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关键事件的群体认知演化特征范文

《情报杂志》2015年第九期

一些广受关注的关键事件(criticalevents)往往会对特定产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如汽车产业的“吉利收购沃尔沃”、轻型电动车产业的“电摩新国标争议”和乳制品产业的“三聚氰胺污染”等。这些事件在推动产业制度变迁以及产业发展演化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1］，对产业成员和利益相关者也将产生重大影响。而这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有关参与主体对这些事件的关注与解释———这实质上是一种群体认知过程［2］。本文尝试在厘清产业关键事件及其认知的相关概念及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典型案例对不同类型事件的认知演化过程进行比较研究。关注的核心研究问题是:当前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普遍存在稳健性不足的背景下，不同类型产业关键事件的群体认知演化过程存在哪些共性与差异性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对事件演化与事件应对可能产生的影响。明晰上述认知演化过程与特征机理，对于进一步把握产业演化规律、有效应对事件影响和提升产业发展的稳健性将具有重要意义。

1产业关键事件的概念内涵与类型划分

1．1产业关键事件的概念与特征事件导向方法已经成为当前组织科学与情报研究的新方向，事件所具有的“触发变革”“开启新进程”和“为组织惯例化运作带来风险”的潜在力量受到研究者的日益重视，这里的“事件”通常被界定为“存在于感知主体的外部环境或情境中、具有时空限定的不同主体及其行为的交互点”［3］。而产业关键事件则是特指受到公众广泛关注，对特定产业发展具有重大和深远性影响的一类事件，如产业中的并购活动、重要会议召开、关键性政策、突发性质量安全事故、国际贸易摩擦事件等。其通常具有以下特征:其一，公众广泛关注，即事件与公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这可能为事件发展带来较大的外部舆论压力，进而左右事件的发展方向、进程与结果;其二，影响重大而深远，即事件极有可能成为产业发展的关键性转折点，如推动产业发展实现质的飞跃或者导致严重困难乃至生存危机;其三，非常规偶发，即这类事件不属于频繁发生的常规性事件，这一方面容易引起关注与重视，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事件经历者因为缺乏经验或准备不足而陷入困境;其四，阶段演进，即事件一般会持续一定时间，且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此外，负面事件频发、事件发展不确定程度高以及事件参与主体之间缺乏信任，也可能是这一类事件在我国当前转型环境下所体现出的新特点［4］。

1．2产业关键事件的类型对产业关键事件进行类型划分，有助于进一步明晰不同类型事件的发展演化特征及其影响机理。本文在参考有关研究观点的基础上［5］，将产业关键事件划分为三种典型类型:一是里程碑事件，是指产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标志性事件，或具有特定意义的典型事件，如开创性意义、学术理论价值等(维基百科“里程碑”词条)，例如“吉利收购沃尔沃”就是中国汽车产业的里程碑事件，其对中国汽车产业未来的发展和基因改造，以至于提升在世界汽车产业版图中的地位，都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二是规制性事件，是指产业发展相关法规、标准、政策等方面的变化所引发的事件，实质是政府或社会公共机构依照一定规则对企业的活动进行限制或施加影响的行为［6］，如对轻型电动车产业产生重要影响的“电摩新国标争议”、对中国轮胎产业出口产生重要影响的“中美轮胎特保案”;三是危机性事件，是指对产业发展造成危机性负面影响的一些突发性事故，较为典型的是由于质量安全、环境污染等引发的危机，前者如乳制品业的“三聚氰胺污染”、肉制品加工业的“双汇瘦肉精事件”;后者如上市公司瞒报重大环境污染的“紫金矿业铜酸水泄漏事件”等。由于不同类型的产业关键事件一般具有不同的特征与事件演化规律，因此，产业成员及利益相关者对事件很可能会形成不同的认知过程与解释结果，进而对产业发展演化及事件应对处理产生极具差异性的影响。

