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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增长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范文

时间:2022-09-26 03:11:53

工资增长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一次明显的通货膨胀过程,与1985~1988年通货膨胀、1993~1995年通货膨胀相比较,本轮通货膨胀有两个明显变化:一是,从2003年至今,本轮通货膨胀的周期已经超过了10年(中间有起伏),远超过前两次的3年或2年的周期,这在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尚属首次。二是本轮通货膨胀主要表现为资产价格的大幅上升,这是后者不同于前者的最为显著特点(方兴起,2012)。缓和而漫长的通货膨胀同样会对人民生活和福利水平带来严重不利影响,尤其是房价的惊人上涨,已经大大超出了普通工薪阶层的承受能力。与此同时,2004年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供给逐渐趋紧。随着我国二元经济进入刘易斯转折时期,劳动力结构性短缺逐渐开始出现。同时,由于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增强,劳动力市场短缺问题也将日益加重。由此带来的工资上行压力将增大,工资增长率持续超过产出增长率,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可能进一步推高价格总水平(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7年第3季度)。由此可见,工资上升可能是推升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本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检验“工资上涨是否推升通货膨胀”命题,以提供经验证据。工资增长引致的通货膨胀,一般归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体现着上下游价格的传递关系。但本文的实证结果发现,工资增长可能通过需求扩张,直接拉动通货膨胀;并且可以承担类似“资本品”功能,发挥杠杆效应,通过消费者信贷,进一步拉动通货膨胀,这一点在房地产市场的表现尤其明显。房地产价格的看涨预期、工资增长导致的按揭能力增强和银行住房贷款,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工资—通货膨胀循环传导机制。

一、文献综述

“工资—通货膨胀”循环机制是通货膨胀形成的重要机制。一般来说,工资增长导致的通货膨胀属于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工资增长导致企业用工成本的上升,进而出现从要素价格向终端商品价格递,从上游价格向中下游价格传递的依次价格上升过程,最终演化为通货膨胀。从经济学理论看,工资型通货膨胀得到广泛的理论支持,新古典综合派、后凯恩斯主义、结构主义(包括斯堪的纳维亚模型)、非均衡经济学都支持工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理论,甚至货币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学派都不否认工资成本推动通货膨胀的作用。工资增长冲击只能导致一次性物价上涨,而不会产生工资和通货膨胀的连续性上升过程,因此,工资—通货膨胀循环机制只有在一定条件和传导机制下产生:(1)货币。在工资持续上涨条件下,货币当局为保证就业和经济稳定而增加货币供给是要素价格冲击引发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如,Hicks(1975)认为货币供给在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过程中起重要作用。Mishkin(1984)认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是由于为应对成本冲击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所致。贝纳西(1997)认为实际工资导致的通货膨胀,只有在货币扩张条件下,才可延续下去。Bat-ten(1981)认为供给冲击在不增加货币条件下,仅造成相对价格变化,而不会导致一般价格水平上升。(2)需求。在成本冲击引发的通货膨胀中,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因素互相交织,而后者的影响可能是更关键的(范志勇,2008)。Machlup(1960)指出有效需求增加是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发生的必要条件。(3)预期。Friedman(1968)和Phelps(1970)提出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价格根据经劳动生产率调整后的工资加成得到,名义工资根据通货膨胀预期设定,从而在价格和名义工资之间形成螺旋上升过程。

总之,货币、需求、预期是工资—通货膨胀循环机制成立的三个重要条件。国内关于中国工资与通货膨胀关系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实证研究方面,张延群(2012)将实际工资和货币供给超出其均衡水平的部分定义为超额工资和过剩流动性,从超额工资、过剩流动性、进口价格三方面对中国通货膨胀的来源进行量化分析,发现超额工资是通货膨胀的来源,特别是2010年以来的高通胀,主要原因在于较大程度的超额工资增长。吴江和韩鑫韬(2012)基于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各行业职工工资水平对结构性通货膨胀的影响,发现:电力、燃气供应部门、采矿业、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上涨已经成为我国结构型通胀发生的主要因素。耿强等(2011)基于时间序列数据,发现劳动力成本(从业人员劳动报酬占非农产业总值的比重)上升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巩师恩和范从来(2013)构建了二元劳动力结构下的通货膨胀方程,并通过时间序列数据,检验发现城镇居民劳务收入变动是影响通货膨胀的显著正相关因素。同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工资因素不构成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如范志勇(2008)研究了进口价格、超额工资和货币因素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认为2000年至2007年超额工资并非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也未发现工资—通货膨胀循环机制的有力证据。罗玉冰(2012)基于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日本、韩国、新加坡三个国家在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时间点,实际工资并不一定推高整体物价水平,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因此刘易斯拐点到来不会抬高通货膨胀水平。

