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联系范文

一、“荷兰病”研究范式

这些经典模型完整地解释了资源繁荣对传统出口部门(农业)和进口竞争部门(制造业)的“挤出”效应。但是，早期“荷兰病”研究范式主要倾向于对资源繁荣“为什么”、“是如何”、“是怎样”引起经济结构变化这类“实证性”问题进行理论描述和模型解释。这种研究主要存在两个理论“缺口”:一是这种资源繁荣引起的结构变化是一种“好”的变化，还是“坏的”变化;二是为什么这种短期的经济结构变化会导致长期经济增长能力的丧失。最早对此进行分析并试图进行回答的学者是范•斯维德尔(1984)，他较早地基于“干中学”原理构建了一个两部门跨期“荷兰病”效应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制造业部门比非贸易部门具有更加明显的“干中学”效应，如果这种“干中学”能够诱发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么资源繁荣对制造业的挤出必将显著影响经济长期增长能力。在范•斯维德尔的直接影响下，保罗•克鲁格曼(1987)基于“干中学”和内生性技术进步建立了一个“动态比较优势模型”。根据这个模型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重要的结论:自然资源的发现可能导致另一些可贸易部门的永久损失，并在长期中降低社会福利水平。“资源繁荣—短期经济结构变迁—长期经济增长能力丧失”完整的“荷兰病”效应理论解释链条已经铸成。萨克斯和沃勒(2001)进一步把这种“荷兰病”理论解释数理化、模型化，构建了一个基于主流范式的标准“荷兰病”实证解释模型。

二、“资源诅咒”研究范式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荷兰病”研究范式渐微，“资源诅咒”研究范式逐渐兴起。饱受争议的“资源诅咒”激起了学术界的广泛研究兴趣，特别是得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的普遍认可。“资源诅咒”研究范式占据了发展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并深深影响着众多资源丰裕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政策与经济实践。“资源诅咒”研究范式以“资源诅咒”为核心范畴、以回归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形成了“资源诅咒”研究范式的基本或标准模型，即“S－W模型”。

(一)“资源诅咒”命题的提出及实证检验1988年，学者吉尔伯提出了一个经典命题:“自然横财:是祝福还是诅咒?”1990年，学者理查德•M•奥蒂对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自然资源丰裕而经济表现不佳这种现象给予了较早的关注。1993年，奥蒂首次提出“资源诅咒”概念。1994年，奥蒂正式提出了“资源诅咒”假说，为后来相关的大量研究奠定了实证检验的基础。其标志性研究成果是形成了“资源诅咒”标准实证检验模型。“资源诅咒”假说一经提出即引起广泛的争议，吸引了大量学者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资源诅咒”命题是否存在?这是颇有争议的。1995年，美国学者杰弗里•D•萨克斯和安德鲁•M•沃勒采用初级产品出品份额作为解释变量对“资源诅咒”假说进行了开创性的实证检验研究，不仅首次验证了“资源诅咒”命题的存在性，也为验证这一命题提出标准模型和分析方法。根据这项研究，1970～1989年，97个样本发展中国家中，只有两个资源丰裕型国家(马来西亚和毛里塔尼亚)年增长速度超过2%;其余95个样本发展中国家的回归检验表明，自然资源丰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性，资源型产品(农产品、矿产品和燃料)出口占GDP的比重每提高16%，经济增长速度下降1%(见表2)。2001年，萨克斯和沃勒［9］进一步把“S－W模型”发展成为标准的实证解释模型，为揭示“资源诅咒”的作用渠道和传导机制做出奠基性贡献。其核心逻辑是:在回归分析中引进一种解释变量X因素，X因素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如果资源繁荣“挤出”X因素，则可以利用这种“挤出”机理来解释“资源诅咒”。“挤出效应”是“荷兰病”研究范式的核心结论，借鉴了“荷兰病”“挤出”逻辑的“S－W模型”确实更加富有创新性、包容性、延展性，也更加具有解释力。