2产业关键事件认知及其理论溯源

产业关键事件认知可以从过程与结构两个维度进行界定［7］。从过程维度来看，主要是指产业成员及利益相关者之间基于沟通与社会互动而对特定事件进行关注与解释的过程，实质也是获取、保留及处理该事件领域信息的过程;从结构维度来看，则是指产业成员及利益相关者对于关键事件事先具有以及经历事件后重新建构的认识与信念，实质是一种与事件相关的知识结构或心智模式。到目前为止，理论界对产业关键事件认知的研究主要源于产业认知建构视角、组织注意力基础观以及事件认知理论。

2．1产业认知建构视角认知建构视角源于Ber-ger和Luckmann所提出的社会建构理论［8］，该理论认为现实世界是社会建构的和共享的现象，某种社会情境(如产业、社会、组织)中的成员彼此之间会通过相互作用发展出对行动的共同认识，这些认识不仅根植于成员个体的头脑中，而且会成为社会因素存在于群体社会环境之中。基于上述观点，产业认知建构视角认为产业成员及利益相关者会通过在产业内外发展社会网络以促进信息交换及解释从而集体建构特定产业的价值观、规范、规则以及那些认为理所当然的假设［9］。这些社会建构的信念或集体认知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产业成员的行动选择与行为模式，并形成了特定产业的特征［10］。

2．2组织注意力基础观按照组织行动的注意力基础观(attention－basedview)［11］，个人与组织在面对环境刺激(如特定事件)时仅具有有限的认知能力，为了进行有效的决策就需要其将注意力聚焦或配置在那些他们认为需要采取行动的领域，因而其认知状况及其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续的行动选择。也就是说，要想更好地理解组织行为，就需要了解组织如何管理及配置决策者或高层管理者的注意力，包括注意力聚焦、注意力配置和注意力情境化［12］。此外，Hoffman和Ocasio还将该理论进一步拓展到产业研究层面［2］，提出了“产业层面注意力”(industry－levelattention)的概念，认为产业成员之间通过沟通与互动将会选择性地将注意力聚焦在那些代表着产业发展机会及存在问题的有限议题、情形及活动上。

2．3事件认知研究组织从环境事件中学习，汲取经验与教训，进而做出战略决策及行动选择在很大程度上首先取决于其对事件的关注与解释。相关学者围绕事件认知的模式、前因与结果展开了研究。模式方面:一是过程视角，如Isabella［13］、Beck和Plowman［14］所探讨的“预期－确证－鼎盛－余波”四阶段事件认知过程模型;二是阶层视角，即组织不同层级对事件的认知差异，包括了产业层次［2］、企业层次［15］、组织内部不同层次［14］;三是结果视角，即产生积极或消极行为结果的不同认知模式［16］。前因方面主要集中在:集体的社会互动、情感因素、政治因素与制度因素等方面。而结果方面则主要聚焦于事件认知对组织学习［17］、制度逻辑演化及制度变迁［18］的影响。Morgeson等学者［3］在最近还提出了“事件系统理论”这一基于事件导向的组织科学研究新方向。

3产业关键事件认知演化过程与特征分析

在厘清产业关键事件及其认知的概念及理论的基础上，本文依据前述事件类型划分，对我国近年来一些产业发生的典型关键事件及其群体认知演化过程进行比较分析。

3．1典型事件的背景及发展过程本文所选取典型事件的发展历程及标志性节点如图1所示。

3．1．1里程碑事件:“吉利收购沃尔沃”2010年3月28日浙江吉利汽车公司正式从美国福特汽车集团收购瑞典沃尔沃汽车100%股权，从而为中国海外最大的整车资产收购案画上句号。实际上早在2009年有关收购传闻就已经引发关注，主要原因在于:其一，这是中国海外整车的最大并购案，一旦成功，业界普遍认为将对中国汽车产业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但具体会产生哪些影响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各方观点也有较多分歧;其二，关于此次收购一直存在诸多质疑，以生产廉价轿车起家的吉利是否有实力并购沃尔沃这一老牌豪华车品牌?此外，即使收购成功，如何让两家具有巨大差异的公司实现有效整合并发挥协同效应也是棘手的难题。时至今日，有关该事件的影响以及吉利公司高层与沃尔沃管理层在有关经营理念上的分歧仍在持续引起业界及公众的关注和讨论。

