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图书出版的特征解析范文

从当时中国科学发展现状、国内特有的自然环境及社会所能提供的研究条件而言，提倡对这些具有实用性学科的大力研究是有其合理性的。1930年代国内兴起的科学化运动，宗旨是要将科学普及从知识分子的宣传转变为大众的行动，当时国家需要建设，因此，科学研究重点不是理论科学，而是应用科学。民国时期科学发展的这种偏科现象无疑是受到当时国内实际科研条件以及现实国情等因素的影响。从现实社会背景及社会需求角度而言，当时科学界大力提倡发展生物、地质、地理及矿业等学科是有现实依据的。其一，自然基础学科及理论应用学科的发展需要现有科学的知识基础以及经济的支持。然而，民国时期中国科学并不发达，缺乏研究科学的知识基础及技术条件，而且国人对投入多见效慢的基础学科及理论科学很少关注，政府、实业界又不愿提供经济支助，使得理论科学发展成果甚少。而生物、地质等学科相对而言其研究所需条件较为宽松，一则中国地大物博、自然资源丰富，这些学科的研究材料容易获取；二则此种学科研究不需要高深的理论知识及先进的技术条件，因此它们得以较快发展。其二，就现实社会需要而言，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但地域辽阔、物产丰富。

欲使中国发达，必须立足国情。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大力进行国家建设，应用科学研究显得更为重要，对地质、生物等学科的研究，既适应改变中国农业落后之需要，而且与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客观的研究条件和国家建设的需要，使得这一时期具有地方特色的应用科学研究得到较快发展，而其他基础理论学科发展却很缓慢。这原本是适应中国国情及现实需要的，然而，从科学发展历史进程而言，最终造成中国科学发展中的偏科现象，这一特点客观地体现在自然科学图书不同门类出版数量的差异上。

一、自然科学图书出版体现着科学发展的时间进程

据《民国时期总书目》统计，民国时期出版的自然科学类图书有3864种。从科学图书出版的年份来看，其分布极不均衡。民国初年出版的科学图书数量有限，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前的10余年中，科学图书的年出版数量基本都是个位数，不少学科甚至没有一本图书出版。进入1930年代，科学图书出版逐渐走向正轨，迎来了一个出版高峰，整个30年代共出版科学图书1637种，而1933年-1937年则达到了民国时期科学图书出版的至高点，共出版1142种，几乎每年都有200种左右的图书面世，1935年更是达到304种。1938年之后，这一上升趋势迅速下滑，1944年达到低谷，该年度仅仅出版了44种科学图书。

自然科学图书出版的年度变化真实地反映了自然科学各门类在我国的发展情况，从民国成立前后零星引进，到学科的逐步完善、研究机构的建立、人才的培养，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相对成熟，能够进行独立的研究。从1927年到1937年，中国自然科学研究事业获得突破性的发展，民国时期两所最重要的国立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先后成立并在科学研究上取得重要成绩。高等学校中也普遍设置科学系所，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力量。大批科学研究机构工作促进了的科学本土化的发展，必然导致科学出版物的涌现。此外，大批量科学图书的出版得益于整个社会的进步。之所以在1930年代迎来中国科学出版的高峰，一是中国近代出版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有了一定的积累，二是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化在各方面都有较大进展的年代。1935年-1936年是中国在1949年以前有图书馆最多的年份，达5000多所，也是有各类学校最多的年份。图书馆和学校的急剧增多直接刺激出版业的发展，尤其是自然科学和新文化思潮得到长足的发展，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心灵，这就为出版业提供了数量较为充足的读者和作者。更为重要的是，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社会发展相对稳定，使长期饱受战火侵害的中华民族得到了短暂的休养生息。这期间文化事业全面进步，是我国近代科学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

在1930年代中国社会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取得一定发展，以中央研究院为代表的一些国立科研机构相继成立，随着大批留学生陆续归国，国内大学的科学教育水平也迅速提高，开始逐渐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这些都促进了教学和研究的进步。到抗战之前，中国的科学研究逐步发展，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众多的科研成果涌现出来，科学也开始确立了它在中国现代社会中的地位。但是，1938年科学图书数量陡然下降，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与科学研究的环境有莫大的关系。1937年，日军大规模入侵，几乎摧毁了刚刚形成一定基础的各类大学和科研机构，严重影响了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即使从科学图书出版的角度来看，也可见战争对科学研究的破坏极其严重。由于战争的原因，耽误了中国几乎一代学有所成、处于科研巅峰的科学家，并影响到几代学人的科学事业，中国的科研事业遭受了灭顶之灾，以致在之后多年都难以恢复。

二、自然科学图书出版反映出科学文化的地域差距

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的影响，形成特定的文化环境，体现在科学的发展上即强烈的地域差异。从考察图书出版地的角度来讲，很明显地看到处在前列的是上海、北京、南京、重庆等政治、文化中心城市，重要的出版机构主要集于此。以化学图书为例，这几个城市出版的图书占民国时期全国化学图书的绝大多数。其中上海地区出版的化学类图书占到全部的59%，如果加上因战争因素而迁到后方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在当地出版的图书，其数量在三分之二以上。整个民国期间，全国出版了各类图书10多万种，其中十分之七八是由上海出版业完成的，上海出版业对中国文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种地域上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民国时期的科学文化发展极不均衡的状况，其原因主要在于文化传统、人才数量、经济水平的差异：第一，从历史源流来看，苏、浙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历史悠久，尊师重教，代有贤人，为文献名邦。就教育事业而论，近代以来兴办新学也比较早，许多有志青年，迫切钻研西方有用的科学文化知识，以谋求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进入民国之后，仍为学术重心所在。第二，江南地区自南宋以来就是全国最富庶之地，又是近代资本主义入侵后商品经济和商业组织发展最早的地区，这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当地的科技发展。第三，中国现代科学家的籍贯以江苏、浙江为最多。近代中国被迫开放以后，西学逐渐引入，苏浙两省地处沿海，又有上海这个西学东渐的窗口，领风气之先，加上原有的社会文化基础，苏浙两省文人学者率先完成了由旧到新的蜕变，成为近现代中国科学文化中心，仍不失为中国文人学者的最大源地。第四，重要的科学研究机构、高等学校主要集中在上海、南京等地，直接促进了科学出版业的兴盛。

民国时期，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科学得以建立，开始进入学术化、专业化的发展阶段。与自然科学的发展相适应，科学文化也随之开始步入理性发展轨道。同时，这一时期，中国的局面纷繁复杂，又遭受外族入侵，当时的社会文化多所变迁，种种的时代特征均给予科学文化以深刻的影响。民国时期的科学出版事业是社会文化发生深刻变化的产物，在中国出版史上占有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对民国时期自然科学图书出版情况的考察可以折射出当时科学在中国发展的真实图景，对其成因的分析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作者：夏文华单位：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