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在场范文

摘要:

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的理论学说及科学世界观，是破解经济现象异化逻辑之历史根源的真正“实证科学”。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走向深入提供了极具超越性和前瞻性的核心价值理念和价值导向。当前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的历史实践彰显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时代价值意蕴，又为深化和推进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和时代议题。充分肯定和发展资本与市场，积极探索释放资本与市场活力、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引导资本与市场回归新制度安排和动力机制，最终走向新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既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实践的客观必然要求，也是坚守共产主义理想的价值追求。

关键词: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市场化改革;社会主义;中国道路

现代中国正在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启美好生活的新征程，这是人类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探索和实践。自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日益为新时代共产主义实现的新形式提供了极具代表性的制度规划。改革需要价值引导，以此凸显改革的社会主义价值导向，彰显市场化改革社会主义本色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直面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历史现实和重大问题，尤为迫切需要回归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精神①。政治经济学批判契合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实践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走向深入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和时代议题。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精神实质和价值底蕴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真实意义不仅仅体现为对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批判继承。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不着眼于构建另一套政治经济学体系，而是在批判政治经济学经济范畴基础上洞悉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本质，为无产阶级自身解放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南。

1．破解“资本统治劳动”的意识形态神话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对“资本”与劳动的真实历史关系的澄清，破解了“资本是被积累起来的劳动”这一古典政治经济学意识形态的神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作为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抗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劳动的政治经济学集中体现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和雇佣劳动制度正是在资本和劳动这种交换的基础上建立的，这种交换不断造成工人作为工人再生产出来，资本家作为资本家再生产出来。”②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得以真正洞悉资本主义全部社会关系的实质。与以往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普鲁东等政治经济学家构想一套先验解决社会问题的“科学公式”不同，马克思从对历史运动的批判认识中，即对本身就产生了解放的物质条件运动的批判认识中得出科学①。马克思通过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及其运行机制，形成了关于资本主义自我认识的科学，这门科学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②。18世纪的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和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家。他们都力图寻求一条通往人类幸福和理想社会的康庄大道。圣西门把工业化生产和劳动视为解决工人贫困的根本手段，提出了人人应当劳动的主张。他把以改善人类命运为目的的社会组织体系的建立看作其全部学说的旨趣。傅立叶推进了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和批判，认为劳动本质上应满足人类欲望的乐趣，提出了以协作合作社彻底解放人的欲望的构想。欧文通过废除私有制度建立共产制度作为未来新社会制度的核心。总体观之，他们有关未来社会的论断有着惊人的预见力，他们都把实现公共幸福和人类美好生活作为学说的核心旨趣③。但是，他们都是从私有财产的普遍性上来看待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没有洞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造成劳动异化的真正根源，没有把无产和有产的对立上升到劳动和资本的对立高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看待劳动与资本关系实质的问题上，空想社会主义也是一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普鲁东批判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现实生活中的伪善性，把政治经济学界定为现实中的形而上学，力图挽救政治经济学，并且最终使之成为真正的科学。但是，他不自觉地对资本主义经济范畴采取一种非批判的态度，陷入一种非历史的形而上学，他没有把经济范畴看成是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理论表现④。普鲁东看到了以研究劳动和交换规律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倾向，但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最终陷入用资本自身批判资本的理论悖论。他把私有财产看作是本身应该被消灭的资本⑤，没有理解私有财产对人类生存的积极本质，没有看到异化和异化的扬弃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在普鲁东看来，劳动的价值与资本生产一样，都是一种“虚构”。他认为，劳动是创造财富的一切元素，劳动是使事物之间的价值可以彼此通约的工具。马克思提出了与蒲鲁东根本不同的劳动观。“劳动本身无价值”是马克思对劳动问题的根本态度。马克思把劳动作为自然力即人类劳动力的表现，他进一步思考:为何劳动从作为人本身的自然力变成外在于人自身的抽象的交换价值?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关涉到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全部批判的核心。“古典经济学家从来没有意识到，各种劳动纯粹量的差别是以它们的质的统一或等同为前提的，因而是以它们化为抽象人类劳动为前提的。”⑥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之所以把劳动看成价值的唯一源泉，把一般劳动形式作为价值的源泉，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的抽象性，即把一切具体劳动的规定性抽象为交换价值。“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以各种现实劳动组成的一个十分发达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抽成为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同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固定了。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⑦古典经济学家对劳动本质的理解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马克思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普鲁东看作是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专家。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意指: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和蒲鲁东等法国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的非历史性理解，即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永恒化。这种理论态度反映出古典经济学家没有洞悉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真正历史起源，体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劳动、工资和资本等经济范畴的非历史性态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澄清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的思考。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问题和核心要旨是: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破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资本是被积累起来的劳动”的意识形态神话，探求解决工人贫困和无产阶级解放的现实历史道路。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是对经济现象及其所承载社会关系的形而上学思考，“旧的形而上学及其固定不变的范畴似乎在科学中又重新开始了它的统治”①。破解以往旧的形而上学只有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真正得到解决，即到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生产关系研究去寻求。从根本上说，无产阶级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学集中体现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马克思秉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传统，他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经济范畴的历史批判，批判了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形而上学，构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历史唯物主义)，最终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与古典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采取一种实证主义和非批判的态度，这种态度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揭示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本身的内在矛盾，这也必然决定了他们对劳动的理解是站在辩护资本立场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体现为把资本看作是“被积累起来的劳动”，这种意识形态把资本对劳动的抽象统治和剥削关系完全遮蔽起来，资本因此获得了对劳动支配和统治的先天话语权。

