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流动对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范文

摘要: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是长期以来备受关注的问题之一，文章先利用泰尔指数测算我国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再利用全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具体测算劳动力流动对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促进了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抑制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对此，要有效管理劳动力流动，积极引导劳动力回流，并且构建产业转移与劳动力回流协同模式，保障劳动力回乡就业需求，提高他们建设家乡的积极性，以此促进东、中西部共同发展，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关键词:区域经济;劳动力流动;泰尔指数;经济增长差距;共同发展

0引言

劳动力流动，是指劳动力为了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而在地区，产业，部门，就业状态，企业，乃至工作方面的转移。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说，劳动力流动是劳动力商品化的结果，是劳动力追求价值最大化的直接体现。当今世界，劳动力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人口学的问题，还涉及到经济与社会问题，因为劳动力流动会对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用库兹涅茨(Kuznets，1964)的话说，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是与劳动力的流动和人口的再分布密切相关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高速、稳健的发展，但在经济持续发展的过程中，伴随着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问题。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国家政策的支持及善于抓住投资机会的能力，其经济得到了率先发展，与这些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由于其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等因素的限制，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在此背景下，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逐步拉大。为了自身能够更好的发展以及受东部地区高工资的吸引，中西部大量劳动力流入东部发达地区。据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的流动人口总量为1．21亿人，到了2010年，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的流动人口总量为2．21亿人。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势必会带来诸多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对东部地区来说，大量的劳动力流动可以加速要素流动，使资源得到更好的配置以此来提高经济发展效率，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劳动力持续流入东部地区，会加大社会压力，提高政府的养老负担，造成交通拥挤，公共品服务不足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大量的劳动力外流，会造成产业萎靡，经济发展动力不足，老年人养老缺失，儿童缺爱等问题。基于以上问题，文章利用全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具体测算劳动力流动对我国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文章分为5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利用泰尔指数(Theil，1967)测算了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后面依次是实证分析和结论与对策。鉴于劳动力流动对区域经济的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分析，希望为解决这些现实问题提供一些积极贡献。

1文献综述

我国劳动力流动的浪潮可追溯到建国初期的工业化建设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且现在劳动力流动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对于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学者们对此持有不同的见解。根据各学者的研究结果，可把对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分为以下3种。部分学者认为劳动力流动会拉大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周家来、李刚(2008)［1］从要素流动的角度分析劳动力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认为较发达地区要素流动速度的加快会使其经济集聚能力更强，从而使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而较贫穷的地方由于资源禀赋等条件的限制，不能充分利用要素流动带来的效益，长此以来，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的经济差距会不断扩大;段均、杨俊(2011)［2］认为劳动力流动虽然从整体上来说会加快经济的发展速度，但由于收入效应以及分配效应效率的下降，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则会越来越大;Temple、Wobmann(2006)［3］认为就业结构的变化将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劳动力流动会拉大地区差距。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劳动力流动会缩小各地区间的经济差距。李实(1999)［4］认为农村劳动力可以通过外出务工，挣更多的钱，以此来缩小与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Joanna(2009)［5］通过把人口迁移率纳入增长回归模型，得出劳动力流动会缩小地区差距;王小鲁、樊纲(2004)［6］认为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是解决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缩小人均GDP差距的有效手段;史修松、赵曙东(2011)［7］和潘越、杜小敏(2010)［8］通过对劳动力流动的不同阶段进行研究，得出劳动力流动的综合因素会缩小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孙文凯、白重恩、谢沛初(2011)［9］得出政府政策的导向作用会缩小地区差距。还有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劳动力流动对于能否缩小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具有不确定性。许召元、李善同(2009)［10］通过构建包含资本外部性和拥挤效应的模型，由实证分析得出了劳动力流动不一定能缩小地区间的经济差距;洪兴建(2010)［11］通过分析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极化效应的影响，得出了劳动力流动对基尼系数几乎没有影响;李浴(2013)［12］通过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劳动力流入有利于缩小东西部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若劳动力流入西部地区，则会拉大东西部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因此，不能确定劳动力流动是否会对地区间的经济差距产生作用。樊士德、姜德波(2011)［13］通过研究也认为劳动力流动对区域经济增长差距存在不确定性。基于以上分析可知，大部分的学者都只侧重于分析劳动力流动是拉大了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还是缩小了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或者说对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没有影响，而忽略了地区自身条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先用泰尔指数测算3大地区间的差距，再通过实证分析具体测算劳动力流动对3大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依据实证结果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均衡发展提供一些积极贡献。

2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水平测度

改革开放后，为了提高我国整体的经济发展速度，政府实行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再带动其他地区富起来的政策，在此背景下，东部地区率先得到发展，经济发展速度远超于中西部地区，我国经济整体发展水平处于一种严重不均衡状态。为了具体测度3大地区间的差距水平，把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河北、广东、山东、海南、辽宁、福建划分为东部地区，把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山西、广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划分为中部地区;把陕西、甘肃、青海、宁夏、西藏、新疆、重庆、四川、宁夏、贵州划分为西部地区。

2．1测量方法与数据选取说明

虽然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方法有很多，但由于泰尔指数具有可加分解的特性［14］，不仅能够衡量我国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也能具体衡量我国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和各区域差距对我国整体差距的贡献度，因此，文中选取泰尔指数来测度我国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T，TD，TE，TN，TS分别为我国整体差距、3大地区间的差距、东部地区差距、中部地区差距以及西部地区差距。

