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区煤矿工人的抗日斗争形势探讨范文

《河南理工大学学报》2015年第六期

摘要:

通过论述沦陷区煤矿工人的抗日斗争形式，总结了井陉、阳泉煤矿工人积极配合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以及东北煤矿“特殊工人”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进行的抗日斗争。沦陷区煤矿工人采取的各种斗争形式，不仅狠狠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对煤炭资源的掠夺，更重要的是提高了煤矿工人的民族觉悟，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关键词:

沦陷区;煤矿工人;抗日斗争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失守，抗日战争由此进入到战略的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其长期的侵华战争，在其占领区实行政治上“以华制华”和经济上的“以战养战”政策，使煤矿工人的生存和斗争都遭到了极大的困难。但沦陷区的广大煤矿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积极配合八路军、新四军、抗日联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在敌后的作战，给日本占领军以不断的打击和骚扰。

一、沦陷区煤矿工人的斗争

(一)怠工斗争怠工斗争是沦陷区煤矿工人采用的最普遍的对敌斗争方法。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当天，即宣布对开滦煤矿实行军事管理。1942年初，在中共路南工委书记丁振军的领导下，开滦五矿职工抗日救国会在赵百户营组建，由高一侠、张伯英等人负责。同年夏，中共冀东地委派葛振武到赵各庄组建开滦矿工作委员会，在工人群众中提出“镐下留情”的口号，发动工人实行怠工斗争。在斗争中，他们采取“监工来了刨两下，监工一走镐躺下”的方式，使煤炭产量不断下降(1942年，开滦煤矿虽然增加了五六千名旷工，但煤炭产量却只有660万吨;1945年日本投降时，煤炭产量下降到240万吨)。河南六河沟煤矿的地下党组织，不但教育工人们懂得了“多出一吨煤，就会使敌人多造一些用来屠杀中国人枪炮”的道理，而且使工人们经常主动采取怠工的形式减少煤炭产量(至1945年，和顺井就由原来的日产200吨下降到了50吨)。淄博煤矿区工人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也采取各种形式进行对敌斗争，使敌人的“勤俭增产”、“出煤运动日”等计划陷于破产。据统计，1943年，淄博煤矿只完成计划的70.28%，黑山采炭所只完成计划的58.77%，悦升矿业公司只完成计划的83.03%，博山和群营炭矿也只完成计划的61.92%、71.66%。1941年的焦作煤矿、1942年的枣庄煤矿是日本侵略者掠夺煤炭最多的一年，分别达到80多万吨和250多万吨。此后，由于煤矿工人采取“磨洋工”的办法进行斗争，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煤炭产量分别只有60多万吨和220多万吨。1944年，华丰煤矿地下党支部针对日本侵略者的大出炭计划，确定“磨洋工，毁机器，破坏敌人生产”的斗争方针，应付日本人。当时就流传着这样两首歌谣:“磨洋工，磨洋工，干活有紧又有松，鬼子来了紧着干，鬼子一走就停工，看你监工顶啥用。”“磨洋工，磨洋工，拉屎撒尿半点钟;回来看看不到点，再去蹲它半点钟。”被称为“东亚第一大矿”的抚顺煤矿，1936年的产量曾经达到923万多吨，占当时全中国煤炭产量的30%，占全东北煤炭产量的77%，产量达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经营抚顺煤矿30年的最高峰。但从“七•七”事变后，煤矿工人在日本侵略者的刺刀威逼下，巧妙怠工，一年不如一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只产240万吨煤炭，不到1936年产量的1/3。据日本东亚研究所的资料统计:“七•七”事变前，中国煤矿工人平均每人每年采煤173吨，而事变后下降到不足71吨［1］。这都是中国煤矿工人不愿为日本侵略者效力的消极反抗态度。

