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范文

一、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短期估计

关于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率和增长潜力，近年来学术界多有讨论，有比较乐观的，也有相对悲观的。林毅夫应是乐观派的代表，认为“中国应该还有10年或更长的时间8%的潜力。”[2]但大多经济学家没有这么乐观。人均GDP和经济增长率上限的关系可作为一种依据，预测一个国家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而可能面对的增长率上限。对于在人均GDP和经济增长率关系线上或紧靠这一关系线运行的经济体来说，这一关系线可为未来经济增长率的预测提供一定的参考。预测的关键在于在图1中显示的人均GDP和经济增长率上限的关系方程。具体预测方法是：根据上一年人均GDP及由关系方程决定的增长率可求得当年人均GDP，再根据关系方程可求得当年增长率。如此可预测以后各年的经济增长率。图2显示，中国从2012年经济增长率正好落人均GDP和经济增长率上限关系线附近。图2和表2报告了从2015年到2020年预测的中国各年的经济增长率。基于这一方法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并不很乐观。2015年预测的经济增长率为7.04，十分接近中国政府提出的2015年增长率目标7%左右，稍低于世界银行对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率7.1的预测[3]。根据图2我们也可以对“新常态”做一种解读：从1992—2007年，经济大起大落。1992年增长率为14.24%逐年下降到1999年的7.62%，之后又快速上升，到2007年增至14.16%。2008—2011年经济增长率落在人均GDP和经济增长率上限关系曲线上方的不远处，到2012年经济增长率就大体落在人均GDP与经济增长率上限关系线附近，可以理解为一种“正常状态”，因为其他经济体人均GDP在相仿水平时，最高经济增长率大体就在这个水平上。

二、经济基数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

有一个似乎符合常识的观点一直在流行：经济基数或规模大了，经济增长率就必然会下降，因为经济基数大了，即便不高的增长率也对应很大的经济增量，因此难以持续快速增长。这一观点成了当下中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的重要解释。为了检验这一流行的观点，笔者仍然使用以上178个经济体的GDP与增长率的数据，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图3为二者的散点图及趋势线，显示二者之间没有显出明显的趋势性的关系，相关系数仅为0.0009。其实经济增长率与经济体规模无关也不难解释。当一个经济体规模大了，也就意味着这个经济体的资源也多，比如自然资源丰富，资本规模大等。如果这些资源的利用效率和经济体的规模无关，则经济增长率与经济体规模也就无关。其实资源利用的效率与经济体规模应更多地呈正相关。一个经济体的经济规模大，则意味着国内市场规模大，更容易带来企业的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但图2显示了随着GDP增加，经济增长率还是稍显下降的趋势。具体分析数据发现，GDP基数大的国家除中国外，大多为发达国家，如前五位（除中国排第二）为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等，而这些国家是高人均GDP国家，因此增长率普遍较低，导致统计上随着GDP增长，增长率稍显下降的趋势。这些观察往往容易让人们产生一种错觉：高GDP是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原因。经济增长率与经济基数无关，我们就不应该再用经济基数解释经济增长率下降，而忽视寻找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的真实原因，这在中国当下尤其值得注意。