纵观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尽管工资—通货膨胀循环机制在经济学理论及教科书中受到高度关注,但其用于解释我国通货膨胀成因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并存在较大的理论分歧。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弗里德曼“任何通货膨胀本质上就是一种货币现象”的思想被奉为圭皋,受此影响很多学者都习惯于从货币方面寻找通货膨胀的原因。自凯恩斯创立宏观经济学以来,宏观经济分析就偏重于需求分析,宏观经济管理偏重于需求管理,需求拉上的通货膨胀理论深得人心,受此影响很多学者认为需求因素才是诱发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二是,实证方面基本上使用时间序列数据。时间序列数据计量分析一般面临数据集较少、或者选取的变量较少、很难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等困难。并且基于时间序列数据的计量方法,如VAR方法和其他AR方法;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ECM)等,在计量分析中普遍存在着滥用,使我们难以相信这些研究的科学性(刘元春,2008)。基于现有相关研究的不足,本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工资增长是否推升了通货膨胀”命题。基于面板数据的计量检验不但可以解决时间序列数据相对较少的不足,而且可以通过控制变量的选择,使得计量结果更加可靠。同时,我国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面板数据模型也可以很好地控制地区差异问题。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1)提供了一个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2)基于实证结论,我们提出,房地产价格的看涨预期、工资增长导致的按揭能力增强和银行贷款不断流入房地产市场,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工资—通货膨胀循环的传导机制。工资在房地产按揭贷款市场上,承担类似“资本品”功能,会通过杠杆效应,进一步放大上述机制。

二、模型设定、变量定义与数据来源

基于中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1~2012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FE)—随机效应(RE)分析法,实证检验“中国实际工资增长是否推升了通货膨胀水平”命题。采用多元回归模型,以控制其他变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本文设定回归模型如下。y为通货膨胀变量。为全面反映我国价格与经济波动情况,我们引入三个变量:①各地区GDP平减指数(Gdpindex),计算公式为名义GDP与实际GDP的比值,本文将其转化为以2000年=100的定基数据。与CPI、PPI、房地产价格等价格指数只能反映部分市场和部分商品的价格变化相比,GDP平减指数能够全面反映一般价格水平的上涨情况,是衡量通货膨胀最全面的指标。②各地区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主要反映终端消费品市场价格水平的变化,本文将其原始数据转换为以2000年=100的定基数据。③各地区商品房销售价格(Houseprice),反映房地产市场发展和价格水平波动情况。x1:实际工资水平(Wage),各地区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货币工资,按照GDP平减指数折算为2000年为基期的不变价实际工资。这是本文关心的核心解释变量。如果该变量的系数符号显著为正,表示实际工资增长推升了通货膨胀水平。x2~xk为其他一系列影响经济波动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①各地区消费水平(Consume),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的比例,消费是社会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增长导致需求拉上的通货膨胀。

②资本产出比率(Capital),各地区年末资本存量占当年GDP的比例。我们用现有文献常用的永续盘存法估计。这一方法可以记作:Capit=Capit(1-δit)+Iit。张军等(2004)采用的当年投资I指标为当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采用的各省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经济折旧率δ为他们计算出的9.6%。我们沿用其估算方法、参数赋值以及他们已经估算出的2000年各省年末资本存量数,并使用各省统计年鉴中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测算出各个省份2001~2012年的年末资本存量数据。③劳动产出比率(Labor),各地区年末从业人数占GDP的比例。就业人数的增加通过影响供给和需求,进而影响产出和物价水平。从宏观层面看,反映通胀与失业率(就业率)的菲利普斯曲线表明通胀率与就业率正相关,我们称该效应为就业的菲利普斯效应。但从地区层面看,由于我国存在大规模劳动力流动,劳动力大量流入的地区可能因为市场规模效应,使得比劳动力净流出地区面临更低的价格水平,我们称该效应为劳动力的地区流动效应。

各地区就业人数对价格波动的影响取决于菲利普斯效应和地区流动效应孰大孰小。④各地区贸易开放度(Trade),地区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⑤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Fdi),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例。贸易开放度和外商直接投资反映一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相关研究表明,对外开放总体上有利于平抑价格波动,但也可能通过国际价格传递效应和外汇储备累积效应加大通货膨胀压力。⑥各地区财政规模(Fiscal),各地区财政收支总额占GDP的比例。财政支出是社会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规模的扩张可能导致需求拉上的通货膨胀,同时FTPL理论进一步认为价格是一种财政现象,因此政府财政行为是影响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⑦各地区金融发展(Finance),社会融资总量占GDP的比例。社会融资总量是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全部资金总额。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和直接融资比重的提高,企业融资渠道逐步多样化,社会融资总量是一个更全面的刻画我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⑧各地区城镇化率(Town),地区城镇人口占各地区常住总人口的比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因此也是不能忽视的控制变量。以上各变量的原始数据摘自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并根据相关计算公式计算得到各变量数据。