(二)破坏设备煤矿工人采用巧妙的办法破坏生产工具、浪费原材料、制造机械故障，也是当时破坏敌人煤炭生产计划的一种主要方法。1940年5月，阜新煤矿平安六坑工人砍断电缆，制造井下失火，波及与六坑相连的四、五、七坑坑口，迫使敌人停产3个多月，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大出炭”计划。1941年2月，鹤岗煤矿兴山五井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利用春节休假的时机，火烧五槽全井，致使敌人半个月不能进行生产。1942年夏，日本从东北搬运新式割煤机到大同永定庄煤矿，还派遣几十名专家进行维护管理。但永定庄矿工人乘日本专家和割煤机入罐下井之际，将钢丝绳割断，日本专家被摔死，机器被摔坏。1942年冬，蛟河煤矿工人把“偷”来的黄干油放进炉子烧火取暖，然后引燃房屋，造成大火，烧毁敌人花了2年时间建成的选煤机房，致使敌人三四个月没有向外运煤。1943年春，在晋绥边区五分区政委李登灜和矿区干部高文玉等领导下，对永定庄、白洞、四老沟、岩岭电厂等进行破坏爆炸，使其生产全部陷于停顿。磁县煤矿工人还经常巧妙地制造假冒顶，使煤堆的像小山一样卡住出煤口，影响敌人的“大出炭”计划。六河沟煤矿电厂工人经常制造小事故，不是汽缸坏了，就是拐轴折了，搞得三天两头停电。大同、淄博等煤矿工人还把矿井变成了八路军和抗日游击队的材料仓库，经常采取巧妙的办法把敌人的机器零件和炸药偷偷地运到游击区。炸药既是煤矿生产普通使用的材料，也是抗日武装进行破袭斗争的必备物资。淄博矿区工委发动矿工搞炸药，并在短短的3个月“偷”了炸药600多斤、雷管200多个、导火线150余米，支援八路军和游击队的抗日斗争。由于沦陷区煤矿工人采取小型灵活多样的斗争形式，不断破坏生产，既降低了生产效率，也影响了敌人对煤炭的掠夺。据《敌寇掠夺华北劳工的现状》一文记载:“不论矿山或工厂内，华北工人的工作效率，不仅与日本内地工人相差太远，也许要相差一半，而且与朝鲜工人相比，亦有颇大悬殊。”(解放日报(延安)，1945-06-09．)所以，在抗战相持阶段，沦陷区的煤炭产量在1942年上升到5900多万吨以后便很快跌落下来。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沦陷区的煤产量只有近2400万吨，还赶不上1938年抗战初期的生产水平。

(三)组织罢工沦陷区煤矿工人在党的领导下，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利用所有可能允许的条件，组织罢工斗争，维护和争取工人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东北和华北沦陷区的鹤岗、鸡西、西安、通化、抚顺、烟台、阜新、北票、安东县寨马小孤子、开滦、柳江、门头沟、井陉、张家口下花园、大同、阳泉、西山、汾西富家滩、焦作、淄博、东大、华丰、贾汪、淮南等24个煤矿，先后发生罢工55次。其中，罢工规模较大并取得斗争胜利的煤矿有:1938年12月22日，热河省青龙县山谷耳崖煤矿工人200多人举行的2天罢工，要求收回变更发放工资的时间。1939年、1942年，河北榆林县柳江煤矿工人为利用工人大量流动造成的劳动力不足，2次要求增加工资，并举行罢工，迫使矿方不得不增加工资。1943年8月、1944年2月，在柳江煤矿工人的协助下，八路军两次攻入柳江煤矿。1940年，安徽淮南大通煤矿工人为反对日本监工岛村虐待工人举行3天罢工，迫使日本矿长井上诚撤换岛村。1941年秋和1944年5月1日，山西大同煤矿四老沟矿和山东华丰煤矿的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分别举行了反对政治迫害大罢工。1942年春，焦作李封矿200多名工人在地下党员赵明的组织下，成功地领导了要求“按时发工资”的罢工斗争。1942年秋，贾汪煤矿地下党通过党员王朝胜和工人积极分子发动工人“鬼子不给粮食，都别下窑了!”得到全矿工人响应，迫使日寇答应工人每班发给3斤高粱。1943年5月，在敌人统治十分严密、环境十分艰苦的情况下，门头沟煤矿工人在党的领导下，为了要求矿方给工人装电磨，加工粮食，举行了3天罢工(当时，日本侵略者以配给为名，向工人发给苞米棒子，工人不能吃，需要到街上磨面或则将棒子卖掉再买面。这样，经过调换，工人得到的东西越来越少)，迫使矿方给工人安装了电磨磨面。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煤矿工人的罢工斗争，主要是纯经济性的，且多属于小型的、分散的、自发的、短时的，虽然胜利较少，但仍然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支援了抗日战争。

