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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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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的认识有一个逐步发展、不断探索的漫长过程。20世纪60年代初我党提出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有着特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通过对先前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初步勾画了市场经济理论的框架,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为以后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基础。

一、20世纪60年代以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早期萌芽

早在1946年,张闻天就提出,应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鼓励私人贸易的发展。他通过借鉴和研究苏联经济发展的历史,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利用市场的思想。张闻天在中共合江省委《发展工商业的若干政策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凡是遵守政府法令的贸易,在我们地区内是应该自由的。”这种利用市场发展经济的思想,首开了中国社会市场经济研究的先河。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刘少奇也意识到利用市场发展经济的重要性。他认为,无产阶级的政权建立以后,要克服历史上“重农轻商”的思想,重视占领和发展商品市场。指出:“我们今天要与资本家竞争,谁领导了市场,谁就领导了国民经济。因此,我们必须学会做生意,而且要根据我们的方法来做生意。”他认为可以在当时小农经济的条件下,在全国普遍组织和发展供销合作社,把亿万小商品生产者组织在商品生产和流通的范围之中,通过商品交换来刺激和带动生产的发展,为逐步实现社会化大生产创造条件,逐步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内一些干部顽固地把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当做教条,不考虑中国国情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主张取消市场,实行绝对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在这种情况下,陈云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应容纳其他成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应保留市场。他在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可以看做是支持市场与改革的有力证明。在同一时期,刘少奇也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样性和灵活性的思想,鲜明地指出了沿袭苏联模式过分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弊端,并且对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运行机制给予了充分关注。整体看来,60年代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有其时代局限性。张闻天、陈云、刘少奇等并没有勾画出他们思想的基本框架,很少触及市场经济建设的本质问题,基本上属于个人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些初步设想。同时由于受苏联经济模式的影响,党内主流思想并没有超脱“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模式,仍然偏向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因此,在有计划地实行市场经济思想的实践方面显得颇为缺乏。但是,在全国一些地方已经形成了自发的“三包”责任制和农村集市贸易。浙江、温州、四川、广东、江苏、陕西等地区也开始采取“包产到户”这一生产形式。由于理论上的不完善和实践上的缺乏,致使早期关于市场经济的思想没有引起全党的重视,既没有形成系统性的理论和法定性文件,也没有在理论指导下有计划地进行实践。

二、20世纪60年代初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1960年后,国民经济面临严重困境,中共中央开始深刻反思“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模式的弊端。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中央领导人对经济形势进行了重新认识,并对经济政策进行大幅度调整,使得国民经济在短期内逐步恢复。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颇有争议的新问题,突出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包产到户问题。根据统计,民间自发形成的“包产到户”这种生产经营方式渐渐在全国范围内蔓延。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是当时积极主张农村责任制的代表人物。他在考察了五个省、区的农村工作后,认为“不能把田间管理责任制的包产到户认为是单干,虽然没有统一搞,但土地、生产资料是集体所有,不是个体经济”。刘少奇、陈云、邓小平也都赞成和支持包产到户。刘少奇表示,“实行责任制,一户包一块,或者一个组包一片,是完全可以的。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陈云在看了责任田的材料后,与几位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交换意见,提出可以让农民重新分田(即包产到户或大包干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迅速提高农业产量。在面见毛泽东时,他阐述了个体经营与合作经营在我国农村相当长的时期内还要并存的问题,并且建议当前要注意发挥个体生产积极性,以克服困难。

邓小平也认为,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试试看。“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生产关系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毛泽东对包产到户也明确表示过支持。1961年3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答复曾希圣的汇报时说:你们试验嘛!搞错了检讨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产10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事。这年7月,毛泽东外出视察,途经安徽蚌埠时也曾说:如果责任田确有好处,可以多搞一些。正因为得到毛泽东的两次明确的支持,包产到户在安徽省得到了推广。到1961年底,全省实行责任田的有261249个生产队,占全省生产队总数的90.1%。丰收后,农民踊跃交粮,安徽省国家粮库存粮1961年底比头年增加1.41亿公斤,1962年安徽城镇居民的口粮标准也有了增加。安徽搞责任田的成功,很快在全国引起连锁反应。