3．1．2规制性事件:“电摩新国标争议”2009年12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颁布的《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通用技术条件》等国家标准，将重量在40公斤以上，车速在20公里/小时以上的两轮电动车划入机动车管理范畴。该标准的产生了巨大争议:一是标准的公平性备受质疑。舆论普遍认为该标准是由汽车及摩托车行业有关机构和厂商主导制定，剥夺了电动自行车利益相关方的话语权;二是该标准对电动自行车与电动摩托车的划分存在争议，各方对一些关键质量标准及技术规范的认识分歧很大，如车重与速度的限制等;三是该标准将进一步加剧目前对轻型电动车交通地位认识的分歧，由此不仅导致消费者面临巨大的购买使用风险，也给产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虽然主管部门最终决定对该标准中涉及电动轻便摩托车的内容暂缓实施，但直到今天，我国轻型电动车产业仍然在争议中踉跄前行。

3．1．3危机性事件:“三聚氰胺污染”2008年发生的乳制品“三聚氰胺污染”是一起典型的食品安全事件。事件起因是很多食用石家庄三鹿集团所生产奶粉的婴儿被发现患有肾结石，随后在其奶粉中被发现化工原料三聚氰胺。事件导致消费者对我国乳制品业的信心跌入谷底，产业受到致命打击，经过多年才有所恢复，目前在公众认识中仍存有巨大的事件阴影。围绕该事件公众所产生的关注与质疑主要集中在:事件发生前期已经有较多征兆，但为何一直得不到足够关注与妥善解决?地方政府及有关主管部门是否在该事件中尽到应有的监管责任?如何改进现有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以切实保障消费者权益，重建人们对中国乳制品质量的信心，并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3．2不同类型事件群体认知演化的共同特征通过对上述典型事件发展过程的考察及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尽管事件类型不同，但这些关键事件认知演化过程仍然存在一些共性，如表1所示。

3．2．1认知模式嵌入与共演Kaplan和Trip-sas［19］研究了技术演化周期中厂商、客户及政府等制度性主体的认知嵌入与互动对技术变革轨迹的影响，实际上在产业关键事件演化发展中也存在类似机制。这里的认知模式嵌入是指事件参与各方在认识事件的时候一般都会事先具有某种心智模式，或者说知识结构，如对事件与自身关联性强弱的认知、事件可能引致积极或消极结果的预判、自身应对事件能力的感知等。这些基于以往经验所形成的信念可以帮助参与者在较短时间内形成对事件的初步认识，为随后的事件应对与行动反应奠定基础。如“吉利收购沃尔沃”事件中业界及公众的“怀疑”“电摩新国标争议”中各方的“质疑”以及“三聚氰胺污染”事件中公众的“不信任”。考虑到我国转型环境下制度、市场与文化因素的复杂影响，这三种模式几乎已经成为相关类型事件在当前最具代表性的群体认识表现之一。然而，这些原有认识一旦嵌入到事件进程也会发生变化:或者是印证原有观念而进一步强化已有认知模式，或者是通过新的事件体验而调整抑或更新现有模式。也就是说，产业关键事件的演化发展必然伴随着事件参与主体认知模式的动态变化，并形成二者的互动与共演。