2．解蔽经济现象异化逻辑的真正“实证科学”破解空想社会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看待劳动与资本关系的意识形态话语，认清资本对劳动支配和统治的实质，这无疑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主题。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是一场自我革命的历史科学。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自我意识的主观批判，也不是直接面向社会历史本身的现象学还原，而是通过对经济范畴的历史批判，呈现社会历史现实本身，反思人类的生存境遇和探索未来理想社会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开创了一门真正综合的“实证科学”和历史科学。与政治经济学关注现实的方式不同，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把政治经济学本身作为批判的对象。政治经济学用经济范畴把握经济事实，经济范畴只是生产的经济关系的理论表现。政治经济学运用经济范畴透视经济现象和社会现实，把资本理解为“被积累起来的劳动”，社会现实和个人生活本身的丰富内容被经济范畴完全遮蔽。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其特有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透视经济现象和社会现实的本质。政治经济学批判运用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范畴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社会关系形成的内在机制，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用生产方式这把钥匙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演进的秘密，认清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社会现实的真正实质，破解了政治经济学对资本是“被积累起来的劳动”的形而上学假设。古典经济学家把经济范畴作为全部学说和思考问题的先验假设，马克思把经济范畴“作为生产方式的结构、层次和领域严格的确定下来”②。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对经济现象异化逻辑的本质和“观念实证主义”实质的深刻揭示和批判性超越，真正破解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形而上学假设。在资本为主导的现代社会，这种观念实证主义集中表现为资本逻辑对个人的抽象统治。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日益被资本所殖民和同化，市场经济下的个体已经被资本建构起来的市场意识和货币观念所统治。“观念实证主义”已内化在当代人的社会生活和价值观念中，成为不可攻破的堡垒。资本具有个性，而人成为资本增值的工具。“资本逻辑”体现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雇佣劳动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把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本来极其明白和合理的社会关系抽象化为商品交换关系。这种商品交换关系“把产品当作商品，从而当作价值来看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③。

政治经济学批判剖析了“观念实证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它的核心要义是:揭示隐匿在经济生活背后的神秘面纱，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破解“观念实证主义”的意识形态神话，构建真正符合人类生活本性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人的感性的彻底解放，人们的社会生活不是被资本和货币建构起来的冷冰冰的经济生活。真正符合人类本性的生活方式和自由个性应当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马克思深刻剖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用经济范畴规定经济生活、用经济生活规定全部社会生活的真正根源和秘密。“政治经济学曾经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揭示了这些形式所掩盖的内容。但它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采取这种形式?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①政治经济学批判进一步揭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把资本看作是“被积累起来的劳动”的方法论根源。政治经济学批判超越了古典经济学和思辨哲学对社会历史事件的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意识形态)和抽象思辨式把握(唯心主义意识形态)，破除了这两种思维方式在思考社会问题上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徒有其表的批判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使“全部资本主义生产”变成可以理解的事实，资本主义的制度设计和意识形态的本质被全部揭示出来，进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与之间的交往关系就变得简单明了，而不是被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政治经济学批判(真正的“实证科学”和历史科学)之所以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还在于:政治经济学只考察社会整体的相对独立的部分，而作为历史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主要是把复杂的整体本身作为对象②。阿尔都塞认为，把认识的对象等于现实存在本身和把历史科学的对象归结为现实历史都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样，把社会现实等同于主体的想象活动恰是思辨和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同时批判了以上两种看待历史现实的理论态度。“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③。与普鲁东和古典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并没有把政治经济学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重新加以拯救，也并没有重新创立一门新的所谓政治经济学体系。政治经济学只能从否定的意义上去理解。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真正洞察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实质，真正破解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形而上学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一定经济社会形态的自我认识，这种认识本身只有在辩证法的意义上去理解，从批判、否定和革命的意义上去理解，即从破解资本对劳动抽象统治的意义上去理解。这正是马克思把自己的经济学说称之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原因所在。