三、实证结果分析

利用Stata12.0对(1)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模型1是以GDP平减指数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模型2是以消费者价格指数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模型3是以商品房销售价格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Hausman检验支持固定效应模型,因此表2中显示的结果均为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表2显示,实际工资水平在10%水平上与GDP平减指数显著正相关,在1%水平上与消费者价格指数显著正相关,在1%水平上与商品房销售价格显著正相关,表明实际工资增长显著地推升了我国通货膨胀水平。同时注意到,实际工资对消费者价格指数和商品房销售价格的影响显著性明显高于GDP平减指数,我们推测实际工资增长更加显著地推升了终端消费品价格(住房也属于最终产品),这意味着实际工资增长不仅通过生产成本上升推动通货膨胀,而且通过需求扩张拉上通货膨胀。在房地产按揭贷款市场上,银行会根据工资收入证明决定按揭贷款发放的数额,因此工资承担着类似“资本品”的功能,具有杠杆效应。

工资水平的上升意味着购房者可以获得更多银行按揭贷款,承受更高的房价水平。由于房地产市场不但承担满足老百姓住房需求的功能,还具有重要的资产保值增值功能,预期在房地产市场的作用就特别突出。在看涨预期的驱动下,随着消费者实际工资水平的提高,购房用于保值增值的意愿不断增强,这又不断驱动银行信贷通过按揭的方式进入房地产市场,从而形成工资上涨→银行贷款不断流入房地产市场→房价上升的循环机制,由于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和房价的上升又对建筑业、钢铁、水泥、建材、装修等行业的供需和价格产生广泛的影响,这一循环机制可能构成了我国工资—通货膨胀循环的一条重要传导机制。其他控制变量方面。消费与GDP平减指数在1%显著水平上负相关,与消费者价格指数在10%显著水平负相关,表明消费增长引致的需求增加没有拉上价格水平;资本产出比率与GDP平减指数、消费者价格指数在1%显著水平上正相关,这与中国长期以来内需不足、主要依靠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相符。

劳动产出比率在1%显著水平上与消费者价格指数负相关,与房地产价格正相关,意味着劳动力流入和聚集地区有更低的物价和更高的房价。这与现实是相符的,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房价很高,但物价不高。外商直接投资在1%显著水平上与GDP平减指数、CPI、房价负相关,贸易开放度在1%显著水平与CPI负相关,表明经济开放度的提高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这与市场和竞争的全球化趋势是相符的。财政规模、城镇化水平在1%显著水平上与GDP平减指数、CPI、房价正相关,表明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同时也是推升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金融发展在5%显著水平上与CPI负相关,这也很好理解,金融发展受到货币政策的控制,与CPI负相关,正反映出CPI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目标;与房价1%显著水平上正相关,金融业与房地产业的紧密联系,也是基本的共识。模型3还揭示出,我国房地产市场确实表现出很强的金融资产属性(如金融发展、财政规模、城镇化、实际工资、劳动力人数主要从需求层面和资产保值增值角度影响房价的因素与房价显著正相关),而实体层面的因素对房价的影响不具决定性(如资本、消费、对外贸易与房价均不显著),这与沈悦、刘洪玉(2004)的结论是一致的,也再次证明房地产市场上,住房保值增值→价格预期→工资增长→银行贷款不断流入房地产市场→房价上升的动态循环机制的重要性。

四、结论

本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发现:实际工资水平与GDP平减指数、消费者价格指数商品房销售价格均显著正相关,表明实际工资增长显著地推升了我国通货膨胀水平。同时注意到,实际工资对消费者价格指数和商品房销售价格的影响显著性明显高于GDP平减指数,我们推测实际工资增长更加显著地推升了终端消费品价格(住房也属于最终产品),这意味着实际工资增长不仅通过生产成本上升推动通货膨胀,而且通过需求扩张拉上通货膨胀。在房地产按揭贷款市场上,工资承担着类似“资本品”的功能,具有杠杆效应。随着消费者实际工资水平的提高,购房用于保值增值的意愿不断增强,这又不断驱动银行信贷通过按揭的方式进入房地产市场,从而形成工资上涨→银行贷款不断流入房地产市场→房价上升的循环机制,由于房地产业又对建筑业、钢铁、水泥、建材、装修等行业的供需和价格产生广泛的影响,这一循环机制可能构成了我国工资—通货膨胀循环的一条重要传导机制。本文的政策建议是:(1)在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人口结构老龄化和政策因素的共同驱动下,实际工资步入快速上涨渠道,本文的实证结论意味着,这将抬高我国通货膨胀水平。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来说,应增加对通货膨胀的容忍度。如果不能提高通货膨胀调控目标,可能引起货币政策误操作:在本该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通胀区间内,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这将打击实体经济发展,引起企业倒闭和失业增加。近年来,时有新闻报道某地区企业出现倒闭潮,是否与货币政策过紧有关,需引起央行的高度重视。(2)过高的房价已经超出了社会的承受能力,本文的实证结论还认为,控制房价有利于降低工资—通货膨胀循环。提高银行贷款利率和首付比有利于现值房价,但这会误伤“刚需”和实体经济,根本的措施在于降低住房的资产属性,还其住房属性。需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对住房持有环节征收较高的房产税,可能是一条好的办法。

作者:孙力军 严丹 单位:上海立信会计学院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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