(四)武装起义沦陷区的煤矿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深入发动，不断举行武装起义，开展武装斗争。1939年4月，中共曲泗宁中心县委领导的武工队在矿工的配合下，收缴了华丰煤矿护矿队枪支，俘虏护矿队员18人。1940年6月，徐州贾汪柳泉炭矿矿工李昌田策反敌伪自卫队，18名自卫队员携带枪支参加了八路军运河支队;随后，又通过包工柜头周得胜，多次秘密搞出炸药200多斤、子弹200多排，送给八路军，支援抗日战争。1941年春，中共淄博矿委员会成立工会武装特务队(武工队)，由梁振环任队长，翟干臣(翟所正)任副队长，采取“内线斗争和外线斗争相结合”的策略，打击日本侵略军。其中，周瓦庄破桥坑、洪山北斜坑南风井、洪山北斜坑、沈马庄六坑等坑口的战斗，俘虏伪军产销队员32人，缴获枪支32支，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1941年5月，平西游击队化装成矿工袭击了门头沟煤矿警察所。1941年11月24日晚，焦作王封煤矿工人配合抗日游击队炸毁王封至焦作的铁路，并炸毁发电机，造成矿井停产。1942年8月19日晚，浦口三井煤厂工人举行暴动。三井煤厂位于津浦铁路终点站的浦口镇，是日商经营的一个煤炭码头，在这里做苦工的2000多名工人多是被俘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战士及被抓来的中国劳工，驻有日军及伪警察和伪军100余人看守。1942年春，又有10多名被俘的八路军战士被送到这里做苦工。他们迅速和先前被俘的新四军战士暗中联系，组织4个起义小队。8月19日晚，这些工人利用日本管理人员集合“点名”的机会，冲向日军警卫室，用3根铁杠击倒4名警卫，夺取一挺机枪和敌人进行战斗。最后，有张福贵等32人历经险阻，进入苏中新四军抗日根据地［解放日报(延安)，1943-02-27］。1943年6月，日本从青岛运送机器设备到山东莒县竹园煤矿进行安装开采。八路军知悉后，在矿工的配合下，发动数千名民兵夜袭竹园煤矿，使敌人机器开采的计划破产。1944年8月，竹园煤矿武装队配合滨海部队夜袭莒城，解放了竹园煤矿。1942年12月25日3时，山西崞县轩岗煤矿由工人中抽调组成的中国工警队员7人起义，击毙正在休息的日本哨长，参加抗日队伍。1943年1月16日凌时，忻县游击队250余人在中国工警队员的配合下，骗开轩岗煤矿大门，击毙了工警队司令的日本警士［2］532-533;3月，在新四军干部尹芳轩组织下，淮南大通煤矿100多名矿工冲破封锁线，参加了新四军;7月1日，汾西富家滩煤矿工人成立矿山游击队，撤离矿山后，在南关、许家店、张家庄一带活动，开展游击战争。到了1944年7月14日，富家滩煤矿又爆发了里应外合的大暴动，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8月11日午夜，八路军1000多人在工人的配合下，袭击柳江煤矿，切断了河北临榆县柳江铁路杜庄站南800米处的电话线，炸毁或毁坏矿上的发电所、火药库、医院、日本人住宅和领事馆派出机构等，击毙4名日本人，缴获大批粮秣、燃油、医疗器械和药品等物资［2］489;8月31日22时，开滦工人抗日武装袭击林西煤矿警察派出所缴获马枪3支、子弹324发等武器弹药［2］489。1944年4月1日夜，中共华丰煤矿党支部根据泰泗宁县委的部署，发动煤矿工人作为内应，趁敌人到蒙山“扫荡”之机，配合八路军山东纵队袭击华丰煤矿，活捉日本兵1名，打死1名，将伪护矿队全部俘虏，缴获重机枪1挺、轻机枪2挺、步枪89支、炸药3000斤及手榴弹、导火箱等物资;6月25日、7月27日，铁道游击队先后两次袭击中兴公司第三矿井，打死打伤日军和伪警多名，缴获手枪2支，弹药55发，电话机1部。1945年2月28日，八路军晋绥军区八分区一支队，在山西太原西山煤矿工人的带领下，冒着纷飞大雪，夜袭西山煤矿，俘获日本侵略者20人、伪军50多名，击毙日本侵略者2人，缴获长短枪200多支、轻机枪两挺、抬炮一门、子弹数万发。1945年4月4日，阳泉煤矿60多名矿工起义，缴获各类枪支13支;5月29日，太原化七头小卧龙采煤所200多名工人起义，使太原日本侵略者用于炼钢的煤炭生产陷于停顿。1945年8月初，华丰煤矿1000多名工人协助八路军拔掉华丰煤矿附近的东庄日伪据点，歼敌2个中队;同时，袭击了华丰电厂，歼敌32人，缴获迫击炮1门、机枪1挺、步枪240多支、子弹20多箱，迎来了大反攻前的重大胜利。