3．2．2集体建构共识的竞争与冲突这是指各方在认识与解释事件时，将会基于各自已有认知模式并通过社会互动来集体建构一些共识或普遍接受的观点，同时努力谋求自己的观点与意见能够在达成的共识中占据主导地位或有利位置，因而认识与观点的竞争与冲突常常不可避免。就本文案例来看，“吉利收购沃尔沃”事件中，各方对收购成功所具有的里程碑意义基本能够形成共识，但在收购成功的可能性、收购一旦成功可能产生的后续影响方面则存在很大争议。“电摩新国标争议”事件中，除少数受益方外，大多数事件参与主体在尽快修订并出台更为合理的新标准方面基本能够达成共识，但又对标准修订由谁来主导、如何确保标准的公平合理与科学、以及标准一旦可能产生的影响方面又存在较大争议。“三聚氰胺污染”事件中各方对于尽快改革食品安全监管体制、防范类似事件再度发生以及重建消费者信心方面基本能够达成共识，但又对事件责任的划分、如何完善防范机制以及后续影响的认识方面存在较大分歧。在上述事件形成共识的过程中，各方观点的竞争与冲突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们对该事件的认识，有助于事件发展产生积极结果。但是，如果观点的竞争与冲突不可调和，则又可能会对事件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3．2．3认知的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这是指有关事件主体对事件的认识往往是基于以往经验，具有很强的认知惯性，体现出一种历史性的路径依赖特征;但另一方面，通过事件发展所创造并形成的新体验，也有可能促使已有认识产生“有意识”的偏离，创造出新的认识路径———也即新知识［20］。就本文案例来看，吉利收购沃尔沃的举动虽然最初广受怀疑，但是收购成功的结果又大大改变了人们对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及吉利公司的认识及印象。“电摩新国标争议”中有关事件主体的意见申诉及整个社会的舆论影响是促使事件进程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在最后关头有关标准得以暂缓实施也改变了人们对事件所固有的某些认识，形成了新的事件评估与解释结果。“三聚氰胺污染”事件也是如此，虽然公众对食品安全及地方政府信息的透明度存疑，但事件自身的发展走势及影响还是超出了人们的已有认识。上述案例实践表明，事件的认知过程既有路径依赖特征，也具有路径创造的可能，而据此形成新的事件认识、解释及评价结果很可能是进一步推动产业制度变革与创新的重要前提。

3．3不同类型事件群体认知演化的差异性尽管不同类型事件的认知演化过程存在某些内在一致性，但事件类型的差异仍然会导致上述过程存在一些明显不同的特征表现，如表2所示。

3．3．1认知演化的时间进程差异Pérez－Nor-dtvedt［21］等学者研究发现组织在应对环境事件时会存在一个时间适应过程，而事件参与各方对不同类型事件的认知也可能会体现出类似的时间阶段性差异。在事件发生前，里程碑事件与规制性事件常常就已经充斥着各种传闻与小道消息，围绕该事件的认识与关注已然出现，一旦事件发生，一般有足够的时间展开观点的碰撞与交流;而危机性事件则不同，在预期阶段通常仅有微小的事件征兆，极易被大部分人忽视，同时该类型事件经常会呈现突然性、爆发性等特征，事件发生后在短时间内迅速引发大量关注，各方观点的冲突很快达到顶点，而有关事件主体则由于缺乏准备和应对经验而极易陷入被动局面。例如，“吉利收购沃尔沃”事件中，尽管有关主体最初否认，但有关收购传闻早已被媒体广泛报道;同样，“电摩新国标争议”事件中，在相关标准出台前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引发了关注与讨论。而对于“三聚氰胺污染”事件，由于相关主体极力掩盖，一些重要的事件线索被忽视，例如早在事件爆发前几个月，三鹿奶粉受到污染的事例就已经出现，但却并没有得到足够关注和有效处理。这样的事件一旦发生，公众在认识上由于缺乏准备，往往会激发严重的负面情绪并产生巨大的舆论压力。

3．3．2注意力配置差异基于组织注意力基础观，不同类型事件的认知演化过程很可能也具有不同的注意力聚焦点。对于里程碑事件，相关主体对事件的注意力主要侧重于“意义与影响的评估”，也即需要评判该事件是否真正具有里程碑意义，会产生哪些里程碑式的重要影响?而人们对规制性事件的注意力聚焦点则是侧重于“规制性政策的协商、调整以及应对”，其中协商与调整是一个多方观点和利益讨价还价以达成动态平衡的过程。群体认知的侧重点在于如何平衡各方观点与利益，如何应对政策影响等。对于危机性事件，相关认知焦点则主要侧重于危机的应对处理、消除负面影响以及责任划分方面。这些认知焦点或注意力配置的差异很可能是影响事件类型划分并决定事件认知演化发展方向的重要基础。