二、社会主义的转型与过渡:走向新政治经济学批判

走向新政治经济学批判意味着:直面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问题，秉持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精神实质探索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形式。新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背离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思考的根本原则，而是为当前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新问题提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除非社会主义描绘出主要的制度工具，运用这些工具能量可以被塑造、被传导;除非注意到剩余的抽取和分配方式、经济和政治功能之间的关系以及信仰体系的内容，否则，对社会主义做出估计是毫无意义的”④。在新时代条件下，新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探索共产主义新的实现形式和坚守共产主义价值理想的时代要求。自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为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辩护的人士极力诋毁共产主义。他们提出告别共产主义和拥抱资本主义的口号。现今，对共产主义抱有同情的左翼学者们仍继续探索实现共产主义的新形式，这种共产主义将不再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但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新形态至今仍未真正形成。一般来说，可以用“后共产主义”来标示以上两种对待共产主义的态度。我们认为，“后共产主义”并非意味着共产主义的终结，而是意味着对共产主义实现形式的新探索及其共产主义本质精神的回归。共产主义不是现实应当与之适应的理想，而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脱离资本主义现实运动抽象谈论共产主义的未来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解体和失败为共产主义未竟的事业增添了沉重的历史负担，但也为共产主义新的实现形态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和机遇。基于此，共产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安排急需转型和变革。后共产主义时代转型和变革意味着真正回归共产主义的价值旨趣:超越资本逻辑。当今大多数后共产主义国家经历了从传统社会形式(政府主导)向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社会变革。资本主义代言人声称，后共产主义国家社会变革转向市场和融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意味着共产主义全部危机的征兆①。赞同市场社会主义的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的结合恰恰体现出了后共产主义国家社会转型的创新，这为共产主义的原则实现奠定了坚实的现实基础②。在探索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实现机制方面，西方左翼学者从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和政治民主(民主社会主义)两方面展开了有益探索。正如拉克劳•墨菲强调:“政治空间的扩大和避免权力集中于一点，是每个社会真正民主变革的前提。每一个激进民主计划都暗含着社会主义方向，因为它必然要终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则是大量从属关系的基础;但是社会主义是激进民主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反过来却并非如此。”③

拉克劳和墨菲试图把社会主义的实质和实现路径归结为激进的多元民主计划，这种激进民主计划充分利用国家对市民社会领域斗争(女权主义、环保主义等新社会运动)的民主规划和政治领导，极力消解传统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策略。同时，他们反对第二国际理论家坐等社会主义必然实现的经济实证主义消极策略。总体而言，他们的社会主义实现策略大大推迟了国家作为政治职能消亡的日期，其学说反映了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矛盾斗争的复杂性，这势必影响作为对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反抗资本逻辑的具体斗争策略。政党政治和政治民主成为他们思考社会主义实现策略的根本逻辑，这从其书名《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便可体现出来。与之相反，市场社会主义提倡者极力倡导经济民主策略。他们把社会主义的实质和实现路径归结为经济领域的民主。市场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种经济制度安排和社会秩序，即对经济产品实现集体统一分配。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的根本失败不在于政治民主的缺失，而在于经济领域的无效率，进而导致集体控制和分配产品行为的失败。他们极力倡导把市场纳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之中。“改革的利剑更多地指向社会主义集团国家的政治民主进程，而不是经济方面的非集权化和市场化。同时，这些国家向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痛苦转折，将被笼罩在追求民主判决的玫瑰色彩的碎梦中。有效的改革必须是两者的有机结合，一是外部的基于了历史经验的经济分析，一是内部的、基于共产主义者主张的对于个人的激励。这两个基础意味着，它们作为对立物只能存在于政治与经济密切结合的混合经济中，这种混合经济的合理性在政治国家和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体制中是没有疑问的。这两个对立面相互结合的节点，恰恰是改革所要关注的焦点”④。

作者：薛俊强 单位：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