包产到户在当时得到了中央大多数领导人的支持,中央也在《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的第五条中规定:允许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可以看出,中央大多数领导人已经意识到包产到户“是比较符合农村生产力水平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它是对‘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经营方式的自发的否定,也是为克服农村遇到的严重困难应运而生的”。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新的经营方式不仅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而且是与当时农业生产水平、群众的觉悟水平、干部的管理水平相适应的。第二是农村集市贸易问题。“大跃进”时期,由于党内“左”倾思想的影响,中央曾下达指示,继续加强对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小商贩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他们实行严厉限制,积极扫光。国民经济调整开始后,党中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于1961年制定的《商业四十条》中规定:“应该有领导地开放农村集贸市场。除了粮食、棉花以外,凡是第三类物资和完成国家合同任务以后的第二类物资,都可以拿到集市上进行交易。”“农村集市贸易是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必要补充。”张闻天在进行系统考察后,于1962年7月向中央写报告,建议要“使集镇市场既成为本地区经济生活的中心,又成为全国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市场可以容许直接生产者和直接消费者的买卖活动,不但应该有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合法买卖活动,而且应该容许和利用合作商店、夫妻店、个体手工业者以及小商小贩的合法的买卖活动。国家“应该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的调节作用,使买卖愈做愈活,愈做愈大”。在中央的支持下,农村自由贸易市场逐步得到开放。商业逐渐繁荣,经济获得明显好转,这使得党内部分领导人放弃了在短期内过渡到全社会单一全民所有制的想法,同时也暂时放弃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越“公”越纯越好的观念,重新明确了建立一种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同时又允许一定的其他经济成分存在的不那么“纯粹”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

三、20世纪60年代初期市场经济理论的特点及其重要性

(一)体系逐步发展和完善。60年代初期,刘少奇、张闻天等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索,并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研究,他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不断完善,理论逐渐体系化。张闻天在先前认识的基础上,通过详细的社会调查研究,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思想。1962年,他在《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中,已经开始系统地讨论关于市场经济的许多问题。在明确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的基础上,他探讨了如何充分利用市场,如何克服人为障碍,扩大贸易,建立全国性市场。他已经认识到“社会有不同的特殊阶段,但它是从低级到高级的统一的运动。它们绝不是绝对隔离着的,而是密切联系着的”。刘少奇的思想在这一时期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60年代初期,他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提出了“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的主张,认为在发展农村商品生产的指导方针上,要在农村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和农村商品生产的经营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改革,从实际出发,采取多种形式的生产关系,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村商品生产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发展生产。

(二)引发了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的最初萌芽。60年代邓小平的经济思想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转变。1957年,他在西安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这几年搞得比较快,原因之一就是有苏联的经验,有苏联的帮助……我们要继续学习苏联。”很显然,这一时期邓小平比较倾向于采取苏联的经济模式。而1962年,在关于恢复农业生产的问题上,他指出:“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在农村,还得要调整基层的生产关系,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照我个人的想法,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形式比较好。”相对于60年代前,他主张在农业上采取灵活的政策,以发展生产。关于市场问题,他认为“为了恢复农业,还要解决市场和物价的问题。市场要管好……搞好供销合作社,不仅有利于交易,而且还可以组织和促进生产,增加市场供应,使农民增加收入”。尽管邓小平在60年代初对市场经济理论的探讨比张闻天和刘少奇少,也没有形成体系,但这种最初的萌芽以及张闻天、刘少奇、陈云思想的影响,对他以后市场经济理论思想的发展和完善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三)进行了有计划的实践。20世纪60年代以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的又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进行了有计划有组织的经济实践。中央开始将一些关于自由市场和自留地问题,以法定条文的形式确定下来,例如《农业六十条》《商业四十条》等,消除农民的疑虑,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更好地发展生产。正如薄一波所说,60年代初中央对“家庭副业问题解决得比较好,是因为有关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开放集市贸易等方面的政策,明确载入条例。这在当时的条件下,一定程度上消除和缓和了农民怕政策多变的恐惧心理”[7]p952。包产到户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广泛的推广。由于这种生产责任制形式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的要求,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产量。在广大人民群众和基层干部中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发展极为迅速。而集市贸易的开放,增加了商品供应,逐步取消高价、议价的销售,使得多数商品敞开供应,购销额逐年扩大。以绍兴市为例,1965年农副产品购进总额10339万元,比1962年增加1.4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4393万元,比1962年增加9%。

(四)产生广泛影响。实践证明,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结合更能适应我国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它不仅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状况,解决了国民经济所面临的困境,而且对苏联原有的社会经济模式进行了理性的反思,为以后我国的经济改革奠定了基础。据估计,到1962年,全国已有10多个省开始实行包产到户,民间数据调查表明:80%甚至90%以上的农民赞成这种新的生产责任制形式。农村集市贸易市场也逐步得到开放和发展。在这种局面的影响下,党的许多领导人开始改变以前完全计划经济思想,主张采取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方法发展经济。除刘少奇、陈云、邓子恢、张闻天、邓小平等人外,周恩来也认为,“实践证明,他们的做法(取消自留地、自由市场)是错误的,他们是一些错误地判断人类本性的理想主义者”。“当周恩来在1964年12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把1959到1962年的灾难称之为政治上和经济的失败时,许多人已经积极地赞成扩大农民自留地,发展自由市场。有人甚至主张在农村实行切实有效的非集体化措施。”

总之,中共中央在20世纪60年代初对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和实践,是在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反思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对完全计划经济模式的部分否定,是党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地解决国家经济问题的开始。它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刺激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城乡商品市场出现了新的繁荣;另一方面,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开拓性的尝试,为以后市场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也对后来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作者:王亚嘉 单位:陕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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