三、经济增长潜力的供需分析

经济增长，一方面要有需求带动，另一方面，要有供给提供可能，二者缺一不可。美国1929年经济大危机时，供给能力没有改变，但需求下降太多，所以经济停滞很长时间才得以恢复。发展中国家需求巨大，至少有巨大的潜在需求，但供给能力不足，经济的快速增长也难以实现。因此要对经济增长进行供需分析。如果分析的对象是发展中国家，一种分析方法是，对比和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的差距以及一些具体产品和服务上和发达国家存在的差距。如果人均收入和发达国家差距大，就表示这个发展中国家存在加快经济增长潜在的市场空间。根据世界银行网提供的2013年各国GDP和人口数据，可推算各国的人均GDP。英国人均GDP为41787美元，美国为53041美元，而中国只有6807美元。因此，就中国和发达国家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距来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仍存在着巨大潜在的市场空间。如果对比中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一些具体产品和服务上的消费水平，差距也是显然的，比如住房、汽车、教育、医疗等。我们还可以更具体分析近期市场的热点需求，这种需求是民众在近期有购买能力的需求，是近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力。这里侧重分析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需求。中国房地产存在严重泡沫几乎是一个定论。笔者认为，房地产泡沫就是在房地产市场供给大于需求而房价却明显高于均衡价格的现象。这样，关于判断中国房地产市场是否存在严重泡沫的关键就在于，是否房地产市场存在严重的供大于求。这主要是一个对事实的认定问题。2010年联合国人居署、国家住房建设部和上海市共同的《中国城市状况报告2010—2011》显示，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自有住房拥有率就已经达到87.80%。西南财经大学2012年的《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城镇居民自有住房拥有率已达到89.68%。如果这些自有住房拥有率数据是真实的，则笔者赞成当前中国存在严重的房地产泡沫。但这些报道的城镇居民自有住房拥有率是否准确是有疑问的。笔者2010年和2012年两次组织的调查涉及城镇居民自有住房拥有率，表2报告了调查结果。根据2010年对从一线到四线城市4611名受访者的调查，拥有一套及以上的样本比例，或自有住房拥有率，为46.43%（=1-53.57%）[4]。根据2012年对全国内地全部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1425名城镇受访者的调查，自有住房拥有率为48.88%（=1-51.12%），2010—2012年上涨了2.45个百分点。[5]笔者组织的两次调查都显示，城镇居民自有住房拥有率未达到50%。由此判断，整体上中国不存在房地产泡沫，至多在个别城市存在房地产泡沫的可能。其基本理由是，现有无房家庭大多将努力实现拥有自己的房产，这是由诸多经济社会文化因素促成的。已有住房户中的相当一部分将试图增加住房面积和改善住房质量。根据笔者2010年组织的调查，当时受访者实际居住的面积平均为106.41平方米，而所希望的居住面积平均为143.08平方米[4]。中国正面临快速城镇化进程，根据笔者等的研究，中国未来城镇化率会达到95%以上[6]。这必将带来对房地产的巨大需求。基于以上数据和分析判断，笔者认为，中国的房地产的需求是巨大且长期的。如果政府把解决居民居住问题更多地交给市场，积极鼓励和支持居民购买房屋，则可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至于人们普遍担心的高房价，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房价是由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的，只要加大供给，增加政府控制的土地供应，房价不一定会上涨，在长期应呈现下降趋势，因为供给可持续增加，而需求到一定时期会相对饱和。

四、经济增长潜力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如果一方面民众仍有大量需求未得到满足，而另一方面，生产能力“过剩”甚至“严重过剩”，是一种需要认真审视的现象。这时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供给—需求分析框架可能不是适当的分析框架。图4是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常见的反映在无政府条件下经济循环流动的模型。这一模型隐含着：经济要正常运行，家户的要素收入，包括工资、利润和地租，正好购买完厂商在产品市场上销售的产品（及服务），由此实现社会的生产和消费的均衡。但这种均衡是脆弱的。一旦均衡打破，市场经济难以恢复均衡，因为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买卖双方预判对方的行为而将做出战略性回应。如果产品市场出现供大于求，厂商降低产量，将在要素市场减少需求。家户认识到要素市场的需求降低，要素价格或收入将要降低，甚至面临失业（包括劳动、资本和土地），于是预先减少消费，又进一步减少产品市场的需求。如此就可能导致恶性循环，经济难以恢复在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均衡。这时价格并不是能够恢复市场均衡的有效工具，因为价格只有在供给和需求稳定的情况下才是恢复市场均衡的工具。这一分析可以帮助解释古典的局部均衡的劳动市场模型在解释工资调节供需从而实现充分就业时为什么会失效，也可帮助解释为什么一些经济危机可能导致严重失业且持续较长的时间，如1929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大危机。生产与消费的失衡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收入分配问题，也就是说，一个社会有生产能力让民众获得更高的收入从而更高的消费水平，但民众却收入不足，不能购买从而消费社会能够生产得出的产品。这时，需要对这个社会的收入分配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笔者认为，在这里政治经济学分析强调一个经济社会的政治结构，阶级、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及相互作用对收入分配从而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进行评价，提出改革社会制度政策的方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生产和需求脱节并导致经济危机提出过有启发意义的分析，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广大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狭小的矛盾，是资本追求剩余价值剥削劳动的结果，并随着资本的积累和工人阶级贫困的积累，在长期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瓦解。[7]显然，马克思以后的历史进程并不符合马克思的预言。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并未在现实中得以展现，生产无限扩大和劳动人民需求不足如果出现只能是短期现象而不可能持续到长期，因为生产离不开消费。广大劳动人民是社会消费的主体。如果社会消费的主体不能消费掉所生产出的产品，在长期社会经济将向两个可能的方向演化：一是生产萎缩实现生产和消费低水平的均衡；二是生产扩张实现生产和消费高水平的均衡，广大劳动人民收入水平提高从而实现经济增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进程更接近第二种可能，导致西方社会在19世纪后叶普遍进入到福利经济时代。这一现象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解释。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总是相对稀缺。在劳资关系中，资本决定着雇佣关系。资本通过投资影响经济增长又在经济上制约着政府，选举权也多掌握在有产阶级手中，资本甚至通过其掌握的巨大经济资源影响选举和政府决策。综合起来，资本就处于经济上和政治上双重的强势地位。相反，劳动相对富裕，尤其是体力劳动。在雇佣关系中，劳动处于被动的地位。在19世纪的马克思时代，工会力量还相对较弱，广大劳工大众缺少选举权。如此，劳动就处于经济上和政治上双重的弱势地位。资本和劳动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力量对比，使得需要发展经济和选票的各级政府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就会更多地依靠资本，和资本结盟从而疏离劳动，更多地成为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府。这种政治结构必然导致过量生产和一般民众有效需求不足。但这种局面不可能长久持续，因为生产终究离不开广大民众的消费。马克思以后西方19世纪后叶，西方社会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着政治制度的演化，特别值得关注的至少有两方面：一是劳工大众广泛参与的民主，通过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选举政府官员（广义政府的概念，包括各类民意代表，如国会议员）；二是工会运动的发展。一人一票的选举使得劳工大众作为一个整体获得巨大的政治权力，相反就选举而言，资本家由于人数少反而处于政治上的弱势，虽然资本可通过其经济力量影响选举。工会是有组织的工人群体，可以通过和资本集体谈判，提出提高收入、改善福利待遇及劳动条件的各种要求，并可用罢工等手段迫使资本做出妥协。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工会是西方社会任何政治家所不能忽视的政治力量。这时，综合劳动和资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力量，资本和劳动在整体上取得一种势均力敌的地位，这种政治结构的演变也同时改变了政府的政治立场。如果政府官员要想竞选成功就必须寻求广大选民的支持，尤其是占选民大多数的劳工大众的支持，就不能忽视广大劳工大众的利益。当然，政府要发展经济也同样要照顾资本的利益。这样，政府就逐渐演化成在冲突的劳资双方之间的一种中立、缓和的力量。这可以帮助理解，西方为什么最终选择了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民众的收入和福利水平的道路，消费率相对较高，进而实现了经济长期的增长。当然，即便如此，西方也并没有解决生产能力过剩而仍有大量民众收入和消费水平过低的问题。如果一个经济社会一方面存在巨大的生产潜力，而另一方面民众的合理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则这个经济社会就存在着收入分配问题。这是一个全人类要继续研究的问题，不仅是经济学的问题，还是政治学的问题。