二、井陉和阳泉煤矿工人配合八路军抗战的斗争

在抗战相持阶段中，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了规模最大的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而百团大战的中心就在正太铁路一线。其中，处于正太铁路线中间位置的井陉煤矿和阳泉煤矿，既是敌人的重要燃料基地，又处在紧靠敌人盘据的战略要地石家庄、娘子关、太原之间，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因此，在百团大战中，井陉和阳泉煤矿就成了八路军攻击的重要目标。当时，聂荣臻司令员指挥的晋察冀军区部队，分左翼、右翼、中央3个纵队，负责破击石家庄以西、阳泉以东的正太铁路东段。中共井陉县委和军分区派出800名矿工游击队配合杨成武率领的中央纵队攻打井陉煤矿。战斗前，井陉、正丰煤矿的地下党组织不但为八路军绘制了矿山地图，而且还动员8000名矿工组织了运输队、担架队、收容队等，负责后勤保障。另外，编入井获支队的矿工游击队，则配合主力部队直接参加战斗。在攻打井陉东王舍新矿的战斗中，攻矿部队在煤矿工人的带领下，迅速剪断了敌人带电的铁丝网，避开探照灯，摸进东王舍村，拉落了矿内电闸，熄灭了全部照明。经过2个小时的激战，攻入矿内，将敌全部肃清。然后，在矿工的英勇协助下，炸毁了东王舍新矿的全部机器设备、火车站及5座铁桥。矿内1万多吨存煤，则用汽油焚烧干净。最后，又引山洪由新矿灌到老矿，使未被爆炸的老矿也难以生产。经过这次战斗，华北敌人燃料重要基地井陉煤矿遭到严重破坏。据当时《井陉煤矿破坏统计》记载，这次袭击共毁坏“大绞车二盘，水滤大发动机三台，水泵十台，炼钢炉十五个，炼铁炉十个，风车五座，烟筒二个，锅头九个，烟道九个，锅炉冷表十个，大发电机一座，大机器十八部，所有电器装置完全炸毁。烧毁机器油八万七千余斤，炸毁矿内房屋二百二十八间，炸毁矿内铁道六里，炸毁铁轨一千六百余条，枕木一万二千余根，铁桥四座。被俘的日本工程师宫协虎市称:‘现已被炸毁，已全不能用，按机器估计来说，亦值金约二千五百万元，如再加上其它各项，所受损失不下三千万元之巨。’”［新华日报(华北版)，1940-09-09］总司令在评述井陉战斗胜利的意义时指出:“井陉煤矿的破坏，是中国一个大胜利。在经济战中，尤其有它特别的意义。”战斗结束后，有3000名矿工奔赴解放区参军参战。在这次战斗中，优秀共产党员、井陉矿地下党负责人李玉，在为八路军带路时光荣牺牲。8月下旬，在阳泉西南狮脑山战斗中，八路军在阳泉煤矿工人的支援下，与敌人激战6昼夜，连续不断地打退了日军片山旅团在飞机炮火配合下的多次反扑，歼灭阳泉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400人。同时，八路军还占领了二矿、三矿(相距敌人平潭街阵地大约2公里)。在战斗期间，阳泉煤矿工人冒着枪林弹雨，担任运输弹药、粮食的工作。战斗进入第3天，煤矿工人张彩年探听到日军曲内部队101人企图通过赛鱼到神峪沟，以便及时将情报送给八路军。八路军便埋伏在神峪沟，将敌全部歼灭。当八路军主动撤退时，正遇大雨，桃河水猛涨，阳泉煤矿工人帮助军队把弹药和粮食全部运送过河，部队没有受到丝毫损失。战斗期间，还有200多名煤矿工人参加了八路军。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以来中国抗日军民和煤矿工人给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次沉重打击。日本在《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中被迫承认:“蟠踞于华北一带之共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所部署的百团大战于昭和十五年八月二十日夜，一齐向我交通线及生产地区(主要是矿山)进行奇袭。特别是山西方面更为激烈。石太路及同蒲路北段警备队遭袭击之同时，铁路、桥梁及通讯设施全被爆炸破坏，井陉煤矿设施遭到彻底毁坏，这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所料，其损失之大，修复需时之多，费用之巨可以想见。”［3］

