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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利率市场化论文范文

时间:2022-05-15 02:44:50

财政政策利率市场化论文

一、文献回顾

关于利率市场化对财政政策效应的文献较为鲜见,有关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效应方面的文献较多,下面从研究结论和研究方法两个方面来叙述。研究结论上,其中最有争议的是财政政策对投资和消费的挤入挤出效应。一种观点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具有挤出效应,代表性成果有Burnside(2004)[4]、McGrattan&Ohanian(2006)[5]、王明成和尤思梦(2013)[6]、张延(2010)[7]等。另一种观点则否认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具有挤出效应甚至存在挤入效应,代表性成果有Linnemann&Schabert(2006)[8]、Galietal.(2007)[9]、贾松明(2002)[10]、李永友和丛树海(2006)[11]、张龙和贾明德(2008)[12]、王文甫和朱保华(2010)[13]等。学者们认为积极财政政策具有挤出效应的主要理由有:(1)政府作为投资主体,以大规模的财政货币资金投资于基础建设,必然排挤经济主体进入竞争性的基础建设项目,抑制了投资需求的有效增长。(2)大规模的信贷资金与财政资金的配套,客观上减少了商业银行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信贷资金的供应量,减少企业的投资。(3)如果政府的支出是靠税收增加的,那么表明私人部门的投资将会减少;如果政府不靠增加税收来提高支出,那么意味着政府借款增加,这样同样会减少私人部门可借贷资金的减少,从而减少私人部门的投资。学术界认为积极财政政策不存在挤出效应主要是从增发国债对利率、借贷资金及居民消费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论证:第一,增发国债对利率的影响。由于中国尚未实行名义利率的市场化,积极财政政策不会影响名义利率的升降。实际利率的上升主要是因为物价水平的下降,而中央银行没有及时随物价变动调整名义利率所致。第二,民间投资主要受到民间资本的边际产出和公共投资的影响,民间资本边际产出上升会提高民间投资,如果公共资本投向竞争领域,即与民间资本的生产相互代替,增加公共投资就会挤出民间投资。积极财政政策的投资领域主要是高速公路、供水和机场等基础设施,属于社会公共支出领域,对民间投资不会形成挤出效应。第三,中国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总体上是互补关系,扩大政府支出对需求总体具有扩张效应。研究方法上,过去关于财政政策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IS-LM的分析框架下,如马拴友(2001)通过IS—LM曲线来推导财政政策乘数,估算出中国1983—1999年间的财政政策乘数大约为2。[14]郭庆旺等(2004)也在IS-LM的分析框架下进行了类似的研究。

近年来,学术界逐渐开始采用宏观结构模型、结构VAR模型以及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定量分析。如李生祥和丛树海(2004)通过建立宏观联立方程模型,分别测算了中国的理论财政政策乘数和实际财政政策乘数。[16]对于IS-LM模型和宏观结构模型的缺陷,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受到Lucas的批判,他认为结构性模型的参数会随着外部条件发生变化,因此无法用于政策分析(Lucas,1976)。[17]受卢卡斯批评的影响,宏观经济学家发展出了包含理性预期和跨时最优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基于时间序列的研究成果,Sims将向量自回归模型引入宏观经济学。所以最近大部分的研究都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来分析财政政策效应。如郭庆旺和贾俊雪(2005)利用VAR分析框架,实证分析了中国1978—2004年间公共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中国政府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18]还有一些学者也用该模型进行研究,如Blanchardetal.(2002)[19]、刘金全和梁冰 (2005)[20]、李树培和白战伟(2009)[21]、吕光明(2012)[22]等。由于VAR类模型缺乏DSGE模型所具有的微观经济机制,因此近期有不少学者采用DSGE模型对财政政策效应进行研究。如黄赜琳(2005)利用DSGE方法将政府支出作为外生随机冲击变量,构建中国三部门RBC模型,对中国财政政策与实际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府支出的增加挤占了部分的居民消费和投资,存在挤出效应。[23]目前,运用新凯恩斯DSGE模型进行财政政策研究较多,如Cogan(2010)[24]、Christianoetal.(2011)[25]等。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因为假设条件和使用的模型不同存在差异,随着经济模型的不断发展,而使用新凯恩斯DSGE模型分析宏观经济已成为主流,本文在新凯恩斯框架下将财政政策内生化,试图能够反映利率市场化改革对于财政政策的影响,进而研究利率市场化对于财政政策效应的影响。

二、模型构建

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具有“政府主导型”特征,本文充分考虑了这一宏观体制因素,参考Tsung-wuHo(2001)的方法将政府支出加入居民效用函数中。

(一)居民最优行为居民从私人支出、提供劳动和政府公共支出中获得效用。居民在将政府支出和税收政策当作给定的情形下,决定消费需求、债券需求、劳动供给和资本供给。

(二)企业部门最优行为1.最终品生产企业竞争性的代表性最终产品企业投入yit单位的第i中名义价格为Pit的中间产品,生产技术的规模报酬不变。最终品企业面对市场既定的价格Pt,选择中间品投入数量来最大化其利润,并受到生产函数的限制,一阶条件。

(三)政府和中央银行行为将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门合并为一个广义政府部门,政府执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经济,本文不考虑货币需求。政府部门选择支出以最优化社会福利,并受约束于预算约束和私人部门的边际条件。现在考虑政府最优支出问题,假定政府希望在决策中考虑到居民户的最优条件,并受这些条件约束。我们可以通过所谓的可实现条件得到居民户对政策决策所施加的约束,该条件可以通过以下分析得到。

