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论文范文

一、儒家之富民思想与社会主义之富强观

具体来说，要体现在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信息网络化、生态文明化这六个方面。同时，富强不能只从经济上和物质上去理解。涂凌波认为，富强的外延也包括政治的强大，关系到政治制度、政治体系是否是现代的、先进的和优越的;包括军事的强大，关系到军事力量是否能够抵御外侮、维护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包括文化的强大，关系到文化的自由、包容与多元;包括社会的强大，关系到社会的繁荣、活力与良好运作。这些含义，在孔孟时代，是不会体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人民的信念体系和精神支柱，它必须建立在丰厚的物质支撑的基础之上。追求富强，是中国人民自古就有的价值追求。儒家的民富思想，民为邦本，先民富后国富，这些思想一直影响至今。社会主义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要实现国富民强，首先要使人民富裕起来。儒家富民思想，为实现富强的中国现代化目标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的富强是对儒家富民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二、儒家之礼治思想与社会主义之法治观

儒家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和政治实践，被后世称为礼治。礼最初是不成文的习俗和传统，后来逐渐形成了具体的条文规定。礼的内容极为广泛，包括习俗、道德、各种人伦关系，还有经济政治乃至冠婚丧祭等制度，甚至也有一些强制性的刑罚手段。礼规定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是社会规范和准则。儒家以礼治国，实际上就是以规范治国，用无所不包的礼来约束和规范人们的一切行为。孔子非常重视礼，一直致力于恢复周礼秩序，解决春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的现状。“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孔子告诉弟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可见，只有知礼，才知道如何做人做事。礼有外在的表现形式和内在的精神实质之分。“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中庸》)即礼的外在表现，义是礼的精神实质。义是制定礼仪的原则，是实质所在，所谓“义以礼出”“礼以行义”(《左传》)。义，合理之意。在儒家看来，等级秩序是天经地义的，因此用礼来确认和维护等级秩序，“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记•曲礼上》)。儒家把人民作为教化对象，礼在教化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孔子主张“齐之以礼”“节之以礼”“约之以礼”，通过礼的一些条文规定进行约束，培养人们的道德自觉。儒家强调“天下非礼不治”。礼作为纲常秩序，尽管存在着诸如等级制度之礼、宗教祭祀之礼等不合理因素，但在教化人民、稳定社会秩序、安定人心方面仍具有其独特价值。封建社会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为五伦，并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人伦的常道。礼治思想非常重视伦常之道，主张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离娄上》)重视人伦，形成相亲相爱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社会风气，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明人伦，才可以知善恶、辨是非。试想，整个社会家庭关系和睦，与朋友相处愉快，每个人都尊敬长者，爱护幼小，是多么美好的一种场景!古代的中国曾经出现过的文景之治、大唐盛世等鼎盛之时，可以确证礼治之功效。

对于礼治与法治两种方式，儒家将礼治作为首选。《论语》有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治理国家，法制禁令为先，辅之刑罚，人民因惧怕而不去犯罪，为恶之心还在;言行以德做出表率，辅之制度品节，人民会内心信服而以犯罪为耻，杜绝其不善之心。政令和刑罚只是治理国家的工具和方式，德礼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政令刑罚可以使人民远离犯罪，德礼则可以使民众日迁善而不自知。礼治规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法治规定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礼治重在事前教化，禁于未然之前，法治重在事后惩处，施于已然之后。儒家的观点是，礼治优于法治，是因为它有法治所不具备的教化劝善功用。刑罚法令可以惩恶而不能劝善。陆贾说:“夫法令者所以诛恶，非所以劝善。”(《新语•无为》)桓宽认为:“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盐铁论•申韩》)王符也说过:“民亲爱则无相害伤之意，动思义则无奸邪之心。夫若此者非法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强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潜夫论•德化》)当然，礼治也有它的缺陷。礼作为规范，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约束和规范，需要人的自觉遵守，并不是强制性要求。如果人们不去自觉遵守，就会破坏社会秩序，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状况就是礼治弊端形成的恶果。儒家对此也有自己的认识，认为单纯的礼治不能真正维持社会的稳定。“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孟子认为，只有善德不足以处理国家的政务，只有法令不能够使之自行发生效力。治理国家必须把行善政与行法令结合起来。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得到重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探索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比较成熟和全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观。法治成为中国社会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法治观，是指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其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其中，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这五个方面相辅相成，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现代法治是以民主自由为基础，以“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等为核心的价值理念。亲属之间有亲情是人之常情，符合人伦之理，互相隐私也应当在情理之中。最新的《刑事诉讼法》立法将“亲亲相隐”引入立法之中保护家庭成员可不相举报的权利，借鉴了儒家礼治思想的合理成分。在立法中充分考虑人性和伦理因素，是我国立法向法治化、人性化健康轨道迈进的一大步，也是法治中国的立法要求。传统礼治思想的合理因素，不仅是古代先贤流传下来的重要文化遗产，也是我们全人类共有的思想资源，对于当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当前，社会中随处可见的各种行为规范、守则公约，没有明确法律规定，都可以视为现代社会中的“礼”。礼治思想的合理因素和珍贵思想，可以超越时代和国度，为我们当今所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应该将传统礼治思想中的独特价值古为今用，继续发挥它稳定社会、安定人心的作用。