3．3．3集体建构共识的主导性与竞争性差异形成共识的主导性差异是指不同类型事件虽然都会通过集体建构形成某些共识，但不同类型事件的主体或行动者所扮演的角色或发挥的作用很可能明显不同。里程碑事件的共识主要由业界人士形成。例如“吉利收购沃尔沃”事件中判断该事件具有里程碑意义，并持续进行关注与解释的主体是业界人士，包括汽车厂商、专家、政府主管部门、行业媒体等，他们的意见与认识是帮助公众形成对该事件总体印象并建构共识的关键主导方。规制性事件的共识主要由政府主管部门或规制性政策制定者及利益相关方代言人构成，他们是形成规制性事件共识的主体，公众相对而言则属于较为被动的从属地位。“电摩新国标争议”事件中，建构有关共识的是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及原标准的制定方、中国自行车协会等行业组织、相关厂商等。而危机性事件中有关共识的主导方通常是作为公共利益代言人的主流媒体及有关政府部门。此外，事件共识形成过程中各方观点的竞争性或冲突性也会不同，总体来看，规制性事件与危机性事件中各方观点的竞争性与冲突性相对于里程碑事件要更为显著和激烈。

3．4共性与差异性特征的互动关系产业关键事件认知的共性与差异性特征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共性是事件群体认知内隐的、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基础属性特征，而差异性则是外显的、依照事件类型不同而表现的多样化具体特征。例如，集体建构共识过程普遍会出现认知的竞争与冲突，但不同事件类型的竞争性程度与主导性则会存在差异;事件认知发展过程中各方认知观点集中显现的时间进程差异和注意力聚焦点的动态变化，又与不同事件类型中各方具有不同的认知模式和认知创造路径有关。未来研究可以结合更为多样化的事件类型与事件情境，进一步研究事件认知内在一致的基础性特征如何与具体多样化的事件认知表现交互影响的机理。

4结论与建议

本文对产业关键事件的概念与特征进行了归纳，随后对产业关键事件认知的概念内涵及理论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基于典型案例对三种不同类型事件的群体认知演化过程进行比较分析后识别了相关事件认知的共性与差异性特征及其互动关系。当前，我国正处在从传统产业体系向现代产业体系转型升级的艰难蜕变期，环境的多变性和产业发展自身的稳健性不足将极易导致产业在面对突发性或负面性关键事件影响时出现严重问题，因此，本研究对于提升产业发展的稳健性及有效应对事件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可以形成如下建议:首先，应当重视从微观认知视角来把握产业关键事件的演化过程并关注宏微观跨层次的互动影响，特别是结合更为多样化的事件类型与事件情境研究群体认知共性与差异性特征的互动关系机理，这是对以往单纯从经济、社会组织等宏观视角进行研究的一种有益补充，必将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深入地认识产业关键事件的演化规律和产业持续发展的驱动机理。其次，由于事件是集体建构的，应当重视建立合适的产业多方协商机制，在此过程中适度的观点竞争与冲突可能有益于产生多元化事件认识甚至新知识，进而有助于事件的有效应对与妥善处理。但与此同时也要警惕一旦竞争与冲突超过一定限度，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此外，竞争与冲突的程度，以及认知观点的共存、互补与相互适应等其它机理也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第三，事件认知存在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的特征规律，这一方面是强调要善于进行事件学习和经验积累;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创造性认知思维的培育以帮助有关主体提高新情况新问题的认知处理能力，例如增强认知的新颖性与多样性、强化认识与处理矛盾问题的能力等。第四，事件的认知模式嵌入及注意力聚焦等特征，则意味着事件参与主体的认识、关注点及行为很可能会有迹可循，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对一些典型事件认知模式的归纳和有关事件主体以往认知模式的考察来预测其对当前事件的初始性与常规性反应，进一步提高事件预判能力;另一方面，跟踪有关主体注意力配置及聚焦点的动态变化，也可能会有助于提前预测和有效把握事件的发展进程及各利益相关方诉求的变化。最后，对于危机性事件来说，需要从认知角度考虑，着手建立对微小事件线索与征兆的识别机制并提高有关事件主体认知的敏锐性，这有助于提前构建有效的事故防范机制，避免危机性事件的爆发，或者能够将可能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作者：邓少军 赵付春 单位：浙江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