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衰退的原因范文

大同镇地处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族的交接地带，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缓冲地，同时也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战争之地。明朝时期，大同镇在北疆的军事防务地位都比任何一朝重要，一则防御蒙古，二则藩屏京师。但是，到万历时期，大同镇却出现江河日下的局面，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农业生产条件的不利性

1．劳动人口数量减少明朝，其前、中、后三期的人口消长总是呈现不稳定的状态，这其中包括民户和军户，因为屯田制度的长期施行，军兵也成了农业生产劳动力的组成部分。据成化《山西通志》记载：永乐十年，大同府有16367户114629口。再看中期大同府的人口数，据成化、万历《山西通志》，正德《大同府志》记载：成化八年，有15120户121093口；正德七年，有16445户155381口；嘉靖三十八年，有16484户132456口；万历年间，有14830户131140口。由此可知，永乐到正德年间大同府的人口数处于稳定增长的阶段，自正德到万历时期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甚至出现负增长。这主要与战争、气候寒冷、土地承载力有极大的关系。明代实行军民分籍的户籍制度，其军队数量一直被视为国家机密，外人无从知晓。以上的人口数也只是民户的统计，至于军户，据《宣大山西三镇图说》记载：官军原额135778员，今实在额85780员。这里可以很清晰的知道，较之前朝，万历时军官数约减少了三分之一，这其中一方面是由于战乱导致军士的阵亡，但主要还是因为逃兵现象的大面积出现。民户的迟滞增长，军户的逃亡，导致劳动力数量不足，这就大大地影响了大同镇的农业发展水平。

2．土地贫瘠及兼并日益严重大同镇地处晋北地区，较之晋南，在气候、水源、土壤等方面都处于劣势。首先，在气候上，东部由于太行山的存在，阻挡了从东南沿海而来的湿润性季风，使其夏季降雨量相对不足，只能通过人工的水利兴修来弥补，无形中又加大了投入，加之15～16世纪是历史上的气候寒冷时期，地理学界把明清时期称之为“明清小冰期”，其特点是低温多灾，对于处在中纬度的大同镇来说，受灾害的影响就更为突出；其次，在土壤的贫瘠度上，“自昔饶林竹纑旄玉石，今有鱼盐枣柿之利。所瞎四郡，以太原为省会，而平阳为富饶。大同、潞安，倚边寒薄。地狭人稠，俗尚勤俭，然多玩好事末。”可见晋北地区自然环境恶劣，史载“太原以北，地半碱瘠不毛。逾月不雨，千里尽赤，方秋即霜，凋瘁又旱”，土壤的盐碱化程度高，不利于农作物的种植，农业生产条件甚是艰难。明代中后期，随着国运衰退，朝廷对屯田的管理日渐松弛，大同的屯田也是时断时续的。大同本有不少肥沃之地，但多被权势之家所霸占。如万历二年，“十一月辛未朔，户部言，大同一镇，原额屯粮七十余万石，军粮全赖供给。今实征地粮仅六分十一大同侵占荒芜过于宣府远甚，宜令设法清查，渐次修复，庶不负专设宪臣之意。”万历十年，“该省（山西）民屯田，丈出欺隐地五千一百余顷；万历十四年，且不才将领将膏腴公然隐占”。对于本来用地就紧张的大同来说，豪强的大肆侵占，一方面使得大同镇粮饷收入减少，另一方面致使人民无地可耕，流民增加，社会更加不稳定。

3．水利年久失修明初国势强盛，律法严明，从上到下都很关注水利，所以能取得较大的成就，但是，随着国运渐衰，法纪松弛，导致众多河塘堰塞，抑或被豪强贵族所占，百姓苦不堪言，如“国初以来，一切圩岸、坡塘之属，尽皆荒圮。年复一年，水利大坏。一遭旱潦，坐而待毙。”及至张居正主持朝政，关心民政，出台一系列治理水利的措施，水利设施建设得到片刻的回转，张公逝世后，万历皇帝荒淫无度，不理朝政，使得太岳先生生前所实施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治经济措施付诸东流，水利设施复回荒废之状，鲜有修整。如“万历十二年十月癸卯朔，湖广道御史徐待言，尚宝司司丞徐贞明所条陈沿边水利垦田事，宜户部复畿辅沿边之兵恒苦食之难给，而一带空地多称沃壤，向因北人不谙水利，以致抛荒淤积，无虑千万顷。”一方面，朝廷对水利事业日益忽视，使得大同镇的农事收成更为有限；另一方面，大同镇所处地理条件是水利不兴的另一重要因素，李心纯通过研究认为：到明代中叶以后，黄土高原的土壤侵蚀，已使山西北部、西部山区许多地方丧失了储蓄水源的能力，雨停河道即干涸，再加上洪水湍悍迅激，难资利用，几乎无水利可谈。一则，大同镇本处黄土高原，属大陆性气候，全年降水较少，可利用的水源少；二则，大同镇土壤多为黄土，受雨水冲刷侵蚀及屯田大肆开展，导致地表植被急剧减少，蓄水能力骤减，这就使得大同镇能用的水源所剩无几。综上两点可知，大同镇的水利事业必然得到不到长足的发展，其农业发展也将受限制。