三、数据估计与检验

(一)数据的选取与初步处理本文模型中的参数分为两类:一类为反映模型稳态特性的参数,另一类为刻画模型动态特征的参数。前者主要采取校准的方法来估计,后者主要采取贝叶斯估计。模型校准过程主要是利用现实中可以观测到的宏微观经济数据的平均值以及参考其他学者的文献。模型部分动态参数采用贝叶斯估计,由于本文包含技术冲击、货币政策冲击和政府购买冲击,为了避免估计过程中的“奇异性”问题以及考虑数据的可得性,我们选取观测变量拆借利率、产出和通货膨胀来进行贝叶斯估计。陆军和钟丹(2003)[27]、马晓兰(2005)[28]认为银行同业拆借利率能反映中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本文数据样本区间选取1996年第1季度到2013年第4季度,宏观经济变量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CEIC数据库及Wind数据库等。数据处理过程是:首先利用定基通货膨胀率序列计算得到实际的产出。然后对各时间序列进行季节性调整和HP滤波处理,从而得到各宏观经济变量波动部分的时间序列。

(二)基本的参数校正及贝叶斯估计1.部分参数的基本校准本文首先利用校准法得到模型参数值,然后通过脉冲响应和数值模拟结果解释、分析和预测利率市场化进程中,长期均衡存款利率上升对中国宏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与传统的宏观计量研究方法相比,通过校准获得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参数值可以避免因结果性改变所导致的Lucas批判。所以本文的模型参数值并不会因利率市场化结构性改革而发生变动。参数rg可以理解为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比,从图1来看,中国最近几年的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比重基本在0.36左右。同大部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一致,表1总结了模型校准后的部分参数值。2.部分参数的贝叶斯估计参数贝叶斯估计法能将样本信息和非样本信息结合。使得参数估计值更贴近模型的经济含义。利用贝叶斯法估计时,考虑到分布的一般性和参数的经济含义,参考刘斌(2008)的方法[29],对各先验分布的假定,通过估计得到表2的估计结果。多变量诊断统计量主要包括各估计变量对应的一阶矩、二阶矩和三阶矩,从图2来看,随着模拟次数的增加,上图的两条线重合,表明估计的结果是稳健的,因为随着模拟次数的增加,度量指标相对稳定。3.部分变量的稳态水平计算利用稳态式求解得到表3的模型稳态水平值,得到的消费占比、投资占比与政府支出占比与刘斌(2008)的结果基本一致。

四、模型数值模拟和脉冲响应分析

(一)模型数值模拟表4总结了根据模型参数值及稳态式所计算出的在不同名义存款利率水平下的宏观经济稳态水平。根据表4的结果,利率市场化改革后,稳态名义利率上升的长期宏观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实际价格方面,名义存款利率上升可以提高居民实际存款利率(在通胀稳态为1时等于名义存款利率)和企业资本边际成本。二是在经济结构方面,名义存款利率上升通过提高企业资本边际成本降低投资占GDP比重,提高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和政府支出占GDP比重,有利于调整中国宏观经济结构。

(二)经济变量面对外部技术冲击和财政政策冲击时的波动模拟表5总结了在不同名义存款利率水平上,模型面对相同的技术冲击、货币政策冲击与财政政策冲击时,总产出和通货膨胀率的波动情况。根据表4显示的模型数值模拟结果,随着名义存款利率水平的提高,总产出和通货膨胀率的波动逐步下降,总体而言,产出的波动下降幅度较大。由此可见,名义存款利率上升有利于降低中国宏观经济面对外部冲击时的波动。

(三)脉冲响应分析从图3、4、5来看,政府支出的增加,引起消费和投资的下降,但是短期内产出增加。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政府支出的增加直接导致了总需求的上升,从而使产出增加。但政府支出的增加引起通胀的上升和利率的上升,随着利率的上升,居民消费减少,企业的资本边际成本增加,因此企业的资本需求降低导致投资减少。均衡利率的上升,使得消费和投资面对财政政策冲击时的初始反应增强,即挤出效应增强。相对而言,对投资的挤出效应较大。但是,这并没有导致产出随着利率的上升而减小,相反却出现了挤入效应增强———随着均衡利率的上升,产出的初始反应增强。主要是因为外生冲击的变动不仅仅取决于投资、居民消费和政府支出的变动,还同时受到总产出、投资和消费稳态水平的影响。正是由于稳态名义存款利率水平上升会同时引起投资占比的下降、居民消费和政府支出占比的上升,使得均衡利率上升时,政府支出对产出的挤入效应增强。这也正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后,稳态名义存款利率水平上升有利于促进宏观经济结构调整的具体体现。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政府支出增加能在初期增加产出,但是其增长效应时间较对消费和投资的挤出效应时间短,因此第5期之后产出为负,但是负效应并没有随着均衡利率的上升而显著增大。

五、结论

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虽然二十年前已经提出,对改革的必要性也取得共识,但其对财政政策效应的影响研究还较少。本文将政府支出作为内生变量纳入到居民效用函数中构建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假设政府财政政策的目标是居民效用最大化,通过实证分析发现:(1)纳入财政政策框架的模型显示出利率市场化能够有效改善中国的经济结构。(2)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速,均衡利率的上升会引起消费和投资对财政支出的挤出效应增强,相对而言,对投资的挤出效应较大。因此利率市场化改革其实也是一个经济结构的改革,迫使投资结构发生改革。(3)均衡利率上升带来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得财政政策在居民效用最大化目标下更能在短期内有效地刺激产出。本文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财政政策效应方面研究做了一个尝试,并没有将政府支出细分。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带来经济结构的调整,财政政策手段需要进一步细分,解决该问题可能需要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框架内将政府财政政策细分,如划分为税收支出、消费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等,以此来更深入地讨论该问题。另外,用均衡利率上升来测度利率市场化,同时从利率波动上升角度对财政政策效应进行研究也是下一步的方向。

作者:胡小文章上峰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浙江工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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