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美加工贸易研究范文

1中美贸易基本概况

自2004年起，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据2010年12月统计数据，中美全年累计进出口总值3853.41亿美元，占同期中国进出口总值的13%。其中，中国对美出口2833.04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出口总值的18%；自美国进口1020.37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出口总值的7.32%；对美贸易顺差1812.67亿美元。长期大规模贸易顺差一方面受到美国谴责，动用种种贸易保护措施抑制中国出口，另一方面造成我国大规模外资流入，形成巨额外汇储备。

中国的出口贸易的特色是加工贸易占有相当比重。2009年我国加工贸易累计进出口9093.2亿美元，占同期中国进出口总值的41.2%。其中出口5869.8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出口总值的48.85%；进口3223.4亿美元，占同期中国进口总值的32.05%。中国贸易顺差大部分来自于加工贸易顺差。

加工贸易同样是对美贸易顺差主要来源，2007年我国对美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1454.1亿美元，增长12.9%，占当年我国对美出口总值的62.5%；进口181.6亿美元，增长8.1%，加工贸易项下对美实现贸易顺差1272.5亿美元，相当于2007年中美贸易顺差的77.9%。一边是国外企业对加工能力需求大，一边是不断受到美国等指责和贸易壁垒，本来利润不高的中国加工贸易企业的处境日益恶化。

2中国加工贸易体系与对美贸易顺差分析

中国加工贸易体系与对美贸易顺差有什么关系？我们说加工贸易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美间顺差的持续，而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及在中国的美国制造业生产扩张。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各国相对要素禀赋决定其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趋向于出口相对富裕和便宜的要素密集型商品，进口相对稀缺和昂贵的要素密集型商品。因此，中美贸易中，中国将利用劳动力、土地等资源成本较低的优势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美国将出口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实际上，中国对美国出口基本符合H-O模型，但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大多不是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贡献最大的竟是植物产品和纸制品。美国大量出口非自身比较优势产品，而进口大量自身有生产优势产品，造成贸易逆差巨大，这种看似不合理的情形原因何在？

首先，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体系使中国出口的最终产品包含很多其他国家的产品附加值。加工贸易方式对劳动力有较大需求，同时需要土地建造厂房及其他配套设施，但对自主技术要求很低，正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详细看美国利用中国加工贸易进行生产的过程：首先从日本、韩国从事研发、设计等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生产活动，生产并出口关键零部件；再从东盟、台湾等生产并出口零部件系统或模块；最后在中国大陆从事劳动密集型组装并提供少量组件，在香港从事面向美国等海外市场的营销服务，而美国成为产品目标市场并最终实现产品价值。境外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结果改变了贸易地理流向，最终产品出口地由日本、韩国转移到中国，这部分产品造成的对美贸易顺差也随之转移到中国。按现有贸易统计方式，尽管大多标有“中国制造”的产品都是由日、韩、台的跨国集团生产，最终产品包含很多国家产品附加值，但以最终价值计算的出口额通常算在中国头上，造成对中国贸易顺差统计存在“虚高”。

其次，加工贸易带来的中美贸易顺差是一个“恶性循环”。美国将高新技术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环节转移到具有劳动力优势的中国，自身保留具有高新技术含量的生产环节，严格限制技术流入中国。国际市场上低端、低附加值产品价格上涨远小于高技术产品，中国加工贸易产业承接了美国相关产业低附加值生产环节，使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下降，而美国向中国出口高新技术含量高的最终产品，使美国向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上升。相对价格下降使美国企业有利可图，扩大对加工贸易品的进口。同时，美国对中国高端产品——中国稀缺的、需要进口的产品——的贸易限制导致中国只能向其他国家寻求，使中国对美国出现持续贸易顺差。

最后，加工贸易领域规模经济效应也是维系中美贸易顺差的重要因素。国内很多加工贸易企业主要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简单地增加劳动力投入就可扩大产出。此外，中国加工贸易企业分布相对集中，易产生外部规模效应，节约上下游联系成本，细化分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地域上的集中不仅降低了平均成本，也提高了获取订单的竞争力。规模经济效应使中国加工贸易行业能够维持相对低的生产成本，即使长期中国劳动力工资上升，美国企业也很难在生产成本上低于中国，中国能长期在加工贸易带动下形成对美顺差。

3中国对美加工贸易发展趋势与中国的对策

在国际经济结构变化的大环境下，中国自身劳动力优势、美国制造业向外转移、部分产品具有标准化生产能力，及美国对华出口限制制约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等多方面原因造成了加工贸易带来的顺差长期存在，并且在一定时期内还会逐渐增加。但这趋势最终还是会减弱。

第一，中国工资率将上升，加工贸易上的优势将被其他发展中国家取代。中国工资率上升的原因在于干中学效应带来的生产率上升，及人口红利减少、劳动力开始出现稀缺带来的劳动力价格上升。于是，加工成本也随之上升。东南亚等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价格上的优势将逐渐体现。由于劳动力国际流动远小于资本流动，发达国家会转向新兴国家寻求加工贸易服务。

第二，中国自身也要谋求出口产业结构升级。大量贸易顺差带来的高额外汇储备是决策者面对的一个难题，从政策上对加工贸易企业的扶持将减少。许多加工贸易企业都从事低端产品生产，让市场竞争淘汰落后企业更符合中国产业结构改良的思路。

第三，当前国际环境也不利于加工贸易企业发展，一是人民币升值抬高了产品出口价格，加工成本升高；二是美国经济危机造成需求减少，外包产品也减少，使中国加工出口企业经历寒冬。

那么，我们是否应改变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方式，使这种长期存在的高成本顺差消失呢？显然是不可取的。一是加工贸易符合我们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二是加工贸易体系不仅是我国国情决定，也符合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需要；三是综合经济因素共同推动我国对美贸易顺差，单靠人为抑制加工贸易不一定能减少，只有让加工企业随经济环境改变而自然转型。

加工贸易长期中的减少或许会改善美对华贸易逆差的局面，但并不会消除。因为加工贸易只是中国比较优势的体现，这种体现也有美国自身因素的促进。只要中国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的基本面没有明显变化，就必须继续按中国实际要素禀赋和由此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加工贸易。同时，造成中美贸易顺差的还有其他一系列重要因素——汇率因素、储蓄因素，及美国对其他国家贸易状况。如果仅为缩减顺差而抑制我国加工贸易企业发展，即是放弃我国比较优势，既难以缓解劳动力过剩，也不一定能有效改善对美贸易顺差。发达国家本土产业向技术研发和服务发展，而将其他部门转移到劳动力大国，这股世界性潮流中国只能适应，而非抗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