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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史研究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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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曾謇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旨趣经历了从阐明中国社会形态演变到经世致用的变化过程,但以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组织为重点的治史特色和广搜史料不断拓展研究新领域的治史精神一直未变。曾謇的学术研究扩大了食货派的影响,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

关键词:

曾謇;中国社会经济史;治史特色

曾謇,又名资生,湖南安华县人,1931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国文系,学习语言学,但对史学抱以极大的兴趣。1934年5月开始撰写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的文章。1935年毕业后在北京大学经济史研究室工作,参与编辑天津《益世报•食货周刊》,成为食货派的骨干成员之一。1938年1月,参加国民党的民间宣传机构“艺文研究会”。抗战胜利后,主要从事南京《中央日报•食货周刊》的编辑工作。曾謇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著作有《中国古代社会》(上)、《中国宗法制度》、《中国历代土地问题述评》等;学术论文主要有《食货》半月刊9篇、天津《益世报•食货周刊》8篇、南京《中央日报•食货周刊》40篇;并在其他报刊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曾謇的学术研究扩大了食货派的影响,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应该予以重视。本文拟集中探讨曾謇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分析其学术成就,以期对曾謇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地位有一个新认识。

一、从阐明中国社会形态演变到经世致用的治史旨趣

与中国社会史论战时期的学者们一样,曾謇也积极探讨中国社会形态演变的历程。他深受食货派关于中国魏晋至唐末为封建社会论说的影响,大力阐发“魏晋封建说”。曾謇《三国时代的社会》详细考察了三国时代的社会情形,认为“三国时代是一个社会经济政治的剧乱时代。经过这一个时期,秦汉的社会转入于两晋南北朝中古的封建社会。在东汉,社会经济虽已经陷入于动乱的状态中,但至汉末三国这个时期才以显明的姿态暴露出来,两晋南北朝的社会虽然已即于典型的封建形态,但其主要转移时代,是在三国至东晋的这一阶段,所以三国及其前后的期间,恰是个社会转化的枢纽”[1]10。曾謇的论证为食货派“魏晋封建说”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曾謇的社会史分期的观点与食货派领袖陶希圣存在较大的分歧。陶希圣称“:他(曾謇)以西周为奴隶社会,此后为封建社会,所见与我是不同的。”

[2]7曾謇《西周时代的生产概况》一文通过对生产工具、藉田制的深入考察,发现西周是奴隶的社会,而且还是一个隆盛的奴隶社会[3]7。1946年,曾謇根据自己长期深入的研究,在社会史分期中提出了“三时期六阶段说”。(1)自殷周至嬴秦西汉为一期。此一期又可分为两大阶段。殷周二代至春秋,是氏族部落社会,这是古代时期的第一阶段。自春秋战国至秦汉(西汉),氏族社会解体,这是古代时期的第二阶段。(2)自东汉至五代为一时期。此期亦可分为两大阶段,东汉至南北朝为典型中古时期贵族政治。这是中古时期的第一阶段。南朝至五代这是中古时期的第二阶段。(3)自北宋至明清为一时期。北宋至元是近古时期的第一个阶段。明清是近古时期的第二阶段[4]3。抗战爆发以后,史学界兴起了“理学派的历史观”。“此派所有的观点,全系宋明以来理学家的观点;此派对于历史的态度,亦系旧日史家对于历史的态度。此派在过去数十年中,颇有日趋没落之势,最近之所以复活,含会有极浓厚的政治意义。”

[5]5在“理学派的历史观”的学术思潮影响之下,曾謇的治史旨趣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大力宣扬经世致用之学“:学即用也,用即学也;舍学无以致用,舍用无以明学;未有学而无用者也,未有用而非学者也;学而不能用者,其学未至也,用而不能明学者,其用非正也。”[6]弁言在民族危难之际,抗战建国之时,曾謇强调史学研究必须对抗战建国有所裨益。于是,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利用劫余的史料,潜积力量,坚持研究,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有所突破。抗战结束之后,曾謇与陶希圣积极创办南京《中央日报•食货周刊》,筹建食货学会,期望推动阐明中国社会形态演变和发扬经世致用之史学的学术研究。因此,曾謇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添加了大量现代社会经济史方面的内容,呈现出政治与学术交织的状态。

