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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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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对实证主义的批判

将作为古典经济学之哲学基础的实证主义标识出来,是为了凸显下述一点:马克思正是在古典经济学停留于事实和现象的地方继续向前推进,实现了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性超越,认识这一点,对于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独特的语境和路径极为关键。众所周知,马克思走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道路与他对黑格尔式思维方式的抛弃和批判密切相关。黑格尔哲学虽然开辟了一条走向现实事物的道路,但终究是流于抽象的,在某种意义上,黑格尔哲学体系越是完善,它对事物的歪曲就越是严重,因为体系的完善只是来自于逻辑的考虑,而非对现实事物考察的结果。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哲学的工作不是使思维体现在政治规定中,而是使现存的政治规定消散于抽象的思想。哲学的因素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不是用逻辑来论证国家,而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⑨因此,当马克思经过对物质利益问题的苦恼和疑问之后,开始抛弃那种让现实适应思辨、让事物适应观念的思维方式,而转向了对现实事物的直接把握,马克思开始走一条与黑格尔思辨哲学完全相反的道路:不是从观念和体系出发,而是从现实生活出发,这条道路便是政治经济学的道路。不过,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并不当然地等同于“从现实生活出发”,因为马克思发现古典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根本无法揭示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例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从古典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并采用它的语言和规律,但最后却得出了与它截然相反的结论。古典经济学极为重视经济事实,像劳动、资本和土地的互相分离,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互相分离,都是确定无疑的事实,因此被古典经济学当作理论前提,但是古典经济学只是囿于经济事实的范围来说明经济规律,并把资本家的利益作为不可触犯的最高原则,从来不曾说明劳动、资本和土地的分离以及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分离是如何产生的,由此也就导致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等更为真实的经济事实的掩盖。试举一例,按照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劳动的主体理应享受产品,然而同样按照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劳动者只能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售,因此就只能获得劳动(力)的价值。前者是符合事实的,后者也是符合事实的,但两者却存在明显的冲突,而古典经济学居然对如此明显的冲突毫无关注,除了阶级利益所决定的立场之外,这不能不说是局限于事实范围的实证主义眼光造成的谬误。令人费解的是,当马克思批判了古典经济学的实证主义之后,紧接着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下了一段似乎是赞成实证主义的话:“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

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⑩这段话因为出现了“实证科学”的字眼而引起了学者们关于马克思哲学或历史唯物主义究竟是哲学还是“真正的实证科学”的争论,而在笔者看来,单从概念的角度无法把握马克思对“实证科学”的理解,而应该从理论研究的实际表现把握马克思对“实证科学”的态度。马克思使用“实证科学”、“现实生活面前”、“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等明显具有实证色彩的概念,主要用意是与黑格尔式的思辨哲学相区别。既然黑格尔哲学是以抽象概念凌驾于现实生活的方式歪曲了现实生活,那么作为对黑格尔哲学的反拨,马克思哲学从黑格尔哲学的反面,即以从现实生活出发解释概念这种方式来表述自己的研究方式,就是十分自然的,这是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式哲学话语中往往带有实证色彩概念的原因。然而,这一点并不能成为马克思赞同实证主义的理由,因为正像恩格斯指出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所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

当马克思论及黑格尔式哲学的时候,主要的任务是批判思辨哲学,还没有合适的语境来阐发对于实证主义的理解,但是只要有合适的语境,他对实证主义的同样批判的态度也就明显起来。具体来说,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的批判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理解。一个是观点层面的批评性阐述。同样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在这里,马克思既批判了唯心主义者单纯依靠想象来研究历史的抽象方式,也批判了经验主义者单纯依靠事实来研究历史的实证方式。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一书中,马克思指出:古典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不过是把日常生活过程中的某些现象按照它们外表上显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加以分类、加以叙述,并列入简单系统的概念规定中”。