(二)对“S－W模型”的拓展和完善大量学者主要从两个方面对“S－W模型”进行了拓展和完善。第一，引进更多的解释变量，应用实证检验模型对这种负相关关系作了更为广泛而深入的研究(Le-ite，Weidmann，1999;Gylfason，2001;Sala－i－MartinX，1997;Sala－i－Martin，Subramanian，2003)。TobiasKronenberg(2004)［14］应用“S－W模型”对20个转型国家的“资源诅咒”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这些转型国家存在显著的“资源诅咒”现象。多数学者肯定“资源诅咒”，但也有不少人对“资源诅咒”命题提出了质疑。例如，斯汀杰斯(2001)指出，根据“S－W模型”本身，如果采用资源储量或者资源产品产量来替代“S－W模型”的初级产品出口与出口总额的相对比例来作为解释变量，则“S－W模型”回归分析结论并不是很强，即1970～1989年间资源丰裕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如果采用1970年以前的数据，即使像萨克斯和沃勒一样采用初级产品出口份额作为解释变量，也能得到相反的回归分析结果:资源丰裕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都要高于资源贫瘠国家，换言之，资源丰裕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再如，默尔鲁姆、莫安妮和托维克等(2002)则用一个精美的模型令人信服地证明:资源丰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依赖于政府制度的质量。第二，引进更多的X因素，例如物质资本(GWright，JCzelusta，2002)、人力资本(EPapyrakis，RGerlagh，2004)、基础教育(Gylfason，2001)、制度质量(Leite，Weidmann，1999)等，应用实证解释模型对“资源诅咒”作用机制(或传导机制)进行各种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大致可以归结为两类:一是经济层面的“荷兰病”经济学解释，即“荷兰病”机制;二是制度层面的政治经济学解释。荷兰病”效应被当作不言而喻的传导机制被置于“资源诅咒”范式研究框架之内，并成为“资源诅咒”研究范式的核心传导机制之一。萨克斯和沃勒(2001)完美地把这两类解释统一纳入实证解释模型之中。

三、两种研究范式的比较

尽管“资源诅咒”命题备受争议，但“资源诅咒”研究范式却已形成，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大多采用相同的研究范式。目前来看，“资源诅咒”研究范式已经基本确立并处于不断扩展和发展中，将“资源诅咒”研究范式与“荷兰病”研究范式作一简单对比，有助于理解未来研究演进趋势。

(一)研究对象上的差异“荷兰病”研究范式主要研究资源快速繁荣给产业带来的“结构变化”，这很可能受到当时流行的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资源诅咒”研究范式主要研究资源丰裕国家的总体经济发展表现。

(二)研究内容的差异“荷兰病”研究范式主要研究资源快速繁荣导致的产业“挤出效应”。“资源诅咒”范式的研究内容则由产业“结构变化”不断向产业、社会、制度等方面扩展;不仅研究资源繁荣导致的“挤出效应”(包括产业挤出、资本挤出、创新挤出等)，而且研究资源丰裕导致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效应，如“租金攫取”、“寻租活动”、“腐蚀效应”、战乱、暴力冲突、制度弱化等。

(三)研究方法的差异“荷兰病”研究范式主要采用局部均衡模型或一般均衡模型进行分析。“资源诅咒”研究范式主要采用变量相关回归分析与政治经济学分析。

(四)研究范围的差异“荷兰病”研究范式主要研究范围局限于一国，或者给定国外因素，着力分析资源繁荣导致的国内产业结构变迁，即一国内部不同产业的非对称增长。“资源诅咒”范式研究从一国转向跨国研究，从一国内部不同产业的非对称增长转向资源依赖不同国家的相对增长，从对一国内部产业结构变化的“解剖”转向对不同国家之间相对经济表现的“解释”。

(五)研究价值取向的差异“荷兰病”范式主要进行理论实证研究，较少进行规范性研究，研究目标主要是揭示资源快速繁荣对经济结构的作用机制。“资源诅咒”范式不断从理论实证研究转向政策规范研究;由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从科学性走向辩护性。例如，过去20年来国际上日益流行的“资源诅咒”实证研究，“有意”或者“无意”地把广大发展中国家差强人意的经济发展归因于其自身的资源丰裕。或许，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论研究取向，一个只有“上苍”才能“负责”的结论。言下之意是:你们之所以贫困和发展落后，只是因为上苍过于眷顾你们，赐予你们过多的自然资源财富，终究受到惩罚从而遭受“资源诅咒”。或许，这是一个“人为”或者“故意”的错误，是一种用于掩盖事实真相的“阴谋”。这种“错误”的表现之一，就是国际学者仅仅选取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小段”，即20世纪60年以来的发展片断作为对“经济增长与资源丰裕”之间进行回归分析的数据样本，从而得出了二者之间具有普遍的“相当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的著名结论。其中，最典型、最著名的Sachs－Warner回归分析采用的是97个发展中国家1970～1989年的数据样本。但是，有些学者显然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不足(TobiasKronenberg，2004)。