2．2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测算结果

通过利用泰尔指数对我国整体差距以及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计算分解可得，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性较大，这种不平衡性不仅表现在我国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还表现在我国各地区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从图1中可以看出，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呈现一种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2000—2004年间，我国整体差距稳步上升，2004年到2005年，出现一种迅速扩大的态势，2005年到2008年，我国整体经济差距又呈现出急剧缩小的趋势，2008年到2014年，处于一种稳步下降的趋势，2014到2015年间，我国整体差距又有趋于上升的趋势。总体来说，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还是较大的。其次，我国3大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与我国总体差距走势大致相同，均呈现出一种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更为具体的说，我国3大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稍微小于我国整体差距，除此之外，各年间的扩大与缩小态势均与我国整体差距相同。从中也可以看出，我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3大区域间存在着较大的经济发展差距，如何缩小3大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水平是保持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最后，我国3大地区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小，也即我国整体经济差距水平较大主要是由于我国3大地区间经济差距较大造成的。由以上分析可知，我国3大地区间的经济差距水平较大，且受东部地区经济集聚效应的影响，大量劳动力流入东部地区，据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与2010年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流动人口翻了近一倍，人数分别为2000年的1．21亿人和2010年的2．21亿人，截止到2015年，流动人口总量变为2．47亿人。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对劳动力迁入地和劳动力迁出地的经济发展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鉴于此，不免会思考如此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会对3大地区间的经济差距产生怎样的影响，因此，下文将通过实证分析具体衡量劳动力流动对3大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影响。

3实证分析

3．1数据及变量的选取

文章基于2008—2016年全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由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能更准确的描述经济增长的情况，因此，选取各省市的人均GDP作为因变量，且为了保证数据的稳定性，对其进行对数处理，选取各省市历年人口净迁移率作为自变量，此外，由于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外商投资情况均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作用，因此，选取各省市固定资产投资占当年GDP的比重以及外商投资金额占当年GDP的比重作为控制变量。

3．2模型的选择和豪斯曼检验

面板数据包括多个维度信息，如个体，指标，时间等维度，因此，模型的选择对于面板数据来说至关重要。当今较为流行的检验方法为协方差分析检验法，因此，文中也选取此方法进行检验。其次，要进行豪斯曼检验，确定数据适用于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豪斯曼检验的原假设为解释变量与个体影响之间不相关，若拒绝原假设，则为固定效应模型，若无法拒绝原假设，则为随机效应模型。经检验，文中所选数据无法拒绝原假设，因此，选择随机效应模型。3．3单位根检验单位根检验的目的在于检验数据的平稳性，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

3．4实证结果

根据所选取的随机效应模型，并根据上文所述，把我国31个省市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3个地区分别进行实证，可以更好的判断劳动力流动对我国3大地区的影响，实证结果见表3．由实证结果可以看出，劳动力流动促进了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且劳动力流动速度每增加1%，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提高6．8%，但同时劳动力的流失抑制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劳动力流失速度每增加1%，中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减缓1%，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减缓2%;外商投资金额对3大地区的经济发展均有促进作用，外商投资金额每增加1%，东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提高63%，中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提高37%，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提高33%;固定资产投资也对3大地区的经济发展均有促进作用，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东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提高85%，中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提高73%，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提高46%．即，为了保持我国经济稳健，高速的发展，要合理管理劳动力的流动，并大力吸引外资以及加大固定资产投资。

4结论与建议

由以上分析可得，劳动力流动虽然在整体上提高了经济发展速度，但由于大量劳动力流入东部地区，导致劳动力流动促进了东部地区经济发展，但同时抑制了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基于劳动力流动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影响，具体提出以下几点政策性建议。第一，积极引导劳动力回流。当今时代，人才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由于大城市的经济集聚效应，中西部地区的大量劳动力流失，这一举动严重抑制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因此，积极引导劳动力回流可以扭转中西部人才流失的情况，且有利于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中西部地区大多数劳动力流失的主要原因是受到东部地区广阔的发展前景，优良的教育和医疗条件的吸引，因此，为了更好的引导劳动力回流，首先要让劳动力认识到自己的家乡也有发展的前景，也可以实现自身的价值;其次，要增强当地企业的竞争力，增加就业岗位，同时加大宣传力度，以此吸引更多的劳动力;最后，要加快城市化水平，努力提高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引导更多劳动力回流建设家乡。第二，构建产业转移与劳动力回流协同模式。在引导劳动力回流的同时，也要积极引导东部地区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因为就业机会是吸引劳动力回流的重要因素。要想更好的构建产业转移与劳动力回流协同模式，首先要利用中西部地区丰富的资源构建合理的产业承接机制，在进行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也要学习东部地区先进的技术与高效的管理方法，并且要合理进行分工，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以提高承接效率。其次，东部地区要加快产业升级速度，产业升级后，会提高对高端人才的需求，因此低端劳动力不得不回流到自己家乡，此外，东部地区通过把较低端的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增加中西部地区的就业机会，也会吸引大量的劳动力回流。第三，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与城乡社会福利统筹步伐劳动力迁移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经济因素的推动，受大城市较好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和财政制度的吸引，劳动力会纷纷选择流入大城市，因此，为了更好的管理劳动力流动，可以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使城乡的居民享有同样的待遇，这样有利于吸引劳动力建设家乡。此外，要继续推进我国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和土地市场建设，加大农村土地的更合理利用，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争取早日统筹城乡福利，使农村享有和大城市一样的较多的就业机会，优良的医疗和教育资源，以此减少大量农村劳动力的流动。通过增加中西部地区的人才建设，为缩小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以及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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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将；谭梅 单位：上海理工大学