府投资来做严格意义上的门槛回归，也即模型(3)按照Hansen的面板模型方法回归分析。而模型(4)的门槛值则同模型(3)，按照政府投资作出的人均GDP的变化值来对模型(4)进行回归分析，具体见后文分析。首先确定门槛个数以确定模型形式，依次在无门槛、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下搜索并对数据进行分析，门槛效果自抽样检验得到的F值和P值见表5，门槛估计值和置信区间见表6。通过表5可以看出，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均显著，P值分别为0.000、0.003和0.050，分别通过了1%、1%和5%的检验。但从表5可以看到，虽然第三门槛也通过了检验，但置信区间较大，与第一门槛和第二门槛的置信区间重叠，因此考虑双重门槛进行分析.两个门槛值所对应的似然比函数图见图7和图8。似然比检验统计量LR为零所对应的值即为门槛参数的估计值，即图7对应的最低点9.422和图8对应的最低点10.229。图中虚线部分对应的LR值为7.35，虚线以下部分对应的门槛参数区间即为门槛估计值的95%置信区间。第一门槛值为9.422，第二门槛值为10.299，按照这两个门槛值将样本根据经济水平划分为人均GDP小于9.422的第一部分，人均GDP在9.422和10.299的第二部分，人均GDP大于10.299的第三部分④。根据上述分析的门槛值对模型(3)进行回归，同时以相同的门槛值对模型(4)作相同回归分析，具体估计结果见表7。重点研究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影响力如何随经济水平变化而变化，可以看到模型(3)估计的结果较为显著，除城乡收入差距指标在5%水平下显著，其他所有变量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模型拟合度R2达到0.8349，各个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与基础估计基本一致。由于为了同时对比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对城镇化影响的变化，模型(4)并没有按照严格意义的门槛回归进行分析，因此回归结果中部分指变量显著性不强，但并不影响分析。当人均GDP处于较低水平时，即人均GDP小于9.422时，此时投资水平也较低，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对城镇化的影响较弱。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当人均GDP达到9.422和10.229之间时，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规模也随之增加，其对城镇化的带动力度逐步加强，政府投资占比每增加一单位拉动城镇化发展增加约0.39个百分比，此时模型中民间投资对城镇化的影响系数并不显著。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我国投资主要是政府投入资金，政府资金占据了社会投资资金的半数之多，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主要是政府主导型，而我国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也说明国有经济投资的主导地位。在经济发展起步阶段，“政府主导”式的投资方式对拉动中国经济起飞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这种具有一定垄断性质的投资方式并不有益于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当人均GDP大于10.229时，即随着经济水平进一步发展时，这种投资效应开始减弱，相对来说民间投资对城镇化的影响作用更大。从样本数据来看，至2012年为止，仅西部地区个别省份没有跨过这一门槛(贵州:9.861;云南:10.0076;甘肃:9.998)。这也意味着当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未来城镇化发展应更为积极的释放民间资本的活力，以民间投资带动城镇化水平提高。

四、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民间投资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较强，然而政府投资相比于民间投资更具规模效应，特别是对经济发展促进作用较大的基础设施投资方面，仍是政府投资主导。在经济起飞阶段，没有政府投资的引导，资金零散、薄弱的社会资本(民间资本)对城镇化的拉动作用仍较小。同时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相互作用并不协同，对城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负面影响，且这种负面影响会随着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增加而加强。第一，协调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明确政府投资的范围与政府部门的职责。协调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规范政府投资管理，削弱政府的不正当干预以及部分投资项目的垄断壁垒，创造良好健康的投资环境，打造服务型政府。发挥政府“相机抉择”型财政功能，当市场失灵时，逆经济周期适当干预市场，将投资主力放在公益性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加大基本公共品投入，特别是环境和社会保障建设，提升城镇化质量。同时，从门槛回归模型中可以看到投资效应随着经济增长水平减弱，因此为了城镇化发展的可持续性，应优化投资结构，注重政府投资结构转变，不应把重心放在量的增加，重点关注投资效率，用较小的投资存量撬动更大的投资效应。政府投资主要侧重公共设施和公共事业等公益类项目的投资，诸如公共交通、医疗、教育、养老、通信基础设施、基础科研、国防、文化艺术、环境保护、文物古迹保护等。退出竞争性行业投资，将更大的投资机会让利于市场，让市场主导资源配置的平衡。第二，政府投资的规模大，针对性强，后发展地区应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加快城镇化进程。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民间投资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较大，但依靠民间投资来促进城镇化发展在经济起步阶段仍较单薄。民间投资因资金零散，投资环境不完善，并不能在经济水平较低时拉动城镇化发展。政府应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投资力度，以一定规模的财政投资资金带动城镇化发展，提升经济实力，以更好发挥市场作用。第三，以政府投资为引导，民间投资为主导，多方位发挥民间资本的活力，构建PPP投资模式。加强市场化作用，随着民间投资比例的增加，政府投资应逐步引导并让位于民间投资，以更大市场活力推动城镇化发展。单纯依靠政府投资会加大政府融资压力，增加地方债务风险，特别是一些地区会为了增加地方收入更加依赖土地的极差租金。为打破政府投资“瓶颈”困境，应多渠道推动社会资本投入到城镇化建设中，放宽民间资本的投资范围，改善民间资本的融资环境，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作用，带动民间资本的投入，完善公共私营合作制(PPP)，利用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创新民间资本融资渠道，以推动城镇化更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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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俊培 艾莹莹 张帆 单位：武汉大学 浙江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