这就注定不能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和根源。除此之外,马克思还把古典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称作“粗率的经验主义”,并指出这种“粗率的经验主义,已变为错误的形而上学、经院主义,挖空心思要由简单的、形式的抽象,直接从一般规律,引出各种不可否认的经验现象,或用狡辩,说它们本来和这个规律相一致。”由此可见,马克思对那种从事实出发再到事实的实证主义方式是持批评态度的。另一个是方法层面的历史性研究。马克思深知,对古典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的抛弃并不能克服实证主义,更不能超越实证主义,只有揭示出古典经济学囿于事实范围而无法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和本质规律,才能真正把握经济现实,也才能超越实证主义。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与古典经济学相同的地方是:都从经验事实出发,分道扬镳的地方在于:古典经济学始终对经验事实进行直观描述和实证考察,它们所找到的经济规律都是建立在对经验事实的肯定性理解基础上,而《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建立在对经验事实的“暂时性”理解基础上,对每一种经济形式都是从其不断的运动中去理解,这样,当古典经济学以事实之名一再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然化、超历史化的时候,马克思却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成是一个暂时性的、充满自否定精神的历史性事物。可见,马克思是通过历史性的研究克服了古典经济学的实证主义视野,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超越了古典经济学的实证主义。

三、作为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真实意蕴

“批判”是《资本论》一书的重要关键词,如何理解这里的“批判”关系到能否正确地把握《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字面来看,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指将批判矛头对准古典经济学,即运用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不过这种理解还只是理论工具主义的理解,即把批判当做政治经济学的工具,这意味着批判被作为工具运用于对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批判处于一种纯粹形式的地位,可以脱离具体的内容。换言之,批判与政治经济学仍然是外在的,即使脱离了批判,政治经济学仍然成其为政治经济学。很明显,《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理论工具意义上的批判,而是理论本质意义上的批判,即作为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作为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从政治经济学本质的意义上来理解批判,政治经济学以批判作为自己得以可能的根本规定而体现于对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这表明批判已经成为《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的内在结构和本体基础,政治经济学与批判是内在结合的,如果失去了批判,那么它就不成其为《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关于辩证法的阐述就表达了从理论本质意义来理解批判的观点:“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这段话非常重要,因为它表达出马克思通过辩证法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本质的理解,而不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工具的理解。只有从本质而非工具的意义上去理解批判,我们才能科学地理解《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实际上,正是《资本论》在理论本质的意义上实现了批判,《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才不再是单纯的政治经济学,而是以批判为内在结构和本体基础的政治经济学,这是我们把握《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何以可能的关键之点。《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就是从批判的视角、从“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的层面切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由此才展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理过程、内在机制及其历史极限。可以说,《资本论》的价值立场、研究方法和观点结论都需要在批判的意义上才能合理理解,下面我们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全面展示《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真实意蕴。首先,《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现在批判的价值立场上。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一点看起来像是以客观化的方式对待研究对象,但是对现实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分析必然会引申出价值问题。马克思深知,用来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评价尺度不能是抽象的价值诉求,而应当是经济的事实和严格的逻辑,只有在对现实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科学分析基础上,价值目标的提出才是有意义、可行的。马克思提醒读者:“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马克思将价值诉求奠基于客观分析之上的做法使得其价值立场具备了科学的基础。同时,经由《资本论》的研究,科学意义上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既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又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暂时性”产物,这样马克思必然采取与古典经济学家们辩护的价值立场截然相反的立场:批判的价值立场。马克思指出:“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各个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

每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之时,资本家及其理论代表总会反思危机之前所施行的各种经济和社会政策,然而所有的反思都是建立在完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改良资产阶级生产制度的前提上。就此而言,资本家及其理论代表对资本主义的理解还远远没有达到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辩证法理解水平,而与之相对的是,马克思彻底地从“不断的运动”中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地位和命运,由此体现在价值立场上必然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其次,《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现在批判的研究方法上。《资本论》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辩证法、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矛盾分析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等,这些方法的灵魂和核心是辩证法,而《资本论》的辩证法在本质上又是批判的,因此《资本论》研究方法的批判性质也就容易理解了。不过这些还是形式化的说明,问题仍然有待展开,我们就以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中的“抽象”为例来说明。由于“具体上升到抽象”中的“抽象”和“抽象上升到具体”中的“抽象”是同一个概念,因此容易被人理解为同一个抽象。实际上,这种理解抹杀了抽象的不同类型。马克思指出,古典经济学从人口、民族、国家等“具体”开始,一步步分析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这些“抽象”关系当然是现实事物的最一般的规定,问题在于古典经济学停留于这些“抽象”关系中,把“抽象”关系当成是事物现实的、完整的规定,从而导致了对现实事物的抽象化,这正是古典经济学从实证主义走向抽象哲学的错误路线。而“科学上正确的方法”是抽象上升到具体,即从事物的抽象规定再现出事物的“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需要注意的是,作为正确方法的开始环节:“抽象”,不可能是古典经济学错误路线的结果,即具体上升到抽象中的抽象,就像正确不能以错误的东西作为自己前提的道理一样,这就提示我们:这里的“抽象”只能是科学意义上的抽象。那么,什么才是科学意义上的抽象呢?而且,这种抽象与批判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就第一个问题,马克思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