四、“资源诅咒”研究范式替代“荷兰病”研究范式的演进趋势

近20年来，国际上主要流行“资源诅咒”研究范式，并占据了发展经济学的主流地位。“资源诅咒”研究范式就像一股“潮流”，似乎大有取代“荷兰病”研究范式之势。但是，我们认为，“资源研究”范式不可能真正替代“荷兰病”研究方式，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两种研究范式的本质区别决定了不可能简单地进行研究范式替代这两种研究范式不仅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范围、研究价值取向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而且仅就研究科学性而言，二者也是不相上下。“荷兰病”研究范式仔细考量一国内部经济结构变化，在一定假设条件下构建精巧的理论模型，进行不偏不倚的实证研究分析，得出了富有真知灼见的道理。尽管“资源诅咒”范式研究采用的“S－W模型”本身无懈可击，但是在具体应用“S－W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时，却可以随心所欲地“择取”相关数据，“裁剪”历史时间剖面，以便得到符合某种“胃口”或研究价值取向的“回归分析结果”。这或许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荷兰病”研究范式一经提出便得到学术界的共鸣，备受推崇;而“资源诅咒”研究命题一经提出却引起学术界的分歧，饱受争议。“资源诅咒”范式研究结论把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差异的原因引向其“内部”因素，例如自身的寻租、腐败、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不足;而“荷兰病”效应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征，如资源品的出口和贸易品的进口、汇率变动等。任何国家和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是自然历史过程，如果都像“资源诅咒”研究范式那样，不顾经济发展的历史联系，随心所欲地“择取”相关数据，“裁剪”历史时间剖面，以便得到符合某种“胃口”或研究价值取向的所谓“回归分析结果”，则无论采用的解释模型怎么完善，回归分析方法再怎么科学，回归分析再怎么精确，都只不过是把“骗人的把戏”演得好看一些。

(二)两种研究范式的研究结论和价值取向难以相互替代“荷兰病”范式主要进行理论实证研究，较少进行规范性研究，研究目标是揭示(主要是发达国家如荷兰、英国、澳大利亚、挪威等，也涉及发展中国家如尼日利亚、马来西亚等)资源快速繁荣对经济结构的作用机制，很少带有偏见，得出的结论具有更多的科学性;而“资源诅咒”范式也许是出于为“全球化”或某种倾向辩护的研究取向，随心所欲地“择取”相关数据，“裁剪”历史时间剖面，所得出的结论表面似乎“科学”，但实际上却带有相当的误导性、欺骗性和辩护性。换言之，穿着科学分析手段外衣的“S－W”模型被“操纵”或者被“御用”了。斯汀杰斯(2001)［15］曾经指出，如果采用1970年以前的数据，即使采用初级产品出口份额作为解释变量，根据“S－W模型”只能得到相反的回归分析结果:资源丰裕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都要高于资源贫瘠国家，换言之，资源丰裕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不是负相关关系。基尔菲森(2001)也不得不承认:“S－W模型几乎没有将长期因素包含在内，从50年的经济发展周期来看，资源富集国家的自然资源对经济的影响是正向的，我们不能从中间截取20年的数据来证明自然资源是经济增长的阻碍因素。”［11］实际上，许多发达经济体自身根本就没有能源资源，全部依赖外部供应。交通运输成本大幅度下降和经济全球化发展使得发达国家全部依靠进口发展中国家的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能源资源变得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可行。

(三)从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实践和研究现状上看也不能简单地进行研究替代诚然，“资源诅咒”研究范式一方面公正地指出了自然资源相对丰裕的发展中国家其内部存在的诸如产业挤出、人力资本挤出、制度弱化、产权模糊、浪费、腐败、寻租、冲突等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治理对策措施和建议，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另一方面却又主观地(或带有偏见地)把发展中国家落后表现简单地(就像“S－W”模型回归分析结论、结果归因分析所指向的那样)归咎于“上苍”或者归咎于其自身，从而非常巧妙地“绕开”或者“闪躲”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由发达国家主导、新自由主义鼓吹的“全球化”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种种不利影响(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为之，结果都一样)，这些是值得商榷的。特别是从广大发展中国家切身利益的视角来看，至少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是不会简单地接受这样的理论评判的。更进一步说，要真正解释、理解广大发展中国家过去50年的发展经验、目前的发展困境并提出相应的解救措施，不得不从其经济内部结构变迁的视角进行深入的研究，这就不得不采用“荷兰病”研究范式。总之，“荷兰病”研究不会简单地被“资源诅咒”研究替代，至少从发展中国家视角来看仍然还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经济实践意义。

作者：郝玉柱敖华单位：北京物资学院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教学与研究》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