三、“特殊工人”的抗日斗争

日本侵略者为了掠夺我国的煤炭资源，解决各地煤矿劳动力的严重不足，1940年前后，竟然违背国际法准则，公然把在战争中俘虏的抗日军人、抗日干部和平民百姓送到煤矿从事繁重的采煤劳动。这部分人，在东北较多又很集中，被称作“特殊工人”，但在华北没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在这部分人中，除一部分是国民党官兵外，许多是被俘的八路军、新四军和被捕的抗日根据地村干部，有些还是共产党员。他们有一定的文化背景，受过军事训练和“抗日救国”教育，特别是经过残酷的抗日战争锻炼。因此，这批“特殊工人”是煤矿工人中最有觉悟、最团结、最有战斗力和最具反抗精神的一支队伍。在抚顺、本溪、阜新、通化等地煤矿的“特殊工人”中，有的建立了党组织，有的成立了对敌斗争小组。他们除了消极怠工、破坏生产工具、罢工外，最普遍的形式是逃跑，直至武装暴动，以此来摆脱日本法西斯的统治与迫害。根据查询到的相关资料统计，从1940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抚顺、阜新、北票、本溪、烟台、弓长岭等6个煤矿共举行罢工7次，参加的有2250人;举行暴动和逃跑的26次，参加的有3125人，这些人绝大部分都重返了抗日前线，参加了对敌斗争。1941年12月21日夜，原晋绥军第二一二旅中校参谋南品等组织“特殊工人”49人从抚顺老虎台矿集体逃跑，沿途散发了“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吧”，“工友们!团结起来吧，同抽吸我们血膏的日本帝国主义开战吧”，“为了我们祖国的解放和自己的自由”、“胜利就在我们眼前”，“别了，在胜利的大道上再会吧”等抗日传单。由于人地两生，又缺乏群众掩护，不幸在抚顺县公家滴水洞被日伪警察逮捕。在这次事件前后，还先后发生7起逃跑事件。1943年10月，抚顺煤矿露天矿90多名“特殊工人”逃跑，在与伪警察的冲突中，还收缴了警察的枪支。据日伪档案资料记载，1941年12月至1942年12月，日伪共向抚顺煤矿遣送“特殊工人”6253人，而这一年就逃走了1697人，占27.1%。1944年4月至9月，在短短半年时间内，先后逃走的“特殊工人”和普通工人就有17198人。除追回的2556人外，逃跑的尚有14642人。抚顺炭矿当局在《辅导工人管理状况调查报告ニ类ルス件》中哀叹说:“尽管有当地宪警机关的大力协助，却出现了大量的逃走者。”在《关于防止辅导工人逃跑的通报》中说:“一想到这些工人逃走在治安方面将引起的影响，实在令人不寒而栗。”在本溪煤矿，开始多是三五个人的小规模逃跑，后来日本侵略者采取“联保法”，实行一人逃跑，全班遭殃。这样，“特殊工人”们组织起来全班逃跑。1943年4月，本溪湖煤矿“特殊工人”中的共产党员成立“共产主义领导小组核心指挥部”，领导“特殊工人”对日寇的斗争。