这就指明了抽象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的区别,自然科学方法的本质在于量化,而抽象方法的本质在于不可量化,既然如此,关于经济形式的不可量化如何可能呢?马克思认为,把政治经济学的各种范畴按照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顺序排列是不行的,因为这只是一种实证的方法,还根本谈不上对各种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本质把握。科学的方法是按照各种范畴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按照它们内在的逻辑关联排列,从而展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机制,这就是科学的抽象。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将商品的感性一面,即使用价值交给自然科学家去研究,而高度重视商品的抽象一面,即价值,因为价值作为一般人类劳动,代表着商品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它在资本运动过程中表现为自我分裂、自我解决、自我同一的东西,由此可以发展出资本运动的整个序列,即《资本论》三卷所阐述的“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可见,商品的抽象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简单规定,然而却是包含着整个复杂经济运动的简单规定,要理解这一点,只能依靠冷静的“抽象力”。就第二个问题,《资本论》的抽象是科学批判的前提。马克思给《资本论》规定的理论任务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规律,这就只能诉诸抽象方法,而非实证方法。仍然以商品问题为例,古典经济学关心的是商品的自然存在,即发财致富意义上的商品,而马克思关心的是商品的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之间的矛盾,即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矛盾。使用价值使得商品成为有用物,但商品只能在与其他商品相交换的关系中才能成为有用物,即商品只有在其作为一般人类劳动的一部分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为使用价值,这样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就始终处于矛盾关系中,这个矛盾以萌芽的形态包含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有矛盾。就此而言,理解商品价值的抽象特征,就成为理解资本主义的矛盾本质,从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关键。再次,《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现在批判的观点结论上。所谓“批判的观点结论”不仅是对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结论的批判,而且是作为批判的观点结论、以批判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观点结论。就此而言,《资本论》把批判的侧重点放在了对抽象统治个人的批判和对资本压迫劳动的批判上面。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抽象“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而物质关系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可以归结为资本,因此抽象统治个人,就是资本作为“看不见的手”支配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

资本能够具有“独立性”从而统治个人,本质的原因在于资本就是无限增殖自身,因此必然要把一切事物纳入资本增殖的环节当中,这样资本具有了统治的主体性,本来是人的劳动产物的资本,现在反过来成为控制人和奴役人的主体,而同时人只能在资本增殖链条中获得自己的现实感和力量感,因此资本增殖这一抽象维度便成为人的主体性存在的唯一尺度。所谓资本压迫劳动,就是资本“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如果没有工人的活劳动,那么资本就只能是僵死的物。针对这种现象,马克思用一个比喻予以深刻说明:“劳动是酵母,它被投入资本,使资本发酵。”对于抽象统治个人和资本压迫劳动的现象,《资本论》是坚决批判的,然而《资本论》的批判是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矛盾,从而指出人类走向解放的道路为目的的,即资本的增殖逻辑终将导致资本的自我否定和自我瓦解,因此批判并不是《资本论》的目的,通过批判敞开解放的道路才是《资本论》的目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将解放的任务交给实践,还把它交给一个特定的阶级:无产阶级。这是因为资本压迫劳动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压迫方式,历史上的压迫往往具有一看便知的明显特征,而资本压迫劳动却“看起来非常像是自由协商议定的结果”。这种自由形式掩盖着非自由的本质,它以其隐蔽性成为一种最牢固的统治:“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他的独立性这种假象是由雇主的经常更换以及契约的法律拟制来保持的。”资本压迫劳动是通过雇佣工人受雇于整个资本家集团来保证的,在这种情况下,对资本压迫劳动的反抗就只能采取阶级反抗的方式,而不能也不应该采取个人反抗的方式。就此而言,《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一切坚持个人主义、宣扬以个人为主体来反抗权力压迫的理论批判分道扬镳了。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够懂得马克思从《共产党宣言》直到《资本论》始终强调无产阶级国际联合以反对资本主义的内在原因。

作者:鲍金 单位: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责任编辑:杨雪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