二、以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组织为重点的治史特色

曾謇主张通过社会组织和经济要素的深入考察来探讨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发展。他在食货派学人中“专攻古代社会组织与意识”[7]2“,长于丧服、宗法、婚制,曾在北平晨报上《北晨艺圃》有《守三斋杂说》陆续发表几项创见”[2]7。曾謇主要着力于西周社会性质的考察和宗法社会、宗族婚姻制度的研究,对中国古代社会组织有深入的探讨。《中国古代社会》(上册)一书详细论述了先秦中国社会中的民族、家族、婚姻等制度,内分绪论、殷周民族家族组织的比较研究、秦民族和楚民族的承继制、齐燕吴民族的婚姻与家族、青铜器铭文中所见古代民族婚媾和家族组织之一斑,普遍通行于贵族与富人阶级的一夫多妻制及形成一夫多妻制的两个主要来源、春秋时血缘婚与群婚制之孑遗、家族共同体的分解等八章[8]。此书收入陶希圣主持的中国社会史丛书,出版后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组织方面,曾謇主要借鉴了西方民族学的理论,并使用大量的金文资料。曾謇《周金文中的宗法纪录》专门从金文考释周代宗法制度,认为西周有着极普遍而且极典型的宗法组织,它是在家产共有制下由嫡长子承继制度形成的[9]3。《古代宗法社会与儒家思想的发展》是《中国宗法社会研究》的导论部分。该文认为“宗法社会的经济基础及其组织是变化的。由宗法社会的经济关系所形成的士人阶级也是变化的,依系于宗法社会而代表着士人阶级儒家的学说思想,当然也不能不相随而变”。宗法形态的特点一是家族财产公有,其管理和分配权操之于家长;二是嫡长子一支承继制的确立;三是一夫多妻制的实行[10]7。曾謇这些超越前人的新认识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曾謇对古代社会组织研究的兴趣一直未减,在宗法婚姻制度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中国宗法制度》一书,从宗法制度的产生及其基础、周金文中的宗法记录、家族财产共有与嫡长子继承制、族外婚制与宗亲制度、宗法社会与儒家的礼制思想、典型宗法制度的分解等方面对中国宗法制度进行了全面的论述[11]。正是因为曾謇持续关注中国古代的社会组织,而且方法得当,资料丰富,才使其在宗法婚姻制度研究领域独树一帜,成绩斐然。

三、广搜史料不断拓展研究新领域的治史精神

曾謇认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西洋的两位学习者———莫尔甘和恩格斯的著作”对其影响极大,他理解中国的古代社会“多是以他们的学说为根据而参加我自己的主张的”[8]自序。曾謇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社会学、经济学、经济史理论与方法,而且强调资料的搜集,不断开拓史学研究的新领域。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因为研究生产力需要大量相关的专门技术方面的知识,且资料较少,所以生产力方面的研究极为薄弱。但曾謇对于生产力方面的研究却非常重视,广泛搜集史料,试图从生产力上去论证西周为奴隶社会。曾謇《西周时代的生产概况》通过对西周社会生产工具、生产力的考察,认为“周初没有铁的发现,生产的工具是青铜器物。因为铜的天然蕴藏不能十分丰富的缘故。所以青铜的耕种工具很少。