二、采矿之风泛滥

万历时期的采矿之盛，可以说是历朝历代所无法企及的，矿监、税使的大量衍生，也导致人民生活苦受折磨，呼喊之声遍于中国大地。如万历二十七年十月，“东征西讨，萧然苦兵，自矿使出而百姓之苦更甚于兵，自矿使出而百姓之苦更甚于矿。年来远迩同嗟，贫富交困。

贫者家无宿储，止凭营运，但压其数钱之利，已扼其一日之喉，至于富民，需求不遂，立见倾家荡产，无地可容，有天难诉。”万历三十二年七月戊午，次辅沈鲤言：“自矿税兴而中使遍天下矣。中使出而四方无籍之徒随为爪牙耳目者，或分布乡村、城市，或把持官津渡口，或武断于商贾凑泊；所在树黄棋，揭圣旨，都舆从、张气焰，吮人之血，吸人之髓，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内监亦不能尽知。”这些都是采矿之风盛行所导致的后果，朝野大臣都极力上书，但得到的结果往往是“疏上不报”抑或“疏入留中”。需要指出的是，此时大同镇开采的矿产资源，以煤炭、铁矿为主，且煤炭的开采多是小规模的、少量的，因为受生产技术的限制，加之煤炭还未成为百姓日常生活燃料的主体，需求量小。万历一朝采矿的盛行主要还是对铁矿及其他稀有金属的开采，一方面是万历皇帝个人“勇于敛财”，喜好各类宝器；另一方面是万历时期兵事繁多，导致对铁质武器的需求量大，而大同本属军事重镇，固然会加大开采。大同采矿之风的盛行，虽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冶矿业的发展，但在技术条件有限的前提下，此种滥采，一则导致森林植被大规模破坏，致使此地生态环境更加脆弱，二则矿监横行，置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此其二大弊端矣。

三、商税沉重及马市没落

1．商业繁荣背后商税的沉重万历时期的大同镇经济可谓是处于巅峰状态，其中谭其骧教授对大同此时经济的分析可谓是鞭辟入里：“在明代，山西的边境城市大同的繁华也是很有名的……明朝设有防边九镇，称为九边，大同是九边中最繁华的。”这一时期大同镇的兴盛，带动了长城沿线商业经济的发展，但是繁华背后却隐藏着潜在的衰败。史载：“一革偏累以广报中，查得该镇（大同）召中盐粮，具系每年九月中。查取时估，定为一岁常规。至于春夏之时，青黄不接。市价高腾。并不酌量宽减。以致商人坐困，力不能支。且据各商糴买粮料。每银一两，该斗行牙行银二分。每米一石，自市送仓脚夫要脚价米一升。进仓应该耗米二升。又每米一石，搬运仓台，并嗮晾工食银六厘，抬斛上洒工食银五厘。入厫扛脚银七厘，饭食三厘，墊廒席价银六厘。大率每米一石，杂项使用费银八分六厘，料豆之费与米相等。而草束用，视官价信之。及積貯年久，谷仓之渗漏，粮料之亏损。查盘问罪，照数追赔。甚有逮繫妻孥，瘦死狱中者。即土商也不能堪命，况远商乎。据各商报告上草一万束，自愿加纳一千束以备亏折。听官攒守支，则其情可槩见矣。至于给银糴买，僉报商人。受祸尤酷。如李世臣丁汉臣等，控愬无门，饮药自尽。”此乃大同镇上缴商税的状况，在收成不好的年份，政府非但不减免商税，反而要商人承担各种损耗，连存储米粮的仓库因年久失修而导致的损失也由商人填补，更令笔者惊讶的是如若不能按时上缴规定的税额，还将连累妻女儿子，更有甚者连自己的性命也会搭进去，如此惨况真是让人不忍直视。可见政府将“重农抑商”的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

2．马市走向没落把汉那吉投明事件之后，明蒙之间便在大同镇设立了马市，同时还在大同镇建立了专门的牧场以备交易，如“万历二年闰十二月丁酉，宣大总督方逢时议建立牧场，大同镇于中路建立六场，西路四场，东路阳和一场部复俱依议行。”一直持续了五六十年之久。马市一般是每年开市一到两次，每次持续3～15日。同时，为保证互市的顺利进行，朝廷还会派官员管理，驻兵维持，各部头领也到市场监督自己的部属。开市之前，政府需要筹措银、钞，囤积货物，或招纳商人从内地运货到边塞，以备交易。笔者认为大同马市的开设主要还是出于政治目的考虑，为了维系明蒙间的友好关系以缓解边疆的防务压力，同时，附带性地给大同镇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如万历十三年佥都御史张岳为副都御史“其言马市为害，因仍不改，边备日弛，财源日耗。”但是愈至后期其经济效益显得愈发薄弱，甚至成为负担。纵观明代的历史，无论前期还是后期，大同镇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只不过随着国势的衰退，大同镇也渐渐地不同往日了。大同镇作为明代九边之一，其社会经济状况在北疆极具代表性，在某种意义上，万历时期大同镇社会经济的日益衰退，亦可窥略北疆各镇的社会经济状况也在走下坡路。

作者：钟荣帆  单位：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