三、儒家之诚信思想与社会主义之诚信观

诚信，是中国先哲共同信守的道德原则，是优秀的传统美德之一。孔子作为儒家创始人，将诚信作为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之一。儒家的诚信思想可以从自身、与人相处与治理国家三个方面来谈。其一，人无信不立，诚信是人立身处世的基本准则。孔子认为，诚信乃做人之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一个人缺少了诚信，就好比一辆车缺少了关键部件，在社会上就将寸步难行。孟子曰:“君子不亮，恶乎执?”(《孟子•告子下》)“亮”是信的意思，君子之道，主要就在信。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孔子用文、行、忠、信四项内容来教自己的学生。可见，诚信是孔子教育学生的一项重要内容。孔子认为，只有具备了五种品德才可以算是“仁”，诚信是五德之一，只有诚信，才可以得到别人的任用，诚信是人立身处世不可缺少的根本准则。孟子也将诚信作为人在社会生存的最高道德法则，并指出人应该努力做到诚信。孟子提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诚信，是天道之本然，明了这个道理并尽力去践行，是为人之道。

其二，朋友有信，诚信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诚信是一个人与朋友相处应该具备的基本品德。子路曾问孔子的志向，孔子回答:“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治长》)获得朋友的信任，是孔子志向的一个方面，可见孔子对诚信的重视。朋友有信，也是孟子提倡的五个人伦关系之一。一个不讲信用的人，是不会有人和他交朋友的。孔子的弟子也将朋友有信，看作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曾子每天都会从三个方面反省自己:“为人谋而不忠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子夏认为:“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能够做到这几方面，说明这个人已经通晓了做人的道理。一个人是否诚信，也是判断他是否为益友的标准之一。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论语•季氏》)孔子说朋友有益友和损友，各三类，结交正直、诚信、博闻多识的三种朋友，对我们有益，与虚伪装模作样、善于阿谀逢迎、善于花言巧语的人交朋友，是有害的。朋友就像一面镜子，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志趣和人格品位。其三，民信国立，诚信是国家走向强盛的重要依托。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期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子贡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家，孔子回答他粮食充足，兵马充足，百姓信任国君。三个条件，只有百姓的信任是不可以去掉的，人心顺，国家才强，失去民心，国家就离灭亡不远了。百姓对国家的信任，代表着民心的向背，因此，一个国家做到民信，才可以国强。孔子也说过:“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认真办理国家大事而恪守信用，是治理一个大国首先必须做到的。孔子告诉自己的学生樊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国家的统治者守信，百姓都会真情实意对待他们。孟子把百姓的信任提高到更重要的地位，认为民心向背是决定国家兴亡的重要因素。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君主不仁，百姓也可以不义，君主做得不好，百姓就可以罢免他，选择仁德的国君。只有仁德的国君，才会信于民，百姓才会同心协力发展国家。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立身处世的普遍道德要求。只有诚实友善，信守承诺，诚恳待人，才可以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社会主义诚信观，是对儒家诚信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当代社会，诚信观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诚信观的内容逐渐走向多样化、制度化、具体化。中共中央颁布《公民建设实施纲要》，将“明礼诚信”作为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对公民诚信教育提出了法律上的要求。此外，关于政府诚信、企业诚信、法律诚信、教育诚信也有了相应的要求和规范。这些都是诚信思想在新时期被赋予的独特内涵。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没有信用，市场秩序无法保障，经济活动也难以有效运行。因此，诚实守信是市场经济的基石。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也有一系列道德缺失问题，人际关系的淡漠、经济活动中的缺斤少两、政府和福利机构的失信，教育中的学术不规范等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生活的有序运行，这些都是诚信问题缺失造成的不良后果。国家逐步制定了更加具体的制度和措施。传统儒家诚信观，在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给现代社会以启示。国家层面，国家要对人民讲诚信，承诺给人民的福利要按时兑现。国家是由人民组成的，国家取信于民，人民才会尽力协力建设国家，为国家的富强而奋斗。如果国家失信于民，人民自身的权益得不到保障，社会动荡不安，这样的国家肯定不会强盛。因此，我们国家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制定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国家及时了解民情民意，制定符合国情的政策，保证国家安定。社会层面，社会的合理运行离不开每个人。人具有社会属性，时时刻刻处于社会之中。人不能孤独地存在，与人相处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儒家的诚信观告诉我们，与朋友交而有信。与人相处时，应该讲信用、遵守诺言。如此，人际关系才会和谐，社会也会平稳运行。个人层面，诚信是一个人立身处世根本。人无信不立，一个不讲诚信的人，是无法立足社会中的。我们国家将诚实守信作为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之一，是对诚信这一传统优秀思想的肯定和重视。一个人做到内诚于心，外信于人，就有了在社会中安身立命的基本条件。

作者：张瑜单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