因而遂形成一种耦耕制。”藉田制是古代真正的田制。尽人皆知的井田制,只是战国时孟子一班人对土地分配的一种主张,这种主张在战国以前是绝对不能发生的,因为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实行的是耦耕制。每一个农夫,不能私有一件工具,所以纵使领有百亩的土地也没法耕种[3]7。另外,曾謇还对三国时期农业生产的动力水冶与水碓进行了考察[12]。曾謇的学术探讨弥补了食货派在生产力方面研究的不足之处。为了推进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曾謇在土地制度方面用力颇深,与吴云端合著《中国历代土地问题述评》。该书对殷商以前的原始氏族公有制、周初土地的分封与贵族世禄制度、秦商鞅的变法、两汉限田与王田、曹魏的屯田、两晋的占田与课田制度、东晋南朝长江流域庄围、北魏至中唐的均田制度、唐的租庸调、宋代方田、均田、元代赐田限田、明代屯田庄田、清代圈地、庄田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13]。他们对所论各个朝代的土地制度,不仅提出了富于启发性的新解释,而且开拓了诸多新领域。曾謇还对各时代的阶级阶层的社会等级身份进行了探讨。《战国时代的士人与客》通过对从春秋到战国社会的考察,探讨了战国时士人的身份地位[14]1;《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阶级》指陈了秦汉时期社会阶级的大概[15]16;《秦汉时期的社会与流品》就秦汉时期依附于各阶级之间,不能明显划分阶级的各种社会流品如儒、侠、客、门生、故吏、部曲等进行了考察[16]13。此外,他还探讨了“奴产子”与“家生孩子”的问题[17]3。曾謇对历史上各种动乱社会的暴动表示了极大的关注,《汉末祸乱与中原黄河流域社会经济的残破》对汉末祸乱的发生、中原黄河流域都市和农村的残破进行了探讨[18]28;《汉末的社会政治经济与农民暴动》则对汉末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进行了分析,对农民暴动的情况进行了考察[19]19。时至今日,曾謇所开拓的诸多新领域仍有学者在研究。

综上,曾謇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旨趣经历了从阐明中国社会形态演变到经世致用的变化过程,在中国社会史分期中围绕“魏晋封建说”的阐发,着力于中国古代社会组织的研究,在宗法社会、宗族婚姻制度方面形成了独到的看法,对农业生产力、土地制度、社会等级身份、民众暴动也进行深入探讨,其中一些研究颇具开创意义,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曾謇不失为一位颇有建树的中国社会经济史专家,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1]曾謇.三国时代的社会[J]《.食货》半月刊,1937(5).

[2]陶希圣.编辑的话[J]《.食货》半月刊,1935(1).

[3]曾謇.西周时代的生产概况[J]《.食货》半月刊,1935,1.

[4]曾资生.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之史的发展阶段[N].南京《中央日报•食货周刊》,1946-8-3.

[5]曾繁康.中国现代史学界的检讨[J]《.责善》半月刊,1940(1).

[6]曾资生.中国政治制度史(第2册)[M].重庆:南方印书馆,1942.

[7]陶希圣.编辑的话[J]《.食货》半月刊,1935(2).

[8]曾謇.中国古代社会(上)[M].上海:新生命书局,1935.

[9]曾謇.周金文中的宗法纪录[J]《.食货》半月刊,1935(2).

[10]曾謇.古代宗法社会与儒家思想的发展[J]《.食货》半月刊,1937(5).

[11]曾资生.中国宗法制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12]曾资生.水冶与水碓[N].中央日报•食货周刊,1948-3-30.

[13]曾资生,吴云端.中国历代土地问题述评[M].上海:建国出版社,1948.

[14]陶希圣.战国时期的农夫与商人[J].大华杂志.1947(1).

[15]曾资生.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阶级[N].中央日报•食货周刊,1947-7-16,1947-7-23,1947-7-30.

[16]曾资生.秦汉时期的社会与流品[N].中央日报•食货周刊,1947-8-13,1947-8-20.

[17]曾资生“.奴产子”与”家生孩子”[N].中央日报•食货周刊,1948-3-3.

[18]曾资生.汉末祸乱与中原黄河流域社会经济的残破[N].中央日报•食货周刊,1946-12-28.

[19]曾资生.汉末的社会政治经济与农民暴动[N].中央日报•食货周刊,1947-11-19.

作者:苏永明 孔艳晓 单位: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江西省新建县第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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