1945年4月，共产党员杨希尧、潘庆高等组织发动“特殊工人”大规模逃跑时，由于叛徒出卖被逮捕。在敌人枪杀杨希尧时，他面对敌人枪口临危不惧，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从容就义。在阜新煤矿，“特殊工人”更是成批的暴动逃跑。据阜新档案资料记载，1942年至1945年，先后从关内遣送阜新煤矿的“特殊工人”6987人，到1945年3月，逃走了2985人，逃亡率达41.2%。另据日伪档案资料记载，1941年3月至1942年5月27日，阜新煤矿逃走的“特殊工人”就有3049名，其逃亡率高达49.3%。著名的“夏菜园子大暴动”就发生在这里。当时，夏菜园子住有300多名日本从关内遣送到阜新煤矿新邱矿的“特殊工人”，日本侵略者为了防止这批“特殊工人”的逃跑，对他们实行了“一人逃跑，全班坐牢”的株连法。“特殊工人”中的共产党员组成新邱“特别党支部”，确定了“教育群众，掌握内外情况，稳定思想情绪，团结对敌，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斗争策略。1942年9月2日深夜零点，296名“特殊工人”在特支书记李振军的领导下，以共产党员为骨干，以铁镐、棍棒和石块为武器，与全副武装的日伪军警血战4个多小时，最后只有阎锐、王光率领突击队60余人冲出牢笼，重返抗日前线。在这次暴动中，有9人牺牲，其余都被逮捕。1943年9月3日夜，阜新煤矿又发生了400名有组织的“特殊工人”逃跑暴动，与前来追击的日伪军警血战，有些人在战斗中英勇牺牲。1940年9月4日，住在北票煤矿协和寮的131名“特殊工人”，在共产党员韩树琪、刘三等人领导下，举行暴动，打死2名警察，集体逃离。1941年2月和8月，住在北票煤矿报国寮的“特殊工人”300多名，先后2次举行逃跑暴动。据统计，从1940年初至1943年初，“特殊工人”先后发生11起逃跑事件，共逃跑人数1000人左右。其他如蛟河、烟台等煤矿，也都发生过“特殊工人”暴动和逃跑事件。据日伪档案统计，1941年12月到1943年3月，东边道煤矿、满铁煤矿、昭和制铁所、满炭、本溪煤铁公司、永吉小丰满水电站等单位，共派遣“特殊工人”23189名，仅仅1年多时间，就逃跑10353名，逃亡率达44.59%。在沦陷区，东北和华北煤矿的“特殊工人”像是一颗随时都能够燃烧的革命火种，给日本侵略者以严重威胁，他们前仆后继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给日伪的统治以严重打击，极大地鼓舞着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推动着煤矿工人反日反满运动的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2］刘明逵，唐玉良．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12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

［3］姚远方．将军与孤女［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作者：薛世孝 单位：河南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