中国也一直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一方面，几乎所有产品（及服务）市场呈现饱和的局面，也就是说，几乎所有产品都存在着过剩的生产能力，但另一方面，民众的人均收入从而消费水平仍然相当低。这是中国仍存在着巨大市场空间从而增长潜力的表现，给我们留下了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任务，即从政治结构，阶级、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及相互作用解释这种局面形成的原因。中国的地方政府一直存在着发展地方经济的巨大冲动，这和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利益相一致。发展地方经济同样需要资本和劳动。在中国，资本更为稀缺，而劳动更为过剩，尤其是体力劳动。就广大劳工大众来说，并无实际的民主选举权，工会在维护工人利益上实际作用也相当有限。这样，劳工大众既难以通过民主选举约束地方政府并通过地方政府有效约束资本，也难以通过工会力量直接约束资本。如此，就成为经济上和政治上双重弱势群体。相反，资本可通过投资从而GDP约束地方政府，通过雇佣权直接约束劳动，取得经济上和政治上双重强势地位。资本和劳动在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上的对比使得地方政府有意或无意更多地和资本结盟，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忽视劳动阶层的利益，是导致中国高投资率和低消费率的重要的政治原因。[8]本来高投资率和低消费率难以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均衡，从而难以长期维持。但中国是一个特例，其中重要的原因是政府的高投资和政府支持下的高出口解决了过量生产的市场问题，结果难免是政府巨量的低效率投资和巨量未用于消费的外汇存款。从根本上来说，中国过去长期的高增长有并没有充分惠及普通民众，这是需要认真反思的。

近年来，中国一直试图改变经济增长方式，通过扩大内需来实现经济增长，而不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但效果一直不彰。根据以上分析，必须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以改变中国的政治结构，其要点就是增强广大劳工大众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包括给民众更多更实际的选举权和提高工会的独立性从而可更有效地维护工人的利益，由此可通过其自身的力量更有效地约束地方政府和资本，使得政府更多地在利益冲突的劳资之间采取平衡的立场，由此推动和谐劳资关系的建立，从而提高劳动的工资收入，由此扩大内需，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

作者：樊明 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三化”协调发展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